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记者黄蕾】2007年4月16日下午,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60场主题报告会在玉泉园区礼堂举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深入论述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文化与人才素质的较量》的主题。论坛副理事长李惠国研究员主持了本场报告会。

    科技进步下的冷静思考

    李国杰院士在报告开篇,首先用一句话定下了此次讲座的基调:“我对于大好形势取得伟大成绩讲得比较少一些,讲的问题多一点,我们的民族需要有一些忧患意识,需要有一点危机感。”诚然,只有认清自己的缺陷,抓住薄弱环节,才能够有的放矢,实现经济发展水准的最大化。

    2006年我国实现了预期的GDP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科技发展方面国内的专利数量位列第八,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李国杰指出:在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改变企业的命运、改变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据统计,我们工业企业大概只有11%的企业做了技术创新;全国500企业中,科研研发投入比例都小于1%;电子产业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逐年下降,销售利率降到4%。这些数字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跻身世界前列的国家,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也逐年下降,所挣的钱没有搞自主创新,而是搞了房地产,我们国家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只有万分之三!李国杰十分尖锐地评判:现在的企业还不能够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市场导向和产学研的生力军作用不容忽视。

    技术创新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李国杰反复强调一句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技术永远是国家的财富。上个世纪60年代,如果我们国家没有两弹一星,别人不会承认中国;到了21世纪,没有软件和计算机,中国也不会拥有现在的国际地位。

    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日渐升高,知识产权保护到极致就是知识垄断,现在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打破这种知识的垄断,即被垄断的国家振奋精神、解放思想,自己也获得相应的知识,垄断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模仿国外公司成熟的技术,不以极大的努力关心竞争前的核心和关键技术,不具备把本国发明的尚不成熟的核心技术变成企业可用来赚钱的技术的能力,我们国家只能永远居于产业链的下游,以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利润,被技术进步边沿化。

    创新并不意味着在基于教科书和别的企业产品白皮书的基础上做一点小技术革新,这样只能做二、三流企业。我们需要在高技术领域里面,制定一个技术标准来决定一个行业的技术路线。我们国家缺少的是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而不是资金和一般的技术。所以从长远来看,将来企业和地区的发展谁走在前头,不是看谁会融资谁会抓项目,而是看谁真正重视技术,真正重视产业核心。

    一个企业发展是四个阶段,刚起步是“幼童”,市场扩大时是“明星”,然后到盈利很大的“金牛”,最后经营利率开始缩小成为“瘦狗”。我们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金牛,别人已经引进大量技术开始赚钱,才跟进去做,对前面的研究根本不注意。如此的发展模式使得我们总是跟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发展,无法赢得核心竞争力。因此培养自己的远见意识十分重要,要善于发展幼童阶段的企业,这样才能够将技术核心和市场发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技术创新是文化与人才素质的较量

    文化不仅仅是企业持续兴旺的因素之一,其实企业发展的关键是文化与人才素质的较量。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氛围?

    此处,李国杰院士再次重申了“科研人员要增强忧患意识”的论断。忧患意识对科技战线有特殊的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多反思,多发现问题;避免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的头脑。他说,实际上在很多核心技术上至少比国外落后2代以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群体性的突破,不要把自己拖下水。

    另外科技界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一定要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下大力气反对和抵制各种走过场的评审会和验收会。很多鉴定意见、评审报告都是自己给自己写,这种评审意见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应当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每个人背靠背,畅所欲言把正确的意见讲出来,这种氛围现在没有形成,亟待建立。专家组、总体组等要提倡坚持真理,为国分忧,反对“只要本单位的课题能够上不要对与其他成员有关系的课题提意见”的潜规则。

    因此,创新也不是对人才唯一的要求,创新精神是一个科学精神的内涵之一,科学精神也包括追求真理,淡薄名利,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等等。大学生、研究生要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有理想、讲信用、守纪律有可能比创新精神更重要。

    最后李国杰说,我们要杀出一条血路,要对自己有信心。就龙芯的发展来说,每年要提高3倍,比国外的定义要快得多,国际上平均10年提高10000倍,而我们11年提高了23万倍。中国人有能力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蔡文清)2007年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午开讲。

    上午9时30分,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所有的人都自觉站立欢迎贵宾到来,在论坛理事长——我国著名理论家郑必坚陪同下,一头银发、戴黑框眼镜、80多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走了进来,他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在他身后是百事公司CEO努伊和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坚。

