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学生头脑中潜在的创新和创业“火把”
杨 玉 良
（ 复 旦 大 学 ）
2005.9.18
复旦大学在历届的“挑战杯”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从第二届参加“挑战杯”起，我校分别在第四、六、七届获得全国总冠军，成为第一所三次捧得“挑战杯”这一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的最高荣誉的高校。 2001 年，我校被授予“挑战杯”永久纪念杯，这是全国高校中的第一家。 2003 年，我校还以全票通过获得了第九届“挑战杯”赛事的承办权。我为复旦学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到骄傲。
今年即将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挑战杯”比赛已经是第九届了。 十几年来， “挑战杯” 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全国所有重点高校在内的 300 多所内地高校，以及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十多所知名高校参加的科技盛会，影响力辐射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事实上，“挑战杯”竞赛的成功举行已经对全国范围内大学生科技创新氛围的建设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所以，当“挑战杯”系列丛书的编辑同学要求我就“挑战杯”的意义写一点文字时就欣然答应了。
我们常说，发展的希望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青年人是最有活力，最不受约束，最不怕失败，最有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则是青年人中最有创新能力的一个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立足于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挑战杯”对于整个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教育单位来说， “挑战杯”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如何培养创新性人才问题的思考。谁都不会否认，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不过，对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学习不是简单地接受知识。“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燃烧的火把”（普罗塔戈，转引自德莱顿与沃斯的《学习的革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出发来进行讨论。借着“挑战杯”要出系列丛书的机会，姑妄为之，漫谈一下对创新性人才（也涉及创业型人才）培养问题的点滴思考。
（一）
要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就必须贯彻“广博教育”的理念。我们先来了解两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的经历或许对此会有所启迪。
第一位是 1989 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世界公认的反录病毒和癌基因研究方面的学术大师， Harold Varmus 教授。他的简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罗德 . 瓦穆斯（ Harold Varmus ）， 1939 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 1955 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被授予文科硕士。 1966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1968 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环－ AMP 对细菌基因调控方面的工作。 1970 年在旧金山加里福尼亚大学做博士后， 1979 年受聘为加里福尼亚大学微生物系教授。 1984 年为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教授。 1989 年获诺贝尔医学奖。 1993 年 11 月受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再来看另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
Edward Witten （爱德华 . 威藤）在 Brandeis University 主修历史，并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1971 年毕业后，他为 George McGovern 竞选总统效力。因此， McGovern 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他上研究生院的推荐信。 Witten 在《国家》和《新共和》上曾经撰文。他现在主导着全世界理论物理（尤其是超弦理论）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领军人物。 John Horgan （《 Scientific American 》的记者）在采访了他后说，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最聪明的人居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党人。确实，这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超弦理论需要令人难以忍受的高等数学，而一个主修历史的人居然从事着如此艰深的理论物理工作。他一旦投生于理论物理，就玩命地学习物理学。他随后成为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在哈佛任教，继而在 28 岁时飞速地成为普林斯顿的正教授。他还荣获了卓有声望的麦克阿瑟研究员职席（有时被新闻界称为“天才奖”）。他的研究工作派生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数学界。 1990 年，他获得了堪称数学界的 Nobel 奖的 Fields 奖。尽管超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被誉为 TOE （ Theory Of Everything ）。他未能获得 Nobel 奖，是因为超弦的存在目前尚无法进行直接的实验验证。
我们一定会对一位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居然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权威并获得诺贝尔奖而感到惊奇。我们也一定会为一个由主修历史转而从事高深的理论物理研究，并为其在这样一个令绝大多数数学家都望而却步的领域中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而目瞪可呆。其实，最近，申玉在《科技导报》上对近五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科背景所作的统计发现，获奖人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背景的在物理学奖中占 20 ％，在化学奖中则占 57.1 ％，而在医学（生理学）奖中则高达 84.6 ％。由此可见，对于越复杂的学科，获奖人的多学科（或跨学科）背景尤为突出。显然，这是由科学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
