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绿色休闲帽衫,斜挎包,头发略微有些凌乱,刘成城就这么来拍《国科大》杂志的封面照了。

“只是国科大一名普通的学生而已。”相信见过刘成城的人,都不会将这个25岁的年轻人,和下面一串炫目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管理着40人团队的CEO”、“获得1000万风险投资”、“2010年底创办的网站被新闻联播报道”、“入选《福布斯》2013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名单”……

在刘成城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这家以“关注互联网创业”为口号的科技媒体网站——“36氪”。这是他赢得一切关注的起点。

源起“36氪”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学院上研一时,刘成城不是没有想过要专心搞学术、做研究的。同为写代码,但为建立“36氪”而写的代码更具吸引力:“我每做出一个东西,微博上马上就有人提意见,而我也会根据反馈迅速改正。”回忆起那段时光,刘成城仍然抑制不住兴奋。

“36氪”最初以编译国外最新科技资讯为主,这是刘成城一直关注的领域,因此,他每天必须要浏览国外网站上的英文报道。“为什么不翻译过来,这样会方便国内同样对这些资讯感兴趣的人?”科技博客网站“36氪”由此而诞生。包括刘成城在内的十余人,通过线上联络,兼职打理网站。

第一手的新鲜资讯成就了“36氪”的优质内容,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36氪”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加上原创内容之后,“36氪”升级为一家科技媒体网站。刘成城看好“36氪”的前景,希望能把它做大。在他的号召下,兼职团队中有三个人决定前来北京,与他会合,共同创业。初始的三四个月里,他们住在北京的出租屋,“没有一分钱工资”,咬牙把“36氪”撑了起来。

两年多来,“36氪”不断成长。团队从最初的四人发展至囊括编辑部、业务部、市场部、销售部四个部门的北京协力筑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从最初的科技博客扩展为“36氪”科技媒体网站、“36氪开放日”线下活动和“36氪+”创业服务平台三大块。公司获得了来自百度联合创始人王啸的天使投资和曾是苹果早期投资人的经纬创投A轮投资,运营资金变得充足。

比起自己入选《福布斯》创业者名单,刘成城更引以为豪的是,榜单中有10位创业者及其项目曾被“36氪”报道过,“部分项目甚至是在36氪开放日上首发”。其实,刘成城在高三时就有念头“放弃学业去外地开公司”,骨子里的创业基因让他酝酿出一个为创业者服务的平台。2012年,国外十几个人的小团队,做出的移动应用Instagram被Facebook以7.15亿美元收购,这个消息令刘成城激动不已,他希望中国有类似的小型创业公司被“36氪”发现,并切实能帮助到他们。

“CEO”是如何炼成的

“36氪”的发展壮大与刘成城迅速适应角色的变化分不开,2011年来到公司、与刘成城共同奋斗的本科同学小吴明显感觉到,他变得成熟、沉稳,做事非常有大局观。“领导范儿十足”,小吴笑言。

刘成城并不是天生的领导,他在摸索中前进。身为一名年轻的CEO,公司员工基本上都比他年纪大,刘成城一开始也感觉到“管理有些问题”,但“现在好多了”。因为,他意识到向员工勾勒“公司灵魂”的重要性。

最初,技术出身的刘成城什么工作都要亲历亲为,“抠细节”,他是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的。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他渐渐发觉像这样“抓住不放”,没办法脱身去做新的东西,“团队必须将原有的业务支撑起来”。

工作下放后,刘成城早期是用干巴巴的数字为员工制定目标,比如,“这周完成多少篇文章”。但数字目标一再重复,员工会觉得索然无味。他深切地感受到“必须向大家传递一种理念和灵魂”,以激励员工协同一致,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

公司定期组织的聚餐活动上,刘成城与员工剖析公司致力达成的目标:“做创业者的伙伴”。他了解创业者不能与人言说的困难和痛苦,“前面是一片黑暗,后面有众多端着枪的追随者”,而“36氪”要做的就是,“告诉创业者哪里有坑,端着枪的人是怎么想的”,用成功的案例激励他们、用失败的案例提醒他们。“我们要做创业者的精神伙伴”,刘成城总是用这样的话语开头,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这周该写多少篇文章”的要求水到渠成。

