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国外计算机与集成电路迅猛发展的十年。国内的差距突出在国外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和测试已迈入自动化。1980年8月，教育部在四川峨嵋召开计算机教育发展方向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文章——《办好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计算机专业的一个途径》。意乃当时的计算机专业不外乎两个方面：软件与硬件。本文的理念是搞硬件的将计算机体系结构和逻辑设计的研究转变为将其手工设计方法为计算机自动设计方法；而搞软件的则研究将这些设计方法算法化。其最终目标不但可迎合国际上计算机与集成电路自动设计的飞速发展，而且有可能通过软硬件的结合达到理论教学和硬件实现相结合的目的。同时我建议在计算机专业开展“数字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不少与会者认为，我所提出的意见是值得探讨的。
由于本课程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并涉及到集成电路设计技术等问题，真正有兴趣并能够全面讲授这门课的人实在不多。1980年初，第一本《数字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教材完稿后，送上海某大学审稿，他们组织九位老师审查一个多月才有结果。而在北理工将其当作研究生选修课，由于他们的选题一时与本课程不太相关，学起来又比较困难，所以每年很难凑成一个小班。
此时我去广州出差，幸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计算机教学部主任杨学良教授，杨老师得知我在致力于“数字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建设后，他表示：研究生院这门课没有人讲，你能去兼课吗？就此两人达成协议：秋季开始上课。从此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课一连12载（1985年—1997年）。
教学内容及意义：教学改革新发展，信息技术制高点
我所教授的课程是讨论应用计算机自动设计数字系统的有关理论和算法，是学习完成硬件设计的软件工具的研发，而不限于利用已有软件工具完成硬件的设计，其中涉及EDA领域中的硬件描述语言、模拟技术、综合理论、工艺映射等，是典型的软、硬件相结合的学科，比手工设计方法更深入而规范。论软件则更涉及到系统软件、计算机科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几乎覆盖计算机科学的所有二级学科。
当今应用在计算机、网络通迅、自动控制和电子工程等许多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国防、金融等要害部门，这种关键技术如果长期总是依赖进口，难免留下隐患。因此，我们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推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不但要有能力设计出自己的核心电子器件及高端芯片，而且也必须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掌握研发出EDA工具的核心技术（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称上述为“核高基”，确定为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当今，为争夺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各国政府都把发展集成电路技术作为高科技投入的重中之重，强调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我认为，高等学校对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教学、科研相结合：综合、模拟立大志，应用实践更努力
结合教学，我们抓住这个学科的两个关键的核心内容：自动综合理论与算法和硬件描述语言的实现。并且就在我们潜心长期钻研综合理论与算法的同时，一直在尽心尽力地思索硬件描述语言（HDL）开发工作。因为这是当时集成电路设计业更需要，并且更缺乏深入了解和掌握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首先选择HDL的开发当作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课程建设的突破口。
1985年我们在参考国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于PRIME550上建立起一个寄存器传输级（AHPL）模拟器，提供给航天部771所使用。借鉴该模拟器的成功经验，又在APOLLO550及SUN475工作站上研发了DDL语言行为功能级模拟器，并且用于完成了两个设计项目的模拟：为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完成了RISC3J1模拟；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合作完成了SPARC2 MB86901的模拟。最后移植到国家七五攻关重点项目集成电路设计三级系统的核心部分。
1989年3月经全国ICCAD专家鉴定认为“该系统居国内该领域领先地位”，获国家三部委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荣誉》证书。同时将DDL语言写入全国统编教材《数字系统设计自动化》（并获电子部优秀教材奖）推向全国。
我们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方面的工作从最早的AHPL开始，一直跟踪到DDL、VHDL及Verilog。以研发编译、模拟、综合，乃至逻辑图自动生成为主，兼顾应用。着重于构成一个完整的ASIC设计系统，而不限于某一个局部，这在国内其他单位很少见的。
1991年2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一则新闻：“由北京理工大学完成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专用集成电路行为功能机智能逻辑综合系统，通过机电部鉴定，认为这项成果提出并实现了从行为功能描述到版图设计输入描述，并且生成相应的逻辑图等一整套技术，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系统中采用的关键技术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教学实践：面向社会集英贤，管理宽松但规范
