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84》压抑得让人无处可逃，那么《动物庄园》则多了一份含蓄缓和；如果说《1984》是对极权主义下，个人命运发展做出的某种预测，那么《动物庄园》则是对极权主义本身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描述，是对历史的总结。
故事从老麦哲的演说开始。老麦哲首先对人类提出质疑，认为人类对动物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他号召动物们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久，老麦哲便去世了。他死后，三头有主见的猪用心琢磨着老麦哲的训导，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动物主义”。他们在动物中发动讨论，批评了某些动物所谓的错误思想，并说服了大多数的动物。后来，动物庄园因主人的失败而逐渐衰落，动物们多年积累的怨气也得到释放。他们发动了“动物庄园起义”，将主人赶走。之后，便开始实施一些以前设想的美好政策，并将动物主义简化为“七诫”，其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一条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发展到后来，这种平等的观念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训诫所取代。它被不断的灌输给动物们，而动物们也慢慢接受了。此时，作为领导者的猪，还有他们豢养的狗，已经开始享受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权了。在后来，由于在如何建设新农场的问题上，名为拿破仑的猪和名为斯诺鲍的猪发生了分歧，经过激烈的斗争，拿破仑最终取得了胜利。它将斯诺鲍赶走，并宣布其为动物的敌人。拿破仑牢牢控制着大局，对反对者进行了血腥的清洗，享受到更多的特权。而动物们在“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的号召中，为动物庄园的繁荣努力工作着。它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淡忘了革命以前的生活。故事发展到最后，六头猪在大厅里与其他六个庄园主举杯联欢，并决定与人类和好，把“动物庄园”改回原来的“曼纳庄园”。其他动物在窗外默默的观看，“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就这样，故事以一种冷酷的方式结束了。“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更平等”也成为《动物庄园》中最为经典的语句。
《动物庄园》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对苏联历史的精辟浓缩，比如，“动物庄园起义”暗指十月革命，“牛棚大战”暗指苏联建国初期1918年-1920年间的内战和反对外国干涉军，拿破仑屠杀反对他的动物暗指三十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与弗雷德里克庄园的战斗暗指二战期间苏联与德国的战争。
而小说中的很多角色也都可以历史中找到原型，比如，老麦哲影射马克思和列宁，斯诺鲍影射托洛次基，拿破仑影射斯大林。其中，一些动物则代表了某些群体。如本杰明，一个对革命始终不做任何评价，对所谓动物主义抱有怀疑但却明哲自保的动物，象征有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对极权主义有所怀疑的知识分子；很多无名的猪，则象征着那些号称为人民服务却享受种种特权，胡作非为的“公仆”；鲍克瑟，“动物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以努力工作为己任，任劳任怨，最后却被拿破仑卖给宰马商，象征着盲目而愚昧无知的善良的人民；斯奎拉，动物庄园中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教育者，象征着没有任何独立思想的宣传机构，他们灌输着那些荒谬的思想，篡改着历史和现实；很多无名的狗，拿破仑实施恐怖统治的工具，象征极权主义国家的各种暴力机构，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其他无名的动物，象征着对极权主义不满但又不敢反抗，安于现状，麻木不仁的普通人。如果需要，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各种人都可以在《动物庄园》找到符合自己的角色。
《动物庄园》中，老麦哲是所谓“动物主义”的首创者，它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动物庄园悲剧的发生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认为老麦哲所暗指的是普列汉诺夫，但我觉得老麦哲更像是马克思，和激进的列宁。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没有盲目的追随马克思，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试图修正马克思的错误。在政治遗嘱中，普列汉诺夫写道：“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知识分子的地位将跃居首位，并且他们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同时，他认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他预见性的指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将建立一个恐怖的暴政。而老麦哲在他的演说中不断的煽动动物对人类的仇恨，认为动物和人势不两立。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所有靠四条腿行走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亲友。这些与普列汉诺夫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之间不可调和，否认激进的革命，是不能等同的。所以，认为老麦哲暗指普列汉诺夫是不那么恰当的，相反，认为它暗指马克思或者列宁或许更为合适。
