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４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报告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肯定科学技术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向全国人民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１月１５日 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２月８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２月１４日－２５日 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西方通讯社陆续透露出这份报告的内容，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３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开始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２月１６日－３月３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３月５日 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的汇报时指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慢了一点；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以一百人左右为宜；手工业要努力快一点实现机械化；手工业的供产销应当纳入国家计划。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３月１４日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意见的报告。
３月１５日 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４月５日 《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犯的错误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１２月２９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在波匈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４月２０日－５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４月２５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４月２８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５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提出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６月１０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进一步强调反对急躁冒进。６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和通过《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出的这个方针。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７月２１日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８月２２日、９月８日、９月１３日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八大议程应突出建设这个主题。全会还就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领导核心的人选问题作了反复酝酿。
９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９月１５日－２７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１２日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斗。搞经济，这几年有了一些经验。搞新的科学技术还没有经验。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到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的情况下，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重申坚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大会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９月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１月１０日－１５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冒进倾向，明确提出：１９５７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１９５７年的计划。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虽然对继续反冒进有不同意见，不过没有提出批评，而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在１９５７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本年底 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52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工业总产值为642亿元，比上年增长28.2%，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钢447万吨，比上年增长56.8%；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生铁、钢、钢材、纯碱、烧碱、水泥等27种产品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610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产量为19275万吨，比上年增加4.8%；棉花为144.5万吨，比上年下降4.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155.28亿元，比上年增加59.1%。人民生活，主要是城镇居民生活有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3%。
１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小组成立以后，即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１月１８日－２７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１８日和２５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１９５６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２月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１９５６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２月２７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６月１９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３月６日－１３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１２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他明确宣布：整风先在党内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批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３月－４月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分途南下，沿路作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充分理解和认真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４月１０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１月７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４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４月３０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他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使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而且也设想通过党的若干具体领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５月１日 《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随即，中央还作出并发表《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５月２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
５月８日－６月３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５月１４日－１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１６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５月１５日－２５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２５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５月中旬 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６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６月２６日－７月１５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所作《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所作《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反击右派的气氛。此前，已被指名受到批判的人大代表在最后几天的全体会议上纷纷检讨。《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次大会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７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篇社论是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标志。
７月１７日－２１日 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正确地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同时又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８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９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９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９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１０月１５日 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通车典礼。
１０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一纲要的发布、宣传和实施，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大跃进”的发动。１９５７年末至１９５８年初在农村掀起的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１１月２日－２１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１２月２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１２月１６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固定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4%。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农业总产值537亿元，比1952年增长24.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3%；煤，13100万吨，比1952年增长98.5%；发电量，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粮食，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棉花，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5.8%；油料，419.6万吨，比1952年增长0.0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3.32亿元，比1952年增长229%。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总支出304.2亿元，结余6亿元。
２月２７日－３月５日 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账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账还是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３月１０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３月２５日－４月５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日）和八届七中全会（４月２日至５日）。两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整顿和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１９５９年4月上海会议纪要）。纪要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当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账”都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４月１８日－２８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１９５９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会议还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４月２９日 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６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为1300万吨。早在三四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４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５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６月２９日、７月２日 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归中央、省市两级。
７月２日－８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和八届八中全会（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７月１４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１９５８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８月７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８月１６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错误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８月１８日－９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议按照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基调，从历史上揭批彭德怀，认定彭德怀早有野心，几次错误路线都跟着走，并认定彭德怀、黄克诚是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就是要篡党篡军；追逼彭德怀交代所谓反党“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名单和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会议还抓住彭德怀过去主持修订颁布的军队内务条令某些内容，指责他是“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倡导者和主要责任者”，是“教条主义的总根子”。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９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要求：“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准备继续分期分批做这一工作。
９月１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时起，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对经过一定期间劳动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９月底 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１９６０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开发，从而迈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步伐。
１０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转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１２月８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3.5%下降到24.2%。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17000万吨，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万吨，比上年下降14%；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3%；原煤，36900万吨，比上年增长36.7%；原油，373万吨，比上年增长6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6.4%。进出口贸易总额149.3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9.72亿元，比上年增加30%。财政总收入487.1亿元，总支出552.9亿元，赤字65.8亿元。
１月１１日－２２日 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１９５８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３月３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３月８日－２６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近四十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４月１日－９日 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与会的省、市委书记汇报从１９５７年冬季以来本地区生产高潮的情况，提出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的目标。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毛泽东也提出巩固高潮必须务实，要压缩空气；但是又说空气并不少，只是改变一下状态，反冒进则是砍掉空气和氧气。
４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冶金、化工、铁道、煤炭、水电、石油、地质等部门负责人表示了各自超英赶美的决心。毛泽东讲话说，口号超英国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我们六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一年抓四次，十五年赶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虚实结合，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４月 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校长马寅初。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４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１９６０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５月５日－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５月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
５月２７日－７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５月３０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６月１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４月１５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忽视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６月２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６月１５日以前完成”。到６月２５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混乱。
６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６月１９日 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１９５８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７月，西北、华北、西南、东北、中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三千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６月２２日 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八百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１９６２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７月３１日－８月３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８月上旬 毛泽东先后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９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１９５９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１９５８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８月２３日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８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９月１３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１０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９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１１月２日－１０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和八届六中全会（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文件和１９５９年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８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１９５９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１２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比上年增长32.2%。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农业产品产量：钢，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长49.5%；原煤，2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油，226万吨，比上年增长54.8%；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棉花，196.9万吨，比上年增长20%；油料，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进出口贸易总额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国家财政总收入387.6亿元，总支出409.4亿元，赤字21.8亿元。
１月７日－１７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由于错误地估计“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１９５８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１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中央的批示指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３月６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３月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３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批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中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４月２２日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５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５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账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账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６月１４日－１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６月２４日－２６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６月２１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７月５日－８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１９６０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９月３０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８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报告。报告对当年计划内建设项目逐项作了审查，提出除少数关系重大的项目外，一般不再开工；集中力量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其余项目停建或推迟；计划外限额以上项目，要严格审查，坚决削减。
９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９月１４日－１０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通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１２月２１日批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９月下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以后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１０月４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转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该省北安庆华工具厂的有关材料。《指示》认为，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多来，“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
１１月３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１１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同日 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１１月１０日，五人小组提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初步确定从中央机关抽调10176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分别担任县、社、队干部和从事其他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还指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日 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１１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１２月３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１１月２１日起，钢、铁、煤、运出现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１９６１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为2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4.6%上升到53.3%；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24.2％下降到20.1％。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866万吨，比上年增长34.5％；原煤，3.97亿吨，比上年增长7.6％；原油，520万吨，比上年增长39.4％；粮食14350万吨，比上年下降15.6％；棉花，106.3万吨，比上年下降37.8％；油料194.1万吨，比上年下降52.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96.9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总额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13.9％。国家财政总收入572.3亿元，总支出654.1亿元，赤字8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