    基辛格博士的演讲开门见山,他说:“我36年前秘密访华,从此我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改变了,后来的36年中,我亲眼见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在历史大多数时期,中国在亚洲处于主导地位,日本也尝试希望来主导亚洲,而印度、印尼也有这样的潜力,同时韩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亚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关系到地区和平和发展。在简要回顾历史后,基辛格博士深情地说“中国的发展证明,它现在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59、60场主题报告会将于2007年4月16日下午14:00举行。届时,香港理工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著名化学家潘宗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论坛发表演讲。潘宗光和李国杰演讲的主题分别是大学定位与大学管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文化与人才的较量。

    潘宗光,化学家,祖籍广东番禺。自一九九一年至今,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已十年之久。他早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再入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及南加州大学深造,获伦敦大学化学科哲学博士学位,后因其著作及研究成果桌著,再获伦敦大学颁授科学博士的资深博士学术。一九九一年之前,潘先生历任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香港立法局议员,一九八五年至今历任香港政府科技委员会创会主席、多间中外大学之名誉教授,多所中外社会团体之会长。一九七九年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并屡获勋衔殊荣。一九八五年、一九九一年两次应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为诺贝尔化学奖提名适当候选人。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时,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世界合作教育协会副主席。

    李国杰,计算机专家。湖南邵阳市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在并行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有效搜索算法等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一号多处理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和曙光2000/3000超级服务器并实现了产业化,创建了曙光公司,为发展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1号和龙芯2号CPU。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次)/二等奖(3次)和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选为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兼任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863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坛”2007年的主题为“和谐社会”,即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从而加强和谐文化的建设,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快文化的创新。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在论坛发表56、57场演讲,4月5日,基辛格在中科院上海教育基地发表“论坛”的第58场演讲。

    “论坛”在当日下午2:00开始,地点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礼堂。我院研究生入场券将由各院系分发,教职工入场券可到人事处领取,社会各界人士入场券将由相关部门负责发送。

标志性的大黑框眼镜,满头银发,深色西装——几乎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美国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昨天上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中科院上海教育基地的礼堂里。 这一次,这位已访华40多次的美国前国务卿是怀着“想见见上海年轻一代”的愿景来此。虽然基辛格已是84岁高龄,但当他讲述中美“破冰”的历史,阐述中美交往的现状时,丝毫不像是一位耄耋老人,却分明仍是那个名字下记载着“穿梭外交”、“乒乓外交”、“打破铁幕”等词汇的外交大师。 搞外交要过分要求 今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35周年。可以说,从1971年两度秘密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到最终促成了中美建交,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制定对华政策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呼吁对华友好,倡导中美合作。中国领导人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这位“老朋友”却说,“我曾经对中国一无所知。” “当我还是哈佛大学教授时,我是一个欧洲外交专家。”基辛格毫不讳言在从尼克松总统接到“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这个任务之前,他对中国的“无知”。“那时候,欧洲外交就等于世界外交,中国和欧洲没有联系,这之前的150年中国也都被排除在世界外交的圈子外。” “只是后来从周恩里总理那里知道,不要在毛主席面前提到美国人。”基辛格不忘幽上一默。 如今回望那段历史时,基辛格没有谈到其中艰难的外交角力,只说:“我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一名外交人员,你要用最佳的方法谈判,有时候甚至要提出过分的要求,然后再给各自留下退一步的空间。” 从共同敌人到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的基石已从最初建立在对抗共同的敌人转变到寻求共同利益之上,这一点也是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多位美国前任及现任政府官员的共同认知。 “我11岁第一次来到亚洲的时候,恰逢朝鲜战争,我很清楚(中美)冲突是如何演变的。”基辛格说。在他看来,那是因为美国没有表达清楚自身的意图导致的冲突。 时过境迁,在另一场与朝鲜有关的看不见硝烟的外交战中,曾经兵戎相见的中美却并肩努力并达成共识。 “我们已经认识到,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越多,世界就越危险,核武器一旦被使用,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会死去。”基辛格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行合作,这一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合作则赢对抗则输 提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威胁论”。 基辛格博士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这样解读:“我在美国也这样和别人说:谈到美国的历史,不过200多年;谈到中国的历史,却已是几千年。没有美国的允许,中国也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所以现在,没有美国的允许,中国也还是可以发展。” 基辛格说,历史给了很多美国人这样一个印象:一个国家的强大势必导致另一个国家的衰落,中国的崛起也肯定会带来世界范围的冲突,但他并不这么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实现的发展,不需要外国的援助,也不需要美国的允许。” 基辛格再次重申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我知道合作不容易,因为双方的历史文化差异极大。但中美合作,大家都是赢家;中美对抗,大家则都是输家。中国领导人采取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 (日期:2007-04-06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