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生于1969年的他，在32岁时便获得了200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之后，他又先后荣获中科院第九届杰出青年奖和第十届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奖。去年，在生物通（www.ebiotrade.com）和多家网站及科研机构合作举办的评选活动中，徐星又入选了“2012年度生命科学十大风云人物”。在很多古生物爱好者眼中，徐星是偶像明星般的存在。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就能找到很多他的“粉丝”。
近日，记者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的办公室专访了他。乍见徐星，他简约休闲的穿着和举手投足间显示出的干练十分符合人们对“野外工作者”的想象。而他近于“惜字如金”的谈吐，也体现出几分科学家的严谨气质。
把握时代赋予的机会
谈到自己为何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取得较大的成绩，谦逊的徐星更乐于从客观条件说起。“我们这代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大环境。从90年代开始，中国在古生物学方面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发现，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他进一步解释道，“那时，正好是中国的‘带羽毛的恐龙’开始被发现的时期。而‘带羽毛的恐龙’这些年来一直是国际上一个非常热点的课题。1997年，我们所一位叫张弥曼的院士牵头了一个辽西‘热河生物群’的研究。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让年轻人，而非资深人员来担纲这个大项目的主力。这个举动对我们整个研究所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我，我的很多同事也都受益于这个项目。”
“人们常说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事实上，科学的发展也得益于开放。对我们这一代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最幸运的还是互联网的开通和国家的开放。我印象很深的是，互联网开放之前，我们要找一个参考文献都很困难。有的时候，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参考文献，你在中国就掌握了学科的发展方向。这在当时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科研工作者跟国外沟通交流的机会和渠道都非常少。新的研究方法、思路和手段你都得不到。”好在互联网的开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契机，而徐星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当时北京只有一两个商业的互联网提供商。我们就自己花钱去找这些公司申请互联网服务，通过电话上网，有了电子邮件后，就可以和国外迅速地沟通，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很大的优势。那时候工资收入很低，经济并不富裕，像我们这样肯自己掏腰包上网的人非常少。”
“大环境给了你这样的机会，而我们这些人就是把握住了机会。”徐星如此的总结着实令人深思。
年轻人要少计较，多做事
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徐星也给出了一些忠告：“年轻人不要总想着马上就要做出很多的成绩，这是急功近利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太斤斤计较。很直白地说，我做研究就是从打水扫地做起的。我刚来实验室的时候，给我的导师、周围的老师做了很多很杂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总是想着要尽快写文章、发文章，觉得做了一点工作就要有所得，但是我认为这种心态对年轻人是不利的。只有不断地做很多工作，你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你才能成长。如果斤斤计较的话，你会把很多的路都堵死。”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一些导师常常会感叹今天的学生已经不再像他们当年求学时那样勤奋专注了。对此，徐星的态度显得很开明：“毕竟社会在变，不同年代的人的生活观念当然不会一样。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工作几乎就是唯一的享受。但是现在的学生能够享受的东西很多，他可能会觉得生活比事业更重要。比如，现在社会把只注重工作却没有情调的人视作很落伍的人，而一个人要想有情调，那是要花时间、花心思的。”
然而，“科研就是时间堆出来的”。年轻人追求多元化人生必然导致他们投入在科研上的时间大大减少。“现在年轻人的优点是他们非常聪明、知识面很广。但也正因如此，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把一件事情了解得很透彻，能够在一个领域坚持下去的人也比较少。”
徐星很宽容地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过去的人相对单纯一点，现在的人要更丰富一些”。但是，如何让这种“丰富”成为科研工作的助力而非干扰，想必是值得现在青年学子思索的问题吧。
多元社会更应各安其位
我们的社会看起来是越来越多姿多彩了，但徐星却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表象下，人们对“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却越来越单一了。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应该提倡多元化，真正地去尊重每一个行业里做得好的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但是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把对不同职业的评判标准都归结到很窄的一两点上面了，比如金钱、官职。这样就导致很多人急功近利，一味地求财、求官。”徐星为此感到很遗憾，他说，“社会应当还很多事物以本来面目。用科学成果的标准来衡量科研工作者，用治病救人的标准来衡量医生，让人凭自己的职业成就来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当被问到自己能否超脱于这种“为名忙，为利忙”的时代弊病时，徐星说：“人生在世，不可能一点不在乎物质的满足。但如果你真的热爱你的事业，就会从中得到一种很纯粹的乐趣。那么，至少你一天中会有三五个小时的快乐让你暂时忘却那些世俗的欲望。”
年轻人要给自己机会