教学工作中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学们听课很认真，有兴趣。我也经常把他们带回北理工DA实验室，借助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在APOLLO/SUN4工作站上做实验，验证我们的工作，同时也促成了与北理工的研究生的交流。有一次我去一个单位参加“XX芯片”鉴定会，突然有一位青年人走到我面前说：刘老师认识我吗？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过您的课……后来才知道他是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我很欣慰，我当年讲的课终于用上了。
那时来中科院研究生院兼课的老师，除来自中科院各所，还有部分老师来自其他高校。研究生院每天定时开班车接送。校内设有教师休息室，铺着地毯，摆着沙发，有人送开水，打扫卫生，大家感到很温馨。
最开心的是可利用课间休息、等车及乘车的机会与大家互相交谈。不但扩大了视野，也结交了朋友。每逢教师节、校庆，研究生院的领导对兼职教师也会送上一份温馨的祝福，并将兼课教师的名字收入花名册载入研究生院的史册。即使年终评教学奖兼课教师也有份，我也曾获此殊荣。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课12年感触最深的是：研究生院的学术气氛很浓厚，教学管理很规范。令人欣慰的是退休（停聘）年龄和本院职工同等对待，都按科学院的标准，年满63岁不再续聘讲课。通知退休的方式更令人感动：发一份聘期三年的聘书和研究生院的工作证及一枚研究生院的校徽。人虽走，茶不凉，感情还留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如今，老夫虽已年过七旬，每逢走到研究生院的校门口常要走进校园转一转，看到芳草萋萋，鸟语花香，让我激动不已。而研究生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是我曾经工作12年的地方！在此，倾诉我在研究生院兼课12年的情怀：硬件描述是关键，自动综合更困难。ASIC设计自动化，信息争夺制高点。科学院所国家队，学科种类更齐备。英才荟萃最当先，名师高徒都拔尖。
作者简介：
刘明业，男，1934年6月生，辽宁大石桥人。1959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曾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59.11-1962.9）、北京理工大学（1962.9-2002.2）和厦门大学（2002.1-2007.1）。从20世纪70年代热心于EDA技术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长期（1985年—1997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课。
2013年4月，当人们刚刚从清明的追思和疲劳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一个校园悲剧却悄然发生。4月15日，一条“复旦大学研究生疑遭室友投毒入院”的报道受到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4月17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经抢救无效，最终命丧于一杯毒水。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将他推向黄泉的竟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舍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时的冲动酿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最终，警方公布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竟然简单到因为“琐事积怨”四个字。生活中难免有摩擦和碰撞，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而这又何尝不是对社会的一个普遍追问。
案件发生后，人们马上联想到1994年清华大学铊中毒案、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案、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案、2010年药家鑫案、2012年湖南大学生血刃女友案等等。一时间，“校园惨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难发现，校园犯罪事件越来越频发，校园本是学生快乐成长的沃土，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不禁令人唏嘘。
当我们痛心于这些残酷的行为、震惊于所发生的校园惨案时，我们是否想过，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是否像重视他们学习成绩、关注考上什么名校那样，重视过他们的道德培养和心理健康，做他们心灵的“牧羊人”？
虽然，类似极端事件仍属于个案，并不代表大学生、研究生群体的精神风貌。但是，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经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今，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关心、疏导排解他们的心理健康，任由他们内心的毒瘤恶性生长，就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马加爵”。
目前在校园，学生发生冲突以后，往往喜欢用武力和暴力解决问题，这反映出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缺陷。作为校方应引导学生重视生命的价值，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以人为本。一个心智健全、人格高尚的人，其社会作用，远远大于那些学富五车、却不惜为了自己而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所以，成功的教育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给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我们现在奉行“分数决定一切”的“数字化”教育，漠视学生心灵健康，由于我们只关注一个人的学历和知识，而缺乏对学生心理健康、道德水准的关注，最后可能培养出的人才有知识、没有文化，导致了学生头脑发达，但灵魂幼稚的畸形成长。
