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在媒体上看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对日本福岛核泄漏发表的一些评论，深感有话不吐不快。但因为身体原因，耽误延后了一段时间。
福岛核电站出事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核电进行反思的浪潮。周大地对此指出：“中国如果简单地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
我要说的是，如果能源专家不能深刻理解核事故的破坏力，那才是真的“有点傻”。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在接受媒体采访谈核电发展时曾打比喻：“空难事故那么多，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发展航空了？”并且提到，不能因为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矿难，就“停止煤矿开采”。这样的比喻马上被《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撰文批评：核事故造成的危害，岂能跟飞机空难相提并论？
周大地也提到矿难问题：“我们的煤矿生产目前一年死亡约5000人，最多的时候，全国一年要死1万多名矿工。”他把这个数字与另一个官方数据——切尔诺贝利事故最终可能导致4000人死亡——进行了比较。其意自明。
但是，核事故一旦发生，不是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代人的问题。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广阔的无人区，今年的福岛事故也难以避免。核物质活动期长达上千年，将成为人类的一个大包袱。
周大地还谈到：“中国核电近期可达到年增1200万千瓦、中期可达到年增2000万千瓦的建设规模。中国核电2020年有望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的规模，2030年有望达到2亿千瓦规模，2050年达到4亿千瓦以上。届时，可提供全国15%以上的一次能源。”
中国现在在运转的核电规模不过是900万千瓦多一点，如果按照周大地说的这个速度发展，那么无疑是核能发展的大跃进。
他们提出这样高的发展速度，我们有没有作好准备？我看准备严重不足，安全方面的准备尤其不足。
我注意到，周大地参与的一项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中，谈到核能发展时，对安全问题几乎没有怎么涉及，只谈核能发展的资源问题。他们的理论模型认为，我国有200万吨以上的铀资源。但是我对这个模型的精度很表示怀疑。
中国并非富铀国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铀供应及需求量报告，在2007年初，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水平，全球大约可取得550万吨铀。而中国的国土面积约占世界土地面积的6.5%。那么我将这两个数字相乘，大概得到30万吨铀。甚至我敢判定，现在我们还没有30万吨铀。
国际上的报告又说还有1000万吨的潜在铀资源，那么我把这些都加上重算，中国所能掌握的铀资源未来也就大约是100万吨的规模。中国能从国际市场进口多少天然铀资源？恐怕比进口石油、天燃气还要困难很多！
在理论上，快堆能够使铀资源的利用效率从不到1%提高到60%，是很多专家大力提倡的核能发展方向。但是快堆也有问题，首先是现有快堆技术尚不够安全。可以加大投入，以确保其安全运转，但必然带来高成本。
其次，快堆技术的持续运转，离不开核燃料的后处理和核燃料的重建，这将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将大幅度（不是只提高20%~30%）提高发电成本。
第三，中国现在研究中的快堆，其生产钚239的增殖系数，才约为1.2。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增殖系数是1.6。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快堆，其提取钚239循环次数，要多出3倍，这也必将大幅度增加发电成本。
据我所知，中国的快堆研发者还没有认真测算一下，中国将实现的快中子堆核电站的“大跃进”，其真实的发电成本究竟是多少？我们的疑问是：这一“大跃进”式的规划，是否属正确的选择？
福岛事件出来后，我们的核能专家纷纷表示中国的核电站比福岛安全。但是我觉得这样简单地作结论，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你能说日本人不重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吗？或者说我们的核电站就全都属于安全类型吗？
现在很多人研究第三代核电站，说第三代核电站比第二代核电站安全。但据我所知，搞第二代核电站研究的专家并不认可这一结论。
日本人在建筑抗震上非常有经验，但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9级地震。而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韩国核电站的抗震标准是6.5级，现在韩国有声音要求将标准提高到7级。我们中国核电站的抗震标准设防到底是几级？其出现事故的概率究竟是多少，是1%，还是3%？中国的核电专家对这些“数字”从来是“讳莫如深”。我希望能公布这些数字，由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特别是我希望他们能回答：我国有哪座核电站能抗福岛式地震？很难说我国未来绝对不会发生9级地震。
可能很多公众不知道，但圈内的人都知道，核电站抗震级别要达到8级或者9级，成本增加是天文数字。这样一来，核电的市场竞争力将大减。
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核电站设计思路必须调整，标准必须提高，安全理念要加强，抗不了9级，至少也要能抗8级地震。
我觉得，福岛事故的发生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国的核能发展规划也应该相应作出调整和完善，不排除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肖洁/整理）(2011.5.26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