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16日讯 记者余建斌报道:在今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59场主题报告会上,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指出,目前流行的大学排行榜把不同类型的院校用同一标准进行评价的做法并不恰当,应将综合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加以区别,按不同的标准分别排名。

    潘宗光认为,目前的大学排行榜往往以学校老师发表的论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和引用情况作为衡量标准。事实上,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院校的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应用型大学除了传授和探索基础知识外,还要把基础理论转变为各个领域的应用知识,不能单纯用发表论文、著作来衡量其发展。在现有的排行体系下,应用型大学名次总是落后。一些应用型大学为了能挤进排行榜前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办学理念,转而向综合型大学发展。这种“拿苹果跟橘子比”的评价体系,并不利于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潘宗光建议,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院校设立不同的排行榜,以科研成果对社会的贡献、获得专利情况等指标来评价应用型大学的水平。同时,国家应制定政策支持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使综合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及专门性大学能够同步前进。

    《人民日报》 (2007-04-17 第11版)

信报讯 (记者李剑英)“现在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是采用论文数据作为评审标准,这不利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昨天,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做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时,对大学排行榜提出质疑。 潘宗光表示,把综合型院校和应用型院校用同一评审标准进行对比,就像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评价。这种排名 容易使应用型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产生动摇。应建立应用型大学排行榜,将专利列入大学排行榜。(北京娱乐信报)

中新网4月17日电 据京华时报报道,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昨天做客中科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抨击内地大学排行榜不科学,对应用型和专业型大学不公平。他建议排行榜应把大学分为综合型大学、应用型大学、专业型大学三类进行排名。 “现在的排行榜,主要就是以学校教师发表了多少论文、论文引用的次数作为最重要的评审标准。”潘宗光说,综合型的院校由于基础学科比较齐全、强大,自然名列前茅,而应用型大学则往往排名落后。这必然会影响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潘宗光表示,把综合型院校和应用型院校用同一评审标准进行对比,就像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评价。这种排名容易使应用型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产生动摇。应建立应用型大学排行榜,将专利列入大学排行榜。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7年04月17日 09:41

“我反对只要本单位的课题能够上,就不对与其他成员有关系的课题提意见的潜规则。”昨天,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领军研制龙芯2号CPU、曙光3000服务器等诸多我国计算机领域顶尖之作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所长、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演讲中对当前科技界中存在的诸多“潜规则”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科技管理包产到户 李国杰院士首先批评的是目前“包产到户的科技管理方式”。 他认为该方式对科学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财政部、科技部现在还在大力推进课题组长负责制,看起来工作具体细致,实际上不符合高技术和重大项目的规律”,“钱到了课题组长手里就出不来了,就是他的了。课题组长是谁管?实际上不是我管,是归给钱的管。现在我们部有很多司,每个司都有好多处,每个处长手里都有钱,每个处长下面还管好几十个项目,但是做高技术研究不是这么管的”。 ■评审、验收走过场 “我参加过不知多少次评审会和验收会,基本上鉴定意见、评审报告都是事先写好的,而且可以自己给自己写,写完以后再讨论,就变成作文老师了,这种评审意见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 李国杰院士表示,科技界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要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下大力气反对和抵制各种走过场的评审会和验收会,“这些会应当是一种非常严格的背靠背,大家畅所欲言把正确的意见讲出来的形式,但这种氛围现在没有形成,这是很不好的一种文化”。 ■科技界存在“官本位”文化 李国杰院士对当前科技界中存在的“官本位”文化,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博士毕业五六年后还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已成为我国的稀缺资源。” 他指出,官本位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高层次人才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意在第一线科研攻关,总想着去当什么'长’,或愿意到管理部门去工作。因此在科研单位要分别培养科研尖子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用不同评价体系考核两类人员。” 相关新闻 大学排行榜就像把苹果比橘子 昨天,与李国杰院士同台发表演讲的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则对大学排行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比较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是采用老师发表多少文章在什么杂志,文章被引用次数多少作为重要的评审标准。这样综合型的院校由于基础学科比较齐全和强大而排名靠前,但把综合型院校和不同类型院校以同一评审标准进行对比,这就像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评价一样,对于一所大学建立是没有帮助的。” “很多大学校长跟我讲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应用型大学的校长,虽然他们科研成果不错,但是得不到重视。”潘宗光称,虽然国家强调排行榜不是政府行为,但是会对办学产生压力,“我建议应为应用型院校的科研成果建立更为合理的评估准则,我们也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院校建立不同的排行榜。” 来源:北京青年报

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表示,中美需要合作创建一个全新国际体制。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些挑战,我们需要中国的崛起。”基辛格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对它有所顾忌。但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美国要抱怨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以及中国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各自的发展。基辛格解释说,以史为鉴,当你看到地球的重心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时,另外一个国家突然就变得非常强大,在这个时候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们也不应该去阻止它的崛起,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合作,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基辛格指出,最近北京六方会谈协议的签署,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美之间建立的密切合作。他说,“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美国的利益就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即使美国执政党发生变化,但还是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指出,中国和美国已经结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但这个利益共同体又是不对称的。郑必坚表示,中美可以共同发展,而经济联系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同时,中美这种不对称利益共同体,又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不平衡;美国科技水平远高于中国;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富裕发展水平也不对称等方面。 郑必坚在回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演讲时还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以发展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全方位、开放性的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不以任何国家的衰败为前提。郑必坚指出,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要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但这种发展不是以别国的衰败为前提的。郑必坚说,以中美两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济各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也处于前列。在两国各自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经济联系的规模日益扩大,程度不断加深。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中美两国是可以共同发展的。郑必坚指出,中国要和平地发展,就是要与不同的国家结成各种各样的,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全方位、开放性的利益共同体,加强合作,互惠互利,这就是中国人的和谐世界观。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记者 宫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