在上面的两个实例中，他们都是先在大学学习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然后转向自然科学并取得了杰出成就。这是我的着意选择，理由是在我国几乎只见学习理、工和医科的转向人文社科研究，而反之则几乎闻所未闻。其间的原因值得深思。
我们有必要把美国的大学教育和我们的传统教育模式作一简单的比较。
如果我们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传统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现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均把“宽口径”的广博教育作为培养本科生的要旨。例如，哈佛大学早就规定，大学生入学后都要学习“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语文、人文、社会和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思考能力，能够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框架中来认识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因而，学生可以在没有太多知识障碍的情况下来选择自己所热爱的专业领域。因此，在哈佛医学院里就有许多本科是学文科甚至音乐的学生。所以，尽管 Harold Varmus 在大学获得的是文学学科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尽管 Edward Witten 在大学时主修的是历史，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数学、生物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使其 能够在 博士学位的阶段转到生物医学和理论物理的研究领域来并作出优异的成绩。
然而，在目前我国大学的内部结构下，高中生考入大学后，立即就被分入几十个专业面十分狭窄的院和系，就如同被领进了一条条相互分割的在胡同。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中学阶段就被划分为理科班、文科班，等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没有明显的创新能力。因此，不难理解，在目前我国大学的内部结构下，只有学理科和医科的学生转到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去，反之则简直无法想象。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全面学分制”是“广博教育”最为基本的要求。然而，不知何故，“全面学分制”叫唤了不下十年，但真正实现的高校却未曾所闻。要创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生，即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因此，为了能够培养出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广博教育”至关重要，我们首先必须至少在研究型大学切切实实地实行 “全面学分制”。
作为实施“广博教育”的第一步，复旦大学在推进“全面学分制”的同时，决定允许大学生在入学一年后转系或转专业，进而在今年实行不分专业的宽口径招生。我相信此举产生的效果不久就会得到充分的显现。
（二）
大学之本就是教师和学生，有一流的导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导师的责任就是去设法帮助学生点燃头脑中潜在的创新“火把”。
据统计，在“挑战杯”比赛中，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卓有成绩的青年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据统计，在“挑战杯”历届的获奖者中已经有两位长江学者、 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 30 多位教授 和 博士生导师，有多人获得了教育部中青年优秀教师奖， 70% 的获奖学生在获奖后攻读了更高层次的学历，还有近 30% 的学生出国深造。我相信，参加“挑战杯”比赛的经历对他们的全面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也相信，在他们参加“挑战杯”竞赛的过程中（包括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指导老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还是拿前面的例子来说事。设想，如果当时 Harold Varmus 的博士生导师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他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不够扎实，或者在僵化的考试制度下他无法通过传统的考试，那么这个人才也无法脱颖而出。如果研究生院十分保守而不愿接受 Edwards Witten 成为理论物理的研究生，那么很难说他日后是否有可能创建超弦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种灵活的机制，要让优秀的学生在杰出教授的指导下，在科学前沿艰苦奋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未持续地保持清醒的头脑。近年来，我们为了提拔年轻的人才，似乎年纪大一些的科学家都是年轻人成长的障碍，但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优秀的科学家大都出自于名师之门，即所谓的“名师出高徒”。关于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师承关系，早在近 30 年前，朱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师承关系早已有过仔细的分析。结论是：虽然科学界的师徒关系常常是痛苦的，但“名师出高徒”的事实不断地被得到证实。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必要条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以 Bernard B. Brodie 的学生们所构成的著名科学家群体通过半个多世纪来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内的突破性贡献，赢得了拉斯克（ Lasker ）奖和诺贝尔奖。著名的美国科普作家卡尼格尔（ Robert Kanigel ）在其《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 Apprentice to Genius: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y 》）一书中对该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进行研究分析后，不无感慨地指出：
