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叶铁桥 实习生严亚男)盛夏,对大多数年轻学子而言,往往意味着悠长而惬意的暑假。但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子们,却在7月底才刚刚结束他们的课程,因为他们有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夏季学期。
 
从2004年开始,中科院研究生院每年都设立夏季学期,目的在于促使研究生们顺利实现从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到科学研究的过渡。
 
该院教务长苏刚表示,现在学科交叉现象非常普遍,学生难以适应,夏季课程可以在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聘请国内外优秀学者及科研第一线人员,集中讲授学科前沿知识,拓宽研究生知识面,促进创新思维的形成。
 
苏刚说,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夏季课程还借鉴了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的做法,全部对外开放。“中科院是一个国立科研机构,具有公益属性,有义务向社会提供这样的教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期:2007-08-06)

    最近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波鸿大学一名历史系女生的学士论文被发现是从互联网下载的,结果她不仅没有获得毕业证,而且还被禁止进入德国其他高校学习历史。另外还有一名社会学系的女生因为剽窃被撤销了学位,并处以高达1万欧元的罚款,因为德国新的高校法律规定,对剽窃事件最高可以收取5万欧元的罚款。
 
    国内媒体也报道说,中科院研究生院公布了今年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定结果,5592名学生获博士、硕士学位,14名研究生因未达到相关标准而被缓授学位,一名去年毕业的博士因被发现学位论文数据造假而被撤销学位。
 
    这名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其院士导师发公开信揭发引起轰动,大概也不至于成为几千名毕业生中唯一的典型。两相比较,国内高校对学生论文造假的处罚显然要轻微得多。读者也许以为我要呼吁向发达国家学习,对造假学生加重处罚。其实不然。国内研究生造假之普遍,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其值得同情之处,绝非用重典就能解决的。
 
    这其实是这几年来国内高等教育成了赢利的产业,盲目扩招的恶果。有的教授、研究员,特别是能拉来大笔经费的院士、校领导,能够同时带四、五十名研究生,而本人又忙于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如何有精力、时间对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有实质性的指导?何况许多研究生导师的知识老化、科研能力低下,即使有心指导学生也力不从心。所以许多“博导”其实是既不博又不导,他们的能耐只是体现在能拉来经费招学生来做课题,然后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类似于包工头。学生缺乏恰当的指导和监督,被逼急了难免要造假。
 
    所以国外高校的学生造假是正常教育环境下的不正常现象,而国内高校的学生造假则是不正常教育环境下的正常现象,不具有可比性。国外高校对学生造假处罚严厉,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它们对教授造假的处罚更加严厉。国内高校、研究所则不然,对造假的教授百般包庇,责任往往就由学生独力承担,一开了之。被发现造假之前,教授要不劳而获分享成果,被发现造假之后,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甚至做大义灭亲状,公平吗?
 
    国内许多学生之造假,是因为看到教授、院士本身也在造假,跟着学了。也有的是因为对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有模糊、错误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不明白学术造假的严重性。所以我一向主张对教授、院士的造假应该严厉处罚,对学生则应该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防患于未然。据报道,中科院研究生院从今年9月设置《通识案例》必修课,学生将接受法律法规、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很好。但愿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这门课的老师本身也有学术道德,也在遵守学术规范。
 
(《法制晚报》2007.7.24. ·方舟子·)

 
采访:陈凤桂 徐子英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实习生 张凌子
 
受访:Yves Gueguen教授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原副校长、法国著名岩石物理学家Yves Gueguen教授应邀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夏季学期中开设一门小学期课程——A Weak Earth(脆弱的地球)。这门课程于6月21日开讲,经过一周多的时间,于6月29日全部结束。日前记者采访了Yves Gueguen教授。
 
入校的笔试相当难
 
《大学周刊》:此次是您第二次来华,上次也就是2004年,您到北京大学作了讲座。这次为什么会接受研究生院的邀请来讲课?
 