“员工能认识到每日的工作是有‘灵魂’的,不是为写而写。”刘成城说上述内容的时候,沉浸其中的表情、令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话语是富有感染力的。

刘成城的职责转变不仅仅体现在此,他的技术能力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引领公司发展的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他打开记录在手机上满满的日程表:“我要懂得如何融资、如何报税、公司有了法律问题如何解决,去找人、找资源。”他最近致力于促成“36氪+”创业服务平台的法律业务服务,目的是将上游的律师事务所和下游的创业公司需求无缝对接。为此,他必须和不同的人会谈、签协议、商议定价,将整套流程梳理清楚之后,再由公司团队完成线上功能。

“指点迷津”的恩师

然而,在校园里,刘成城的首要身份是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研三的在读生,他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内创业,与导师石勇教授息息相关。

2011年3月,刘成城把“36氪”的进展告诉了石勇。石勇不仅没有反对,相反还鼓励他认真做下去。随后,石勇召集了数据挖掘领域内20多位专家、教授,开会讨论刘成城的创业项目。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这个项目第一次得到学界人士的认可,他感到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石勇身兼国科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在企业管理方面向刘成城提了许多“管用”的建议。每个月总有那么两三天,他会去找导师面谈一两个小时,交流创业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融资时需要出让公司股份,“写代码”出身的刘成城对此不甚了解,差一点定下很大比例的股份。“石老师帮我分析之后,定下了一个方案,再与投资人去谈,结果非常理想。”刘成城对此深表感激。

在毕业论文上,石勇对刘成城的要求依然严格。光是开题报告,就往返修改了多次。但石勇同样能体谅他的不容易,既要打理一个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公司,又要尽力完成学业,便想办法替他节省时间。就拿论文开题报告会来说,石勇特意让刘成城第一个做报告,以方便他尽早回公司工作。

石勇的信任和帮助,让刘成城的创业之路变得更为平坦和顺畅。

“不进步就没有未来”

网络上有众多业界“大佬”为“36氪”背书,其中不乏李开复、徐小平这样的名人。“36氪是科技人必须看的新媒体”、“36氪……成为我获取全球创新与创业信息的第一来源”、“36氪已经成为我每天早上吸收营养的土壤”,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刘成城对此淡然处之:“国内做科技媒体的公司很多,在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暂时是最大的。但现在不代表永远,所以不能轻言成功。”话虽如此,与同龄人相比,他还是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之上。非要追根溯源的话,刘成城回忆:“我一些好习惯的养成,可能和我妈妈有关。”

刘成城的母亲是一名初中教师,在他七岁的时候,要求他每天写日记。小孩子受不了约束,他央求母亲:“能不能一天写一句?”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对他说,每天记录三点吧,“今天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最不开心的事是什么?进步的地方在哪里?”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

进入大学之后,刘成城将日记分为“劳动者、资料、劳动工具”三类,记录着自己每日的进步、认识的人等。“36氪”的天使投资人王啸是刘成城本科的师兄,就曾被他“记录在案”。后来,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公司,四个部门主管每天将自己部门的进步汇报给他。“不进步就没有未来”,刘成城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行动的,他会定期与员工分享近段时间的进步,“回顾的过程让大家很有成就感”。

“36氪”的基本架构已经搭好,未来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坚持做下去。创业路上,90%的人得不到物质回报,剩下的人中又有9%后来所做的事情与自己所爱大相径庭,而只有1%的人既能享受到物质回报、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我正向这1%努力。”刘成城说。

记者手记:活在当下(许静静)

2013年,刘成城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名单。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研三的学生,是我们的同龄人。

刘成城是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接受采访,拒绝所有的采访,对笔者提出的采访邀请也不例外。但当笔者再三强调会实事求是报道,而不会夸大其词,他才同意接受采访。

为了这次采访笔者做足了功课,用一天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准备采访提纲,但网上关于刘成城的资料少之又少,笔者绞尽脑汁想出了30个问题。自认为准备得很充分了,采访时按照提纲上的问题逐个进行就好。见面入座后,没等笔者开口,刘成城微笑着说:“聊吧,聊点什么呢?”他这一句随心率性的话,瞬间瓦解了笔者所有的条条框框。原计划采访他关于创业的故事,因为在笔者的意识里,成功者的背后总有一番辛酸苦辣,就像冰心在《成功的花儿》这首诗中写道:“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刘成城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名单,可谓“成功”,谈到此,刘成城莞尔一笑,很淡定地说:“其实没什么,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在他眼里,创业就是坚持自己的兴趣,矢志不渝地走下去,没有什么值得可歌可泣的。这颠覆了笔者的想法。刘成城没有像大多数成功企业家那样,过多地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