一个科学家的早期声誉，几乎一半取决于他在谁的实验室工作过－他是谁的科学后代，另一半则取决于他本人的科研发现。
除了这个多少反映了科学界的一个社会学现象外，更为关键的是：
每一位导师通过自身的经验、地位和榜样作用，对年轻的学生进行引导和影响，将自己的教训传授给对方，向对方逐步灌输对科研以及对成功的把握能力。同时，也用自己在科学领域里探险的勇气感染年轻学生。……年轻人最需要的是：导师告诉你，你是一流的。鼓励让人振奋，对培养年轻人才非常重要。……毕竟，只发表相当保守的见解，你就永远不会错。你能够百分之九百万地保证你不会错，可是你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你不能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犯点错误也没啥，世界不会毁灭。
其实，优秀的导师都善于鼓励学生，即使是当学生犯了错的时候。歌德说过：“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确实。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对待真理。”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优秀的导师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导师在带领自己的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观察学生并因材施教。杨福家教授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颇为深刻地指出：
怎么帮助学生把他们潜在的创新的“火把”点燃起来，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新世纪到来之时，教育要由千年旧习“以教师为中心”转为新型的“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再也不能以一个“模子”来要求学生，刻出一个个标准产品。认为符合这个“模子”的是合格的，否则是次品；以100 分比 99 分高明，来判断学生的优劣；诸如此类的旧习都已到了被抛弃的时候了。如何依照学生不同的特长，扬长避短，启迪其创造性思维，是教育工作者的新课题。
在复旦大学，据我了解，十几年来“挑战杯”全国竞赛阶段获奖的作品就有二十五项之多，作品内容涵盖了多个学科。其中，化学系程岩等同学的《计算机打印技术制备超薄电池项目》、生科院林凌等同学的《上海越族后裔与台湾高山族的渊源》项目、生科院李辉同学《指间区纹的进化和遗传》项目、高分子系徐鹏同学《绿色环保型纸餐具等纸制品防水剂》项目、物理系梅元同学《手晃电子显示棒》 项目等等 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03 年的“挑战杯”二等奖的获得者徐鹏同学是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的学生。我曾经是该系的系主任。我十分清楚，要论考试分数，系里考试成绩比他好的学生大有人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获奖的项目无一不是体现了学生的个性，无一不是打破了单纯以考分来衡量学生的“模子”式传统的结果。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让优秀的学生到杰出的导师指导下，在科学的前沿奋斗。事实上，在我们不少的大学里，研究生名额的分配还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以考试分数作为基本判别标准的、僵化的入学考试将许多真正优秀的学生档在了门外。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为了弥补传统入学考试的缺陷，复旦大学给予研究生导师一定程度的自主招生的权力，同时也给予“挑战杯”的获奖者可直升进入研究生学习的机会。
（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大大加快，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哈佛大学本科生必修的“七艺”可见，即使是文学、艺术类的学生，逻辑和数学都要学。因为，这是理性思维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 创新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应重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人们常说，创造力源于想象力。细细想来，中华民族并不乏创造力。我国古代众多的技术发明可以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极富创造力。我们曾经有“四大发明”。 中国发明炸药已有一千多年了，鞭炮、焰火燃放至今，但在中国没有诞生与爆炸和火药相关的科学体系。风筝也是中国最先发明的，迄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没有诞生类似空气动力学之类的科学理论。最近，我读了些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了解到希腊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思想大大推动了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然而，我们没有这份幸运。所以我想，我们缺少的是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对想象和创造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缺乏希腊的数理自然观和理性思维的传统。再一细想，这也不尽其然。至少，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各家为了说服对方，都必须以理服人，因此理性和逻辑的思辨精神得到了巨大的发扬，也出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其后，随着“皇权神授”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皇上说的永远都是正确的，哪里还需要思辨和说理呢？！这种封建思想的残余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为此，我们在培养青年学生时，除了鼓励创新以外，更要提倡弘扬理性精神。
提到弘扬理性精神，我的感触很多。现在，有不少青年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理性精神缺失的情况，不少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验粗糙，结果肤浅，漠视精确，急于求成，缺少严密深入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中理性精神的贫乏反映了我们在社会文化基础方面的缺陷。我们必须在培养青年学生时力图克服这一缺陷。
对科学研究方法论颇有研究的贝弗里奇（ W. I. M. Beveridge ）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指出：
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虽是灵感的源泉，但如不受到训练，也可能酿成危险；丰富的想象力必须用批评与判断来加以均衡。