笔者认为，无论是九年前挥锤杀死同学的马加爵，还是今天复旦投毒的元凶，一系列校园悲剧的发生表明，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迫在眉睫！
第一次跟李玉洁接触，是通过电话。我电话约她采访，确定采访地点是她的寝室。当得知我住在中关村园区，需要坐班车前往玉泉路园区时，她主动提出在班车停靠点迎接我，她说：“你没在玉泉路住过，可能找不到一公寓。”我听了非常感动，如此善解人意、细致入微的女生，想必在支教时有很多美丽的故事发生吧。
“支教就是我的选修课，从不逃课”
“刚入学的时候，校园里好多社团纳新，我选择了支教社，因为我觉得在支教社我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实事。”李玉洁坦言，自己在大学期间并没有参加过支教，正是因为没有参加过，所以非常乐意去体验一把。
加入支教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支教社迎新大会，这次会议对李玉洁来说意义非凡。在会上，马石庄副校长的演讲深深地鼓舞了李玉洁，在精神层面上给了她力量！支教社的老成员现身说法，讲了自己过去的支教生活，李玉洁听了之后，对支教生活充满憧憬。
李玉洁在华奥学校支教，授课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第四节课，也就是11：10到11：55。她每周四在自己学校里上完一、二节的专业课，就坐公交前往华奥学校支教。她说：“每个周都这样准时规律，上完这节去上那节，感觉支教就像我的一门课了，只是由听课变成了讲课。”说这话的时候，李玉洁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她从不将支教当作负担，而是快乐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玉洁告诉我，一开始定岗时，就结合了自己的空课时间，所以能保证有课余时间去支教。她说：“至今没有缺过一节课，而且其他支教人员也没缺过课。”李玉洁把支教看作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在她的日程安排里，这个固定的时间是专门用来支教的，其它的事情都不能与之冲突。李玉洁舍友对她的评价是：“玉洁啊，她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
我问她支教学校离她有多远，她回答很近，“坐公交几站地而已”。她说的那么轻描淡写，我可以想象，并不是每次坐公交都那么顺利，天气恶劣时，站在寒风里等车可不是件舒服的事。
一声声“老师好”振奋人心
李玉洁真切地体验到了做老师的乐趣。每周四踏进华奥学校，走进校园、穿梭在楼层走廊里，学生稚嫩的问好声此起彼伏。李玉洁说：“虽然这些孩子是农民工子弟，但是他们非常懂礼貌，见了老师就问好，无论你有没有给他代过课。”和全国各地大多数中小学一样，华奥学校每个班级在上课前都要由班长喊“起立”，然后全班同学齐刷刷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喊“老师好”。李玉洁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声老师好，直喊得我精神抖擞，无比振奋。”同时，李玉洁又悄悄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尚未脱离学校的老学生，听到小学生叫自己‘老师’，那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感觉！”
深受学生们真诚的爱戴和尊敬，李玉洁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工作起来更加有劲头，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地教课。课堂内外，李玉洁始终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定位自己，力所能及地关心、爱护学生。李玉洁深知，这些孩子的父母忙于生计，常常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缺乏应有的关爱。作为一名支教教师，需要做的还很多，尽管每周只有一次课，她也尽可能多地去关爱这些孩子。在课堂上，李玉洁看到有学生坐姿不正确，总不忘去矫正他的坐姿。这里的学生都来自外来务工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好。在第一堂课时，李玉洁就发现很多学生的文具跟不上学习要求，第二节课她就带来了自己准备的文具，比如画笔等，分发给缺少文具的孩子使用。一次课间休息时，李玉洁看到一位学生吃零食，而且是垃圾食品，她就走过去，耐心地讲解垃圾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旁边很多学生围在一起听，这群年仅八九岁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天冷了叮咛孩子们加衣，吃饭前嘱咐孩子们洗手。点点滴滴之中，李玉洁对小学生们的关怀可见一斑。
代美术课，品尝初为人师的酸甜苦辣
李玉洁负责四年级一班的美术课。因为没有美术教材，李玉洁就从网上下载很多简笔画，上课的时候，画在黑板上，让学生们学着画。她说，虽然是四年级的学生，但课堂纪律仍然很难维持。她说：“经常是我在黑板上画完一个图画，就有孩子突然站起来问‘老师这是怎么画的’、‘老师那是怎么画的’。”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李玉洁哭笑不得，后来就逐渐地能协调课堂了。每次上完课，李玉洁回来都要反思这堂课的效果，她发现，绘画的主题贴近孩子们的生活效果会更好，比如画喜羊羊，孩子们就很积极。另外，因为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同、绘画基础不同，所以很难协调，同一个简笔画有的学生说简单，有的学生说太难了，画不出来。
于是，李玉洁决定调整授课内容，几经辗转，她找寻到了美术教材，从此李玉洁就按照这个教材的教学大纲进行授课。因为有了教材，备课就得更加有逻辑、有内容了。为了能讲好课，李玉洁事先上网搜索“四年级美术教学公开课”视频，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实际上课情况跟公开课是有很大区别的。最难把握的一点就是课堂互动，如果学生互动不积极怎么办、如果互动过于积极又该怎么办，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到，李玉洁就在备课的时候，设计多个课堂计划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