但严格的说，小说中的老麦哲并不特指某个人，而是暗指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把人类划分了阶级，把一部分人划为敌人，而且没有妥协的余地，否认敌人应该享有权利。老麦哲这种带有偏激取向、却又能够吸引一部分人的思想，为那些别有用心的动物所利用，而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最终背道而驰。就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它是对人类优秀思想的一种继承，既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终极的真理，作为众多思想派别中的一个派别，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那些神化马克思思想的人、将会误解甚至毁灭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中，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修正并且结合国情的人很多，但都被那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打压下去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中国的陈独秀，都是如此。
《动物庄园》中另一位智者便是本杰明。它是一头有着丰富阅历和智慧的驴，对于动物庄园发生的一切，它总是保持着沉默。以前该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它总是说着“驴都长命，你们谁都没有见过死驴呢”。它比那些猪要聪明，却不愿出风头做些什么。这个明哲保身的驴，象征着那些本应该以理性和良知引导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开始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后来则更多是由于恐怖的暴政让他们心有忌惮。然而，在极权统治下，沉默也几乎是难以为继的。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折磨，让他们尊严扫地，脸面竟失，互相的攻击成为彼此定罪的铁证，最终成为极权统治的共谋者，既是刽子手，也是受害者。
与本杰明式的知识分子不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显得活跃的多。他们像分泌荷尔蒙一样分泌自己的正义感，自负地认为自己即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后来被极权主义的现实惊醒了，有的却继续狂热的推崇着暴力革命。罗素曾一直很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但去过苏联之后就改变态度了，他甚至在
可以看出，极权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尴尬的，他们摇摆不定，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和道路，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既扮演着极权主义的帮凶，又是极权主义未来的掘墓人。法国式的知识分子，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适合滋生和助长极权主义的。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盲目的群众，或者是极权主义的当权者和爪牙，都应该反省自己。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不仅是制度或者某个党派的问题，更不仅是某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中的问题。极权主义利用了人性中最为黑暗的一面，也利用人们期望追求光明的渴望，将人们引入奴役的深渊。彼得•德鲁克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对极权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极权主义发源于整个西方普遍的价值崩溃、信仰崩溃和制度崩溃”，“若认为极权主义中的这种号召牺牲的理想，只是一种伪善、自欺之谈或是宣传高调，那才是大错特错。它是从失望的深渊中成长出来的。正如1880年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流行一样，它可以吸引最高贵和最勇敢的青年人，今天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些战后一代中的优秀分子拒绝与这个现有的世界妥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既无值得一死的真正价值，而又无值得一活的活跃思想”。
极权主义对人们的伤害绝对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也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对于极权主义对俄罗斯的危害，中国学者金雁在《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一文中写道：“非常注重邻里关系、群体和谐的俄国人突然之间好像六亲不认，猜疑封闭起来。但这种‘原子化’状态并没有促使‘自由个性’成长，而是走向其反面，村社的瓦解导致的是个人进一步被压抑，宗法观念、依附观念更加扩张，过去和谐平等的邻里关系和集体氛围，被‘告密、揭发’的风气所取代。”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一文中痛心疾首地陈述道：“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回顾极权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法国大革命，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以及后来在落后国家泛滥的共产主义浪潮，极权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极权主义的势力才严重削弱，但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它的幽魂仍然在世界上游荡。解体后的苏联、剧变后东欧、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面临严峻的社会转型问题，而社会转型必然要牺牲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社会也会对现实普遍不满，俄罗斯的光头党，原东德地区的新纳粹，正是在社会转型解除了极权主义的高压后产生的。