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礼堂举行第139场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黄平应邀作题为《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常务理事胡新和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
黄平介绍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提出中美之间必须要有一个战略共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历史的呼唤。他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如何建立，以及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衡量和现实主义分析三个方面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介绍。
黄平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对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对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世界，至为关键。
黄平指出，不同于过去遵从丛林法则的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是和平、互利、合作、共赢，用和平的方式谋发展、求利益。他强调，中国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有着内在依据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仍然“在游泳中学游泳”；中国还有很多战略机遇期，新的形势下我们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机遇，能否把握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黄平详细分析了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他谈到，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价值的选择”。中国当前主要任务是求生存、求发展，应该充分珍惜全球化带来的和平，把握人类资源的机会，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决定了中国自解放以来始终坚持以和平发展的原则，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
黄平强调，约束和挑战使得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势在必行，关键是要寻找利益共同点，并将之巩固、扩大。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指中美关系，中国应当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中小国家，尤其是和我们的邻国、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
演讲结束后，在场学生与黄平就中美价值观差异、美国在亚太战略的意图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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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创办于2003年4月，由中国著名科学家路甬祥和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共同倡导发起，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论坛邀集中国高层领导、外国政要和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就人们共同关心的政治、科技、教育、经济、外交、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交流，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研究国家战略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发展，致力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致力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贯通。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1991），研究员。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副会长、国际跨文化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rancultura）副所长、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Current Sociology、Comparative Sociology、Global Social Policy、International Migration等杂志担任国际编委。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资助的研究课题和发展项目，并参与组织过2010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等高层学术交流活动。
4月23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举行第138场报告会。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Vogel）教授作题为《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报告。国科大副校长王艳芬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
已经83岁高龄的傅高义从70岁开始撰写《邓小平时代》，历经十余年成书，作品甫一发行就引起国内外读者喜爱。演讲中，他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历史贡献，分析了当今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中美双方应相互沟通，加深了解。
傅高义从一位外国研究者的视角，描述了邓小平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的角色和成绩。他为现场师生展示了很多关于邓小平成长和工作的珍贵照片，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他认为，邓小平的海外留学经历使他能够基本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在产业发展、社会分工、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情况，对他日后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傅高义重点谈到了邓小平对中国科技发展和外交关系的影响，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科技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使全世界的基本的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流仍然是改革开放，中国应按照邓小平的精神继续改革开放，中国当前的领导者也表达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
傅高义表示，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傅高义认为，中美双方在各方面的沟通都很重要。他指出，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是最容易的，因为科学是国际事业，希望中美科学家可以继续了解，保持良好的交流。他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加强国防部门的沟通和了解，这是避免冲突的重要途径。两国领导人需要沟通，两国军方也需要互相交流，增进理解，双方要一起维护世界的安定和平。“这不仅仅是为了美国人，也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而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民”。
演讲结束后，在场学生与傅高义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奥巴马任职期间的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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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创办于2003年4月，由中国著名科学家路甬祥和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共同倡导发起，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论坛邀集中国高层领导、外国政要和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就人们共同关心的政治、科技、教育、经济、外交、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交流，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研究国家战略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发展，致力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致力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贯通。
傅高义，1930年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4月1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行访问我校。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邓勇会见了来宾，副校长王艳芬、校长助理朱相彬等陪同会见。
