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学期末，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哈里哈寄宿制小学的师生正在为考试认真准备。50岁的弓树珍是该小学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最近，看到班里一名学生的点滴进步，她感到有些欣慰。弓树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虽然工作非常累，但学生的进步总是很激励我的。”
在哈里哈小学，繁重的教学任务让老师们有些喘不过气来。弓树珍目前教三年级课程，在她看来已经算是相对轻松了，只是由于学生很多，备课、批改作业的压力比较大。她介绍，学校五年级的老师教学任务最重，有的语文老师一天要上六节课。
同时，教授二年级语文和书法的魏老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她每天最少上4节课，最多时要上6节课，一周算下来便是20多节课。
不过，和教学工作比起来，照顾学生的生活则给老师们带来更大的责任和压力。
上学是老师，放学是父母
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两年后，围场县开始对辖区内的316所小学“动刀”，撤并村以下教学点140个、小学96所，而新建的中心校均为寄宿制学校。弓树珍从那时起由一所初中调来哈里哈小学任教。
“一开始见到住校的小学生，觉得他们都太小了，怎么能住校呢？这太不可思议了！”习惯了照料初中孩子的弓树珍，突然需要全天候照料50多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她感到有些担心。
很快，她的担忧便成了现实。由于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大多数初来住校的小学生都非常不习惯。
“一双双眼睛眼泪汪汪地望着你。”弓树珍回忆，“有时候一教室的孩子哭作一团，自己心里也非常难受。”
去年，来到哈里哈小学读二年级的刘艳（化名）受到弓树珍格外关注。当时，弓树珍刚刚接管这个班级。尽管接触住校小学生已经快10年，刘艳这个看上去十分文静的女生还是让弓树珍伤透了脑筋。
二年级一开学几个星期内，刘艳就以生病为理由频繁请假。“每次一生病，就只好通知她的妈妈来学校接她回家。”弓树珍说。
不过，久而久之，经验丰富的弓树珍发现，刘艳并没有真的生病，而是假装肚子疼、头疼以换取回家的机会。此后，弓树珍开始以母亲的身份日夜陪伴这个恋家的孩子。“先给她讲道理，告诉她不来学校学习将来会比别的同学少学知识，对她的成长不好。”她说，“放学后也会多去跟她交流，晚上还要哄她睡觉。”
这样一来，弓树珍本就繁忙的教学工作便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在哈里哈小学，每天都需要一名生活老师、一名校领导和一名班主任值班，10天轮一次，每次值3天班。这样的工作强度让弓树珍很难顾及自己的家庭。
2004年，弓树珍家里新盖了房子，正要装修，当时正值她管理低年级学生任务最重的时期。“家里需要我，但学校有100多个孩子也需要我。”这个想法让她感到十分矛盾。最后，学校的孩子“战胜”了装修新房子。
“一想到这些孩子们离开父母没人管，我就过意不去。”弓树珍笑称，“我上课是老师，下课便是他们的妈妈。”
除此之外，诸如补衣服、缝扣子等生活上的照料自然必不可少。同时，如果遇上孩子们调皮打架、生病，老师们半夜还要集中精力处理这些紧急情况。“安全问题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当地一名校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尽管孩子是老师们“甜蜜的负担”，但过大的工作压力不仅会影响教学质量，也影响了教师的个人生活。虽然许多老师为了工作会搬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住，但大部分老师仍然因工作繁忙常常不能回家。
去年，从村里一家幼儿园调任至哈里哈小学的魏老师，一直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心存愧疚。“虽然我的孩子也在哈里哈小学，但平时也没什么时间管她，顶多放学的时候带她回家。到了值班日，还不能送她回家，我们实际相处的时间很少。”魏老师说。
缺老师，更缺好老师
面对这样的局面，哈里哈寄宿制小学校长宋殿军也束手无策。“学校急缺教师资源，现在已经是一人顶几人用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哈里哈寄宿制小学目前共有12个班，学生超过500人，但教职员工只有27人。“加上授课教师、生活老师和行政人员，总共27人。”
他还介绍，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原本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班子也不得不加入授课、担任班主任的行列。
在教育学研究范畴，生师比是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去年9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教师队伍总量增加、配置状况总体改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师比为17.7：1。而哈里哈小学的这个数据则达到18.5：1，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带领学生前往围场县调研农村教育情况。调查发现，教育部门并没有为专门料理孩子们吃饭、睡觉的生活老师设立专门编制。“学校布局调整后，学校的职能增加了，而编制数量没有相应增加，教师人数总是不够用。”朱启臻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也就是说，学生在校安全、住宿及上下学交通问题缺乏专人管理，只能由授课教师兼任。
