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有时只在一瞬间。然而，一瞬间的距离任谁也无法跨越。胡新和老师突然离我们远去，面对如此噩耗，任谁也是无法接受的，但却不得不接受，这就是残酷之所在。尽管我是晚辈，但与胡老师接触不少。对于年轻人，胡老师向来是提携的，从没有长辈的架子。有时，他到哲学所，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吃着盒饭，坐在研究室笑眯眯地与我们闲聊——这就是他，简单、朴素而宁静。
世界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改变，但胡老师在师友同仁心中留下的那些独特印记将成为永恒。也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会勾起你的美好回忆。永别新和老师！
得知胡新和老师的噩耗，我万分震惊，一个年轻的生命又被吞噬。我手里有他给我的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头脑里想起当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课。年轻，有力量，为人和善。可是就是这样的好人，他没有能够度过他的58岁生日，1955年5月17日生，2013年5月17日遗体告别。58年前的一天，他的身体进入世界，而今年，他的身体离开了世界。他的身体整整呆在世界58年，这是上帝给他一个完整的安排。
人走了。他的意义并没有走。他用一生奉献给学术，学术也给了他一切。作为学者，胡老师是个典范，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胡老师的一生很光荣，成绩斐然。未能亲临现场送别，我万分痛心。只能在遥远的铜仁希望天堂的存在，让他能够托梦与我，叙说过去的点点滴滴，让我能够重温他的音容笑貌。有了天堂，人死并不可怕，那里也会有生活，也会有世界。到了那边，他也会很忙，要适应新的环境，也要面对新的困难，建立新的功勋。但是，我相信，凭能力，胡老师在那边也不占下风。胡老师依然是满面笑容，精神饱满，我永远记住胡老师的笑容，记住胡老师当初面对困难的勇气。他很有智慧，在天堂短暂逗留之后，他会转世到人间，成为某户人家的调皮小孩。
我希望佛教的转世是真的，这样他一定会回到人世间。
慈祥和蔼的胡新和老师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匆忙，没顾得上多说一句话，多喝一口他那大玻璃杯子里的茶，就这么急匆匆地走了。回忆在新和师身边学习、工作的日子，思绪首先清晰起来的断片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然而于我却是极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说起新和师，首先想到的是他笑眯眯的样子——一种温和的、令人如沐春风般的微笑，几乎成了他的“标志”。在课堂上，在国科大人文学院的活动上，在两年一届的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的大会报告上，在有新和师的任何场合，都不难发现他标志性的微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的班车上，一转眼看见新和师也坐在车上。“我去听你的课”，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尽管微笑点头，心里却还是惴惴的。那是我刚到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就走上了面对着两三百人的大课堂，有时不免紧张。课后他来找我，“你要注意控制语速”，新和师收起了笑容，一脸严肃地直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说得那么快，学生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能对你讲的东西有印象呢？要慢下来，有时甚至还要停顿，要留给别人反应和思考的时间。”似乎觉察到了我有些许尴尬，他又渐渐缓和下来：“当然优点嘛就是准备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说到这儿，新和师又恢复了标志性的微笑，朝我点点头，就离开了。
在普通人看来，做学问特别是像哲学这么抽象、这么远离现实生活的学问，实在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然而对于真正乐于追求它们的人，却是无可比拟地乐在其中。新和师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他语调平缓，不疾不徐；但只要谈及学术，无论是私下聊天还是正式场合，他整个人都立刻振奋了起来，语速也快了许多。我记得自己反复琢磨了一篇文章，自以为很得意的，拿去在新和师的组会上报告。他用兴奋的语速直截了当地提了很多问题，最后又以他那笑眯眯的样子作总结：“尽管你讲得好像对这个话题很有透彻的了解，但我们自己知道，好像也没有那么透彻的。”我恭恭敬敬地听着，还点头回应以表示自己接受他的批评，但其实自己气盛得很，内心还小有些不服气。
新和师是很有理想抱负的学者。但他非常内敛，从不轻易示人。或者不如说，他从来都只“做”不“说”。毕竟，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言谈理想实在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然而往往持论者甚高，而脚踏实地者寥寥。唯一我所记得的，是有一次我们在席间谈起当今做“国学”、宗教研究容易得到广泛支持，而倡导科学理性的哲学学问却相对冷落。新和师接过话茬，说起自己曾经拒绝以《易经》思想讲量子力学哲学邀请的轶事。尽管对方一再抬高价码，但他心意已决，给再多报酬也不做。讲到这儿，新和师又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微笑，嘴角微微抬起，似乎更多了几份淡淡的、不易为人察觉的骄傲。
新和师走了。但我总觉得，他并没有走远。当我站在讲台上，当我构思论文时，当我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纠结，我总觉得新和师也在笑眯眯地看着。即便多少年过去，我也仍然会想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