转型伤害了普通人的利益，带来了失望和民族主义的仇恨。在中国，在网络上“愤青”到处可见，言行偏激、荒谬，他们怀念文革，怀念毛时代。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的不公，道德的贫困让人失去理性，容易为某些东西狂热。希望我们国家的改革能够更快进行，我们的社会发展能够真正健康和谐。我相信，只有民主法治不断推行，社会不公逐渐减少的时候，仇恨和绝望才会不再那么泛滥，极权主义的幽灵才会离我们更远。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些人有着相似的足迹：他们都从中国农村的私塾走进西洋的高等学府；都经历着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都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为己任；都为他们钟爱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他们是那个时代精英的缩影，充满着学识、气魄与责任。蒋梦麟就是其中的一位。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归国后供职于江苏省教育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任《新教育》杂志主编。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至1945年任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年。还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是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他的作品中也透露出学者的敏锐、教育家的使命感和政治家的冷静沉着。
《西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梦麟在西南躲警报时，在暗黑的防空洞里用英文撰写的，他说这部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受到年轻读者的极大欢迎；这对蒋梦麟是很大鼓舞，因此他决定撰写与《西潮》衔接的《新潮》，可惜的是作品还未全部完成，蒋梦麟就去世了。《西潮·新潮》一书收录了两部书的原稿，作者以极其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成长中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悟，见证了西潮冲击下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的轨迹。作品平淡中凝练着激情，沉着中激荡着智慧。掩卷回味，我似乎看到了那个奔忙中不失优雅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着感召力。
一、“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纯粹科学？”
蒋梦麟的求学经历镌刻着时代的斑驳烙印，两个时代和两个世界在这里交汇。童年的蒋梦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儿童一样，枯燥乏味的诵读日复一日。青年时代他参加过科举，也曾在新式学堂就读。之后远渡重洋，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达9年之久。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经历让蒋梦麟在中西文化差异方面有了直接的发言权。
近代中国几乎被西方科学的洪流吞噬，蒋梦麟看到了中国科学的落后，也产生了“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纯粹科学”的疑问。蒋梦麟认为，所谓纯粹科学是以探寻真理本身为目的的科学，不带有其他功利的目的，西方在生活、军事等方面的领先正是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中国人更关注科学的实用意义和道德意义，思想和实践始终囿于道德和实用的范围之内。
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在《西潮·新潮》中，蒋梦麟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如果有人拿新奇的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可见，我们中国人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本身更感兴趣，关注实用的习惯使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
除了重实际之外，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我们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规律产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大学》中曾提出了求知的一般步骤，是从格物、致知开始的，但是根本的目的却不是“物”和“知”，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因此我们关注的科学往往是更具有道德意义的，是能够用来解决人际之间关系问题的。苹果落地，牛顿可以想到万有引力定律，而中国人却能找出道德意义。一件东西成熟了就自然掉下来，意味着你如果好好的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如果你家花园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蒋梦麟就是用这样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诠释着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基，读者不免为他的犀利与精辟折服，
蒋梦麟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一直未曾离开教育界，因此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付诸于实际。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校长，蒋梦麟试图将中国的教育和先进的文化融合，在抗战胜利前的20多年中，他一边反思，一边孜孜不倦的为中国教育寻求振兴之道，反思和重建科学教育的努力为世人称道。
