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0月30日在杭州召开的国家公派留学选派工作会议上透露,5年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坚持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相结合,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按期回国率超过98%。
 
国家留学基金委表示,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已经成为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类紧缺专业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对国家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筑人才战略高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5年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有了新发展。在规模方面,年度选派人数从2006年的7500人增至2012年的1.6万人,翻了一倍多;目前正在外学习的人数2.4万多人。
 
在选派范围方面,由2007年前以访问学者为主,逐步扩大为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交流学生和短期研修生等,选派结构日趋合理;选派范围面向国内各行各业,受益面惠及社会各个领域。
 
在留学服务与管理方面,财政部批准自2010年9月起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大幅改善了公派留学人员的学习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管理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时间,莫言成为整个文化产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宠儿。曾经无人问津的书籍销售火热,曾经只存在于文学界的名字随着电视、报纸、网络的巨大传播效力迅速窜红,就连莫言的家乡高密也计划投种万亩“红高梁”,打造旅游景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莫言热”现象,不少学者表示,“不要过度消费莫言,要很快回归正常”于是,似乎出于物极必反的道理,“莫言热”又引来了种种批判的声音。

可是,“莫言热”应该被批判么?

莫言得奖之后,从学界到整个中国社会都欢呼雀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搬出自己2006年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谁更靠近诺贝尔文学奖?贾平凹或莫言?》以证实自己预测的正确性,人人网上更是出现了所谓的“诺奖科普帖”。这说明,对于诺奖,中国人是有很强的情结的。我们希望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以文明著称的古老国度,能够摘得这一为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世界级奖项。很明显,莫言摘得的,不只是属于个人的文学成就奖,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奖项。中国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诺奖获得者,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难道我们不该欢呼么?如果此时的中国社会噤若寒蝉,我们会不会更加觉出悲哀的味道?

莫言所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全球公认的影响力最高的最为权威的奖项,这自然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突然的繁荣。莫言的纯文学小说走俏了,于是我们慌了。因为在70、80年代的文学热之后,文学已经萧条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早以不习惯以这种仰望的姿态对待纯文学。文学所谓净化心灵、指引道路的功能早已被埋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就连高校的文学专业也成为最冷门的学科之一,与火热的经济、法律、管理类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文学失落的年代,通过诺奖的方式,为文学赢得哪怕是短暂的春天,又有何不可呢?况且,谁又知道会不会有人出于功利的目的,而真心喜欢上文学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多读一点儿书,消费文学,消费文化,并不全然就是坏事。

“莫言热”是正常的现象。诺奖获得者很容易得到拥戴,在各国都是如此,在我国更像久旱的大地终于盼来了甘霖,好比在沙漠中行走的人突然发现了绿洲。这种渴盼已久的被认可忽然降临,国人压抑已久的自豪感终于可以以一个合理的理由一次性的抒发了,暂时性的成为报纸网站头条,街头巷议的谈资也无可厚非。既然我们不会对世界各地的人崇拜爱因斯坦感到诧异,我们为什么要对本国人民推崇莫言感到不安呢?试想,如果莫言得的是诺贝尔生物学奖,民众的这些反应是不是就会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也许,我们应该警惕的,不是莫言热,而是如何摆正文学的位置,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产业。“莫言热”本身并没有错,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正确合理的“莫言产业化”之路。

 

10月27日,曾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造访了南京邮电大学,并且出席了江苏省“诺贝尔奖得主工作室”的揭幕仪式。作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格林贝格尔教授表示,其实对于他和其它很多科学家来说,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漫长研究过程中一段意外的小插曲,而在研究中得到的快乐远在获奖之上。
 
彼得·格林贝格尔教授1939年出生于德国,1988年时因发现巨磁阻效应而闻名于世,并因该项成就和法国科学家阿尔贝·费尔一起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格林贝格尔教授表示,他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是对于他来说折桂这项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大奖远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认为能够获得诺奖,除了杰出的成就外运气非常重要,而要好运气则是通过在不断的工作和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基于这重考虑,能够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选中的获奖者都是像他一样在相关领域里孜孜不倦的求知者。而他们这类人,格林贝格尔教授定义到,都是一些在科研中寻求满足感与成就感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探索、发现,并以自己的成就造福世人的快乐要远胜于获得荣誉所带来的快乐。
 
当被问及获得诺奖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时,老教授笑着说经常被人问类似的问题就是变化之一。此外之前一直默默埋首于研究中的他在获奖后俨然成了公众明星,出席活动、发表演讲,结果导致“很多时间被浪费在了路上”,格林贝格尔苦笑道;但是他同时也表示“生活就是这样,你得去适应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包括获奖”。除了名声之苦外,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也有给格林贝格尔教授的生活带来好的一面。获奖之后,原本已经从学校退休的他又再度被学校返聘,回到了自己心爱的实验室,而且学校还成立了以他命名的专门实验室和研究小组;另一方面其它学校也纷纷给他提供很多优厚的科研资源,请他前去参与或指导研究。“总之拜它之赐,我又可以在退休之后重新享受研究的过程了”,老教授说着,脸上又流露出了一丝开心的表情,一个有如涸泉之鱼见到大海的表情。
 