继续与刘成城深聊,笔者发觉,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男孩”。与我们一样,刘成城也喜欢穿休闲装,喜欢玩游戏,喜欢骑单车,喜欢明星偶像。

2012年8月份,刘成城参与了一位朋友组织的环青海湖骑行,同行者有很多互联网行业CEO,其中还有著名导演钮承泽,行程360多公里。他计划今年下半年要环海南岛、环台湾岛骑行,说到此,刘成城的憧憬之情溢于言表。刘成城喜欢听许巍和莫文蔚的歌,手机里存的歌曲绝大部分是这两位歌手的。刘成城有一个朋友与莫文蔚很熟,他就央求朋友下次去莫文蔚家时带上自己,有一天朋友真的带他去见莫文蔚了,刘成城很开心,还激动地与莫文蔚合影留念。因为这两次与娱乐圈的人打交道,刘成城被身边的朋友戏谑道:“你这是真的要进娱乐圈了啊!”

《和平战士》电影中主人公丹·米尔曼运用“此时此刻此地”的正念方法,在校园里看到了平常没有发现到的事情,比如草叶上一只七星瓢虫的爬行。心理学老师告诉我们,活在当下,运用正念方法专注于此刻的人,能给人以温暖、可靠的感觉。刘成城正是这样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他身为CEO,不为各种事务所烦扰,他专注身边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在采访间隙,笔者留意到他认真地盯着看餐具上一滴水果茶的缓慢流动。

窗外,行人走在阳光里,草坪上一株海棠开得正美。

走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清新整洁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走廊里安放着沙发和小茶几,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照在走廊中的绿色植物上。隔着实验室半透明的玻璃,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若隐若现。为了了解微生物所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国科大记者团专访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黄力。

外表儒雅,内心坚毅的“海龟”

黄力,有一副典型知识分子的气度,温文尔雅,思路清晰。他是1996年回国的,在国外所学的专业是微生物,毕业后在美国Pomona学院任助理教授。那个时候,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但是国外安逸的生活,优越的科研环境没能留住他归国的步伐。根据自己所学专长,黄力打定主意要进微生物研究所。他写信给当时的微生物所所长:“我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有一个地方,能有张实验台,可以做点想做的事情,希望将来能有‘浪里淘金’的可能。”就这样,黄力举家回国了。尽管他知道国内科研条件有限,自己要求也不高,但是实际条件之差令他感到有些意外。那时微生物所还在中关村的老楼里,破旧不堪,分配给他的是一间空空荡荡、二十几平米的屋子,没有任何仪器设备。黄力满腔的热情被这个冷清的屋子降了些温,但是他没有离开,没有抱怨,而是留下来,一直做了下去。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无论是科研课题、硬件设施,还是生活条件,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海外归国学者,甚至还有外国专家前来工作。可是,在黄力回国的那个年代,中科院的工作、生活各方面条件都不完备,没有梧桐树,也难引金凤凰,一位已经在国外知名院校获得助理教授职位的学者能在此时回国,的确是难能可贵,而支撑他回来的只有“信念”。

自由探索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并重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黄力表示:“做导师,我希望传递两样东西,第一,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科研的灵魂;第二,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一方面要考虑国家需求,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另一方面科学也有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要想办法避免,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黄力始终把自由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贯穿于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希望学生在这两方面能有体会和感悟。但同时他也提到,这并不是简单地开一堂课,通过简单的灌输能做到的,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这两点也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涵。

培养大师,归根在文化,氛围是一种力量

谈及培养大师的问题,黄力认为关键是文化。为了培养大师,中国需要培育科学文化。黄力说:“文化是方方面面的,不是某一个东西,是所有细节的总和。”

微生物所的五个研究室每年都要召开各自的年会,学生、老师要做报告,这对每个学生来讲是一种训练,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种学术氛围,有利于培育文化。