Yves Gueguen教授:我们学校以前就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合作,讲课也是合作的一部分。另外,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去年3位中国同事到我们那里访问交流,相处很愉快,让我对这里的科研和教学很感兴趣。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本身也很吸引我,非常高兴能接到邀请,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
 
《大学周刊》:巴黎高师有200多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世界声誉,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什么?
 
Yves Gueguen教授:学校创办于1794年,创办的宗旨是通过一种高水平的学术与文化训练,培养有志从事基础或应用科学研究的学生从事大学和中学教学,并在更广义上,为国家行政部门和企业服务。
 
《大学周刊》:巴黎高师每年招生人数只有两百多人,规模是比较小的,你们挑选这些精英的标准是什么?
 
Yves Gueguen教授:学校规模较小,学生人数不多。要进入学校需要通过一定的考试,合格了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学生的人数。
 
招生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硕士生申请者只要通过笔试就可以,考试相当难,因此,通过的学生都具有相当好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能力。
 
博士生在通过笔试后,还要求他们针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和硕士期间的课程作一个学术性的报告,回答一些问题,对于表现优异者才能给予录取。
 
《大学周刊》:这些学生都是从哪里来的?
 
Yves Gueguen教授:巴黎高师不招收本科生,只是从其他大学挑选优秀的本科生,帮助他们迅速地完成本科课程,以接受巴黎高师的硕士课程。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法国,每年大约有20多个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等国。
 
让更多优秀学生了解
 
《大学周刊》:您曾是巴黎高师的副校长,同时也是教授,两个角色会不会有冲突,您是怎样处理这个关系的?
 
Yves Gueguen教授:我在2003年到2006年9月这三年半时间担任巴黎高师的副校长。在巴黎高师,教授多多少少都会参与一些行政上的事务,只是在担任行政职务时,工作会倾向于行政。
 
在我担任副校长的三年半期间,就较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科研教学上的任务承担得就少一些。从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我就全力做好教学和科研的工作。
 
《大学周刊》:近些年,国际高等教育的中心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中心在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为世界瞩目,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而现在,似乎最吸引留学生的是美国。您对这一变化怎么看?
 
Yves Gueguen教授:18至19世纪,欧洲文化达到了它的繁荣鼎盛期。欧洲的高等教育在文化的推动下也达到了黄金时代。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参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这些欧洲强国的文化和经济实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更是无暇顾及高等教育。美国在这期间发展起来了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
 
应该说,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一直没有赶上美国。这是因为欧洲的教育体制比较分散,没有联合、集中起来。往往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德国是德国,各行其是。虽然现在情况有进步,但仍然不够。而美国的教育在比较一致的文化理念下进行,并借助较大的国土面积和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中的优势地位,不断更新发展。
 
我相信如果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能够很好的合作,欧洲的高等教育还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
 
《大学周刊》:具体地说,巴黎高师怎样应对高等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和挑战呢?
 
Yves Gueguen教授:我们学校这些年来一直希望招收更多的高层次的国际学生,可是一直没有招到足够的学生。
 
事实上,欧洲各国的大学都力图吸收更多的高水平国际学生,但是,除了英国在这方面做得可能稍好一些,其他国家像德国、丹麦等仍然没有打开留学市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挖掘自身的优势,让优秀的国际学生了解到我们。
 
一次全新的体验
 
《大学周刊》:您接触了不少的中国学生,能否就专业学习提一些建议?
 
Yves Gueguen教授: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拿我自己来讲,我从事岩石物理方面的研究很多年,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生而言应该关注科学发展研究。在中国,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国家资源、地震等。在地球科学方面,需要了解自然现象、自然资源、水、油、天然气等。我的建议是大家应该多关注这些问题。
 
《大学周刊》:您对于研究生学习有什么建议?
 