让记者出乎意料的是，徐星最开始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上中学的时候，徐星对物理非常着迷，但阴差阳错，他上大学时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那时，在上大学以前连恐龙都没听说过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一生将与古生物结下不解之缘。
“我在大学，学了四年都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留在北京，徐星在大学毕业那年还是搭了保送读研的顺风车，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继续念古生物学。在最初的两年里，徐星一直都对这个专业“不大感冒”。这期间，他自学过经济学、软件设计等，有些是出于兴趣，有些也不过是为了找工作、赚钱。“这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也没什么差别吧？”徐星自嘲道。
到了读研最后一年，徐星不得不直面毕业和做论文的压力，这才开始潜下心来做这个行业。他本人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他慢慢发现，自己对专业开始感兴趣了。
回首这段有些戏剧化的经历，徐星说：“人应该有这么一种精神，即便我不喜欢这件事，但是要做，就要全身心投入地做好它。有些年轻人刚到一个工作单位，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就吊儿郎当的。这样很不好。哪怕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这段经历对你也会很重要。可是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
“人要找到自己既喜欢又擅长的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踏踏实实地做过一段时间，你怎么敢说自己喜不喜欢、擅不擅长呢？”这就是徐星想对那些因为不喜欢自己专业而陷入迷茫的研究生说的话。
野外惊魂方显英雄本色
身为古生物学家的徐星，常常需要深入荒僻的野外采集标本和地质数据。他与同行们考察范围从新疆、内蒙古的沙漠地区一直延伸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山东。有时几十个人就在戈壁上搭帐篷露营，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工作地点离最近的水源地有200多公里，饮用水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工作的时候，徐星和他的同事有时要在超过45℃的高温下，冒着烈日、风沙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此外，各种蚊虫毒蛇，甚至狼之类的野兽也威胁着他们的安全。
除了自然环境险恶外，交通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一次，他们的考察车从大山上冲下来时，发现刹车管被颠断了。更为严重的一次，连方向盘也断了。“我亲眼看到过一个队员被飞起的铁块击穿了手掌，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有的同伴还出现过‘沙漠综合症’，半夜里突然惊醒，爬起来就要离开。”徐星谈起这些时，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倒是让记者听得心惊肉跳。
创作科普承担社会责任
写作能力出众的徐星写过一系列科普读物。例如，《未亡的恐龙》曾经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科普好书，《飞向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语文精读课文。“古生物学是科普性很强的专业，写科普读物是我们比较直接地回报社会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的责任。”徐星如是说。
徐星写作的科普读物主要是面向青少年的。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热爱科学的大学生、中学生有所帮助：“好的科普，能对科学有兴趣的年轻人传达一些信息，比如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怎么做的，以及科学哲学的概念。”
从对科普的解读出发，徐星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科学和科研的理解：“目前我们国家很多人对科学的理解还是很落后的，有的人会把科学当作宗教。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认为科学就是真理，是不变的。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是最善于变化的，没有变化就没有进步。具体的科学，由具体的人在做。这些人构成一个群体，有着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语言，彼此之间有着交流和沟通。因而科学研究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的，科学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脱离人群而存在的客观真理。”
每个人能把握的只是自己
在徐星的办公室里，笔者看到了一幅被妥善地挂在墙上的铅笔画。画面上是一只威风凛凛的霸王龙，虽然画风稚拙，但却满溢童趣。纸张的边角处还用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字写道：“送给科学家徐星叔叔。”这是徐星一次做科普讲座时，一个崇拜他的小朋友送给他的。谈到这些时，徐星的笑容亲切而温暖，与初见时的“冷峻”印象大相径庭。这才是记者眼中的徐星，“冷面科学家”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粹炽热的心。
在采访结束时，徐星对正值大好青春的国科大学子致以真挚地告诫：“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当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困难。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每个人能把握的只是自己。作为年轻人，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做好，才可能有更多的发展。”
李萍是山西省某高校的硕士生导师，近日，常有一些本科生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表达自己对“研究生自费”改革的忧虑。
“我在与学生的聊天时发现，有一部分学生还是比较介意这次改革的。我的两个学生就为此放弃了考研。如果从这一点来讲，可能会耽误或者说牺牲一部分学生。因为这两个学生中有一个是学习委员，学习一直不错。”谈到这些时，李萍的语气中不无遗憾，“对很多学生而言，费用问题是个大问题。我有一位同门师弟，她考博那一年只有一个公费名额，一起考来的另外两个男生因为没有退路，只好自费读博，所以压力很大。其中一个男生一直都很压抑。现在虽然状况有所不同，但自费读硕、读博对很多人而言还是难以承受的。”
