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国一位主要的干细胞科学家的研究所涉及的伦理相比，这位科学家的下台更多地体现了当代科学家面临的压力。
上周韩国一位主要的干细胞科学家黄禹锡的辞职事件有一个巨大的讽刺。在这之前，他的这项突破性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议。黄禹锡研究了通过克隆人类胚胎从而获取干细胞的技术，这项技术可能会产生治疗一系列人类疾病的疗法。
对于公众而言，他的研究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他所使用的受精胚胎会被毁掉。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声称，不论一个人类胚胎处于发育的哪个阶段，毁掉它就等于堕胎。
但是导致黄禹锡辞职的原因，是围绕他的研究的一个特殊的争议，这个争议与上一个争议很不一样。黄禹锡去年否认了他所研究使用的人类卵子来自他的研究组的一些下级工作人员，然而上周黄禹锡承认当时他在这件事上说了谎。
干细胞研究的批评者倘若把黄禹锡的下台看作是对更广泛的道德控诉的一个证明，那么他们就错了。毕竟，在黄禹锡如何得到了卵子捐献者的知情同意这个问题，和受精胚胎是否算一个“完整”的人类——即便受精胚胎只有为数不多的细胞组成——这个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有两类重大的压力把这些问题联系了起来，而每一个关心负责的科研活动的人都应该注意它们。
第一类压力是科学家个人受到的压力，它来源于许多现代科学领域高度竞争的本质。第二类压力是由全球化带来的类似的压力。
科学竞争的压力
科学家们很少在实验室外谈论他们工作所面临的压力。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前沿领域研究的人，即便是一个博士后，这种压力都是不陌生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例如，抢在一个领域中的同行前面发表研究成果的压力——会是残酷无情的，这导致了长时间的工作和严重的精神压力。
许多科学家乐意承认，这种压力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可以高度地激励他们。产生科研成果最多的国家，也往往是那些竞争最激烈和最普遍的国家（例如美国），这种竞争不仅决定了（以升职和奖金衡量的）奖赏体系，也决定了就业问题。
竞争的危险在于，它会让科学家过分专注于研究，从而影响了科学家对于他们研究的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判断，以及二者的平衡。在最糟的情况下，这可能会鼓励科学家去走捷径——例如忽视对受实验人类的利益的尊重。
没有证据表明黄禹锡的事件出现了这种情况。事实上，参与卵子捐献的科学家强调说她们自愿提供了自己的卵子（并且显然没有让黄禹锡知道）。然而，正如他在宣布辞职的时候所承认的，他曾经“因为研究和对成果的渴望而失去了判断力”。
技术上的雄心
如果内部的压力可能与科学家符合伦理的科研活动产生冲突，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会与之冲突。这些外部压力要求科学拿出成果，从而转化为能产生利润的技术。
就在上个月，韩国政府任命了黄禹锡领导新建的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这表明了干细胞研究带来的技术，是让韩国成为生命科学产业前沿中心的计划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引人注目的是，亚洲新兴的经济体都把科学技术视为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举另外两个例子：印度和中国也在增加他们的科研预算。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冒着对规范科学研究的体系投资不足的危险。这一体系确保迅速获取利润的要求不会让人们忽视对研究进行方式的关注。毕竟，伦理委员会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的贡献。
这一次也没有证据表明，在黄禹锡的事件中，经济压力在他上周所承认的错误行为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
也没有人认为黄禹锡的研究如果遵循已有的伦理程序，那么他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被耽搁。这些程序包括只能使用那些没有面临经济或者个人压力的捐献人所捐献的人类胚胎。
然而，这样的压力并不是未知的。例如，上周在印度孟买召开的印度首届全国生物伦理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体系对于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印度没有国家的管理机构监控干细胞的研究和使用，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公立研究所和私人诊所声称用干细胞治愈了数十甚至几百名病人。然而这类主张没有一项经过了同行评议。
John Le Carré的《永远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肯尼亚药物实验的伦理规范被忽略的故事。对于Carré，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个弱点。
公开辩论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当以科学为基础的迅速的全球化与伦理习惯的传统观念相冲突的时候，公民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这造成了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和对科研进行负责管理的要求有时会发生冲突。
在干细胞研究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使用人类胚胎引起的伦理问题很大，因此要禁止这类研究。这就是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多数成员投赞成票通过的一项决议所传达的信息。（见联合国“建议”各国禁止人类克隆）
此处的危险，用一句经典的英语表述，就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如果这类研究产生了拯救生命的疗法，例如治疗从阿尔茨海默氏症到糖尿病这类疾病，就有很强的理由认为这类研究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小部分人类细胞的价值，这些细胞要么也会被抛弃。（见联合国在人类克隆问题上必须采取稳健的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干细胞研究彻底禁止，严格的规章制度对于确保这类研究被社会接受就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如果这类规定在推行之前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和公开的辩论，那么它们就会增加公众对研究的认可。
对国际惯例仅仅做些口头上的应付，而不把这些规则贯彻到一个真正民主的商议过程中，这也可能满足国际要求。但是这样并不能阻止那些麻烦问题的出现。
并且，如果来自科学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与确保科学服务于人类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就不会促使科学内部产生必要的文化变迁（cultural shifts）。