陆克文此次到访是应邀参加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并以“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构建利益共同体”为主题发表演讲。邓勇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教发展基本情况，并就我校与澳大利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进行了简要说明。陆克文对于国科大的学校规模、专业设置以及培养模式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可以进一步拓展国科大和澳大利亚高校之间的科教合作交流。
在会见接近尾声时，陆克文在嘉宾题词簿上书写了“All the best wishes to the Academy”向科学院寄以美好祝愿并用中文“陆克文”署名。
此次来访的还有何豪森学会总裁托马斯·马图塞克、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印度前驻美大使米拉·尚卡尔、俄罗斯前驻德大使弗拉基米尔·科特内夫、巴西驻英大使罗伯托·贾古里波、美国乔治顿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等，他们还在随后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就主题演讲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此前，他们与陆克文一起参加了“前瞻北京会议”。
【新闻网讯 记者刘晓奕】“我们经常太忙于思考，以至于忘记了反思我们实际上是如何进行思考的。”4月22日晚7点中关村校区S101教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以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做引，拉开了明德讲堂M079期的序幕，演讲主题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及对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
演讲开始，关世杰就“文化、思维方式、文化的无意识及文化基因”几个概念向同学们做了简单形象的介绍。其中文化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他与听众重点探讨了其中的思维方式，以信封地址写作方式、时间姓名表达等为例，可以清晰的看到中西思维方式的截然不同，而“思维方式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文化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历史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世杰介绍到，“甲午战争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反思带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性”。
那么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究竟有哪些差异呢？关世杰认为“中国偏好形象、类比思维，西方偏向抽象、逻辑思维”。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女孩对烤鹅和外婆的想象属于形象思维，平面几何中的证明题更偏重逻辑思维。另外，“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与整体思维，英美人偏好分析与部分思维。中国人偏好辩证思维，英美人偏好二元对立思维”，这些观点在心理学中也得到了验证。例如，人的左脑主要负责逻辑抽象思维，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思维与直觉，人脑认知汉字时，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偏向左脑，而是左右脑并用，因而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更强一些。
受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形式也十分不同。例如汉语中量词特别多，且与形象密切相关，而英语中大多数没有量词。中国的三大国粹——中医，京剧与国画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例如西医学重结构，中医学重整体。中医不仅把人体本身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且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的观点认为现实的东西是有结构的，是可以分解的，“中医治人，西医治病”，体现了中国综合、整体思维与西方分析、部分思维的差异。另外，中国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中国的太极图中阴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道德经》中亦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无中间性，即使西方也有辩证法，但是与中国人的辩证法有区别。
思维方式与创新方面，关世杰强调“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只是偏好和强弱问题，不是有无问题。彼此在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一方面，他认为从影响思维方式的五大原因推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他鼓励大家了解思维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东西方思维方式各有利弊，互补互济则可助力创新。最后他谈到“我们忙于思考时,千万不要忘记了反思我们实际上是如何进行思考的，中西思维方式各有千秋，融会中西，有助于大家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演讲中同学们投入专注，结束后纷纷踊跃向演讲者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例如中西影视剧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幽默方式的表达以及历史思潮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影响等，关世杰都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予以耐心解答。整场讲座于晚上9时许顺利落下帷幕。
关世杰，1981、198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1984年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6年改为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1996年任国际文化交流教研室主任。1996-2001年任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副主任，2001年至今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和国际文化关系。出版专著《跨文化交流学》、《国际传播学》、《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等。其中，《国际传播学》获得2006年北京大学第八届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4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校第十七期科技管理骨干进修班开学典礼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园区举行。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院党校第一副校长王庭大同志做培训动员，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院党校常务副校长何岩同志为培训班讲了第一课。开学典礼由中科院党校副校长苗建明主持，来自中科院系统的54名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
王庭大在培训动员时强调，党校要姓党，党校是党组织培训干部的场所，是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学员要讲政治，要树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和党章意识。他对学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转变角色，端正态度；二是集中精力，刻苦学习；三是联系实际，认真研讨；四是遵守纪律，自我管理。他希望大家通过三个月的学习，能够大幅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锻炼方面有新的认识和提高。
何岩做了“关于党建工作”的报告，他从党的十八大对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有关党的基本知识、我院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职责、我院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院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我院党建科学化水平这六个方面对科研院所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讲解。
何岩总结了中科院基层党组织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活动、党务干部兼职现象普遍等八个方面的特点，着重分析了党委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尚需加强、统战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并对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改进意见和思路。他强调，全面提高我院党建科学化水平，要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牢牢把握党建工作正确方向；要坚持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切实抓好制度贯彻落实；要坚持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着力提高党建工作实效；要着力推进“三型”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基础；要着力推进“三支队伍”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据悉，此次进修班为期三个月，旨在全面提升科技管理骨干的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强化培育管理骨干的战略思维与全球化意识，提高管理骨干的管理效率和科技战略执行力，促成管理骨干角色定位与角色能力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