Yves Gueguen教授:我认为研究生教育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这样学起来就轻松点;第二,自身兴趣与长处,选择你感兴趣的东西,你就会愿意且有激情地去做。同时,选择你能力最擅长方面的事做,你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大学周刊》:您开设的课程是A Weak Earth(脆弱的地球),从标题上看很吸引人。
 
Yves Gueguen教授: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石耀霖院士建议取一个吸引人的名字,于是我选择了这个简短而有趣的名字。
 
为什么说地球是脆弱的,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主要是由液体组成,从这个层面上说地球是脆弱的。另一方面,从小的时间尺度上讲,因为固体机制的影响,地球除了稳定的变形外,地球表层经常发生破裂和断层,比如发生地震,从这一层面上讲地球是脆弱的。
 
《大学周刊》:1994年,您出版了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cs of Rocks(《岩石物理学导论》)这本书,引起了专家们的广泛关注。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Yves Gueguen教授:这是我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一本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地球科学,介绍了岩石的组成、物理性质等内容,告诉人们地球上有什么东西,岩石由什么组成。
 
《大学周刊》:对于研究生院夏季学期,您有什么看法?
 
Yves Gueguen教授: 我对此了解很少,可能学生更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对学生还是挺有帮助的,一方面,结识了不同的人,接触了不同的思想;另一方面,开阔了视野。
 
《大学周刊》:在这里上课,您感觉如何?谈谈您在中科院上课的体会。
 
Yves Gueguen教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很高兴来这里讲课,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上课,第一次与这里的学生和老师们接触,感觉很新鲜。这里的学生很多,流动也快,有时上课人多,有时上课人少。因为人多,管理就有点难,与每个同学们沟通的机会也少。但总体上来说,我对这次讲课还是感觉很愉快的。
 

 
中科院一名女博士因假造论文数据,近日被撤销博士学位。该博士的导师林国强院士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生为何造假,他到现在都不明白;当时抽查学生论文时,并没能抽查到这一篇;事后他们花了半年时间才证实其造假。
 
女博士造假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记者在对北京的部分博士进行调查时,100%的被访者都说,导师不动手做实验;有博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实验数据是否真实,导师只有听学生的。
 
更有博士认为,目前各高校和院所对学生论文的监管办法,基本上没什么用处。有中科院教师提议,不妨考虑引进对导师的“实质性处理办法”。
 
造假事件震动学界  “最牛化学所”曝出女博士造假事件
 
7月11日,中科院发布公告,称因为论文数据造假,一名博士的学位被撤销。此事随即被北青、北晨、京华等媒体报道,各大网站进行转载,引起人们关注。
 
其实早在今年3月,一封以该博士生导师林国强院士的名义发表的“公开信”,就在网络上流传。信中披露,林院士发现自己的一名女博士生在毕业论文数据中造假,于是撤回了这篇已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的论文,并提请国务院学位办撤销女博士的学位。
 
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位于上海,被认为是中国在该领域“最牛”的一个科研单位。而林国强院士也被认为是该领域内“最牛”的科学家之一(他曾任有机所所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的主任,被称为“国内化学界目前重要的领袖人物”)。此外,刊登该论文的《美国化学会志》,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顶级的化学刊物。
 
大概涉及的几方都够得上“重量级”,该事件引起的震动颇大。几乎所有的化学论坛和不少学术网站、考研网站都转贴了这封被认为是“自曝家丑”的“公开信”。
 
包括国内各大高校院所与化学相关的学生老师在内,在网上对此事进行了讨论,部分网站的争论还相当激烈。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有机所是否给学生过大的压力,导师是否该承担第一责任,等等。
 
林院士否认自己发过“公开信”
 
但在7月13日,记者拨通林国强院士的电话时,他坚决否认这封所谓的“公开信”是自己发表的,并对此前网上的质疑一一回应。
 
“那封信不是我把它弄到网上去的,因此我不负责。”林院士说,这封信不是公开信,他们是内部课题组长之间沟通,目的是防止再出现这种事情。
 
“你看第一句话,‘各位同事’,这不是向社会公开吧?一公开就把事情搞乱了。”林院士说,要公开给社会的话,不是这种写法。
 
这封信被人不负责任地传到网上去,一上网就全世界都知道了,林院士说自己本来不是这个意图。公开这封信的一个后果,林院士认为是让自己和女博士黄欣欣(化名)双方面都没有退路了,也让他们跟黄的进一步沟通变得不可能。
 