李玉洁说：“如果教材上某一章节欣赏内容较少，那我就引导学生多画一些图画；相反，如果某一节欣赏内容多，就相应减少绘画量。”在课堂上，李玉洁发现每个学生出现的问题不同，有的学生是布局不合理，习惯性地将图画在纸张的某一角落上，而不是中间部分，有的学生是色彩不到位。根据这些情况，李玉洁一一指点。发现有学生画得很漂亮时，她也不吝啬于表扬优秀、鼓励创新。
李玉洁认为，语言表达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方设法在自己的美术课上锻炼学生的这一能力。只要课堂时间允许，李玉洁就请同学们站到讲台上，向全班同学讲解自己所画的内容。
每个班级总有那么几个不好好上课的学生，李玉洁的处理办法是全面了解这个学生，对症下药。她先找到班主任详细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再回到班级里耐心劝导他。班上有个学生抵触画画，在李玉洁的努力下，这个学生已开始拿起画笔学习画画了。
学期初，李玉洁规划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完美，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每个学生在绘画上都有提高，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经过大半个学期，她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为此她也苦恼了一阵。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急于求成，李玉洁后来就调整了心态，一如既往地用心备课、教课，在日积月累中给学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玉洁说：“每次去之前，感觉精力充沛的；但教完一节课回来的时候就很累，说不出来的累，嗓子也哑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公交车上能有个座，特别想坐下来。”她感慨道，没想到老师教课是一件这么辛苦的事。
举办“垃圾分类科普活动”
身为支教社科普组负责人，李玉洁除了代课之外，还带领支教社科普组举办了如火如荼的垃圾分类活动。
整个活动从策划到实施，李玉洁一直忙前忙后。在组织活动时，很多部员因为上课时间冲突，不能参与。李玉洁对此非常理解，我问她，人手少是否影响到活动的实施？她笑着说：“还好啦，一个活动并不需要太多人去忙，只要现有的人都发挥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
垃圾分类活动的主题就是培养孩子垃圾分类意识。在策划活动的时候，李玉洁就和部员着重讨论如何避免这个活动流于形式，他们在一起想方设法使活动内容丰富，使孩子们的个人体验更深刻。李玉洁决定将讲解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准备生动简洁的垃圾分类知识用于课堂讲授，然后准备实体的教学用具用于课堂演示。为了上好这堂课，李玉洁和部员一起制作了简易的仿真垃圾箱，首先设计并打印出分类垃圾箱的外观图，图上有循环再利用的标志及“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等字样，然后贴在纸壳箱子上。李玉洁还收集了多种垃圾，比如香蕉皮、烟头、废纸等，用封口袋包好后分发给学生们，让同学们根据垃圾的性质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里。为了调动学生们积极参与这个活动，李玉洁还精心策划了知识问答等环节，准备了很多小奖品。
第一次垃圾分类科普活动在树仁学校的两个班级举办，科普课现场，很多老师过去旁听。活动结束后，这两个班级的学生自发齐唱歌曲对李玉洁一行人表示感谢，其中一个班级唱的是《隐形的翅膀》，另一个班级唱的是《国歌》。李玉洁现在回忆起来仍旧很激动，她说：“那些孩子真的是在用心去唱，认真地唱，那场面很壮观、很感人。”
采访结束时，李玉洁告诉记者，她下学期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理由很简单，就是支教很快乐。
自从读研究生以来，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我的父亲看到。我把这些发表的文章小心地收集起来，等到过春节回家的时候一起带给他看。平时给他打电话少，这些文章可以让父亲知道我的近况。除此之外，也是为了让父亲得到精神方面的安慰，我越来越喜欢写作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父亲是我的小学四年级语文和思想品德课老师，在这种双重身份下，父亲对我除了慈爱，更多的是老师的严厉，印象中父亲对我比其他的学生似乎要更加苛刻一些。记得在一次语文课堂上，父亲将一些错别字写了满满一黑板，我对照自己的作业本，发现这些错别字大部分都是我的作业本上出现的，当时我臊得满脸通红。再打开作业本，我发现这次的作业被父亲用红笔批改得“祖国江山一片红”，错别字、标点符号都被父亲一一更正过来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有一年酷暑天，父亲从地里往家里一担一担地挑稻谷，被重担压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叫我把自己写的作文初稿给他看。这样，他挑一担稻谷回家，就让我把作业给他看一次，父亲再去挑担的期间，我就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作文，等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再把作业给他看。原来，父亲把给我修改作文权当挑担间隙的休息。现在想起来，这是父亲给我上的最为生动的一堂作文课，让我无形当中感到体力劳动的艰辛，也让我体会到写文章要贴近生活和入木三分。
还有一次，父亲生病躺在床上，我得自己做饭和洗衣服，父亲用《思想品德》中勤奋爱学的“褚红”的例子给我打气和树立榜样，教我勤奋自立……类似这样的经历很多。在我成长的经历中，父亲躬亲示范的教育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益匪浅。
