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拔地而起的工厂。”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把每一栋楼房转变成住房和微型发电厂。”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曾经支撑我们生活方式的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正在日渐枯竭。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
谈到工业革命，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第一次工业革命缔造“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当一场新变革来临，抓住机遇，跨越发展，实现强国之梦，则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真得来了吗？如果新的革命真的来临，中国在这场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怎样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日前，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柳卸林认为，我们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经过20到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在这场变革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
科技日报：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书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中国一定要抓住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变革中实现跨越”，这一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进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不是一场工业革命。如果是的话，它处于哪个阶段？这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
柳卸林：熊彼特曾提出，每50到60年，世界经济将会有一场大的周期变化，并且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带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铁路、造船等运输业快速扩张；第三产业革命，电力广泛应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第四次产业革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变革。很多人认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第五次产业革命，把它叫做“数字革命”。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我们之所以认为电子信息技术带来一场革命，支撑它发展的硅还能有保障地继续开发一段时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不能大规模开采和消费，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品、工业品。驱动现代工业品需要消费大量的能源。杰里米·里夫金敏锐地意识到，曾经支撑我们社会发展的石油是有限的，人类正在面临一场能源危机。他认为，电力的生产和供应方式将发生变革。未来社会将不再依靠火电、水电，而是依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多学者预测，2040—2050年以后，风电、太阳能发电才能显示出真正强大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价格只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才能替代现有的能源，也才可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所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到来。我认为，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科技日报：那么，新能源的变革是否会引发产业组织革命？
柳卸林：是不是会引发产业组织革命，我看未必。
现在，我国采用的是一种集中发电、供电的方式。比如说，火力发电通过高压输电把电送到千家万户。如果未来采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集中发电、供电方式可能就不再具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式的能源生产、供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未来分散式能源模式下，北京所需的能源将依托周边地区新能源供应解决。北京城市能够建设多大，取决于能源供给量有多少。换句话说，没有电力的集中生产与供应，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过时了，中小城市将成为主体。这就会引起一场产业组织革命。
但是，目前的大城市和城镇化都是和现有的能源供给模式相匹配的。如果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如风电、太阳能发电，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生产、供应和消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没有科技革命支撑，新工业革命很难实现
科技日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次工业革命，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再到产业，在执行层面都有一个清晰的链条。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现有的能源已经不能支撑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一套新的能源组织理念。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理念的技术支撑体系。
柳卸林：对。杰里米·里夫金是从需求角度提出了能源的可持续问题，但他并没有提出背后的科技需求来。和他的视角不同，科技界往往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例如，电子革命就是源于半导体的发现，它支撑了整个IT产业的发展。这个链条的前端，量子力学为其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现在讲的光伏也好、风能也好，科技界还没有看到背后隐含的科技革命在哪里。这种从需求角度出发的工业革命，没有科技革命在背后支撑，很难实现。
科技日报：杰里米·里夫金提出，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彼此联系。您认为，在他的这种模式下要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还需要在哪些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柳卸林：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大风日和静风日，风力发电量差别非常大；晴天和阴天，太阳能发电量的差别也很大。这就带来一些问题：第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并不并网。如果并网，发电高峰与低谷就会对电网提出巨大挑战；如果不并网，高峰时期的发电量应当如何储存。第二，如何保障风电、太阳能发电使用的稳定性。