“原来她是可能有退路的,我们公布的时候,把学位委员会的这个事情向她讲清楚,她完全可以回来重新再念博士。但是现在一上网,她就没有退路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为什么我反对把它弄到网上去,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林院士说。
 
 
花半年时间才证实她造假  开始没怀疑她造假
 
虽然否认“公开信”,但是林院士向记者承认,这封信涉及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黄欣欣的博士论文,题目由林院士指定,其中一个工作是合成某类化合物。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黄欣欣“实现”了最初的设想,研究结果发表到《美国化学会志》上。
 
该论文发表时,署名作者共有3人,其中第一作者是黄欣欣,第二作者(同时也是通讯作者)是有机所的副研究员徐明华博士,第三作者就是林院士本人。
 
黄欣欣于去年博士毕业后去了德国做博士后,而这个课题由林院士的另一位研究生冯陈国继续。但从去年9 月开始,冯陈国在做实验时,始终无法做出黄欣欣原来的数据。
 
“当时还没怀疑她造假,我想会不会是后来做试验的这个学生,没把她的手法学好。但是做着做着,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这时黄欣欣远在德国,通过E-mail联系到她。黄表示,问题可能出在她使用的那瓶试剂上,但是她说“那瓶试剂已经被完全用光了,连瓶子都已不知去向了”,意思是无法找出事情的原委。同时,黄欣欣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些都是我当初确确实实做出来的,但现在,我也确实无法为自己做出什么有力的证明与辩护,此心唯天可证!”
 
出飞机票让她回国重做实验
 
此时,林院士已经预感到问题的复杂,决定提供国际旅费,请黄欣欣回国重复实验。林院士回忆说,“我们也是想挽救她,她把这事说清楚,我们还是给她机会的。万一我们出差错了呢?”
 
但是黄欣欣拖延着不肯回国。在林院士的坚持之下,经过数次反复交涉,黄欣欣终于在今年1 月21 日回到了上海。但她也没能做出原来的实验结果。到第三天黄就不辞而别,她的手机也处在无人接听或关机状态。
 
“没办法我们就只能自己接着查,一个一个数据做,花大钱把它做了出来。”从去年9月开始验证,到此时,林院士一方已经花去了半年时间。
 
在2 月14 日林院士将他们查实的结果以快递信件寄给黄。信上说,给她三周时间充分考虑与申辩,并在3 月5 日前答复。
 
黄回信说,我承认与否,有什么区别吗?在之后的E-mail 中又说:“不要再找我了,要怎样处理,你们看着办吧,我是不会再回头了”。
 
“但最后她也没有承认,人也消失了,这个机会就失掉了。”林院士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是想给她一个能申辩和主动承认的缓冲时间。但我们的善意未能等来她的表态。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等了。你想想看,我的压力也很大啊。现在的数据是我们自己查出来的。假如是别人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假,那怎么办?我们就讲不清了。所以这半年以来我们难受得很。”
 
一步一步查,小组反复开会,甚至把上海附近的学生都召集过来,林院士还存有一线希望——万一她不是造假呢?我们不会怪错人吧?
 
事情上网后怕她自杀
 
查证清楚后,林院士在3月15日给JACS的主编去信,要求撤销JACS上的那篇论文。
 
显然,这一事件给黄欣欣本人也带来严重的后果。3 月16 日,黄在德国的导师K.nig 教授给林院士发来E-mail ,告诉他们黄在3 月初已经对他说起论文的数据有问题,因此她的聘用合同立即终止,并于3 月5 日离开了K.nig小组。“德国那边很不客气的,当时就让她走了。”林院士说。
 
3 月22 日,林院士向有机所方面汇报了黄欣欣的造假实情,并在第二天通报给全所所有的在读研究生。大概在3月28日,林院士在所内做的报告就流传到了互联网上。在新语丝、化学吧等国内论坛,甚至在大洋彼岸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论坛,都引发了广泛争论。
 
从那之后到现在,林院士一直都没再跟黄欣欣联系过。“现在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没办法再联系了。”
 
据林院士回忆,黄欣欣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跟同学的关系相处得也都很好。如果没闹到网上去,她还可以回来重新读博士,“即便她犯了大错误,也是要治病救人。”
 
记者问:你今后还会试着跟她沟通一次吗?
 