2013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同时，会议还决定将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国家助学金，同时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并加大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力度，提高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落实和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优惠政策。
此举一出，立刻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一些师生把这次研究生收费以及奖助学金制度改革简单地称作“研究生自费”，由于这次改革直接关乎广大高校及科研院所师生的切身利益，她们对此既担忧又期待。
自费令人“压力山大”
“感谢记者给我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一吐为快。针对2014年后硕士生、博士生全自费的消息，我表示遗憾，不赞成这种做法。”即将于2013年入学的硕士生小姜首先表示。她说，就个人而言，她家是农村的，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能靠高一点的学历。家里供她读完四年大学已经不容易，如果再要攻读三年硕士，实在不忍心花父母亲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何况攻读硕士一般都会选择大城市，消费很高。
对于打工兼职或者努力学习赚奖学金的建议，小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研究生，如果想真正提高科研素质、做出点成绩，两三年的时间已经不容易。而做兼职大多都是耗时间费体力的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道理，谁都懂。至于奖学金，至少以我在大学里亲身经历所知，一大部分还是简单地靠成绩来评。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考试、打分……就这样出来的排名，我觉得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就算对研究生实施一套比较合理的奖学金评价制度，能得奖的，毕竟还是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然需要自费。其次，就招生院校而言，如果自费方案施行，资金充足的和资金不足的院校实施方法必定不一样，这就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
在此次接受采访的人群中，像小姜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研究生收费的并不算多。但她的态度也反映出很大一部分家庭条件并不优裕的学生面对此次改革所感到的压力。
另外，“研究生自费”也让更多人开始“掂量”拿学位的“性价比”。例如，家境较好的万俐就表示： “我想，既然国内读书也要花这么多钱了，我倒不如出国去读呢。”
理性看待得与失
令记者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大多数受访者对此次“研究生自费”改革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目前在山西大学就读研究生的寇莉华认为，此举在给很多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应。“这样就会有很多人因为经济负担不去读硕士、博士了，没办法逃避生活和就业的压力，只能努力找个工作，在工作中锻炼自己。这样有助于缓解大家不顾能力的提升，疯狂追求高学历的不良趋势。”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名硕士生已经确立了继续在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的志向，由于她恰好将在2014年签订转博协议，她对此次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首先，从待遇的角度来讲，伴随着收费制度改革的还有奖学金制度。根据相关估计，如果在读期间认真搞研究，在科研方面有所成就的话，得到的待遇与2014年之前是基本可以扯平的，甚至还有可能高过之前的待遇。所以，从我们立志从事科研的学生这个角度讲，这个政策是可以接受的。”她进一步补充道，“如果我们跳出待遇这个圈子，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政策是很棒的。现在的研究生是公费制度，而且每月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补贴，尤其在中科院，补贴的费用足可以满足学生的生活开销。这就吸引了许多生源。在这些学生里，有些是因为喜欢从事科研工作而来，有些则是为了得到更高的文凭、提高自己在今后找工作时的竞争力而来，此外还有诸多其他的动机。如此将导致研究生数量太多，但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国家的科研事业来说未必是好事。但是如果政策实施之后，2014年报考研究生的数量有可能会相应地减少，但报考生源的质量会有所提高，对于科研事业的发展将会有利。”
大三学生樊茂帅正在积极筹备2014年的硕士生入学考试，面对这个备考过程中“突如其来”的消息，她的态度非常理智客观：“我基本上是支持这一改革的。因为这么做可以督促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努力学习；其次，这还能更好地体现公平性，避免了一次考试带来的片面性。从大的方面来说，政府是为公共服务负责，主要职责是大力改善提高基础教育建设。而硕士、博士作为社会精英教育，社会个人应该承担其求学费用。这么做是比较合理的。”
先建立好体系再改革
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国科大在读硕士郭明说：“读研收费，在研究生阶段起到了鼓励科研的作用，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目的，对实现学生个人的人生价值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大趋势上来讲，采取自费制度是合理的，也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因为国家税收只负责维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而研究生阶段早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了。对研究生收取学费也是对大众更为公平的一种做法。”国科大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向记者解释了制度改革的又一个原因。