据了解,目前南京邮电大学的“Peter研究中心”已经准备完毕。从2013年2月份起,格林贝尔格教授将正式领衔研究中心的声子技术研究,和中国的研究者一起再度对未知科学领域的发起探索。

在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任教的张学新,昨今(10月25、26日)两天受邀在复旦大学讲学。
 
复旦的课堂上,听这位学者介绍“汉字的拼义理论”,师生无不眼前一亮,因为他的研究有力地维护着汉字“尊严”。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版曾发起一场中国人为何创新力不足的讨论。美国语言学家威廉·C·汉纳斯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西方字母系统能培养早期的分析和抽象思考能力,而“掌握汉字时的死记硬背养成了中国人一种循规蹈矩的态度”,不利于形成创新思维。
 
其时,张学新从神经认知科学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反证。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给中国人“争脸”的科学研究,眼下却让张学新陷入了窘境。
 
麻烦,缘起于这些研究成果“落地”的刊物。“因为不算SCI论文,无法兑换为工作量的考核。”除了学校内部考评交不了账,张学新更没有想到,刊物的“等级”也直接连累着他的研究成果存疑。
 
 
为中文期刊历史所吸引
 
一年前,张学新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中国人在阅读汉字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特有的脑电波——N200,而西方人阅读字母文字时根本没有。N200的发现,找到了区分中、西两种文字体系不同加工过程的一个关键指标。
 
“如果我当时把论文投到《自然》、《科学》这类国际期刊上去,现在就没这么多麻烦。”张学新记得,当初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写成了英文论文,正准备投给《自然》时,一桩小事触动了他的心绪。
 
其时,频繁到内地高校访学的张学新听一位学者朋友“吐槽”,说国内的大量学术期刊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好的稿子都流向国外,国内期刊稿源堪忧。
 
这和张学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看到的现象吻合:曾有一些内地中文期刊的主编心忧稿源,不惜跑到香港的高校约稿,但最后却空手而返。“香港本地没什么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学者一般都往国际期刊投稿,而大学教员的科研量,都是根据这些国际期刊的影响因子做核算后统计的。”
 
已有30多篇SCI论文发文记录的张学新临时决定,把最新研究发现的关于N200脑电波的文章投稿到国内权威期刊《科学通报》。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袁隆平的杂交稻、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屠呦呦等的青蒿素、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这些都是首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张学新坦言,虽然投稿时就知道有风险,但他仍然被这份国内期刊的光辉历史所吸引。
 
今年2月,张学新的论文在《科学通报》上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脑科学N200的研究也直接印证着他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即“汉字拼义理论”。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拼义文字,与拼音文字一起,构成人类文字最高发展阶段仅有的两个类型。拼音文字是听觉文字,而汉字是视觉文字,两者切合不同的科学规律,地位“不相伯仲”,不能相互转换。
 
闻讯这一研究后,内地和香港的多家媒体都围着张学新,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
 
 
评价体系唯“洋”是从
 
但作为教员,张学新却难以对任教学校“交代”。
 
“就像一个本可以考清华北大的孩子,放弃了‘清北’,去了别的学校,那当地的中学老师能不生气吗?!”一位熟悉张学新的复旦大学教授,用这个形象的比方道出了困境。
 
在这位知情人士眼里,张学新不仅很“怪”,也很“傻”。
 
张学新有一段传奇经历。早年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拿到物理学学士学位后,他转向攻读中科院生物系硕士,此后留美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但赶在助理教授6年聘期将满、即将评聘副教授的节骨眼上,他认为投篇文章就能救一家学术期刊,确实太傻。”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张学新坦然承认,在他的工作量考核表上,无论是脑科学N200,还是汉字拼义理论,这些听起来不错的研究由于均“落地”在国内期刊上,按照他所任教学校的考核,均属于C类刊物,不计入工作量。
 
更大的灾难是,张学新的论文由于没有投给国际刊物,缺乏“洋权威”的鉴定。在内地多所高校巡回演讲时,有同行就直接表达了内心的疑惑: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样的成果有多少可信度?!
 
同行的质疑针对刊物级别,而非针对研究的论据,这一点让张学新感到无奈而可悲。“中国人研究自己的汉字文化,但成果却要送给不通汉字的老外审一审,由他们鉴定,如此才能让我们放心?!”
 
事实上,缺乏学术自信心和判断力,围着SCI论文转,有人曾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我们先是学西方语言,交一笔学费;然后中国科研人员付出劳动做研究,好的结果先送到外文刊物发表,等他们合成刊物卖给我们。最后,西方人先发展高技术,开发成产品,卖给中国再赚钱。”
 
谈及张学新的困境,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认为,这是另一个受科研评价体系侵害的典型案例。唯“洋”是从的指挥棒下,一方面,学者的自主研究得不到足够认同和重视,另一方面,SCI论文却充满着荒诞的“权威文章”。
 
“不久前,我就看到过一篇发在国外刊物上的心理学论文,一个观点是,黄种人看到黄种人受到残害,他的心理痛苦程度比看到白种人受到残害时更甚。”孙时进忍不住评说道,“这不是废话吗!”
 