根据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特性，我觉得未来工业革命必须要突破储能技术和分散使用技术。现有的储能技术还有效率、使用、寿命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未来的产业革命一定是全球化的
科技日报：提到中国经济，人们都会谈到这几个词，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背负着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新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柳卸林：很多人常常感慨，我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虽然能够看到我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但是心中存在一种疑惑：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产业都走了一条跟踪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道路，对于新的工业革命，我国是否有能力抓住这次机会。
过去中国错过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闭关锁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当前，中国科技投入越来越高，发表的SCI论文等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全球化、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研发力量的投入，科技的进步，现在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已经非常适应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这个时代。各级政府对新能源产业非常重视，科学制定规划；企业展现出发展新兴产业的活力与激情。我坚信，无论哪里萌发出下一代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一定会抓住机会，不会再被世界甩开好几十年。
科技日报：您认为，中国在这次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中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柳卸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未来新的产业革命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全球发生。从历史上看，蒸汽机革命诞生于英国，化工革命产生于德国。一个国家抓住了产业革命的机遇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和科研团队对光伏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一种现象：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在由多个国家共同推动的变革中，中国能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领头羊呢？我想，这取决于新能源革命是否与老百姓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蒸汽机推动英国纺织业发展，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科技及工业的发展也为半导体革命奠定了产业基础。只有老百姓的价值观认识到这个问题时，产业才能被培育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同时受到价格驱动和价值驱动的作用。欧洲已经走过了工业化阶段，他们对环境、能源的危机感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因此，在即将来临的新能源革命中，欧洲比我们，甚至比美国都推行得早。那么，中国最早的用户在哪里？我们在研究光伏产业时发现，在德国、意大利的市场带动下，中国很快融入光伏产业。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产业链的培育、市场的启动，还是融资、销售，都是非常全球化的。这种现象深刻地表明，未来的产业革命将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
中国要抓住新能源革命的龙头，需要有一大批很伟大的科学家，有一系列重大发现成果。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新能源革命，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科技日报：对于立足国外需求发展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当国内能源市场发展起来时，建立在国外市场上的产业实力能够迅速提供相应的产品。同时，国内需求还能拉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立足国外市场建立的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是否增加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了反倾销制裁。对此，您怎么看？
柳卸林：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他们是怕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力为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科技日报：对于新能源革命，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要抓住这次机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他们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常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关注到，在不同场合您多次提到，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地方政府的力量？
柳卸林：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他们有能力投资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更增加了他们以创新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