在改革的初衷得到普遍肯定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忧这一制度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我们这些将在2014年考研，家庭条件又不算很优越的学生而言，当然会担心奖助学金的评定不够规范，更怕个别学校利用制度漏洞进行操作，奖不到品学兼优之人，助不到家庭确实贫困的好学之人。”樊茂帅说。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深入分析道：“研究生自费这一举措的推出是和国际接轨，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执行前还是要看社会的大环境是否适合采取这一制度。比如说，研究生奖学金的确定，应该是以研究生的努力程度、奉献程度、科研成果决定的。举个例子，一个研究生在攻一个大的题目，那很可能他的文章就会发表得比较晚。如果单纯以文章来评定的话，那学生就吃亏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一系列评价系统的相互适应。总之，应当先立规矩，再做事；先建立好体系，再改革。”
此外，还有一些老师猜想，自费方案实行后，可能会将一部分教育成本转嫁给导师。为了留住部分经济状况不佳的优秀学生，导师也许需要自己解囊来进行资助。
学生待遇可能不降反升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受访者对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政策虽然比较关注，但还并不十分了解，甚至普遍存在一定的误读。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国科大招生办公室主任高随祥老师。
“这个制度不能简单地叫作‘研究生自费制’，而应表述为‘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或简称为‘研究生收费制’。收费的称呼是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加珍惜学习机会，收费制的背后则是研究生教育成本的重新分摊，而不是让所有学生自费上学。”高主任如此解读道。
针对学生们最关注的学费问题，高主任说：“学校在设计收费制度时会考虑到学生的经济负担的。这一点从已经实行收费制试点的学校就可以看出来。比如，一些高校对博士研究生的学费有减免措施，设置全额奖学金来抵消学费，入学之后还会有学业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等，对硕士也有类似的措施。这样，真正优秀的学生在入学时是可以不用带着学费来的。由于国家会加大奖助学金投入力度，据我测算，实行收费之后学生的经济负担不会增加太多，待遇上甚至可能比现在还好。”“我们国科大会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来制定收费标准，收取的学费会以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返还给学生。”高主任继续补充道。
说到奖学金评定标准的问题，由于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高主任只能从大方面上来预测：“我们可能会将收费机制与奖助学金体系一并进行考虑和设计，设计时应当会考虑不同研究所地域及学科的差别。我想，在学业奖学金评定过程中，研一新生应该主要看同学们的入学考试成绩，包括初试和复试成绩。二年级及以后应当主要看学业成绩，并且结合参考一些其他要素。当然，还应有一部分奖助学金作为同学们的基本学习生活保障，对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学生也应当有相应的助学保障。同学们不必担心，在实施过程中，这些细节都会考虑到的。”
采访手记
我是在今年寒假时得知从2014年起，国家将取消公费硕士生、博士生的。乍见这个新闻标题，我的感受不啻“晴天霹雳”。毕竟对已然成年，却在经济上难以完全自立的研究生而言，“费用问题是个大问题”（受访者语）。然而，在仔细阅读过相关规定后，我还是感觉到这一改革背后的良苦用心。
在采访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都表示出对这一新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我想，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前研究生过分扩招的弊端已经给学生的前途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些“准科研人员”的理性心态和敢于竞争的勇气。新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关键要看怎么实行”。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此外，对于研究生收费，我也深感宣传和解读这一政策的必要性。据我了解，部分学生对这一改革并未深入了解就做出了比较激烈的反应，像文中提到的那位学习委员，甚至放弃了考研的打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一份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怎样让更多学生读懂新政策，认同新政策，我想，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吧。
2013年4月23日下午两点钟，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国科大玉泉路礼堂。他笑呵呵的脸上写满欣喜——他就是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38场主题报告主讲嘉宾傅高义先生。傅老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但从他自信灿烂的笑容依稀可以看到往日的意气风发。他作为关注中国事务长达半个世纪的老外，对中国的了解很全面、很客观、富有总结性。在本次论坛上，他以外国学者的视角客观地评价了邓小平时代以及中美关系。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傅高义就开始研究中文和历史，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中国，在中国生活六年多。他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历时十年，无论内容还是细节都十分考究。宝剑锋从磨砺出，该书一问世便受到广泛赞誉。但于他自己而言“能让外国人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我很光荣”。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傅高义临时决定用中文演讲。整个报告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一直用清晰、流利的中文进行表述并鲜有错误。他语速轻慢，言语间有着美国人的轻松、幽默。