但对张学新来说,面对助理教授6年即将期满、学校考评在即的关键时刻,眼下,他能想到的唯一“补台”办法,就是寻求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成果认定。“已经有一些专家知道了我的这项研究,他们都很有兴趣,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一听说要写鉴定,都笑而不语。”
 
学术成果鉴定,责任很大,专家们故此显得谨慎。有人把这层道理告诉张学新,这让他意识到,“补台”难度很大。
 
 
评审流程亟需改造
 
在以SCI论文为主导的科研评价体系下,张学新并不是第一个“受伤”的。
 
近来,国内有多位院士在不同场合呼吁,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85%是垃圾”,学术圈要对崇洋媚外的风气保持警醒。
 
另一方面,研究成果的评级跟着刊物等级走,本身是一种评价迷失。在科学界,最被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是,2002年摘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他获奖的研究成果最初发表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学术刊物上,不是SCI,也没有影响因子。但因为在高分子研究领域提出了性质界定和结构解析的想法,此后有大量欧美科学家跟进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中国的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建立客观而自主的评价体系。提高中文学术期刊质量,是重要一环。
 
张学新很清楚,编辑审稿能力相对薄弱,难抵人情稿、关系稿,都是导致中文期刊权威性不足的“硬伤”。而对本土学者来说,用英语发文本身就是一道门槛,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下,大量草根科研人员“削足适履”,在论文写作上花费的力气不亚于研究本身,分散了科研精力。
 
因此次发文章“受了刺激”,张学新告诉记者,目前他正着手一项新的研究——无关心理学,而是针对中文期刊审稿流程。
 
在这套被称为“公平审稿系统”的新方案中,作者的投稿内容、审稿人的一审、二审意见以及作者的反馈等信息,评审过程都将在网上公开。这一系统的特点是,无论是作者、评审专家,还是主编,在透明审稿的流程中,只能以理服人,无法徇私舞弊。
 
据记者了解,目前,张学新的这一提议已经引起了国内不少期刊编辑部的注意。国内心理学研究的一家核心期刊,目前正在做方案细化工作,有望在几个月之内试行这一套“公开审稿新方案”。(原题:没找“洋刊物”麻烦一大堆)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迅速,但一想到‘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的问题,心就凉下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担忧,如果没有自己的仪器创新、没有自己的科学交流平台作为支撑,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将很难持续。
 
目前中国共有科技期刊近5000种,从数量上看,仅次于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科技期刊大国。然而,从质量上看,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却普遍不足。
 
中国如何办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似乎依旧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不可或缺却成短板
 
10月23日~2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科技期刊界的知名专家学者400余人,围绕“竞争·合作·创新——科技期刊未来发展之路”的主题展开充分探讨。
 
“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体系中突出的短板。”朱作言直言。
 
在他看来,科技期刊目前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另一方面,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国内优秀论文大量流向国外。
 
优秀论文的外流,给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带来了难以突破的困境,一些低端的学术刊物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维持低质量的“生存”。
 
身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透露:“前几年,我曾建议取消学报!”
 
原来,在和教授们的交流中,李培根发现,真正优秀的论文并没有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逐渐由“为读者服务”的平台,转为“为作者服务”的工具。
 
“当期刊不能真正为读者服务的时候,应该是走到尽头了。”李培根说,高校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值得反思。
 
 
 
转型不等于转企改制
 
“把期刊作为部门小利益或满足部分人发表论文的工具,是很危险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中国科技期刊要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必须把期刊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去生产,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潮中。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认为,首先要从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使科技期刊出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有人担心,科技期刊是高端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一旦市场化就会质量下降。
 
对此,邬书林表示,必须对科技期刊的本质功能有深刻的认识。“科技期刊是科技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最核心、最具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科技期刊改革一定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把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邬书林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也认为,这是对当前科技期刊小、散、乱结构性弊端的根本解决之道。“要‘断奶’,取消一切形式的行政保护、单位保护、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关系网保护,由社会效益和市场法则来决定其优胜劣汰。这也是让学术回归学术,避免和利益挂钩,纯洁学术风气的一条正道。”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长期的,伴随科技期刊转型的全过程。”石峰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其中一项改革,绝非改革的全部。“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使科技期刊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达到新的期刊业形态。”
 
 
并非英文就是国际化
 
当中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困境中摸索的时候,国际科技出版集团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国际期刊的质量精品化、运行集群化、出版细分化和竞争全球化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面对压力与挑战,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科技期刊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共识。
 
“中国科技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靠一个个单干还有很长的距离。”邬书林说,国际出版经验证明,国际重要出版集团无一例外通过并购完成。
 
刘经南则认为,数字化和网络化,是我国“弯道超车”成为科技期刊强国的好方法。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表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要获得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就要顺应世界科技期刊发展潮流,大力实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战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期刊出版竞争与合作,培育一批优秀国际科技期刊。
 
英文科技期刊对于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朱作言指出:“不是英文就是国际化,忽视中文期刊就走偏了。”
《中国科学报》 (2012-10-27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