批评与判断就需要理性的逻辑思维。我们常对学生说要学会提出问题，但这并不尽然。我想，几乎人人都会提问题，但大多数所提的问题要么是难得“高不可攀”，要么是“微不足道”。提一个你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总是容易的，关键是所提出的问题在可见的将来有实际的意义，而不是那种要经过整个世纪的努力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在“高不可攀”和“微不足道”之间的小径上行走的只能是少数经过严格训练人，他们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有严密的理性思维能力。
关于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我只想谈一个问题。由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就是必要的抽象。卡尼格尔在《混沌学传奇》一书中曾经指出：
你可以把模型搞得更复杂，更忠于现实，或者你可以使它更简单，更易于处理。只有天真的科学家才相信，完美的模型是完全代表现实的模型。这种模型的缺点同一张与所表示的城市一般大而详细的地图一样，图上画上了每个公园、每条街、每个建筑物、每棵树、每个坑洼、每个居民以及每张地图。即使可能造这样的地图，它的特殊性也会破坏它的目的性：概括和抽象。……地图和模型在模仿世界时必须简化。
一旦需要科学抽象，数学就成为一个最有效的科学研究工具。然而，当前一个令人焦虑的现象是，理科的年轻学生忽视数学教育的现象较为普遍。若不及时注意，对我国科学的未来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数学是抽象描述的语言。似乎许多人会对数学感到恐惧，甚至于反感。这种恐惧使得他们与科学之间形成了隔阂。这种隔阂是一道屏障，使他们不能充分欣赏科学发现之美，也使他们在面对经历千辛万苦的研究才揭示出来的众多自然奇观时感觉不到那种特有的快乐。事实上，对大多数现代科学来说，数学最富于成效的功能在于，它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框架。它是用来分析自然，并将我们对它的理解加以表达和描述的最强有力的抽象方法。因此，我们常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即便对诸如生命科学和化学这样的学科而言，随着学科的理性化进程的深入，数学语言的使用也就越来越广泛。培根（ R. Bacon ）说过：“数学是进入各种科学的门户，是钥匙 …… 。没有数学知识，就不可能知晓这个世界中的一切。”许多物理学家深为大自然所具有的数学上的质朴性和大自然规律的简洁优美所感动，以致于他们认为，这种质朴性和优美所显示的正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特点。在一些科学家看来，“造物主就是个数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戴森（ F. J. Dyson ）甚至认为：“物理学家用是用数学材料来构建理论的”。
我在这里以此来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看来有些唐突，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我只想说，重要的是数学不仅是科学的语言，更是理性思维的具体体现。关于其重要性，我不想在此作太多无谓的讨论，我只想引用美国总统克林顿（ W. J. Clinton ）在《科学与国家利益》前言中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要迎接今天……以及明天的挑战，这个国家就必须保持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中的世界领先地位。
他把数学从科学和工程学中独立提了出来加以单独的强调是有相当的考虑的。因为，毕竟数学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四）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需要有扎实的实践这个环节。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更看重“挑战杯”竞赛的整个过程。
显然，一个学生为了参加“挑战杯”的比赛，必须要独立的了解学术前沿课题，发现问题，组织调研，撰写项目申请书，参加现场答辩，回答评委们提出的意想不到的苛刻问题，具体实施，通过结题考核等等。学生在这里独立承担了一个小型的研究课题，在用研究的眼光学习，这与一个专家、教授申请科研项目、进行科学研究的流程是完全一样的。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对一个学生的培养远远高于最后的比赛结果。
我认为，学生参加“挑战杯”竞赛也是大学创新性和创业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陈旧的课堂教学就是把学生的头脑当作一个等待填充的“容器”。因此，人们强调在研究型大学里，教学应以案例教学为主，即强调了与实践的结合。近年来，有一种研究认为，新的学术革命已经使得原有的研究型大学朝着创业型大学的方向转型（参见王雁等，创业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挑战与机遇，《高等教育研究》 2003 年第三期）。并且认为，创业型大学基本特点可概括为：（ 1 ）在创业型大学里，创业已经成为一项新的任务，大学在教学、科研之外，承担起了经济发展的任务。（ 2 ）创业型大学与产业和政府的互动关系业已确立。（ 3 ）创业型大学中有一批所谓的创业型学科（ Entrepreneurial Sciences ）。如果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必定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我看来，与一般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所谓创业型大学是在原有的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中融入了企业家精神。虽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将成为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对于创业型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来培养勇于创新、敢于创业的青年学生，引导学生按照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开展研究，独立开展小型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并可能以创业的方式服务社会。以创新、创业活动的实质性贡献推动大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中更为注重实践过程。例如，麻省理工学院（ MIT ）（如果按上述评价标准， MIT 应该算得上是一所创业型大学）的灵魂就是“心和手”的交融。更为重要的是， MIT 认为，标准的大学考试和评分制度只能压抑学生成为伟大人物的潜力，学生不应被看作是不成熟的孩子，而 应被 教授们当作年轻的同事。因此， MIT 在 1969 年就制订了《大学生科研机会规划（ UROP ）》，为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开放的科研机会。此举使得本科生可以相当独立地申请和实施科研项目，从事前沿性的研究工作。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的“挑战杯”竞赛的整个过程恰恰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引导着学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挑战杯”的持续深入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现有的教学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配合每届“挑战杯”比赛的举行，各地、各高校都会举行选拔性的比赛，并配合比赛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可以说，“挑战杯”具有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据初步统计，十几年来有超过 120 万的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挑战杯”比赛。其中， 第八届 “ 挑战杯 ” 竞赛就吸引了来自内地、港澳台和新加坡的 375 所高校的 1159 件作品参赛。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科技创新以及整个国家的创新氛围建设，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态势是十分宝贵的。