傅高义的报告很简单，只有几十张照片，却让与会者从定格的影像中读出一个个丰满的故事，又用故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之缝合，展现出一个外国人所能读到的最为客观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如数家珍般，根据邓小平重要的几个阶段向大家展示一个立体的邓小平。
他讲述的第一张就是邓小平留学法国时期的照片，那时的邓小平才16岁。他认为，邓小平非常幸运能去法国留学，在那里他看到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场景，因而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也认识到，为了改变中国，为了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国，应该依靠工人。
傅高义着重介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已经先后与赫鲁晓夫、胡志明等不少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结识。傅高义告诉大家，邓小平的个子是五尺，也有人说他不到五尺，很矮，但是他没有自卑感，而是很自信。就连毛泽东也告诉苏联人，你看那个小个子，他很有前途！但是文革时期，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直到1973年才重返政治舞台。之后，他就接替周恩来参加了联合国会议，那时的基辛格认为邓小平还只是外交学徒。对于这个说法，傅高义认为有失偏颇，他从当时的现实条件透彻分析了邓小平的处境，认为那时的邓小平行为还受到限制。
傅高义讲道，1977年，邓小平真正恢复了工作，这之后，他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大事。首先，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并积极利用了海外华人资源，与他们探讨科研和教育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李远哲和李政道等。傅高义还特别提到了1978年，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的事情。“我认为科研工作对中国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搞改革开放需要高科技支持。”他说，通过这次考察，中国认识到了很重要的三点：第一，中国的确很落后；第二，中国缺少资金；第三，欧洲人愿意教中国人科学技术和一些管理方法。虽然中国当时落后，但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搞改革开放，可以继续发展。
之后，邓小平主张和日本、美国关系正常化。傅高义举了一个在美国比较轰动的事件；照片上一个美国女郎给了邓小平一顶帽子，而他却和蔼地接受了。在傅高义眼中，邓小平从年轻时代就受到西方的思想熏陶，他认为，值得与美日合作。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赞誉溢于言表，他说：“邓小平说‘我们不要对外国给予我们的一些制裁着急，我们可以等几年，外国的商人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外国早晚会跟我们恢复比较好的关系’。”他非常佩服邓小平的睿智眼光。
对于中美关系，他说，邓小平一直希望同美国、欧洲和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这样解释现代美国人对中国发展的看法：美国人脑子里面主要是对公平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要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用很公平的眼光来看，基本上美国的社会主流舆论会支持的。
傅高义还谈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他说，邓小平最开始认为我们不要对军费投入过多，但现在中国军队开支却很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误解。现在中国提出和谐社会，其实美国也期待和中国合作。
报告会提问环节，副校长王艳芬向傅高义请教了他学习中文的秘诀。傅高义笑着说，我完全没有什么秘诀，你可以发现你问的问题我不一定听得懂。我这次来到中国大陆学习中文，在早期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从1961年开始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的，1973年才有机会真正接触中国，所以我要不断学习。一些教授对我的中文口语要求比较严格，批评我口音还不合格，所以我要不断学习。毛泽东的看法是不断革命，邓小平的看法是不断地改革开放，对我而言要不断地学习。
国科大学子就中美领导高层如何扭转中美关系、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从政比较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没有座位、一直站着听讲、获得提问机会的女同学激动地说：“我很期待傅高义先生的演讲，为了等这个提问机会我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啦，看来值了。”
自从2012年11月中美两国的领导换届之后，世界各国都很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关系将走向何方？2013年4月2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做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39场报告会，作题为《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
“我想听一听研究美国问题的老师是怎么解读中美两国关系的。”一名来自半导体研究所的学生对记者说。中午他早早地就来到礼堂“占据”了较为靠前的位置。记者看到，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由此可见，国科大的研究生并不是一心只读书而不闻“窗外事”，众多学子对于中美关系问题保持着相当高的热情。
新型大国关系 “新”在何处
说起中美两国的关系，黄平一开始就提出“中美两国的关系注定是大国关系”。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关系曾一度进入冰期，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的领导人才终于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新时期的大国关系如何体现它的时代新颖性？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针对这些问题，黄平解释道，过去的大国关系可以算是“丛林法则”，而新型大国关系则体现了互惠、共赢、合作的理念，“用和平的方式谋发展，用开放的方式求利益”。
