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思危大讲堂第四期在京举行，美国铝业全球CEO克劳斯·柯菲德发表主题演讲，并与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教授展开了对话与交流。
演讲中，克劳斯·柯菲德从铝制品产业的视角就“中国发展模式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关注中国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赞扬了“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到的产业转型升级，并对美铝在华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阐释。
据悉，思危大讲堂取“居安思危”之意，由国科大管理学院举办，主要邀请来自企业、科技、政治等各界的杰出代表深入交流经验，纵论成功之道。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03-25 第4版 综合)
3月23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管理学院“思危大讲堂”第四期在北京开讲。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和美国铝业全球CEO克劳斯柯菲德在讲堂上对话讨论“中国发展模式调整”。
克劳斯柯菲德就“中国发展模式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高度赞扬了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到的产业转型升级，并从铝制品产业的起源、发展开始，介绍了铝制品的生产、应用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成思危与克劳斯柯菲德就中国发展模式调整的话题展开了讨论，并现场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思危大讲堂” 是由国科大管理学院举办的高端论坛，取“居安思危之意”，旨在让国科大学子聆听思想者的声音、领略杰出人物的风采。论坛主要邀请来自科技、政治、企业等各界杰出代表，纵论成功之道，指点未来之路，为国科大学子传道授业。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3-03/27/content_586971.htm
当有人在政协小组会议上谈起国家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人情项目时，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闻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委员激动地说：“大家提了这么多年‘863计划’的问题，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改进！”
“863计划”很容易让科学家想起“科学的春天”。它是1986年3月经邓小平批示启动的。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王涌天委员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在人情社会，有时连评审专家的名单都无法保密，不断被申请人骚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说，有些专家“屁股指挥脑袋”，参与863项目指南编写时，把自己的领域写进去，以便于自己人拿到项目。
他认为，中国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缺少一个中间层。像现在这样，科技管理部门的少数人直接对应全国，管理上会有问题，腐败现象难免。
然而，在这位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看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链条的断裂，资源分散、封闭、低效。虽然设立了众多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但很多是重复建设，还互相争资源。
他和一些政协委员都感慨，政府一重视什么，什么就很快产能过剩。
干勇长期担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他记得，有一次钢铁行业批到4个名额，可以建设4个海外高层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结果，各个分支都去找他，“照猫画虎”都要建设。有些价值几千万元的仪器，“每家都要上一台，资源太浪费了，看着心疼”。
他举例说，中国没有大数据库，即使在中科院，很多关键数据也不在院里，在个人电脑里，人一走，所有工作从头再来。“谁也不拿出来——拿出来，谁的饭碗就没了。”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形容，“高校基本是‘小农经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弄点项目弄点钱，小富即安。
干勇说，中国现在是“低水平重复”严重，“高水平重复”也很严重。虽然载人航天等技术领先，但很多核心技术空心化，很多关键设备几乎都依赖进口。“我们的学费付得太多。”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担任“863计划”专家组成员时进行了一次尝试。以往科研人员申报项目，“拿到钱就胜利了”，经费拨付后，项目做不出来也没什么办法。鉴于此，他主张，先给申请人10%的启动经费，视效果如何再继续拨款。没有想到的是，几个项目最终都完成得很好，承担单位也不是原来想象的重点大学。
如今的“2011计划”，也是类似的后置战略：不看你说的咋样，先看发展如何，然后再给支持。
王树国所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参与了“2011计划”的申请。该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多年前在没有任何拨款支持下开始了“小打小闹”的合作。后来他们决定整点“大”的——联合组建了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
在这个平台上，行政退到了后面。丁肇中、孙家栋等5位首席科学顾问和40多人的专家委员会决定发展方向。“这个阵容一摆，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儿？”王树国这位校长清楚，“我就是搞后勤服务的。”
反感行政干预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姚檀栋委员，今年提出了科技立法的建议。他希望用法律来明确一个原则：科学的事情由科技共同体来定，而不是渴求政绩的官员说了算。
周玉梅说，国家到处需要花钱，仍然加大研发投入，是令人鼓舞的事情。科学家心里有数，1000万元的研究经费，按照现有的税率，很可能是一家两到四亿产值的企业上缴的全部利税。用好这个经费，我们自己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给科学家松绑。
令这些科学家兴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参加的首场政协分组讨论，就是与他们在一起。当了多年政协委员的王涌天希望，以此为标志，“迎来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原标题：给科研松绑 盼科学春天）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管理学院“思危大讲堂”第4期23日晚在北京开讲，美国铝业公司全球CEO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应邀发表《中国发展模式调整》主题演讲，并就演讲主题与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展开高端战略对话。
主题演讲中，克劳斯·柯菲德从铝制品产业的视角就“中国发展模式调整”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以铝制品产业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产品为出发点，讲解铝制品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并对美铝公司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介绍和展望。
当晚还现场举行国科大管理学院国际顾问授予仪式暨美铝基金会捐赠管理学院项目启动仪式，成思危授予克劳斯·柯菲德国科大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头衔并颁发证书。
以成思危名字命名的“思危大讲堂”取“居安思危之意”，是由国科大管理学院举办的高端论坛，主要邀请来自企业、科技、政治等各界杰出代表，交流宝贵经验、纵论成功之道、指点未来之路，为国科大学子传道授业。这次美国企业家演讲，也是外国专家首次作客“思危大讲堂”。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3-24/4670794.shtml
只有下决心经历阵痛，破除对GDP的崇拜，破除“一切为了增长，增长就是一切”的观念，才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良性发展
每年两会，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都引人注目，其中经济增速目标更是总体政策的风向标。今年两会，中国政府继续将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控制为7.5%左右，并强调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体现了十八大提出的“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的要求。
我以为，7.5%目标的确定体现了“经济增长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追求。对GDP的盲目推崇，是调整结构的阻力所在。在一些地方，形势好不愿调结构，怕影响经济高速增长；形势不好不敢调，怕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转方式，就要调整结构，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化，加强社会保障，培植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这些都会影响GDP的增长，但这是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只有下决心经历阵痛，破除对GDP的崇拜，破除“一切为了增长，增长就是一切”的观念，才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良性发展。
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要注意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合理的比例，促使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相当于软件，实体经济相当于硬件。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反作用。为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金融竞争，需要在保持实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当然，一定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损害。
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我国前些年过度依靠投资，造成部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降低、环境问题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实体经济的水分主要产生在投资上，一是破坏性的投资，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例如“豆腐渣工程”。二是无效的投资，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有关。三是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问题也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有关。听说有上百个城市一拥而上要建地铁。不是每个城市的交通都适合用地铁来解决，一些中小城市现阶段是否有必要，必须慎重。因为地铁建成后还需要大量财政补贴来维持其运行。GDP中的水分不仅会浪费社会的财富，阻碍民生的改善，而且会形成一种“投资饥渴症”，有些地方为争取投资而不择手段，更是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还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过大，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缩小贫富差距并不是设法使富人变穷，而是要努力使穷人变富。应当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按人均每年创造的增加值计，第一产业仅为美国的1%，第二产业仅为德国的1/5，这必然会严重制约着我国民生的改善。我国绝不能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靠借债来改善民生，也不应当像美国那样靠滥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因此，使穷人变富的关键，是要通过全体社会成员踏踏实实的辛勤劳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政府则应当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
我深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 成思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