林院士回答道:“很难的,我怕她自杀。一弄到网上,大家都在指着鼻子骂,这个小女孩能不能承受得了?就算在国外,她也总要在华人圈中生活吧?她以后还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吗?”
 
对自己的信被公开在网上,林院士的不满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现在一上网,我们就更没办法搞清楚她究竟是什么动机。我们双方面没对质过,不像一个法庭,两方还可以辩论一下,现在没这个机会了。”
 
所里抽查毕业论文 没抽查到她 她是高智商造假 很难发现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林院士为什么没能发现自己的学生造假,对此网上颇有异议。
 
有人认为导师跟学生之间沟通不够,否则不可能发现不了。
 
“研究生做论文期间应该会有定期的工作汇报,事后才发现如此重大造假问题,说明平时研究组及导师不够严谨。”一篇出现在化学论坛的帖子这样说道。
 
对这一批评,林院士回答说,当时他跟黄欣欣之间经常进行沟通,但黄的造假有其特殊性,是属于“智商很高、很难发现”的例子。
 
“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这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复核过。我叫了一个学生去参加她的工作,但是没有发现。”
 
林院士说自己刚开始没想到数据有问题。他打比方说:黄欣欣做了一个杯子,我们想用这个方法做个更大的杯子,就必须重复做一遍,重做时才发现问题。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林院士他们搞不清楚是不是实验技巧不一样,才导致差错。再加上黄欣欣并非完完全全的造假,“原来做的是30分,她把它讲到了90分。这样你就很难发现。”
 
林院士后来把组里的同学全部集中起来,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不是从这条线上去查。“于是我们倒过来做,通过人工的办法,硬把数据分开,做了5个月,她所有的化合物我们全部重复,才把它初步搞清楚,花了很大的精力啊。”
 
3 月7 日,林院士召集了一次在沪已毕业的博士和已出站的博士后会议,就查核实验数据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讨论结果是,黄欣欣论文中的重要数据是造假无疑。“虽然黄煞费苦心,从表面上看,近20 个化合物的各类数据均齐全,但最终谎言还是被戳穿!”
 
我们以前曾派一名学生跟她复核实验 但没能发现问题
 
按照林院士的说法,早在去年黄欣欣还没毕业时,他们就曾派一名学生同黄一起进行复核实验。
 
“这是我们所里防止学生造假数据的办法。”林院士说。只不过,这次例行的复核,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博士告诉记者,这种由两名学生共同复核实验结果的办法,其实在全国高校都通行。只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常常没什么用。原因很多,比如复核的学生应付差事,双方关系影响结果,等等。
 
一个网名为hoc2h2的有机所人员也表示:“亲自在场听了林先生的情况通报,对此我也只能说,很无奈。现在很多课题组采用了一个学生的实验结果由另一个学生重复的办法来防止造假。但是,彼此彻底信任,真的很难。”
 
林院士还对记者说,在毕业之前,他们所里还会对一些毕业论文进行抽查,但当时也没有抽查到这篇论文。
 
“如果我不追究下去,或许是最省心的办法,这事也可能就过去了,但我们的学术道德在哪里呢?”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为什么造假
 
在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论坛,一名化学工作者跟帖说:“做科研做到博士这个程度……难以想象是多大的学术压力让她铤而走险。”类似的说法还出现在新语丝等论坛,不少人认为,校方给博士生施加的学术压力过大,是导致黄欣欣造假的原因所在。
 