那么，现在我国不实行“丛林法则”，是不是有些理想主义？“从中国立场出发考虑的一些战略衡量和现实主义的分析，我觉得是很实事求是的。”黄平继续解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尽管现在地区热点问题和挑战也很多，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我们仍有战略机遇期。这就是我们不走‘丛林法则’的内在依据。”
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构建
黄平进一步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出于我们本身的利益需求。这是基于历史的选择，是现实主义的选择，是文化价值的选择。因此，中美两国必须走互利合作的道路。把两国的关系看清楚，首先要寻求利益交汇点，其次是尽量扩大这个利益交汇区域。建立新型大国外交不能流于形式，或只停留在外交辞令上。
“这样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能不能建？怎么建？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中美两国能否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对世界的和平、对地区的稳定、对能否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世界是个关键。”黄平补充道，“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大家共同建设，不只是与美国，我们也要与其它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黄平自信地说：“不管中国面临多少挑战，按当今发展的势头，‘中国梦’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个梦还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一起来分享。”
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建立
在报告会的提问环节，同学们热烈响应，纷纷举手提问。来自化学学院的一名同学提出的问题引人思考：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对中美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黄平从哲学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他认为在中美价值差异方面，双方并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而更多的是一种互补。
来自过程工程所的一名女生提出的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在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重重包围之下，中国该如何实现突围？黄平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他指出，世界越来越多极化，不是美国一国说了算。如果美国既有冷战思维，也强调国家利益，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较大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这些不足以干扰、遏制、放缓中国的发展。面对遏制，中国不需要硬碰硬，黄平生动地解释道，“不能说他拿出一把刀我们就开枪”。
报告会主持人、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胡新和在总结报告的内容时谈到自己的看法：“能不能说服美国和日本包括欧洲跟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理念宣传出去，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接受，让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理解，这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也需要我们外交官员们来做工作。”许多听众点头表示赞同这种看法。
“中美两国关系处在转型期，在两国交往中，美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与中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是否相同，利益点是否一致，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能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我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生命学院的一名学生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
在这个新的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再是“零和博弈”，合作共赢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更是目前我们希望看到的国家间最好的共处之道。4月19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37场报告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园区礼堂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印度前驻美大使米拉·尚卡尔、俄罗斯前驻德大使弗拉基米尔·科特内夫、巴西驻英大使罗伯托·贾古里波、美国乔治顿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等应邀做客论坛并先后发表演讲。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我国著名外交家吴建民主持本次论坛。国科大近1500名师生参加论坛。
陆克文应邀作了题为《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构建利益共同体》的主题报告。他深厚的汉语功底、流利的中文表达嬴得了国科大学子的阵阵喝彩。他表示，21世纪亚洲的挑战是避免战争和保持和平，尤其是中美之间要保持和平。中美关系在于未来战略的稳定性，“这样的战略稳定性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未来亚洲经济的增长非常关键”。
春寒意暖，盛情迎来“中国通”