二、“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科学教育
蒋梦麟是教育学博士，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他反复强调科学和科学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致力于改造中国人仅对科学的用途感兴趣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指出科学的重要实用价值，“没有科学，生活是不会丰富的。科学能驾驭自然力，供给人生的需要。”另一方面，蒋梦麟又引用杜威的话警告大家：“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显然，他希望人们用科学装点生活，但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仅靠追求实用是无法实现的，这样获得的只能是最表面的认识，科学教育必须经历一个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再到接触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在蒋梦麟的著作中，从来都充满着冷静的思索，不守旧，不唯新；不激进，不绝望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显得很是另类，然而正是这种寻觅中庸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谦逊使他能更透彻深入的理解中国的教育与文化。
在论述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大阻碍——过于强烈的道德观念时亦是如此。蒋梦麟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分析研究孔孟以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制度，他对中国传统道德持批判与继承兼有的态度，虽鼓吹西化，却并非全盘西化。一方面，他指出中国现代的科学教育应穿越道德宇宙的藩篱，去探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伦理法则，为知识而求知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中国道德体系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积极作用。在《西潮·新潮》中，他指出中国的道德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可见，在伦理道德方面蒋梦麟持有谨慎的态度，他否定中国教育中过多的道德成分，却并不主张彻底的颠覆，而是主张发掘传统道德在科学内容和科学态度方面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与西方走一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开始将科学教育的思想转化为实践改革。他多次强调要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兴趣，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告诫青年：“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事之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科学本质，养成科学精神，成为具有独立清晰思考能力的人。二三十年代，蒋梦麟在北大的工作重点也是加强自然学科建设。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先后建立了多座实验室和研究室。【马勇，蒋梦麟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84】此外，蒋梦麟运用现代的图书馆理念，将原来的图书部扩建为美国式的图书馆，从筹款、设计、建造到人事，无不亲自负责。蒋梦麟的理想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发现的科学，还要开展自己的研究，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前列。
此外，蒋梦麟也在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寻找道德体系上的支撑和调和点。他认可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教育中，“善”逐渐演变为了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只是遵守传统教条。而真正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养成健全之个人”，也就是充分发展儿童的个性和兴趣的教育，这是对性善论的现代诠释。他主张将中国儿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发展儿童的个性。这些要求正是蒋梦麟担任《新教育》主编时该杂志的指导思想原则。蒋梦麟主持北大的时候，也格外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他鼓励学生自治团体的充分发展，给学生张扬个性和表达自由思想的平台；改革北大课程设置，实行选科制，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此外，他还力邀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来北大讲学，激发学生对现代科学的兴趣。蒋梦麟培养学生个性、兴趣的思想和改革实践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蒋梦麟在《新潮》的引言中称：“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读罢全书，我在想
（本文中所引除标明的以外，均出自蒋梦麟著，《西潮·新潮》一书，岳麓书社2000年版）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去年春节时在表姐家，表姐忙着收拾屋子，我照看着表姐的孩子。小孩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便拿本书坐在旁边看着。表姐的邻居来访，我抬起头朝她微微一笑，又埋头看书。表姐笑着跟她的朋友说：“我这个表妹啊，这股劲真奇怪，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拿本书过日子。”亲戚或邻居教训孩子的时候就会把我搬出来当榜样，当然，“书呆子”也不可避免地从一起玩闹的朋友口中加诸我身。而我对于“书呆子”的称号向来不以为意。书的世界，卷帙浩繁，若不当一只“书虫”，以啃书为乐，那么焉能从漫漫书山书海中采撷智慧之花呢？至于呆不呆，无需过多在乎别人的说辞，自己心中自有一杆是非之秤。