小学四年级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颐和园》。记得讲这篇课文的时候，父亲用浓厚的口音带着我们齐声朗读：“长廊两旁栽满了花木，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种花又开了。微风从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使人神清气爽。”2012年夏，我的妻子待产，父亲送母亲来京照顾我即将出生的孩子，余暇，我带父母去颐和园游玩。当天是个晴朗的天气，微风徐来，我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小学课堂：父亲穿着白色的衬衣，在教室里一边走一边带着我们读课文。我在长廊上试着用父亲教课的方式介绍长廊，但父亲却清楚地念叨着“几千幅画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一路走来，我向导没有当成，还是成了父亲的学生。父亲识古字，指着匾额对我说：“草木贲华。”当我们走到昆明湖岸边的时候，父亲指着水里飘荡的苦草和黑藻吃惊地说：“这些草和我们农村长的‘鸭舌草’和‘灯笼泡’一个样！”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想象中的颐和园和和现实颐和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这种感觉和我初到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
2012年，我结婚了，父亲亲笔送给我们一副对联：新春伊始结良缘，志同道合成挚友！这一刹那，我体会到：多年来，父亲对我的爱如同汩汩的山泉不止，我喜欢写作的种子是父亲当年埋下的，而我写文章也是为了回馈他给予我的教育和启蒙。
今年是五四运动94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寂静的街道里渐渐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为了维护中国主权，3000多名学生涌上北京街头，随后，“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呐喊声响彻街头，一群热血的学生们打着横幅，像战士一样行进。正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激发了中国女性真正的独立自主意识，随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觉醒，中国女性也从蒙昧中挣脱，走向真正的自我。
女性的自我发现
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也给当时蒙昧中的中国女性以思想上的启蒙。当时女高师（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长年被封闭在学校的高墙内，平时决不准外出，也不准外头的人进入看望，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接送，管理得十分苛刻。可以想象当时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之严重。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仅在1915年9月至1917年7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十篇有关妇女解放和妇女问题的文章，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文学作品也风靡一时，这些新思潮的兴起促使女性开始重新定位和思考自我。裹足，传统的包办婚姻，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在新思潮的启蒙下，被新女性打破，她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再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五四时期杰出的女性代表
在新思潮的启蒙下，五四时期中国涌现出了很多敢于打破陈规，冲破封建牢笼的新时代女性。杨步伟，第一个在中国开节育门诊、开生理解剖课的女性，为了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曾写下“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前者，不如挽回于现在……”的退婚信件，最后成功退婚，后与赵元任自由恋爱并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向警予，不甘于在自己的家乡做一个小学校长。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她，于1919年12月25日同蔡畅、蔡和森、葛健豪一行来到法国巴黎，寻求救国之道。向警予与志同道合的蔡和森结为“向蔡同盟”——一种自由开放的婚姻。两年后的1922年，她带着自己学到的马恩理论回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党的二大上，她成为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1924年她参与并领导了上海一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培养干部。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被叛徒出卖被捕。1928年5月1日，她英勇就义，年仅32岁。
郭隆真，15岁创办家乡——河北省大名县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开风气之先。22岁抗婚，震动全县；25岁与周恩来、马骏等人领导天津五四运动，创建 “觉悟社”，期间三次被捕，最长一次坐牢半年；32岁创办缦云女校，作为党的地下活动机关，并主编革命刊物《妇女之友》，影响颇大；37岁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杀害。这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用她们不屈的意志、顽强的拼搏反抗精神，引领着旧时代的女性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她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驳鲁迅《伤逝》中新女性的出路，她们没有向传统低头，没有自甘堕落，而是用自己的力量为女性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新时代的新女性