谈到国内外的学术氛围差异时,黄力举例说:“我在国外时,坐班车上班,经常听到,博士后和研究生议论跟自己研究项目相关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这儿议论的多半是与实验关系不大的东西。这与国外的一些地方比起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黄力认为,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科研氛围,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就会有不同的感悟,就会让自由探索精神融入血液。

研究生应知道为何而来

到中科院研究所就读的学生,有多少是对科研感兴趣的?据调查,可能三分之一是有兴趣的,而大部分是没兴趣的。既然没兴趣为什么来呢?黄力认为,这与中国社会和我们的教育体制相关。国内中小学都是应试教育,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科研,但是做科研、当科学家在中国社会又有较高的地位,容易得到父母、家庭的支持,社会的尊重,因此许多学生随大流走到科研的道路上来了。但是他们从没想过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或是压抑自己的兴趣。由于只专注课本知识,大多数初到研究所的学生对研究生阶段要做的科学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因此,在黄力看来,解决发现、培养和维持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至关重要,需要从小开始培养。

科普让孩子们了解科学

黄力认为,科研兴趣应该从娃娃抓起,他非常热衷参与科普活动,从1998年就开始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用“大手拉小手”的方式让有志于研究科学的中学生到科研实践中去了解什么是科学,并和他们建立长久的联系。

他说,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中学生真正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无论是否喜欢,知道什么是科学就可以了;也希望同学们到微生物所了解、学习之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将来是否走科研的道路。

而这些科普活动确实起到了作用。黄力举了个例子,北京四中有位学生, 2002年的整个暑假都在微生物所开展科研实践。他学习成绩比较好,被保送到了北大物理学院,专业是生物物理,毕业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正是少年时代在微生物所的经历,使他了解了科学,并与一些老师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这也使他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比较顺利,能够坚持,因为一直有人在帮他、指导他。这个学生做得确实非常好,去年还拿到了美国生物物理学会博士论文第一名。而另外一个学生在微生物所实习之后,觉得自己对做科研没兴趣,高考选择了中文系。

“给孩子们一个机会,经过学习、认识什么是科研,让他们更加正确地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黄力认为,在中小学生中开展科普活动非常有必要。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黄力认为,到了研究生阶段,导师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作为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微生物研究所不仅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面向国际科学发展前沿,而且还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为生产实践服务,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

微生物研究所在科技布局上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创新价值链。除了拥有以五个研究室为主的核心研究体系,研究所还建立了上游的微生物资源中心和下游的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学生在读期间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从源头的基础数据积累到中间的技术开发、再到下游的技术转让,他们都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

目前,微生物所转移转化中心实行“所企融合”的机制,黄力说:“希望在其人员队伍中,三分之一是微生物所编制、三分之一是研究生、三分之一是企业人员。这样,学生既能学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科研技术,又能和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接触,了解企业的需求和生产经验,获得生产一线的工作能力。”

细节决定成败

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黄力说,在营造所文化方面,要做的事很多,但他特别强调要注重各个细节。他举例说:“前几天我发现电梯里的一个小开关坏了,就请后勤管理人员尽快把它修好,让它严丝合缝。因为,此事虽小,但却体现了一种对生活质量、管理质量的追求。又如,所里洗手间的热水就给一些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感到很人性化。去过微生物所的人每次见到我几乎都会提及这一点。”

黄力最后强调,如果不注意细节,什么东西都是应付过去,那么什么事情都很难做好。如果单单拿出一件事来,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很小,但是如果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严密细致,形成习惯后,就不会再轻易习惯另一种环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传统、形成了文化。而文化带给我们的是温暖、是希望、是信心、是力量。

 

 

 

 

 
明年即将迎来中法建交50周年,法国作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同时也是最早与我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西方国家。今年是中法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三十五周年和中法开展核能合作三十周年,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法国图卢兹大学名誉校长、前政府总统科技顾问伯纳德·贝洛克先生,回顾了中法长期以来取得的科技合作成果,对未来两国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进行展望。
 
 
开中西密切科技合作的先河
 
 
五十年前,中法建交这一被西方媒体誉为“外交核爆炸”的重要事件,破除了东西方长期冻结的坚冰。自此,两国之间 “一桥飞架南北”。贝洛克校长曾代表法国政府来华参与协调双边科技合作,他首先对五十年来中法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回顾。
 