而在如今的社会，“书呆子”似乎也越来越少，在充斥着手机、电脑的时代，我们与书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我也是天天盯着电脑屏幕，纸和笔的交汇逐渐被手指和键盘间的敲击所取代，翻书声被电脑的嗡嗡声所掩盖。在一次次面对着数字化的世界忙忙碌碌却不知何往的时候，唯有回归书本我才能找回心中的一份宁静。
我无比怀念过去岁月中那些啃书的日子。
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搬一把椅子到门前，捧一本书，一坐就是一整天：这是我最安详惬意的日子。太阳光缓缓地移动，把我的身影从一边挪到另一边，我如向日葵一般随着阳光而动，只不过跟向日葵正相反，是背对着阳光。这样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快，厚厚的一本书翻着翻着就翻到了头，头顶的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西沉。柔和的夕阳把我的影子拉长，这时候站起来伸个懒腰，那慵懒的气氛让我不忍告别不远处似乎伸手就可掬取的绯红晚霞。
幼年时还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在乡村，书如奢侈品一般。如果伙伴中谁有一本书，大家就会争相传看。在众多纷繁的书中，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看的那本蓝色封皮的《格林童话》，还有让我爱不释手的《红楼梦》连环画。而我现在如此喜爱《红楼梦》，我相信是那本小人书给我埋下了情根。在家里，最多的书就是我和哥哥的课本和学校发的学习资料。因为哥哥和我的课本版本不一样，于是，他的课本成了我宝贵的课外书。他的课本里的每一篇文章都被我细细地读过，很多课文我现在依然印象深刻，甚至里面有什么插图，大致在什么位置，我都还能在遥远的记忆中分辨出来。我们用不到的旧课本和学习资料我妈会把它们装进麻袋放到楼上的杂物堆中。而有时候我为了找某本书又会把它们重新倒出来。于是，那杂物堆中间被我铺了一地的书，而我就蹲在地上一本本寻找。慢慢地，我找书的动作变慢了，视线停留在那些文字上，以前看过的书和报纸我又忍不住重新回味了一遍，甚至哥哥的语文试卷上的那些阅读文章我都一字不落一一收入脑中。无数个安静的午后我就这样蹲在书堆中度过，等站起来我才发现双腿发麻，头昏眼花，而我要找的书早已被我抛在了脑后。
因为一书难求，我养成了拣到什么书都看的习惯。在我还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翻看着大人常看的报纸、杂志，那时候看得最多的杂志是《故事会》和《山海经》，而我对《故事会》的感情延续至今。有时候我的朋友很奇怪我会那么喜爱《故事会》，因为他们觉得那书并不太适合我，而我只能解释为儿时的影响根深蒂固，《故事会》中反映的世间百态是我儿时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
在当时一书难求的环境中，若是谁家有个书架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排书，便会让我艳羡不已。而我的叔叔屋中就有一个书柜。我的叔叔是村里人中少有的离大学就差一步的“知识分子”，他家里订了很多报纸、杂志，挂得满墙都是。我看的《故事会》、《山海经》和报纸就来自于他。然而，我叔叔的脾气比较怪，或许是爱书太甚，怕我这个小孩子把他的书弄坏或弄丢，他向来不允许我碰他的书，一看到我把他的书拿出来，他就暴跳如雷。因此，我常常趁他不在的时候“偷”他的书看，在他回来之前又急急把书放回原处。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与叔叔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把他书架中的书大概翻了一遍，而其中有几本厚厚的纸张已经泛黄的老书，我慑于叔叔的威严从不敢碰，每次都是怀着敬畏的心情看它们几眼便罢。如今回想起来，我真的很感谢叔叔和他的那些书，那段胆战心惊的看书经历现在想来妙趣横生，如一份佐料给沉静的读书过程平添了几分刺激。
小时候看的书林林总总，很乱很杂，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打下了坚实的语文功底。而后来我开始着重于看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从此爱上了文学。可惜，在浩瀚的书海中我只是在海边看惊涛拍岸，仅仅在岸边拾掇了几个小贝壳而已，而那深邃的海洋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知识和智慧，如何才能于沧海中取一粟？而且在如今日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纯粹的书本的世界正慢慢失落。回归书本，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希望这个声音不会在时代潮流中湮灭。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生命制高点》讲述的是有一群特殊的人群组成的“心灵之声”的艺术团的故事，一共分为6章39篇。在艺术团里，没有任何的“明星”和“大腕”，只是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群组成的特殊家庭。这是一个独特而又新奇的家族，是一个残缺而又精美的世界。当自己捧着《生命的制高点--走进残疾人艺术团》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封面上像是在一片草地上出芽的豆瓣，托起一粒成熟的种子，给予它营养，让它在空中翱翔。书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赴美访问前的专场演出，国家主席江泽民观看了演出，并亲切的接见了艺术团全体演员。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美国爱达荷州首府博伊斯市举行赴美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既是残疾人演员的骄傲，也是所有残疾人的骄傲。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拿下了生命的制高点，创造了特殊的艺术领域的奇迹.......”