如今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近百年，从当时的女性解放至今，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当今开放的中国，已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不再处于黑暗的旧中国，社会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生存发展的空间，各行各业中，女性都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到新时代的新女性就不得不提到我国的第一夫人，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最近与习近平主席出访，她所展现的中国女性风采获得海内外各大媒体广泛好评。虽然身为第一夫人，彭丽媛在支持丈夫的事业之余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她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圣火传递，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而最近几年，她又投身于公益事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杨澜，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知性，曾被评选为“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中国妇女》时代人物”。1990年，杨澜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正当她红极一时之时，她却选择急流勇退，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而后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的先河，获评论界好评。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她都凭借自己先天的聪颖，以及勤奋进取，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国科大的学子，科学界的杰出女性更值得我们关注。李方华，这个名字在2003年之前也许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然而在2003年2月27日，这位71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在巴黎获得了2003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自此，这项被誉为“女性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项第一次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后来这样赞扬李方华：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奖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它是为全世界女科学家设立的最高奖项。她获得这个奖是为中国争了光，是为中国女性争了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基础科研的历程中，李方华是平和而寂寞的，没有喧嚣热闹的生活，没有大江南北的关注，没有官场职务的起伏。在基层科研的岗位上，一个中国女性一干就是50年。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李方华十分平静：“对有些人来说，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确比较艰苦，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认为它其实对女性很适合。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物理学艰难，搞科研的时候又不在乎什么困难，不考虑提职拿奖的杂事，一心一意做就是了。”“一心一意”的李方华创造性地发展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她是建立并发展我国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开展电子衍射测定物质单晶体结构的第一人，并在国内首次测定出了晶体中氢原子的位置，至今仍被国外同行引用。她与他人合作，开创性地把衍射方法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创建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中新的图像处理理论和技术。她建立了基于最大熵原理的解卷处理技术，为测定微小晶体结构提供了重要途径，这一成果被成功地应用于测定高温超导体等材料的晶体结构。这种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以及不求名利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
结束语
从1919年五四时期开始，中国女性与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压迫和歧视进行了无畏的抗争，在封建礼教面前她们没有低头认输，而是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冲破封建的枷锁，开启了旧社会女性的新时代，也使她们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女性。经过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女性的社会地位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在不断提高，在与国际接轨的当代中国，女性正在各行各业发挥着她们的社会作用。从五四时期至今，社会对于女性呈现出越来越尊重与包容的态度，也正是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当代许多成功的女性。
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时，值得深思的是在社会给予我们女性越来越多的自由和发展机遇时，我们将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多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