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监督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不仅应该注意到个人的行为，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科学运作的方式。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这大约25年时间里，苏联的生物学主要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李森科在创造农业奇迹方面看起来很成功，例如，他让作物能在远低于其正常环境温度下生长。这样的成功让他获得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以及广泛的权力。但是他的实验缺乏真正的科学基础，而且他用自己的权力让批评者沉默。这两点让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停滞多年。
最近出现在中国的一系列科学欺诈事件似乎类似于李森科的故事。没人认为中国的情况几乎和苏联李森科时代一样糟糕。事实上，上周中国教育部宣布要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学术欺诈和剽窃行为，这一举动表明，中国有关部门正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委员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与李森科事件一样，许多中国的科学欺诈行为看起来来源于一些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固有压力。如果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报酬制度到监督机制——不得到恰当修正，这些欺骗行为不大可能会消失。
报酬的压力？
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报酬制度。在李森科事件中，很清楚的是，他的部分动机是对权力的渴望。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感恩戴德的俄国人民的支持下——提供了这样的权力，把它作为表面上解决该国粮食问题的一种报偿。尽管李森科事实上缺乏任何传统的科学资历，他还是被放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并且接受了防止苏联科学家散播“有害”观点的任务。
与之相比，中国的问题似乎是部分基于学术成功能够带来的重大的经济、而非政治回报上。5月早些时候，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所声称的开发了一种全新芯片的主张，被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骗局。他从美国返回中国时，获得了一大笔钱，然后又得到了大笔资助来继续他的工作。
除了金钱外，成功的科学成果也会提高科学家的职业地位，以及他们在学术圈中的权力，这也是渴望成功的重要动机。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经常比他们那些从事不太知名研究的同事多赚几倍钱。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奖励拥有卓越论文纪录的科学家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里，论文纪录是一种衡量学术成就的方法。但是没有几个国家向中国一样充满热情的追求它，中国全力以赴，以一种让任何西方国家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科学生产力。
一位生物化学家出身的专栏作家方舟子运行着新语丝网站，他发现，当科学家们努力追逐自己设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时，他们在许多伦理问题上抄了近路。新语丝网站已经发现了500余起中国的科学不端行为（参见揭穿骗局：中国的“科学警察”在行动）。
内部权力结构
当一切运作良好时，按照成果给予报酬是促进高质量科学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必须有一种机制来确保这些成果像科学家说的一样坚实。这也就是科学欺诈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如何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来确保科学的质量。
在最近几个月，一种经常听得到的抱怨是，科学家们不敢批评他们怀疑有不端行为的同事，因为这意味着向那些已经宣布结果有效的个人和机构发起挑战。那些被怀疑的人也会向那些潜在的指控者挥舞权力的大棒，或者掌管着为后者及其单位分配经费。
例如，5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话，后者抱怨说期刊的编辑经常是因为资历而不是能力而获得任用。
雪上加霜的是，在中国，官员们经常在决定新项目资助或者继续资助某项目、或者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已经实现目标方面有最大的发言权。已经有人指控说有些官员被贿赂。此外，官员们通常没有资格做出学术判断。对于他们而言，通过论文数量和发表论文的媒体更容易评价一项研究，而不是看这项研究真正的学术重要性。
在期刊编辑和做出资助的行政官员都属于同一个紧密的权力共同体这种情况下，他们彼此都不愿意质疑对方的判断，在受到挑战时，双方经常会结成盟友来捍卫他们的权力和权威。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那些指控学术腐败的人或者是匿名进行，或者年近退休。
在李森科事件中，他通过把自己的批评者解职甚至枪毙来确保他们沉默。幸运的是，在中国还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有人担心，科学界内部的一种威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总是会阻碍内部的批评，并尽可能阻止监督的进行。
科学行为的规范
当李森科在苏联的权力冉冉上升之时，一位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他认为应该成为科学界行为规范的内容。它们包括：（1）普遍性（指科学观点应该是普遍有效的）；（2）公有性（指科学界的利益应该优先于个体科学家的利益）；（3）无私利性（或者称之为客观性）；（4）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在国际科学界，大家普遍同意，尽管这些规范有些理想化，它们都是让科学更加健壮和可信的合理的行为模式指南，。
当它们没有被遵循时，随之出现的科学就是不合标准的。近年来，仅仅在美国也有许多不遵循这些规范的例子。在中国，最近科技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180名博士研究生中，有60%承认抄袭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这类不端行为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些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期望的科学发现将是虚假的，因此也就不能为所期望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相信，韩国有机会在干细胞研究中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黄禹锡那些令人鼓舞的研究结果多是伪造的。（参见干细胞研究必须保持秩序）
