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在媒体上看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对日本福岛核泄漏发表的一些评论，深感有话不吐不快。但因为身体原因，耽误延后了一段时间。
福岛核电站出事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核电进行反思的浪潮。周大地对此指出：“中国如果简单地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
我要说的是，如果能源专家不能深刻理解核事故的破坏力，那才是真的“有点傻”。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在接受媒体采访谈核电发展时曾打比喻：“空难事故那么多，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发展航空了？”并且提到，不能因为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矿难，就“停止煤矿开采”。这样的比喻马上被《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撰文批评：核事故造成的危害，岂能跟飞机空难相提并论？
周大地也提到矿难问题：“我们的煤矿生产目前一年死亡约5000人，最多的时候，全国一年要死1万多名矿工。”他把这个数字与另一个官方数据——切尔诺贝利事故最终可能导致4000人死亡——进行了比较。其意自明。
但是，核事故一旦发生，不是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代人的问题。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广阔的无人区，今年的福岛事故也难以避免。核物质活动期长达上千年，将成为人类的一个大包袱。
周大地还谈到：“中国核电近期可达到年增1200万千瓦、中期可达到年增2000万千瓦的建设规模。中国核电2020年有望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的规模，2030年有望达到2亿千瓦规模，2050年达到4亿千瓦以上。届时，可提供全国15%以上的一次能源。”
中国现在在运转的核电规模不过是900万千瓦多一点，如果按照周大地说的这个速度发展，那么无疑是核能发展的大跃进。
他们提出这样高的发展速度，我们有没有作好准备？我看准备严重不足，安全方面的准备尤其不足。
我注意到，周大地参与的一项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中，谈到核能发展时，对安全问题几乎没有怎么涉及，只谈核能发展的资源问题。他们的理论模型认为，我国有200万吨以上的铀资源。但是我对这个模型的精度很表示怀疑。
中国并非富铀国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铀供应及需求量报告，在2007年初，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水平，全球大约可取得550万吨铀。而中国的国土面积约占世界土地面积的6.5%。那么我将这两个数字相乘，大概得到30万吨铀。甚至我敢判定，现在我们还没有30万吨铀。
国际上的报告又说还有1000万吨的潜在铀资源，那么我把这些都加上重算，中国所能掌握的铀资源未来也就大约是100万吨的规模。中国能从国际市场进口多少天然铀资源？恐怕比进口石油、天燃气还要困难很多！
在理论上，快堆能够使铀资源的利用效率从不到1%提高到60%，是很多专家大力提倡的核能发展方向。但是快堆也有问题，首先是现有快堆技术尚不够安全。可以加大投入，以确保其安全运转，但必然带来高成本。
其次，快堆技术的持续运转，离不开核燃料的后处理和核燃料的重建，这将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将大幅度（不是只提高20%~30%）提高发电成本。
第三，中国现在研究中的快堆，其生产钚239的增殖系数，才约为1.2。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增殖系数是1.6。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快堆，其提取钚239循环次数，要多出3倍，这也必将大幅度增加发电成本。
据我所知，中国的快堆研发者还没有认真测算一下，中国将实现的快中子堆核电站的“大跃进”，其真实的发电成本究竟是多少？我们的疑问是：这一“大跃进”式的规划，是否属正确的选择？
福岛事件出来后，我们的核能专家纷纷表示中国的核电站比福岛安全。但是我觉得这样简单地作结论，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你能说日本人不重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吗？或者说我们的核电站就全都属于安全类型吗？
现在很多人研究第三代核电站，说第三代核电站比第二代核电站安全。但据我所知，搞第二代核电站研究的专家并不认可这一结论。
日本人在建筑抗震上非常有经验，但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9级地震。而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韩国核电站的抗震标准是6.5级，现在韩国有声音要求将标准提高到7级。我们中国核电站的抗震标准设防到底是几级？其出现事故的概率究竟是多少，是1%，还是3%？中国的核电专家对这些“数字”从来是“讳莫如深”。我希望能公布这些数字，由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特别是我希望他们能回答：我国有哪座核电站能抗福岛式地震？很难说我国未来绝对不会发生9级地震。
可能很多公众不知道，但圈内的人都知道，核电站抗震级别要达到8级或者9级，成本增加是天文数字。这样一来，核电的市场竞争力将大减。
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核电站设计思路必须调整，标准必须提高，安全理念要加强，抗不了9级，至少也要能抗8级地震。
我觉得，福岛事故的发生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国的核能发展规划也应该相应作出调整和完善，不排除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肖洁/整理）(2011.5.26科学时报)
4月15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举办第113、114场报告会。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分别发表题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努力实现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的演讲。他们纵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等问题，并与听众进行了深入交流互动。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由著名科学家路甬祥和著名理论家郑必坚于2003年共同倡导发起的。论坛的宗旨是：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科学与人文、从科学与人文角度思考国家战略。 本报记者：王海霞
4月24日，中科院研究生院科技哲学研究生论坛举办第3、第4场报告会。该论坛由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主办，整合北京各高校和院所的科技哲学资源，为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年轻”是该论坛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肖显静对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在北京科技哲学领域里，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研究生开设的论坛。我们希望把这个论坛办成常规化的活动，为研究生搭建一个平台，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
科技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因此不同研究方向的交流和碰撞，在肖显静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平时大家各做各的研究，如果能找个时间聚在一起，学习彼此的科研技能和思维方式，是很有帮助的”。
人文学院执行院长任定成对此表示赞同，他希望论坛能为师生提供自由交流的机会。“我希望论坛越办越大，这里的‘大’不是指来的人多，而是涉猎的学科广、参与的单位多，希望大家能真正有所收获。”
除了要在中科院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论坛还期望与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顶尖高校开展交流。本期论坛就邀请到来自清华和北大的两名博士生，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孙烨就国内外复杂技术的研究现状作了全面介绍，对复杂技术的各种定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并对复杂技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在题为《中国古代博戏中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识》的报告中，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陈天嘉通过搜集并考证中国古代蟋蟀谱，结合现代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分析了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和思维风格，并探讨古代经验对现代科学提供灵感和启发的可能性。
目前该论坛主要面向科技哲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办。除了给本专业的年轻人提供机会，肖显静还有另外一种期待：“如果我们专业的研究生论坛能办得不错，说不定也会推动其他学科开展类似的活动。”
（原载于《科学时报》2011年05月04日A2版）
| 能源地质科学的前沿探索与实践 |
| ——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琚宜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