举个例子，中国的光伏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呢？江苏、浙江等地在看到硅的价格上涨时，很多企业寻找原料，发展硅产业。当硅价下来时，他们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并逐渐形成地区新兴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产业发展的推动者。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天河光能有限公司等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应当看到，当地政府拥有自主权，非常国际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它为我们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在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时要把握好尺度，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府鼓励产业的发展，但不能变相到用财政为它做担保，为公司发工资，不能被企业“绑架”。
科技日报：未来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面向市场，越来越面向需求。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又该如何分工？
柳卸林：对科技来讲，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是不同的。基础研究必须由科学家、专家作主，产业技术必须由企业家做决策。未来的产业技术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也好，都要发挥企业家更多的作用。我们现在太强调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而把企业家的作用考虑得太少。
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如集成电路等；应对一些大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如大飞机、航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把一些科研院所、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让企业家来做判断，这是不是有产业前景的技术。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好技术都非常敏感。现在，很多研究院所太强调为中央政府服务，而不看重为地方政府和产业服务。这种鸿沟将深刻影响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科技日报：长期以来，国内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他们在科研组织能力和知识储备上却相对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现实情况存在错位。这种情况该怎样改变？
柳卸林：这种错位是因为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中科院和苏州共建苏州纳米研究所就是对互动机制的一种探索。
现在，科研院所和大学，包括很多面向产业的研究所都是从政府申请经费，他们并不太关心产业需求，更关注经费来源、国家项目、科技评价等。国家要进行制度设计，把应用类科研院所推向市场。要对应用类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和企业项目做好一个比例分配，中央财政经费只下拨研究经费的30%—40%，其他经费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手中拿，迫使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做国家的项目，另一段时期内做面向产业的项目，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一部分面向国家项目，另一部分则面向产业进行开发。这样才能做好国家需求与产业需求的互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互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核心观点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如果新能源的变革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是怕他们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本报电 （刘岩）近日，在中关村生活、学习、创业、工作50多年，被誉为中关村“村长”的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段永基，做客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讲述“中关村里的创新故事”。他说，中关村除了高度的智力密集及其逐渐形成的独特精神文化外，还需要一个宽松的制度和批判性的文化。他呼吁进一步推动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加州的蓝鳍金枪鱼体内放射性物质铯含量升高，这些铯源自日本福岛，但它们并没有被辐射伤害。
本期关注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看上去把源自福岛的放射性从日本输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美国斯坦福大学海洋生物学家丹尼尔·马迪根及其同事测量了2011年8月从加州圣地亚哥沿海捕获的15只蓝鳍金枪鱼体内的放射性铯同位素水平。他们发现，这些鱼含有稍高水平的放射性铯-134和铯-137；比过去数年在加州岸外捕获的金枪鱼的放射性铯元素高出十倍。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称，这些金枪鱼所含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只有美、日所规定危险水平的1/10，可能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也可能不会给食用海产品的人带来风险。
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核能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福岛核事故到底对人的生活又怎样的影响？核能到底安不安全？尽管基于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渐渐明朗，但人们依然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在日前举办的“核能发展和核安全”科普讲座上，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给出了答案：核电技术仍然安全可靠，且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核电发展不能因噎废食。
金枪鱼受到核辐射 但他们依然健康地活着
受到关注的蓝鳍金枪鱼生长速度缓慢且商业价值高，它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数量已经大幅减少。“这些鱼在海啸后游经日本海岸外的污染水域时携带上了辐射，但没有被这些辐射伤害。”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丹尼尔说，事实上，这些鱼类受到了核辐射，但它们依然健康地活着。
丹尼尔的这项研究称，在福岛核事故之前的蓝鳍金枪鱼——它们是在福岛核事故之前从日本迁徙到加州的——与主要栖息在东太平洋的福岛核事故之后的黄鳍金枪鱼中没有测量到铯-134，而且只有背景水平的铯-137。据介绍，铯137和铯134两种同位素是核裂变的主要产物，往往集中在肌肉组织中。他们强调说，在2011年的蓝鳍金枪鱼中升高了的放射性不会威胁公共卫生，因为所报告的放射性铯水平比日本的安全极限低一个数量级以上，而且它提供的辐射剂量比天然存在于这种鱼体内的其他同位素更低，例如，钾-40，其在所有被测试的鱼体内都表现出了类似的水平。他们表示，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可能有用的工具以追踪海洋物种的迁徙模式。