这次是平生的第二次观看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绝对是最特殊、最值得让人观看的表演。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结束了，平时的演出的吼叫声和口哨声，现在少了，欢笑似乎也少了，脸上是未干的泪痕；同学们都不急着走，而是站在原地，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全体演员的精彩的演出。我坐在那里翻着书《生命的制高点--走进残疾人艺术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书中记载了这个由许多身体有缺陷的人群组成的特殊家庭，是用爱和坚强的意志所组成的大家庭。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家庭人员不愿提起的事情，也有他们认为不愿意或者自认为不值得回忆的事情，这些故事或许悲伤或许欢喜。
当我手捧《生命制高点》时，看到里面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是如何面对命运的磨难，勇敢地面对困难并战胜命运的故事，自己不禁从心里佩服他们，为他们的遭遇和面对生活的勇气所倾心。我时常拿出这本书，翻着他们艰难不易的经历，仿佛自己就是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经历着一切，让我挥泪如洒。是啊，给生命插上翅膀，任何人都可以飞翔……翻着这本书，那些演员的身影似乎还在舞台上晃动，那优雅的舞姿还在眼前飘逸，那些演员的经历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明白了他们演绎不仅是艺术，他们演绎的是抗争、是人生、是生命、更是生存和生活；他们给我们呈现的不是一种态度，更是生存态度，一种现代社会人群中独特家庭中的生存状态和态度；也是对幸福生活的奋斗和向往。这个和我们学院进行的“生命、生存、生活”系列活动刚好吻合，给我极大的鼓舞和震撼。我知道了：在以后得学习和生活中，不断的完善自己，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端正态度，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奋斗。我得到了：为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不懈努力，为自己的生活奋斗，正确定位。 我们自己的生活，怎么过，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好好对待。
王彦龙和王锡杰精彩的呈现了这样一群特殊人群的特殊人生经历，给了我在生活和学习一种无比的力量，激励着我向自己的目标前进；被他们那独特的魅力所折服，被他们那顽强的意志所被震撼，我的心已经被他们坚强的信念所征服了。这也不仅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观看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那是在大学一年级军训时期，是参加《千手观音》节目的演员来到我们大学慰问演出，才有幸近距离的和他们接触。当时没有搭建任何的舞台和灯光设施，我们所有的同学就席地而坐；我就坐在临时舞台的正前方，旁边就有几个残疾人。在和他们交谈和接触过程中，感觉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自己一个完全而健康的身体。此时此刻，我不禁要问：作为身体完全正常的我们，又在做什么了？面对困难挫折，我们是怎么做的？轻易放弃？自杀，或是自暴自弃？责难命运的不公？此时，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拥有太多太多……
他们能克服的困难，为什么我就不能克服呢，我不能做一一个学习和生活中的失败者，要做一个强者。假使你很脆弱，也能用世间最美的音符谱写自己生活的乐章，用世间最动人的歌声舞动青春，用世间最灿烂的笑容迎接灵魂。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被《生命的制高点》和那一晚的情节深深的牵拉着，自己时刻的提醒自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所有事情，我能行！我是最强的。我充满信心，自己能站在生命制高点放声高歌。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穿越时空隧道，我们来到科学精神的起源地——希腊。在这里，认识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见到传奇式的人物毕达哥拉斯，进入“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柏拉图学园，领略百科全书似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风采，拜访希腊三大数学家欧几里得、阿波罗尼和阿基米德。
希腊不愧为科学精神的起源地，从此以后，自然界不再是混乱、神秘和变化无常的，而成为一个有内在规律和秩序的，并且规律和秩序能够为人们把握的对象。
科学的发展史充满曲折，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又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公元最初的五百多年，是古典文化持续衰落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柏拉图学园被封闭和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烧，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再一次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但科学历史的车轮毕竟滚滚向前。在东方，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放射出耀眼夺目的科学技术的光芒，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在欧洲的文化沙漠时代，阿拉伯人继承了希腊的科学遗产，成了科学火种的保存者。
当旧的科学理论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时，必然有新的科学理论将它取代，科学也在实现着不断的自我更新。从16、17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到18世纪技术革命与理性启蒙；从19世纪古典科学的全面发展，科学变得技术化、社会化，到20世纪人类探索宇宙与生命之谜，科学在原子能、航天航空、生物技术、电子技术与信息方面得到巨大发展，又处在新的转折点上。