复旦大学将创新和创业作为大学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围绕“挑战杯”的准备，我校启动了“大学生科技创新行动”、“研究生创新基金”、每年保证 200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经费投入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类似于 MIT 的 UROP ）。已连续开展了五年的团委“科创行动”，至今已先后举行了十一期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的申报和答辩评审，共有 600 余件作品获得了资金的支持， 1000 多位学生受到“科创行动”资助，覆盖了全校所有的院系。同时，以多种形式的宣传普及，完善校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创业竞赛机制，逐步形成了院系、班级、社团多元的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体系。在校园文化中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扩大群众基础，使更多的学生了解、参与、推动科技创新活动，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中去，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个人和团队。
事实上，我们在某些方面走得更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以科技创新带动创业，推动就业的重要意义。据统计，到 2003 年底，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 1900 多万人，毛入学率达 17% ，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格局是，中小企业在全部企业的比例一般在 99.5% 以上，多为 10 人左右的企业，全国 65% — 81% 的劳动力人口在中小企业就业。日本 1.25 亿人口，有 650 万个企业，我国 13 亿人口，在工商局登记的只有 700 万个企业。显然，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我国的青年学生仍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创业的勇气。因此，在“挑战杯”竞赛的组织中进行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和提供创业实践机会显得十分重要。
为此，复旦大学在大学生创业工作方面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工作。除了以营造大学生科技创新和创业氛围为宗旨的大学生科技创业协会所开展的创新创业论坛和沙龙等活动外，复旦大学还设立了“研究生创新基金”用以支持研究生创新创业，已资助四期，涉及 258 人，涵盖文、理、医等各个学科；“复旦理想创业基金”，在种子期投入 500 万元，主要支持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生以及 MBA 、 EMBA 的学生创新创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复旦分基金”，每年投入 2000 万元，面向全市大学生，致力于支持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进一步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此外，还开设了《创业学》等课程，在学生职业发展指导、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大学生科技创业等工作中加强对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指导与实践。
综上所述，我们对创新性和创业型的人才的培养目的就是要点燃青年人头脑中潜在的创新和创业“火把”，即唤醒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的潜意识。
因此，我个人认为，若在“挑战杯”中增设文理交叉的奖项，则可进一步促进创新性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这一点对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尤为意义重大。我们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文、理和工科学生组成的综合创业团队的创业成功率最高。其间必有内在规律。毕竟创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不仅限于科技知识，创业团队的知识结构十分重要。因此，基于“挑战杯”的优势，如果在“挑战杯”的设置中加入文理兼顾的比赛项目将会非常的有价值，并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
其次，“挑战杯”也要加大成果的市场化运作程度，更多、更好的引入社会资源，促进一些成果直接实现产业化，使一部分学生能够迈入创业行列，通过创业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以创业促就业，带动更多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员就业。
第三、就整个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来说，学校、政府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方面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以使这一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研究基金，用以支持大学生科学研究。我们的学校以及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设立专门的大学生科学研究基金来支持学生的科研活动。政府不仅仅要关心已经到“临门一脚”的科技项目，更应该为今后的创新能力建设、大学的创新创业文化建设花一份力量。
总之，如果我们真正点燃了青年人头脑中潜在的创新和创业的“火把”，那么无论对于全民族创新和创业文化的建设和对经济发展推动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