但林院士否认了这一指责。他说,虽然目前不少学校给研究生下达了论文指标,但他们有机所却从来没这样做过,他们的学生不发表论文照样可以毕业。
 
林院士说,直到今天,他都搞不清楚黄欣欣为什么造假。“她本可以从从容容、没有任何问题地毕业。”但让林院士寒心的是,在真实的数据面前,“黄欣欣不但没有直面它,而是采取赌咒发誓、错误引导、百般抵赖,直至销声匿迹的态度。”
 
在那封“公开信”中,林院士还这样记录:“事实上,自她捏造第一个化合物的数据起,就决定着她要为此不断地说谎和圆谎,还要不断地察言观色,为造假备受煎熬。甚至在临毕业前,在指定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复核实验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检查等措施中,设法侥幸逃脱。”
 
该“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痛心疾首的话语:“她的造假,不仅是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我和小组的良好声誉……她的造假,对我是一个深深的、不光彩的伤痛,对徐明华博士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对我们小组更是永远的烙印。”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女博士黄欣欣造假?是学业压力过重吗?
 
近日中科院还透露,将给研究生开设“学术道德”必修课,这个办法能有效预防学生造假吗?
 
记者以中科院为主做了一个小调查,走访了10名博士生(包括博士在读和毕业生)和两名教师。他们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明显分为对立的两派。这与网上的情况大体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调查对象都不愿他们的姓名见诸报道。一名去年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博士对记者说,“不能写我的名字,否则会给我带来麻烦。因为这个圈子就这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超半数博士生认为学业压力大
 
60%的博士生表示,目前博士生确实负担重,面对上面下达的SCI、EI等各种论文指标,感觉压力比较大。
 
他们认为,这的确可能使少数学生铤而走险。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业还算自如。
 
当问及博士生所面临的具体硬性指标时,中科院理化所的孙承华博士介绍说:“各院所不完全相同,我们理化所的要求是:一篇SCI,一篇EI或者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如果没有做出来,即使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审核,即使博士在读期间工作量足够,学位也要缓发。”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科院的所有调查对象都表示:他们所在院所的具体指标,也都等于或大于这个标准。
 
物理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张博士说:“大家压力比较大,也都比较刻苦。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在三年时间用了一年半后,研究的课题还是走不通,出不来结果,只好另换题目,剩下的时间就很紧迫,学生会很着急,如果一时糊涂,就难免出现一些不明智的做法。”
 
“不能一味要求博士生出成果,而不给学生一个宽松的氛围。那么个别学生就可能突破学术道德的约束,造假或剽窃。”中科院化学所的赵勇说。
 
假如学业压力不大,黄欣欣为什么还要造假?40%的被访对象推测,大概是黄本人急功近利,很可能这篇论文对她比较重要,能影响到其前途,比如对出国深造或青年基金申请等方面大有帮助。剩下的被访对象则不愿进行推测。
 
数据真假 导师一般只能听学生的
 
90%的博士生认为,在中科院女博士造假事件中,学生本人的责任更大,同时导师也在一定程度上负有疏忽和失察的责任。但也有一名博士生认为,既然该导师本人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就该承担第一责任。
 
理化所的孙承华博士说:“一些导师平时比较忙,很多实验无法亲自从头跟到尾参与,只能整体上指导一下思路,对于得出的结论,只要从理论和逻辑上认为可能,就予以通过,这可以理解。但导师依然负有次要责任,他的失职在于疏忽,如果认真监督,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林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本人确定了这篇论文的题目,并对学生进行指导,但没有做过该论文的实验,因为“导师是不做实验的。”
 
导师不可能亲自把所有学生做的实验都重做一遍,所有被访博士生都支持这一说法。北大化学系的一名博士告诉记者,“导师肯定是不会动手做实验的,他会让你自己去验证,但是学生说验证后还是这个结果,那么导师也只能相信。”
 
