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28日在此间提出,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上有利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国家安全仍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军队要居安思危,树立大安全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继7年前开讲中国新军事变革之后,71岁的熊光楷上将当天下午再度登上“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的大安全观和军队建设》。他说,“大安全观”或者说“综合的国家安全观”,可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来理解。

  传统安全威胁不可忽视,当前传统安全威胁问题在国际上突出表现有三:一是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仍然保持高发态势;二是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三是核扩散和军备控制形式依然严峻。用大安全观看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金融安全问题特别突出,中国从容应对危机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二是国际反恐斗争取得进展,但反恐形势仍然严峻,中国也必须重视反恐;三是信息安全是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个突出问题,中国面临的信息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不容乐观;四是国际油价不断波动,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妥善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战略问题;五是国际粮价波动增加,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始终要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六是气侯变化、食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也很突出,中国必须加大力度妥善应对。

  熊光楷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动防核扩散和军备控制作出积极贡献。“但我们尚未完全实现祖国统一,仍存在一些与邻国围绕领土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事件还时有发生。我们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但首要的是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

  这位解放军退役上将表示,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中国军队正在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核心的防卫作战能力。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决定中国军队必须按照“大安全观”要求,努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中国军队还要继续积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维和、护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完)

  中新网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28日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历史呼唤着中国科技界有一次思想解放,一次文化革新。

  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当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第98、99场主题报告会,施尔畏做第98场《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报告时作上述表示。

  他称,文化具有物质性,社会的物质活动决定了社会文化;文化具有历史性,一个社会在它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文化具有差异性,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组织,乃至不同的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具有传承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现在的文化总会带有过去文化的痕迹与烙印。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财富,有着太多的文化遗产,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先进文化,都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吻合。中国科技界的文化革新,应当摒弃“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摒弃“官本位”的文化,摒弃“迷信权威、沉湎过去、不为人先”的文化,摒弃“自我分配、自我循环,自我评价,自我陶醉”的文化,希望能够创造出“崇尚实践、勇于创新、追求价值”的创新文化。

  施尔畏在演讲结束后回答听众相关提问时还表示,他个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界限,本质上是一体的。中国人老是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而科学的英文词其实涵盖了很多技术的内涵,技术也涵盖了很多科学的内涵。当代科技的发展,如果还是人为地从概念上把科学与技术分离,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是反对把科学和技术分家的,假如我们老这么分,往往会把我们退到了一个很遥远的时代”。现在所有活动的价值化已经把科学与技术整体融合在一起,已经把科技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完)

丁仲礼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指出:
发达国家在减排方案中设“陷阱”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4月16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被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高估,发达国家在减排方案中给发展中国家设下了“陷阱”。
 
丁仲礼发表的演讲为《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他分析指出,发达国家在减排方案中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在该“陷阱”中,逻辑起点是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然后导出增温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接着产生2度阈值的价值判断,450ppm的大气二氧化碳目标浓度是其逻辑延伸,随之得出约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最后的逻辑归宿是“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无硬性指标”。
 
“这样的结果导致发达国家不足15%的人口却获得约40%以上的排放权。”丁仲礼说。
 
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丁仲礼认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存在高敏感度”这一论点很不确定,主要原因在于:数值模式的可靠性低、气候记录短、气候系统没有系统观察资料,并且许多自然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丁仲礼指出,不能偷换概念——二氧化碳减排问题不等于环境问题、地球问题。他认为,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光合作用。地球历史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处在变化过程中,地球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二氧化碳浓度都要比现在高。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如果照他们的理论推,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物”。对于中国来说,节能减排的对象不应该是二氧化碳,而是二氧化硫、大气粉尘、废水等。
 
丁仲礼认为,目前国际上推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都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其中主要的7个方案都没有考虑历史上各国在实际排放上形成的巨大差异。这7个方案分配给发达国家的未来排放权,都比给发展中国家的更多,这将压制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发展权利。
 
他认为,今后在排放权分配上,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为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今后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排放权,而不是相反。
 
丁仲礼认为,中国在长期目标上须有承诺,不承诺就会被妖魔化。他建议我国作出这样的承诺:中国到2050年,力争把人均累计碳排放控制在发达国家1975年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同时在1990年到2050年期间,力争将人均碳排放控制在发达国家同期排放量的90%以下。(肖洁)
 
《科学时报》 (2010-4-20 A1 要闻)

二氧化碳增加是全球气温升高的罪魁祸首,这几乎在国人的心中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真理!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视其为真理。

4月16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97场主题报告会上,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做了题为《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的演讲。在演讲中,丁仲礼院士毫不客气地指责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夸大了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度。他认为,以“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度”为“逻辑起点”的现有国际减排方案是发达国家设下的“陷阱”――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其结果是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大富国与贫国的差距。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最令众多现场听众惊讶的内容,是丁仲礼院士对“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度”这一观点的质疑。

事实上,对于“二氧化碳增加是全球气温升高的罪魁祸首”观点的怀疑,在国际学术界大有人在。只是国内舆论或许是过于受到了所谓主流观点的影响,对这些质疑忽略了。结果是人们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主流观点完全左右了舆论,以至于人们即使偶尔听到或看到在国际上存在这种质疑,也会不假思索地在思想上认为它们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炒作,甚至视之为另类和异端。

然而,当这种质疑声是从第四纪地质学家、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口中发出时,尽管我们不迷信权威,但至少我们应当知道,对“二氧化碳增加是全球气温升高的罪魁祸首”的质疑显然不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捕风捉影,它至少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声音!

