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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涛
“我们不要一味地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转方式和调结构要在完善体制和政策上下工夫！”在日前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05场主题演讲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在作题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演讲时，发表了上述鲜明的观点。
高速增长后面临五大失衡
张卓元教授在演讲中表示，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解决中国经济这几年高速增长后面临的失衡问题。他说：“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5年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平均达到11.65%，其中2006年和2007年的增速分别达到了12.7%和14.2%。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累和加重了很多结构性矛盾，而结构调整主要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协调的问题。”他详细阐述了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5个失衡问题：
第一，储蓄和消费的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1978年，中国的储蓄率是37.9%，比世界平均储蓄率25.1%高了12.8个百分点；到了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51.4%，比世界平均储蓄率23.9%高了27.5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5个百分点。在储蓄率提高的同时，相反，消费率同期却在大幅度下降，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是62.1%，而到2008年则降为48.6%，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其中2002年到2008年的消费率下降特别多。
张卓元教授认为，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3.5个百分点。所谓内外失衡，出口依存度太高，内需不足，实际上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使我们越来越走上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说：“有专家提出，为了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十二五’期间，应当使消费率提高至占GDP的55%以上，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年应当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过于倚重第二产业。张卓元教授认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不利于就业岗位的快速增长。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到2009年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就是40%稍微多一点，如2001年占40.5%，2002年占40.5%，2008年占41.8%，2009年占42.6%。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的成倍增长而提高。“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低了十几个百分点”，张卓元教授列举具体数字说，“2007年，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72%，而我国是40%多一点”。他认为，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制约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今后应该快于GDP的增速，使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
第三，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低。张卓元教授说，中国经济迄今为止主要还是靠粗放扩张，物质资源的消耗大，效率不高。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是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和水泥的53%。如今，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由1990年的5%提高到了现在的50%以上。他认为，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我国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较低，2000年仅占0.9%，2008年则为1.47%，2009年为1.62%，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2.5%的水平。结果是我国的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达到50%以上。
第四，人和自然不和谐、不协调。2003年以来，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是生态和环境恶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确认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过大。如今，资源、环境、生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张卓元教授说：“我们不能够继续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老路，而要下决心走总体改善、局部也改善的绿色发展道路！”
第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据张卓元介绍，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警戒线以上，而且有上升的趋势。国内的一份权威报告说，从1988年到2007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差距，已经从7.3倍上升到了23倍。最近国内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把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计算进去，那么这种差距就不是23倍了，而是65倍了，这样的话，基尼系数显然要达到0.5以上。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几年来也在扩大，如果不考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3.3?1，如果考虑这些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差距将扩大到5?1。张卓元教授表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乱和政府调节不够，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经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他说：“过去我们往往更多的是偏重于把蛋糕做大，现在看来，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切好、分配好，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经济增速应放缓至8%
张卓元教授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他说：“我个人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放缓至8%左右比较合适，这有利于协调好经济长远平稳较快增长，协调好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如果光顾着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就容易落空，而且会带来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
关于如果继续追求两位数的增速会带来通货膨胀，张卓元教授表示，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必然要求大量增加贷款和供应货币，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例如，2009年，天量贷款使广义货币同比增长了27.7%，而当年“两会”确定的目标是17%；狭义货币同比增长了32.4%。2010年CPI上行的压力很大，原来预计7月份见底没有实现，8月份、9月份比7月份还要高，全年估计CPI要上涨3%多一点。他说：“今年还好，明年的情况要更严重一些，估计明年上半年要达到4%左右，有人甚至说要到5%左右，已经引起很多方面的注意。”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经济会因为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出现所谓“二次探底”，对此，张卓元教授表示，“二次探底论”实际上是不太赞成放缓经济增速的，但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9%，二季度为10.3%，三季度为9.6%，估计四季度增速在8%以上，这样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在10%左右，还是两位数，这根本谈不上探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比如回调到8%左右正常的中高速增长，老是想保两位数的增长，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将落空，甚至使失衡更加严重，最终会走向硬着陆。”
事实上，在张卓元看来，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和政策干预下，我们根本不必为经济探底发愁。
中国公共服务支出比同等水平国家低16～20个百分点
张卓元教授认为，尽管转方式、调结构有许多途径，但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因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于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工作，地方政府缺乏动力，有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为此，他强调以下3方面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要进行政府改革，各级政府要切实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不以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应当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他说：“根据我的体会，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必须靠政府转型来推动，政府转型是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就要转型；政府要不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就是一句空话。”他特别强调，在政府转型过程中，财政转型非常重要，财政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增速要高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速。他说：“通过国际比较，现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很多，大概低16到20个百分点。”
事实上，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地提高公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据张卓元教授介绍，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层论坛上，有研究报告说，如果中国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持续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
其次，要加快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改变长期实行的能源资源低价政策，使其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时要注意给低收入群体予以必要的补贴。
最后，要改变目前服务业营业税实际税负高于第二产业增值税负两个百分点的政策。张卓元说，现在第三产业的营业税税负太高，比第二产业的增值税税负要高两个百分点，实际上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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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30 9:40:00 中国经济导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