本书中讲述的科学史在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科学家作出科学发现的具体过程，从而使我们体会到探索自然奥秘的幸福与艰辛；它宏观的揭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发展规律，具体地展现科学技术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巨大作用。虽然自认为对于许多科学的东西耳熟能详，觉得许多科学的道理理所当然，但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熟知”往往并非“真知”。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都逃避了理性的反思，反而成为一种盲目的东西。所以了解和学习科学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厚厚的一部科学史，汇聚着人类思考的结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正确的认识方法既不是单纯的经验主义，像蚂蚁那样虽忙忙碌碌但没有目标，也不能是单纯的理性主义，像蜘蛛那样虽织工精巧但空洞无物。必须将它们结合起来，像蜜蜂那样，从花园和田野里采集花朵，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消化和处理它们。这些话语在现在看来仍是那样精辟，我们既要注重实践的重要性，也要注重理论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像蜜蜂那样酿出香甜的蜜糖。
科学不只是一些方法上、技巧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既面对自然，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也深入人性，在科学活动中弘扬诚实、为追求真理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传播一种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和宽容精神，是最富有人性的。
微生物学的伟大创立者巴斯德放弃了能使他获得巨大财富的巴斯德消毒法的专利权，以使之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这是他高尚品德的见证。他毕生坚持不懈的与自然发生说作斗争，与一群又一群保守而又无知的著名人士公开辩论，表现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识。
当人们变得日益浮躁的时候，当学术造假愈演愈烈的时候，当人们在追求能发表多少篇SCI的时候，这些学术大家的道德情怀为人称道，阅读他们的事迹对我们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洗礼。
真正的科学家不仅增长人类的自然知识，而且传播一种在思想上独立思考、有条理怀疑的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与自己的老师柏拉图非常不同的哲学体系，对此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哥白尼的革命破除了亚里士多德的绝对运动的概念，提出相对运动的概念；伽利略创造并示范了新的科学实验传统，将近代科学引入历史的舞台；牛顿又在科学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牛顿力学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理论威力，光学、电磁学与力学的统一使物理学显示出一种形式上的完整，被誉为“一座庄严雄伟的建筑体系和动人心弦的美丽的殿堂”。这些巨大的成就使人们相信古典科学已发展到顶峰，剩下的事情只是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原理用于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上去。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则使物理学呈现出另一种图景，成为物理世界更普适的基础理论。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科学探索的长路，一直是向前延伸的。牛顿生前有两句名言。第一句是：“如果我比别人看的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第二句是：“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我自认为我不过是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童，不时为找到比常见的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欣喜，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全然未被发现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好奇心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因为未知的事情太多了，人们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天我们在努力充实自己，是为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无数优秀的科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或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开拓，或另辟蹊径，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永不止步。
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说过，一个从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前事情的人，永远是孩童。阅读科学的历史使科学时代的人们变得深思熟虑。只有当代不断地进行科学创新，才能推动科学历史的发展。作为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学子，义不容辞地要为中国科学的创新而勇攀高峰；作为我来自新疆的学子，义不容辞地要运用科学的力量为新疆的大开放大建设大发展而热忱服务，谱写科学历史的新篇章。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