我清晰地记得那是2006年的2月21日。春天开始了，学校也开学了。刘先生这学期给研究生们上“第四纪地质学”，这是一个刘先生领衔、众院士参与的系列讲座，刘先生今天首讲第一次课。此前我曾与地球科学学院的林秋雁有约，希望她能介绍几个地球科学领域的大家谈谈研究生教育。这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没几分钟，林秋雁老师来了，说今天刘东生院士来校讲课，愿意在课后专门谈谈研究生教育。
10点半刚过，我到教学楼阶梯教室时，两个小时的课程已经结束，教室内留着三三两两的学生，刘先生和他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坐在教室的前排，等候我的到来。我为自己的迟到而致歉，而刘先生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刘先生坚持站着上了两个小时的课，如果按原计划进行访谈，刘先生累吗？“要不明天吧！”我说。“那好啊！”声音有点沙哑，和蔼可亲。
2月22日，早上九点我如约到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时候，刘先生已经在办公室了。这是一间相比而言很大的办公室。办公桌的后面是成排的书架，书架上放置的是成卷成册的书籍，还有各类石头。办公桌前，春日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茶几和沙发上。
“那就从西南联大聊起吧！”访谈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得知刘先生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所以希望他先谈谈西南联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南联大的自由！学生可以选老师，老师也可以选学生。”时至今日，刘先生言犹在我耳。谈话间，学生不时敲门进来，请刘先生签字，或问其他事情。
谈及日本飞机轰炸下的昆明城和西南联大师生，我发现了在刘先生身上随着岁月流失而不曾消逝的伤感情绪。而两年来我在我思绪中经常飘荡并影响了我对中华文明认识的，是刘先生对“中国为什么能战胜日本”这一历史事实的解读——这应归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团结、忍性，以及民族危亡时刻的民族大义。
“我一般让年轻人放手干”，谈及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刘先生说，自己只给研究生们提供学科方向方面的指导，但不强求学生做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只有发现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对年轻人的成长，刘先生如此告诫。两年后的这个周末之夜，当我回味两年前飘荡在春光里的这些话音时，深深体味到这是一位科学领域的强者发出的感言，也是一位人生的长者对新一代人的劝诫。
访谈文稿经过一个月的打磨才成稿，我把清样发给刘先生后等待着回音。一周后，我收到刘先生的修改稿。“我一般让年轻人放手干”的标题只字没改，文中的部分人名、地名、学术名词旁，刘先生用铅笔认真而规范地做了较正。文末，他专门注了这样一段话：“这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一些简单的想法，并不一定有普遍的意义，希望对研究生院和未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一点参考。”
后来，访谈文章在多家媒体发表。再后来，听林老师说，刘先生生病了。而今天，听到刘先生去世了。我时常在想，什么人是令人尊敬的？显然，刘先生是令人尊敬的——爱国，艰苦奋斗，成就斐然，为人谦和，提携后辈，不争名、不争利，不摆架子，尊重别人。
深深祝愿“黄土之父”、“地球之子”刘东生院士一路走好！
把两年前文章做一链接，以此纪念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