被孤立的风险
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国科学家可能会发现他们越来越被国际科学界孤立。没有人会用自己的科学声誉冒险，去和那些研究方法不能被他们相信的科学家合作。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与中国的科研中心有合作协议的外国大学正在密切关注这些研究进行的条件，以及相关人员的学术纪录。
中国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来表明，伪造成果在科学上没有容身之地，它们只会损害整个科学事业，以及那些支持和声称要监督它的人们的声誉。这也就是120名知名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要传达的信息。这些人大部分在美国的大学中工作，他们的这封信提交给了中国的科技部长、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其他中国官员。（参见中国“必须对越来越多的科学欺诈指控采取行动”）
这封信要求建立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正式机制，这一点完全正确。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混乱，需要持续惩罚那些犯错的人，也要对无辜者给与适当保护。这样才能确保公开信签名者们所描述的那种“公平、公开和正式的机制”来处理对科学不端和对其它与科研诚实性相关问题的指控。
但是，灌输好的行为，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化监督作用。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确保中国科学的体系能鼓励诚实的行为。由于阻碍这一点的许多因素都根深蒂固，中国新建立的这个委员会手头有一项主要的任务，那就是要产生长效的成果。
David Dickson是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负责人
Jia Hepeng 是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中国协调员
中国拥有来自农林业的大量生物质资源，以及可用于分散能源生产和生物燃料种植的广大面积。
政府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用生物质帮助可持续发展。政府计划到2020年用生物质产生30吉瓦的电力。
但是甘霖在《中外对话》网站的这篇文章中说，这种战略在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建立生物质工厂，但是忽视了中国农村地区贫穷弱势的社会群体。
甘霖认为建立在现代生物质技术基础上的更具针对性的战略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增加就业岗位并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收入。
甘霖说，只有考虑到这些地区的人们的需求和境况，他们才能从中受益。
例如，许多农民仍然依靠森林生物质或者燃烧煤炭用于做饭和取暖，这导致了健康问题。为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更具燃料效率的生物质炉可以减少这种问题。
而且，拥有更先进技术的农民就不太可能在田间大量燃烧生物质，这种行为导致了污染。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以为其它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把农村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结合起来。
Talli Nauman在墨西哥先驱报的这篇文章中认为，环境记者必须深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从而提供更加平衡的报道。
Nauman说，记者传统上认为他们自己是信息提供者而不是教育者——他们倾向于确保他们所属的组织的生存，方法是通过避免讨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行为动机和影响。
大公司的广告客户很不情愿他们的产品出现在负面新闻中，而教育性质的文章常常只能以观点文章或者特刊的形式发表。这样，媒体的管理者就可以声称他们对此不负责任。
但是Nauman认为，如果要平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道，公众需求的优先级就要胜过企业利益。
她说，拉丁美洲的环境记者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而且他们必须质问拟议中的项目的法律和后勤体制是否能满足要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正面例子也有助于消费者采取行动。
Nauman说，这些报道技巧将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用一种铁补充剂强化过的谷物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儿童的贫血、缺铁性贫血和一般的缺铁。
由肯尼亚医学研究院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的Pauline Andang'o领导的这项研究发表在了上周（5月26日）的《柳叶刀》杂志上。
这些作者写道：“强化主粮面粉可以作为一种有性价比的、可持续的方式，改善发展中国家的铁状态。”
这组科学家研究了肯尼亚Marafa地区来自4所学校的516名3到8岁的儿童。这些儿童随机分到了4个组，每周接受5次同样数量的粥。这种粥是由全玉米粉制成的。贫困的家庭常常食用这种粥。
一个组分到的粥含有未强化的玉米粉。另外几个组分到的粥含有高剂量的乙二胺四乙酸铁钠（NaFeEDTA ）、低剂量的乙二胺四乙酸铁钠，或者常见的铁补充剂电解铁。
在为期5个月的试验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这组科学家抽取试验参与者的血样，化验血液中的三种成分——血红蛋白、血浆铁蛋白和铁传递蛋白受体。这些成分指示了身体中铁的状态。
服用未强化玉米粉的儿童的缺铁性贫血发病率是10%，这比接受高剂量乙二胺四乙酸铁钠的儿童的发病率高90%。高剂量的乙二胺四乙酸铁钠还会降低贫血水平，而且还能增加所有铁指标的水平。
低剂量的乙二胺四乙酸铁钠可以减轻缺铁但是对贫血无效。相比之下，电解铁没有效果。
肯尼亚医学研究院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的 David Mwaniki说，该研究证明了这种新的配方可以显著促进营养，同时证明了传统上使用的电解铁对于改善血液铁状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效果。他说：“这项研究对于解决缺铁性贫血将有很大帮助，不仅仅将帮助发展中国家，而且将帮助整个世界。”
Mwaniki认为，铁是人体最重要的矿物质之一，用于把氧气输送到大脑。患有贫血的儿童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由于他们的大脑需要氧气，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困难。
尽管这项研究只持续了5个月，这组科学家说如果不断服用铁补充剂，铁储存迅速增加，这两种不同的补充剂的长期效果差别甚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