 
贝洛克说,中法建交体现了两国领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家的外交智慧。两国建交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固有的旧观念,促进了西方更加主动、客观地了解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性,法国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与中国最为紧密的西方伙伴。五十年之后的今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未来中国仍将在全球经济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科技合作方面,他谈到,法国早在1978年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创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开展密切科技合作的先河。协议签署后的三十多年来,大量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法国学习培训,并有很多中国学者在法国的实验室工作实习,这些交流涵盖了医药卫生、物理、化学、能源环境等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在核能、应用数学、绿色化学、新能源等法国处于全球前列的重点领域。除了人才培养外,中法两国的院校和研究机构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设立科研项目,建立联合实验室。例如双方于1997年成立的“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开创了中法共同搭建长期性研究平台的先河,此后中法在化学、医药、应用数学、新能源等其他领域也建立了一批高层次联合研究机构。除了学术界的合作交流外,中法高科技企业的合作也在近10年来不断增多,法国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科研中心,诸如达索等法国公司也开始与中国的大学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科技人才,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应用。
 
 
他认为,经过两国三十余年的共同努力,中法在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政府支持、院际合作、企业参与、科研工作者交流的多层次、多元化、宽领域的合作局面。这些合作充满了活力,蒸蒸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前和未来更为重要
 
 
上个世纪初,勃然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共和国革命者。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赴法求学,钻研西方科学知识,将世界先进的科技引入落后的旧中国,成为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和民族工业的开拓者。
 
 
然而过去已经成为历史,在贝洛克校长看来,当前和未来更为重要。虽然法国始终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的国之一,但由于语言等问题,法国接纳中国学生的数量要落后于美、澳、英、加这四个英语国家,与日、韩、德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优势也并不明显。贝洛克校长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赴法留学还需更上一个台阶,中法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更多合作空间。目前中法两国对留法的科技专业学生有多项奖学金,这些基金有助于吸引高素质的中国学生赴法深造。
 
 
谈及未来科技发展问题,贝洛克校长认为所谓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发生,即以数字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工业的逐渐成型,而这种升级后制造业将更加依赖高素质人才。目前中国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层管理人员还不是很多,未来中国发展需要持续培养更多的人才。法国每年科研经费达490亿欧元,位列世界第五,其在航空、航天、核能、环境、新能源、自动化、数学、医药等领域始终保持着全球第一梯队的领先水平。法国重视中国市场,欢迎更多中国科技人才来法深造,这些学生和学者就如同会越滚越大的雪球,他们将在中法两国各领域合作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拓展中法合作的新模式、新渠道,促进商业交流,在中法间构筑起新的牢固纽带。
 
 
把人文思考融入科研
 
 
贝洛克校长认为,科技和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视科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人文的关注。中国和法国都拥有璀璨的文明,都对人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科技要为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品质服务,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科研是创新的过程,并不是枯燥的机械试验,需要给科技工作者更多自由研究空间,把蜡烛研究的再透彻也不可能发明出手电筒,提出问题有时会比解答问题更加困难,因此要将更多的耐心和人文思考投入到科研中。
 
 
人类当前面临能源过渡消耗、环境污染加重、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节能减排成为各国共同的目标,中法在环境、新能源等领域加深合作也变得更为迫切。中法在各科技领域已经开展了成果卓著的合作,有理由相信两国未来的科技合作还会更上一层楼。 (原标题:继往开来,中法科技合作待奏新乐章 ——访图卢兹大学名誉校长伯纳德·贝洛克 )

在毕业后的时光里,我总在夜里想起大学的宿舍。

宿舍的阳台朝着河那边,在不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夏天,植物繁茂,鸟语花香。学校是限电的,到了关灯的时间,整个宿舍区便瞬间从繁华变成落寞,吞噬所有的光亮。这时,还依旧听见有人洗漱溅起水花的声音,也有人从楼上泼水,大声地叫喊,整个宿舍变得沸腾起来,喧嚣声,口哨声,我们肆意地将年轻的精力释放,直到夜更深,一切又归于平静。

青春的夜是如此躁动不安。黑暗中,我们彼此看不清各自的表情,却在热烈地交谈着,球赛、学业、梦想,当然也有女孩。夜晚聊的话题会在第二天被主动地忘记掉,没人再提起。若两人谈的是球赛,会不由地贬低对方所支持的球队,谁也不服谁。夜在无形中悄然编织巨网,渐渐蚕食彼此的争吵声。