不过也有例外。中科院化学所的博导王鸿飞表示,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特别是要发表的数据,他肯定会自己动手验证。“我从来不太相信太漂亮的数据,总是自己去亲自看数据,尽可能地做模拟、计算和演算。”
 
“学术道德”必修课  能否预防造假
 
中科院研究生院将于今年9月起,开设关于“学术道德”的必修课,要求学生接受当代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法律法规、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学术道德教育,口头说教毕竟有些空,还是应该从制度上想办法。”理化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舆论监督以前就不够,应该加强,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学术圈要知道,也要报到学术圈以外,报到社会上。”
 
超过70%的同学也认为,对这类处罚的宣传力度一定要增大,这样才能杀一儆百。
 
针对此事,中科院化学所的博导王鸿飞在网上发表博客文章,其中说道:“我对学生是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我的学生出现故意作假的事情,不要给我找任何借口,我一定会发动所有的人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搞倒搞臭。”
 
对导师也应进行 实质性处理
 
在女博士造假事件发生后,中科院有机所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学生在提交毕业论文时,必须把自己的实验数据一并装订成册,送交评审。
 
但是,化学系的那名博士仍然认为,这一办法也没多大用处。“北大历年都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实验数据装订成册,留在学校。但这些数据一般没有人看的。”他还说,一般这些实验数据没人重新做,造假大多不会被揭露,而黄欣欣的暴露,只是因为她的文章发到了国际顶级刊物上。
 
中科院理化所的那名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出现这类造假情况,对导师也应进行实质性的处理。给导师一定压力,才能让导师对成果诞生的过程,有更严格的监督和审核。
 
不过,目前大部分国内高校和研究院所并无这一规定。
 
“据我所知,个别的院所有规定,此类情况出现到一定数量,就会取消该导师几年内申请经费的资格。这类规定应该更普遍地运用。”化学所的赵勇博士说。
 

“这是昨天晚上我在家拍的照片,利用纳米技术制成的不锈钢肥皂,能去除鱼腥味。”
 
7月13日下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大阶梯教室,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为几百名研究生带来了一场有关纳米科技应用的学术报告。从纳米改性的个人电脑开始,他细数纳米科技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环境保护、能源、日化等各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他自己买的小鱼模样的不锈钢肥皂便是让听众感兴趣的小例子之一。
 
白春礼补充说:“不过,这是德国产品,不是中国产品。”
 
从热到冷,要正确理解纳米科技内涵
 
白春礼所列举的大量纳米产品多为国外产品。提到中国市场上的纳米产品,尤其是前些年的纳米热,白春礼谈到了纳米冰箱和纳米洗衣机。“有人觉得使用这个名称以后,可以让这个产品比较好卖。”但这些通过局部使用纳米材料来增加抗菌能力的产品,当时也遭到了有些科学家的质疑,有人认为:“纳米产品最好是通过采用纳米技术而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最主要功能,而采用这些纳米材料并没有改变冰箱或洗衣机的主要功能,似乎不应该叫‘纳米冰箱’和‘纳米洗衣机’。”
 
在红红火火的纳米热中,还出现了纳米水杯、纳米鞋垫等产品。有一个负面的案例是广东某企业搞出所谓的纳米水,后被证实纯粹是欺骗行为,被有关部门处理。“类似的事件多了,使得公众对纳米产品真假难辨。甚至有人在媒体上讲,目前还没有一项真正的纳米技术产品,所有的纳米产品都是炒作。中国的纳米热又变成了纳米冷。”白春礼说。
 
他认为,要科学看待这种“冷暖变化”,必须正确理解纳米科技的内涵。“如果说我们把纳米技术当标签、当花瓶,只想利用它的概念赚钱,就会损害我们本来应该认真培育的市场,造成人们对纳米技术创新难度的认识不足。大家会觉得纳米技术创新很容易,随便一搞就行,而且谁做都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否定纳米技术的意义和作用,说纳米技术产品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完全是胡来和炒作,这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决策失误,丧失发展机遇。因为国际上在纳米技术领域发展得非常快,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国家纳米科技发展规划。”
 