当天下午，春寒料峭，但是室外的寒风凛冽和会场的热情洋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报告会于下午两点准时开始。然而，早在不到一点钟时，国科大玉泉路大礼堂里就呈现出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早早到场的学生们都希望能坐得更靠前一些，看得更清楚一点。来得稍迟的同学虽然已经无法找到座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他们的热情，很多人都是坚持站着听完整场讲座的。“我听过好几场科学与人文论坛，这是最火爆的一次了。我们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被称作‘中国通’的陆克文先生。”一位抢得前排“宝地”的外语学院学生如是说。
此外，新闻媒体也对此次报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来自中外多家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早早入场严阵以待，会上镜头巡扫、镁光闪烁，把现场气氛烘托得愈发盛大。
当陆克文等众嘉宾入场时，在场同学集体起立、热烈鼓掌，大家以这种朴实却真挚的方式表达了对陆克文及诸位大使、教授的欢迎和敬意。
群英争鸣，多方解读“利益共同体”
报告正式开始之前，国科大副校长王艳芬女士登台致欢迎辞。她向到场嘉宾及现场听众介绍了“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历史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概况。她说，今年4月13日是“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创办十周年纪念日，当此之际，举办这场备受注目的报告更显得别具意义。
之后，作为本次会议主办方的何豪森学会总裁托马斯·马图塞克先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阐释了本次报告促进各国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主旨，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新的政治战略的重视和期待。
陆克文在演讲中表示，21世纪亚洲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并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性对澳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陆克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以史实为据，阐述了对未来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
米拉·尚卡尔和罗伯托·贾古里波站在新兴大国的立场上发表了看法。印度、巴西与中国同为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一同跻身于“金砖五国”之列，在多极化倾向愈来愈明显的全球局势下，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密切合作、互利共赢。两位嘉宾强调了与中国建立多边合作和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性。
施明贤的视角则是以亚洲以外的参与者来看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并由此探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起到的作用。他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国家间战略信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正在复兴，唯一存在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由于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愈来愈紧密的时代，中国的崛起将与上一世纪美国的崛起大不相同。
弗拉基米尔·科特内夫则谈到中俄经济合作和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等问题。他指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主权问题、中国在北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对美国加强导弹系统等方面的态度，是当前考验中国的核心问题。
来自乔治顿大学的库普坎教授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上的讨论太少了，而与此相关的主权问题的解决途径才是真正值得讨论的议题。他说，这次对话举办得非常及时，当前中美两国领导班子已经更新换代，利用这个机会来改进中美关系正当其时。
现场互动，听听年轻的声音
与以往的绝大多数论坛报告不同，这次报告采取了前瞻会议的组织形式，因而各位嘉宾的演讲时间并不太长，会议更侧重于嘉宾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在吴建民先生的主持下，在座学生向到场嘉宾进行了积极踊跃的提问。问题涉及气候谈判、北朝鲜核问题、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等热点。陆克文、库普坎等嘉宾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细致、深入的回答。
在场嘉宾，几乎每一位都表达了与青年人对话的意愿，强调了与青年人交流的重要性。这也让在座的国科大学子们进一步感受到了作为年轻一代，自己所受到的重视和肩上所担当的重任。
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几位听众。来自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卢佳禹说：“今天有机会聆听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以及另外四国大使的前瞻性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在亲眼目睹了总理以及大使们风采的同时，我也深深被他们对世界格局、国家利益的深刻认识所折服，尤其令我们惊讶的是，陆克文先生除了会说汉语之外，对中国历史也非常了解。报告之后的提问环节也相当精彩，是这次报告的一个高潮。”
蔡江平同学则与记者分享了她听完讲座后的深入思考：“这次人文论坛，更像是一次联合国会议，在国际秩序转型的时期开展一些政治辩论，会启迪我们的政治觉悟。现如今我们应该以合作、协调的原则构建国际秩序，打破霸权主义的遏制，增大全球各国利益而非极少数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要找准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以此为出发点与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金砖国家建立战略互信合作。随着我国越来越强大，我相信我们会有能力展现出大国的风范，也有能力在国际秩序重组期发挥应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