在某个冬天寒冷的夜晚,我们都没能及时入睡。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显得极其寂寥,大家都感慨起了人生的种种幸与不幸,一个室友突然放起了音乐,音乐里起伏的旋律,散播在这寂静的夜,仿佛是站在天涯尽头仰望天空的歌唱,歌声穿透岁月的浮云直落在心底。

那时,毕业即将临近。在那个小小的宿舍里,几个男生在为梦想挣扎着他们的青春。那歌声犹如我们的青春一般,布满了忧郁和彷徨的迷茫。大家都跟着轻轻地唱着,直到那一刻,似乎我们才明白了,青春,也有无法承受之重,那就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彷徨。

在昼夜的交错里,日子很快从冬天走到了夏天。毕业后,同住一个屋檐的室友,那些执着无畏的人,开始走向不同的城市。那以后,我们在生活上没有了交集,各自被琐事磨平了棱角,消磨了激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过着平凡的生活。

多少年后,在每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在每一个温柔如风的晚上,一种莫名的伤感总在心里升起。只有我知那青春脚步的疏密,它随我走过少年并将至远程。那时的月再次爬上宿舍的窗,与我一起聆听这寂静的夜,那断断续续的虫鸣,竟道不出哪段才是最好的年华。

发表一篇科研论文,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可能是漫长的几个月乃至半年,也可能只需短短几天。
 
近来,一个已经运营了10年的平台,正因为这“漫长”与“短暂”之间的反差,被当成“新鲜事”而引发关注——你只需要注册成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会员,使用模板在线投稿,经过编辑初审即可在该网刊载。整套流程快则三五天,最慢也只要七个工作日。
 
一时间,评判声一片。在不少科研人员深受传统出版物评审发表周期长、论文发表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等问题困扰的背景下,媒体纷纷以《“先发后审”促进中国科技论文创新》《网上发表论文已被全国40所高校认可》《让科研过程更公开透明》为题进行报道,对这个首创“先发后审”快速论文发表机制的国内在线论文发表平台寄予了“引发传统发表方式变革”的厚望。
 
但是,现实的尴尬不可回避。记者调查发现,事实远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已经度过了最初的稿源困难期,在一些高水平大学,学者投稿的首选仍是国外期刊,不少人宁愿“耗”上一年半载的时间等待审稿,甚至甘冒被退稿的风险,也不愿将论文首发在国内论文在线平台上。而在国外,这种“先发后审”的在线发表方式也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症结在哪儿?记者由此展开了调查。
 
 
“科技论文在线”上,“真正顶尖的论文,不多”
 
“什么级别?影响力有多大?评职称管不管用?”刚被问到“愿不愿意在国内在线平台上首发论文”,山西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焦向英便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虽然我现在不需要评职称了,但还要申报项目、参加教授评级,考核的内容主要是看有多少论文发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如果这个网站被认可的程度很高,我当然愿意发。”
 
发论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多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评职称。但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却始终觉得“很不对劲”:“20多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写论文、发论文还没有今天这么功利。一些纸质期刊,还会开辟专门的讨论区,刊登学界对上期论文的讨论争鸣。但现在,论文却丧失了原本的意义,成为评职称、加分的筹码。我们想做的,就是改变已经被异化为评价标准的科研论文,拉近学者间交流的距离,弱化出版角色。”
 
“还论文学术交流的本来面目”,这既是十年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破土而出的重要原因,也是十年来它备受困扰的掣肘所在。原因正如焦向英所说,尽管发文方式简单便捷,但因为看不到能直接体现在工资、职称上的好处,很多优秀论文仍然是“SCI导向”。
 
“我发论文都是把最好的投在国外期刊上,剩下不好的或是被退稿的,才投在国内期刊上。”北京某重点大学青年教师杨峰告诉记者,这在学术圈是公认的投稿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在SCI期刊发文代表你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对评职称、学校排名都有好处,有的地方高校甚至会重奖。”
 
