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1980年写毕业论文开始，到毕业后做研究至今30年里，写了36篇论文，翻译了15本书，出版过17本著作，从未申请过课题，也不参与任何评价，不曾拿过国家一分钱。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
一辈子敢于坐学术冷板凳的他，在年过花甲后依然笔耕不辍，写就了《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下两卷著作。本书力图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融为一体，与现实中的科学实践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力求做到科学与人文比翼齐飞，学术共思想圆融一色。
虽然两本书看起来像一部艰深的专著，但实际上，文字通俗易懂，从内容上讲它很适合科学技术人员、哲学工作者、科研政策的制定者、大专院校师生和自然辩证法爱好者阅读，也可以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相关课程的参考书。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醒民教授，一同探讨科学世界里的众生相。
科学的多面像 《科学时报》：这部最新出版的著作书名叫做《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那究竟如何理解科学的“三维世界”？
李醒民：所谓“科学论”就是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科学并非是一元世界，因此，我在这本书中力图勾勒出科学的多面像——作为思维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的三维世界。因此，从书开篇的目录便可以看到，我阐述了科学理论、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动机，介绍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同时在最后一编《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中分析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问题，并谈到了目前科学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
撰写这本书耗时两年零四个月，而实际上是从20世纪末就开始收集、研读资料，可以说是为这部著作贮备了近20余个春秋。尽管如此，花费这么多精力在这部著作上，我并不是为图名利，而主要目的就是祛除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维的、单薄的、枯燥的科学形象，进而达到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理解科学价值的初衷。
《科学时报》：从近代科学诞生起，科学在大众眼里只有一面——即是干巴巴、枯燥的知识，科学家在人们看来似乎这个特殊群体只是为追求科学的发展而工作。您在书中说，我们不能将思维只局限于此，而是应该将这种知识科学观转向智慧科学观。
李醒民：是的。狭隘的知识科学观带来了触目惊心的危害，如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挖掘了鸿沟，让科学远离了生活和人，科学在人们印象中留下的唯有艰深的术语和堆砌的符号。我们对科学中蕴含的思想精髓、精神价值和人文意义却视而不见时，就是丢弃了科学中的智慧。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将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中的科学也纳入其中，向人们展现科学世界所具有的魅力。
科学家的灵感在何方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成就的取得并不在于人本身的变化，而在于他采纳的新技巧——科学研究方法。您在书中指出科学发明需要艺术家的方法和审美方法。审美方法在科学发明中如何起到作用？
李醒民：我们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发明过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在创造的关键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如对爱因斯坦而言，就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的形式简化为几何……
科学新观点的产生过程，就是一次灵感的大碰撞。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就曾讲述自己在研究复变函数的经历，有时灵感的闪现是在放下手中的活后，或是离开桌子后，或是在悬崖边上，或是在大街上行进时，甚至下车时……这种切身体会让彭加勒意识到科学发明是审美的选择。
特殊的审美感，起着微妙的筛选作用。审美判断越过界限，灵感闪现看到美丽的、和谐的组合。也因此，科学发明实际上就是在各种元素的众多组合方式中找到最美、最和谐的一个。
《科学时报》：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就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既然提问题在科研过程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究竟如何培养提问题的能力？
李醒民：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是没有固定模式。因为其与科学家的自身的心理素质、好奇心、兴趣点、知识素养、科学信念和追求乃至个人人格等密切相关，也与外部的氛围和文化语境有一定联系。
此外，提问题，就意味着要不断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意味着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但我国目前的教育模式中有一些不利于激发和培养想象力的因素。目前的教育更多是灌输知识，而并非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学生被各种各样的学科知识充塞，既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浸染到科学精神的熏陶，也没有人文情怀、终极关怀的默化。更多的是盲目追求考试中获取高分，而并非提升自身的创造力。明明花费一份精力得80分成绩就够的，可是却要花费一倍精力多争取几分，却不让学生利用这些时间博览更多的书、吸收更多的知识，不让学生多锻炼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学术不端行为
《科学时报》：2010年，科学出版社曾出版了《科学之妖》，从书中我们看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所爆出的舍恩学术造假事件。而国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层出不穷。在新华社曾经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何屡禁不止？》的报道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质疑——“为何在曾被视为净土的中国学术界中，‘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在您看来，原因又是为何？
李醒民：其主要还是因为时代的氛围截然不同了。现在，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美，焦点集中在了“芙蓉姐姐”、“犀利哥”身上，现在人们不再是审美，取而代之的是审丑。
在20世纪80年代，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人们，为了将荒废的十年补偿回来，为了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努力学习和钻研。因此当时，兴起了文化热、理论热，学术界并不浮躁。
而如今，诱惑太多，人们都躁动不安；曾经的一切都向知识看，如今一切朝金钱看，急功近利。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是以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为出发点做科研。而多数科研人员是拿着国家支持课题的经费，拿着纳税人的钱，从中牟利，做着“平庸”的事，制造白色垃圾和学术泡沫，更有甚者一些人则纯粹是混日子。
《科学时报》：针对这些剽窃成果、伪造履历、学术受贿等学术不端行为，应该如何应对才能遏止这些不端行为的出现？
李醒民：从客观方面来看，需要制定较具体、较严格、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从外部下手，首先针对所申报的课题的类型，来制定不同评价体系和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如对实用性课题，可以实现招标制；而对于纯学术或是基础性研究，可以实行事后收购制度。如此才能保证课题经费都用在刀刃上，才能使得追求学术生命力摆在第一位。
此外，要将有兴趣做科研的人员与只愿专心授课培育人才的教授区分开来，而不可混为一谈，一概而论。比如有的教授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相反乐于教学和培养人才，针对这部分人，不要硬性规定他们必须发表论文，用另一种标准体系去考核，让他们各司其职、各乐其业，按各自的标准考核和晋升职级。如此才有可能减少学术垃圾，降低学术造假出现的频率。
重要的还在于学者自己，即主观方面的意识。从事科研的人应该有自律精神，有道德底线，应该是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而不是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