同时，学校不仅缺老师，更缺好老师。朱启臻在调研中发现，学校教学水平得到认可的骨干教师仍然是20年前师范中专的毕业生。“的确，那时读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而现在，上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却成了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朱启臻认为，这导致了农村学校师资水平整体偏低。
为帮助提升农村教师教学水平，中国计算机学会于2001年发起吕梁教育扶贫支教的社会公益活动。参加今年支教活动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徐明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很多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存在较大问题。”
为了扩大农村教师队伍，吸引优秀人才扎根农村，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联合启动实施“特岗计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服务期为3年。
2009年，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省便是其中之一，规定“以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可招少量应届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生”。
不过，在具体招聘特岗教师的过程中，校长们遇到了麻烦，其中之一便是报考特岗教师的毕业生并非都想从事教师职业，水平也参差不齐。一名校长举例，在一次针对音乐老师的招聘中，面试时请一名考生按乐谱弹奏一段乐曲，考生手足无措地表示他自己是学舞蹈的，不会弹琴。而在另一次针对体育老师的招聘中，一名考生连排球场、篮球场地都不会画。该校长很苦恼：“这样的考生，我们招还是不招？”
不仅如此，现有的酬劳标准也很难留住特岗教师。据悉，从2012年起，中央财政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调整为西部地区人均每年2.7万元，中部地区人均每年2.4万元。对此，宋殿军说：“农村条件本来就差，如果还以责任感、道德标准要求特岗教师留在农村，就不太现实了。”
布局调整亟待反思
教师工作量变大、数量相对少、水平参差不齐，成了目前农村教育中的最大隐患。在朱启臻看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留下了不少问题，师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布局调整已经实施十多年了，是时候进行反思了。”他说。
作为农民问题专家，朱启臻一直以社会学的视角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尽管围场县至今仍在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但其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区域内集约办学”的思想，开始对中小学布局结构进行全面调整。
2001年前，围场县共有小学316所，村以下教学点140个，在校生平均数为104人，其中百人规模以下的小学有113所。初中49所，在校生平均数为529人，其中不足300人的学校有15所，有7个乡镇开办了3所初中。
“围场县从2003年开始的布局调整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收获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率先暴露出布局调整带来的问题。”朱启臻说，“因此，我们将围场县作为调研的起点。”随后，他的课题组还承担了对山东、四川和江苏等省的调查任务。
毋庸置疑，布局调整给围场县中小学教育带来不少好处。据宋殿军介绍，从前，一所学校所有学生都由一名老师教，呈现“一人多科、多年级”的情况，这对教学研究不利。他认为，撤点并校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而县级财政的投入更是改观了学校的办学条件。同时，学生住校也提高了他们的自理能力，父母则有机会外出打工从而创造农村家庭的经济效益。
相反，参加山西吕梁扶贫支教的徐明伟则发现，在吕梁市岚县，一些小学并没有实施撤点并校。“没有并校的乡村小学大多数条件非常差，现在还在用水泥黑板。桌椅破旧，学生甚至要到户外参加考试，以矮墙做桌子。”显然，与围场县并校后的新校舍比起来，这样的教学条件已显得相当落后。
没有被并校的岚县普明镇中心校校长张梅申则对学校的现状感到担忧。“教育部规定7人以下的学校能兼并，我们有一所学校只有11名学生。”在《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张梅申多次表达了期待被并校的愿望。
对于撤点并校的学校来说，除了青黄不接的师资，寄宿制还使学校在“软件”上的诸多问题暴露无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庞丽娟曾撰文称，布局调整后，农村中小学生上学路程遥远、困难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校产生的食宿问题为农村家庭增加负担，寄宿学校安全、卫生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对此，朱启臻认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制定主要针对学龄儿童减少，目的是优化教育资源，但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充分考虑撤点并校可能产生的新问题。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应具有系统思维。”他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