丹尼尔指出，在这些金枪鱼中发现的核辐射水平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金枪鱼本身就带有一定剂量的自然辐射，而其携带的来自福岛的核辐射相比之下非常微量。“但人们往往谈辐射色变。而忘记关注‘量’。”他说。
对于“量”的问题，放射性污染环境危害方面的国际专家詹姆斯·孔卡在“福布斯”网站上撰文称： 340克的薯片每袋都含有3500微微居里的伽马射线，而我每年吃掉的薯片给我带来的辐射量相当于住在福岛周边大部分疏散区所接受的辐射剂量。但我并没有像福岛的老百姓一样从家中撤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量”扮演着微妙的角色。“量”的问题至关重要，成就毒药的是其剂量。凡事都有一个阈值。
孔卡的话和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所说的如出一辙：“其实辐射无处不在，核电厂周围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量，比坐一小时飞机受到的辐射要小得多。我们要掌握正确的辐射防护知识，而不是‘谈核色变’。”
核物质对海洋影响并非永久性 追踪海洋物种迁徙模式很重要
其实，核物质对海洋的影响并非永久性的，海水会在短时间内稀释放射性元素，而这些物质进入鱼类等海洋生物，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根据不同元素的半衰期，影响时间会有所差别。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推算，去年4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940万亿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137流入太平洋，当时海水铯浓度曾一度比安全值高几百万倍，但很快被稀释，此后政府对福岛县境内34个港湾、渔场海水进行检测，几乎没有检出放射性铯。日本农水省水产厅曾在几年前开展过海水中含有污染物质与鱼类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例如鱼类体内积蓄的敌敌畏含量是海水的12000倍，水银则是360至600倍，铯则是5至100倍，而且即使鱼类体内积蓄了放射性铯，一般会在50天后达到半衰值。因此，事故发生后政府曾在玉筋鱼、银鱼等表层鱼类中检测到高浓度的铯，但今年4月的检测中则完全没有检出。
不同元素的半衰期不同，因此其对海洋及生物的影响也有所差别。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佛罗里达州大学化学海洋学家和环境放射性专家比尔·伯奈特表示：“在短期内，辐射将对海洋生物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好消息是，碘的半衰期只有8天。因此，如果能够遏制住放射性物质泄露，这只是一个短期问题。”
但是放射性物质会通过食物链的方式富集，影响更多生物。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川上创研究员研究发现，海水中的植物微生物吸收了海水中的铯，然后经过动物微生物、鱼虾等的食物链，进入人类食用的海产品中。美国科学家表示，如果海洋动物摄入受到照射的植物和小型猎物，海洋食物链将受到污染。科学家们并不清楚福岛附近海域中有哪些鱼类，他们会如何迁徙，因此，它们可能会游到数千公里之外。这样看来，追踪海洋物种是如何迁徙的十分必要。
去除污染和防范监控依然艰巨 科学家将重新评估福岛核辐射影响
“核辐射之所以会对人体产生辐射损伤，一方面是因为射线照射产生热效应，导致热损伤；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损伤途径，是核辐射与人体作用时，通过辐射物理化学作用，损伤人体中的某些生物分子，使之失去生理活性，诱导相应的组织产生病变，导致人体调节机能的紊乱。”在福岛核电站发生泄露过后几天，核能专家、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徐超博士这样介绍核辐射伤害人体的机理。
现在，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核辐射的“后续”问题：吃了“核污染”的食物对健康有什么影响？进入深海和土壤中的放射性物质会污染食物链吗？遭受核辐射会不会得癌症？
这过去的一年里，在以福岛为中心的宫城、枥木、茨城、千叶等县，先后在茶叶、淡水鱼、蘑菇、牛肉、大米甚至奶粉中发现了超过政府安全标准的放射性物质。对于食品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日本政府大幅提高了安全标准，加强了检查监控体制，并一再强调目前的放射性物质量不会马上对人体产生危害。如何进行有效的去除污染和防范监控工作，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对于多少剂量的核辐射会对人造成伤害，国际上早已有了定论。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联合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发布了3次关于事故影响的评估报告，最后的一项是在2011年2月出台的。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内容：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以及统计数据表明，100—200毫戈瑞辐射会使人患肿瘤或白血病；暴露在高辐射下，人的循环系统疾病患病概率会增高；大量的证据表明，暴露在辐射中会增加患白内障的风险等。根据调查，很多福岛居民体内累计核辐射水平的估算值为1毫希沃特左右。放射性污染环境危害方面的专家詹姆斯孔卡说，我们每天都沐浴在辐射之中，我们也知道低剂量的辐射乃至于几十倍于本底辐射的辐射量从来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它也不会导致癌症。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有消息称，联合国将重新评估福岛核事故影响。联合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由联合国21个成员国的科学家组成。近日，该委员会表示，希望找到日本福岛核辐射影响的初步研究结果。尽管如此，联合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关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及其影响的第一份报告最快也需要两年才能出炉。
■ 专家观点
人类无法舍弃核 不驾驭才是真正的危险
最近，德国、瑞士公开表示将逐步放弃核能，日本也将对核能发展做部分调整。其实，在世界核电发展史上，“谈核色变”并非第一次，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以及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也曾令核电发展迅速降温，但痛定思痛后，全球核电建设还是从减缓发展进入复苏阶段。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介绍，核能不仅是一种环保、高效的能源，核电站技术的安全性也依然可靠。核电站有四道安全屏蔽。核燃料本身2800℃的高熔点就是一层天然的安全屏蔽，在其之外有一层优质锆合金核燃料包壳，再往外是防止燃料元件包壳破漏扩散的压力壳，最外面还有一个将反应堆、稳压罐、循环泵、蒸汽发生器都装入其中的“大容器”——安全壳。另外，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原理与中国不同。福岛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备用的冷却水电源遭海啸破坏，反应堆无法冷却降温。“而目前在我国采用的第三代核能技术AP1000与EPR中，反应堆上方有一个无需外界电源的‘大水池’，它会在必要时为核反应堆冷却降温，避免事故发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最近召开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第128场报告会上称，“人类无法弃核”。杜祥琬分析，坚定核能发展战略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发现和认识核能，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关在笼子里，必然会努力去开发它、掌握它，使之成为人类的驯服工具。不驾驭核能才是真正的危险。”