“评价导向和学者观念的共同作用,使得国内优秀论文首发率很低。”李志民感慨。而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下,尽管在过去10年间,科技论文在线每天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由最初的每月50篇扩大到目前的每天50篇,但除了专门开辟的“优秀学者库”外,不少人认为,“真正顶尖的论文,还是不多”,学术交流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因为发文的、关注的、讨论的都不能代表顶尖水平”。
 
有事实佐证。记者打开中国科技在线网站,该网站首页推介的“一周热门优秀论文”的前十名,论文作者均为在读研究生,点击量最高有199次,低的只有几十次。在中国数百万科研人员、该网站有32万名注册会员的对照下,这些数字传导的力量显得很微弱。
 
“很多学校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要发论文,长此以往,这个本意为加强学术交流的网站会不会在缺乏优秀稿源的窘况下,变成研究生论文基地?”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忧。
 
 
“先发后审”,点击量能否保证学术权威性?
 
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稿源吃紧的压力下,原本不想跟评价标准扯上关系的李志民也曾为了扩大科技论文在线的影响力,寻求过高校支持,“大约是在2007年和一批高校达成了合作,它们会把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的论文认可为符合研究生毕业、职称评定要求的论文。”这个消息,几天前更被媒体以“网上发表论文已被全国40所高校认可”为题报道出来,引来一片喝彩之声。
 
“有误解,这绝不意味着发表就能被认可。”李志民介绍,在科技论文在线发表论文后,作者须提交“专家评审要求”,由该网站在数据库内随机选取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按照5个星级对其进行评分,一般达到四星及以上才会被高校认可。“零门槛”的发表模式下,这样“先发后审”的机制被寄望把控论文质量,也被媒体视作“有利于促进科技论文创新”的积极举措。
 
但喝彩声后,更大的质疑声从学界传来,“‘先发后审’,已经发布在网上的论文质量谁来把控?仅凭用户的点击量让论文顶起来或沉下去,谁能保证学术权威性?”
 
长期担任国外优秀期刊编委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尉志武介绍,有些科技论文的发布确实讲求速度,但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国外在线论文的发表也要经过很严苛的审稿过程,通过专家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后,编辑才有权利和作者沟通修改、发布论文,这也是除了国内评价导向外,学者倾向于投稿到顶级期刊的原因,一旦被认可,它就代表了学术的权威性。而作者打磨更正的过程,也是再次检验成果合理性的过程。”
 
“科技论文不是网络小说,不是一眼就能看懂说清的东西。没有经过专家评议就率先发表,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观点被公布出来,如果被刚入门的学生看到并吸收,是很可怕的事情。”杨峰认为,“科技让大众共享是好事,但必须首先明确,共享的是正确的观点。”
 
尉志武也持同样观点,“在学术界少数人的观点要比多数人重要,这也是国外引入权威同行评议的原因。如果把对科技论文的评判交给电脑前的用户,就必须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家,都拥有正确的判断力,否则这种基于网络技术得出的统计就是片面的。”
 
 
打破学术期刊垄断之后,路该怎么走?
 
“在国内现有的学术生态下,它只能定位为一个OA机构库(记者注:开放存取平台),要想把它打造成顶尖的在线论文发表平台,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还不具备条件。”杨峰如此评述这一论文发表模式。
 
有质疑声,并不意味着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一笔账,李志民算了很多次,“很多中国学者的论文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国外几家出版集团手上,国内的很多优秀论文首先要用英文发表,而后再由图书馆等机构花高额费用批量买回供国内学者检索阅读。这一去一回,造成了科技资源和财政的双重浪费。”
 
尉志武也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佐证:以清华大学化学系为例,每年产生近300篇学术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以英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只有极个别的会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尽管和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差别,但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鹏还是成为了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注册会员,“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打破了学术期刊的垄断。现在学者们查询论文,是有受众权限的。如果所在院校没有购买数据库,很多人进不了包括中国知网等学术论文网站。即使进入学术论文网站,我们看到的学术论文也是已在纸质刊物上发表过的。以网站的优秀学者代表作数据库来说,就为很多初入门的学生节省了文献查找的时间和精力。”
 
“归根结底,这还只是信息化的一步。对于中国科研界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打造具有权威影响力的期刊、平台,这才会得到学者发自内心的认可。”尉志武认为,也不必太过苛责这一新鲜事物,“时机未到,我们现在只是刚刚被世界接纳,还没有到唱主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