纳米技术亟须建立标准以及认证认可制度
 
白春礼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以前我到外地出差,有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市场上出了一种某某牌子的纳米产品,是真还是假?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去检测它到底是不是有纳米技术含量。如果它是真的,我说成假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企业会跟我打官司;如果是假的,我说成真的,就是给企业做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结果,第二天报纸登出来,说‘中国纳米科技首席科学家白春礼院士说他不知道某某纳米产品是真是假’。”
 
白春礼笑言:“这个话也是描述事实,但是听起来有点别扭。”他说自己后来多次建言,我国应该建立起纳米技术的标准和认证认可制度。他举例说:“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你测它是1纳米,别人测是0.8纳米,到底哪个是准的?所以要有样品检测标准,要有标准样品,同时要建立认证认可制度。”
 
其实,即使在国际上,到目前为止,纳米技术的相关标准和认证认可制度也是一个新鲜事物。国内目前刚刚起步。白春礼介绍说,2005年,我国发布了7项纳米技术标准,主要是纳米材料方面的标准,成立了国家纳米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以及国家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纳米技术分委员会,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也有2项与纳米技术标准相关的研究,其中包括标准样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术语等的研究。同时,由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贸易的需要,我国现在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相关合作,准备建立国际纳米技术相关标准。
 
论文数仅次美国 实际应用差距大
 
白春礼说,中国是纳米研究的论文发表大户,目前在数量上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他强调,尽管论文发表不少,可在纳米科技的专利数量和实际应用方面,“我们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
 
他引用一份调查结果说,在我国,与纳米科技相关或者挂着纳米字样的公司有600多家。但在600多家“纳米企业”当中,90%都是人数在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相对薄弱。“国外进行纳米技术应用研究的,有不少是大企业,它们有很强的研发力量。即使小企业,也是开发从大学或科研机构转移出来的创新技术,并具有知识产权。”
 
此外,现在国内的“纳米企业”的生产品种也比较单一。白春礼说,我国有20多条纳米粉体的生产线,但是纳米材料包含了很多种,并不仅仅是纳米粉体,还包括纳米块材、纳米线材、纳米薄膜等。而且,我国的企业往往只能做纳米粉体材料的制备,而做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应用的较少,这个方面跟国外的差距很大。
 
缩小差距: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白春礼看来,缩小国内外在纳米科技应用领域的差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他认为,发达国家领先于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它们有比较好的价值链循环,就是有很好的体制和机制来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这里面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实验室的成果要走向成熟的市场,中间的路还很远,光靠实验室本身的投资是不行的,而风险投资的机制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另外,我国还需要一个促进研究与产业更好结合的机制,使科学家在考虑科学问题时,多考虑一些市场上可能的应用,“比如从成本上就要考虑,不是仅仅做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好看的样品。市场需要的是一个成本效益合理、能够被人采用的产品”。
 
白春礼强调,我国需要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没有自己的技术力量,很难吸收高科技的产品,也很难把它推向市场”。而政府则需要从管理、税收、政府采购等多个环节建立鼓励新产品走向市场的机制,为新产品问世创造好的环境和氛围;另外,从宏观政策上也要多给纳米科技应用以支持。
 
白春礼还认为,纳米科技应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已经拥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实际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是相关的,我们如果有了好的体制和机制,同时还要有相应的工业基础、相应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才可能使实验室成果尽快变成大家所接受的产品。”
 
最后,白春礼还指出了纳米安全性研究以及科普的重要性。他说,本来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是双刃剑,纳米技术跟其他新技术一样,肯定会引起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像前段时间关于纳米产品是否有毒的争议。白春礼以纳米机器人为例,“这种设想的可以在人体血管中工作、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机器人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患者对纳米技术持有怀疑态度,一想起纳米机器人在自己身体里爬行就心神不宁,纳米技术再好,他也不会使用这样的产品”。他介绍说,我国非常重视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研究,“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纳米技术安全性实验室,国家也有专门项目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作者:肖洁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