其次，原理上核裂变能是可驾驭、可控制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可控性。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总装机3.75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30个拥有核电的国家累计已有1.4万堆年的运行经验，实践证明，裂变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但是并不是必然的安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做好它，防止事故”。
中新网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 孙自法)“真正搞创新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要克服心浮气燥的作风，现在我们企业界、科技界心浮气燥，特别急于出成果”、“创新、创业风险大，必须具备能够承受波折、不怕失败的精神”、“创新和创业一定要认清潮流、抓住时机，成功70%是机遇，30%是努力”……
在中关村生活、学习、创业、工作已经50多年，被誉为中关村“村长”的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段永基，20日下午作客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以“中关村里的创新故事”为题发表演讲时侃侃而谈。
中关村在中国地位堪比美国硅谷
段永基说，中关村有很多很突出的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全球罕见的智力密集区，它拥有中科院众多科研院所和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批高校，“两院”院士占全国院士总数36%，归国留学生占全国总人数25%以上，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研究中心等占全国25%以上，在校大学生30多万人，科技人员有40万人。
第二大特点，不管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关村近百年以来是中西文化交流之窗、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和中西文化碰撞之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影响中国百年近代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与人物，都发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来料加工的广东模式、乡镇企业为主的苏浙模式、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的中关村模式三种经济形态，当时这三种模式存在和发展严重冲击了中国计划体制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强大的活力。段永基认为，中关村模式比苏浙模式、广东模式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随着中国和全球一体化的日益融合，中关村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
他表示，如果说硅谷对美国的技术进步乃至对全世界的技术和社会进步发挥出巨大作用的话，那么近现代的、未来的中关村，对中国发展，对中华民族兴盛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硅谷。
中关村亟需宽松制度和批判文化
“任何重大的发明和发现除了必要条件之外还需要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就是比较宽松的制度和一种批判性的文化”。段永基指出，中关村除了必要条件——高度的智力密集及其逐渐形成的独特精神文化外，还需要一个宽松的制度和批判性的文化，只有这些都具备时，中关村才能产生更具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力的成果。
这个时代来了没有？段永基认为正在来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决策宣布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这给中关村带来更宽松的制度和更解放、更开放的思想。相信必要和充分条件都具备之后，中关村的贡献将更大、更辉煌。
“为什么美国有创新型企业苹果在中国没有？中国到底缺了什么？”
面对台下学子的这个提问，段永基直言：“我觉得中关村缺的还是宽松制度和批判文化上的建设，我们是孔孟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小受的教育到了极端——‘革命战士是块砖，哪儿有需要往哪儿搬；革命战士是把土，哪儿有漏洞往哪儿堵’。我们不能批判市长，不能挑战权威，不能说别人没说过的话，不能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这种文化氛围，这种孔孟之道的教育，应该说桎梏了中关村优秀人才智慧的发挥和能力的展现。所以政府应该重视容忍失败、鼓励批判文化的滋生和成熟，中关村才能产生世界级的大企业”。
进一步市场化配置资源并完善法制
如何推动中国滋生、成熟宽松制度和批判性文化？同时担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的段永基提出两条，第一条是资源配置要市场化，市场经济、市场体制除了产品的市场化，任何产品的生产、定价、销售、储存要交给市场定以外，资源、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也要市场化。
现在政府部门控制了很多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严重滞碍了这些要素的效益发挥，附带还产生很多贪污受贿的渠道，90%的贪腐大案要案都跟资源配置有关。
第二条是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不光是大法刑法、民法，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规则，政府行事、行为的规则建设，一定要有严格的、清晰的规则制度，一定要透明。法制的市场经济，政府要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掌控权利，“而且政府掌控资源配置实际上不是政府，是部门掌握，实际上又不是部门掌握，是部门里边的几个处长掌握，又不是几个处长掌握，是处长和科员掌握。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公共资源由几个人随意分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吗？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保证所有人都那么勤政廉洁吗？不可能！”
段永基为此呼吁，资源配置要进一步市场化，同时，建设完善的法制和法规，“要公开透明，让所有的人都在法规和制度的轨道上约束自己的行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