――最近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温度的变化要超前于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所以说,温度是控制二氧化碳变化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二氧化碳是控制温度变化的因素。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温度提高了0.74℃,但这并不像二氧化碳浓度一样是持续增加的,而是有波动的。二氧化碳浓度的直线上升也并没有引起温度的急剧上升。

――6000年前,地球的温度比现在还要高约1.5℃,我国中纬度地区要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如果以冰河期结束后的1万年为考察对象,看不出现在的气候有什么不正常!

――在全球10多个较为有名的模式中,同样将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上升到560ppm,获得的增温幅度从1.5℃到6.4℃,差别竟达5℃之多。因此,所谓“二氧化碳翻倍,升温2℃”的观点,只是从多个模式模拟结果的平均值中得来,不能满足科学实验的基本要求,因为数据在不同实验室中能不断重现。

有趣的是,当前的二氧化碳浓度为385ppm,若再把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换算为二氧化碳,则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450ppm,但一些学者所描述的灾难并没有出现。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合乎逻辑,IPCC的科学家们说,是大气气溶胶的致冷作用消抵了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对此,丁仲礼院士予以了直接驳斥,他说:“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观察事实予以否定:一是南北半球比较,北半球排放的气溶胶远多于南半球,但北半球升温幅度反高于南半球;二是冬夏季节比较,冬季气溶胶浓度远高于夏季,但其增温幅度也高于夏季。”

总之,丁仲礼院士认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度”这一观点很不确定。丁仲礼说,IPCC已经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IPCC为何要夸大温度对二氧化碳的敏感度?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最后,丁仲礼院士指出,中国科学家对气候变化及碳排放问题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而公众呢?或许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去倾听另一种声音。

 

“绿色增长非常重要,尤其对于‘走出经济危机’来说,国际社会要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丹麦首相拉斯穆森12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据悉,丹麦方面将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雁栖湖园区投资建造该中心,2013年启用。

  “绿色增长非常重要,尤其对于‘走出经济危机’来说,国际社会要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丹麦首相拉斯穆森12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中丹建交60周年之际,拉斯穆森首相4月9日至13日访华,与温家宝总理和习近平副主席就“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济增长”、“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实现哥本哈根协议”等议题分别进行了会晤,其间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并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有关两国进行绿色经济合作的演讲。

  “绿色经济”将引领“绿色增长”

  “我从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拉斯穆森首相在北京表示:“一是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际合作。在今天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我很高兴,由于国际合作,我们已避免了经济危机的最坏影响。二是经济危机也可被视为一个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机会――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使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绿色增长”,是拉斯穆森此次访华反复提到的一个词。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他表示:“绿色的复苏,不仅对我们的地球有益,也对商业的发展有益。”在北京大学,他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根据其国情来寻求解决办法,但我相信,不管我们的出发点怎么样,都将在绿色增长中获益。”

  据估计,全球将在2010年至2030年间新增投资10万亿美元,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目标。“这意味着,到2030年,每个国家都需新增约占GDP百分之一的投资”,拉斯穆森说,“丹麦已设定了这样的目标―到2020年,在‘能源效率’和‘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率提高最多’方面都跻身经合作组织中的前三名,并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内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拉斯穆森表示:“我们不能假设‘绿色浪潮方针’将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而是需要为支持绿色经济的私营公司创建良好条件,使其获得持续发展……丹麦的经验表明,通过环保立法以及公共和私人投资,我们已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为公司提供市场机会。我看到,同样的过程现在也正在中国发生。”

  “中丹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

  丹麦在能源效率和清洁技术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

  目前丹麦的能源技术出口是10年前的3倍,且比普通货物出口增长得更快。2008年,清洁技术出口已占丹麦出口总额的16%。

  拉斯穆森在北大演讲时说:“虽然两国在国土面积和政治制度上大不相同,但我们可以通过紧密合作在很多领域获益。中丹经济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

  中国现在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已有400多家丹麦企业落户中国。随着两国近日加入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RED),丹麦在改进和优化能源机构方面的专业知识将被应用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目前,有3000多名中国学生在丹麦的高等学府求学。

  “中国为气候大会做出了贡献”

  作为去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道主,拉斯穆森此次访华过程中免不了提及哥本哈根大会。

  他说:“4个月前,125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哥本哈根召开会议。会议的成果‘哥本哈根协议’为建立一个全球框架提供了基本要素,也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各国采取的措施之间建立了重要联系,向未来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15个国家明确表达了对这一协议的支持,而这些国家占据了全球90%的GDP和8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

  他明确表示:“我认为中国为大会做出了贡献,没什么可被指责的。”他特别强调:“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角色。我很感谢他和中国政府对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所给予的支持。”

  中丹科教中心将是科研合作平台

  拉斯穆森首相与温家宝总理12日在北京共同见证了“中丹科教中心”合作协议的正式签署。

  据悉,丹麦方面将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雁栖湖园区投资建造该中心,2013年启用。

  在这个“促进中丹科研与教育合作交流”的学术平台上,两国科研人员将在有互补性或有重大潜力的科研领域深入开展合作,首选合作领域包括“清洁能源、气候与环境”、“健康、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农业和食品技术”、“商业、社会科学与创新教学”等。

  将有来自两国的100名科学家,75位博士生和300名研究生在这里学习工作。双方已商定,在博士、硕士的教育培养方面,实现丹麦高校联盟所属8所高校与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互动互补。

  (本报北京4月13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