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即“国科大”)迎来了更名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科教史的重要时刻。
“国科大”身世不凡,中国科学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造就了其独特的科研和育人交融互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成就了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科大”。
“国科大”拥有遍布神州大地的上百个培养单位塑造的空间跨度最大的校园。“国科大”坐拥300余名院士领衔的全中国最强的导师队伍。分布在各研究所的260余个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院重点实验室及众多国家级前沿科研项目,将为高素质人才培养提供宏大的科研实践平台。
更名后的“国科大”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促进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有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白春礼院士在当天的科学典礼上深情回忆起20多年前,当他作为一名新生参加中科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开学典礼,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对集会同学说出的这番寄语。
“快30年了,周院长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今天,我把承载着中国科技界几十年夙愿的这句话,送给你们!”白春礼的话,点燃了上万名“国科大”新生的人生梦想。
就在“国科大”开学前的数日,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启动了“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如今在国家科教结合协同育人的战略指引下,“国科大”有望在“离科学最近的地方”,成为实践科教融合互动的最佳试点。
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使高校育人传统和学科门类齐全与科研院所丰富的科研资源和高水平科研队伍优势互补,这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有利于搭建高校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的战略平台和沟通桥梁。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国科大”有幸成为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站在了时代的潮头。协同创新,是她的鲜明性格和特色所在。按照规划,“国科大”将组建研究所学院,与其他实体学院形成协同创新中心。在这个“离科学最近的大学”,科教融合将得到最彻底的实践。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国家科教协同育人战略的指引下,“国科大”将探索出科教融合互动、开放合作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新模式。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始终站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前列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国科大”将厚积薄发,更进一步,不辱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9期 社论)

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和科技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创新领军人才与科技领导力研讨会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及地方负责创新领军人才引进和管理的政府官员、中外领导力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创新领军人才代表等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创新领军人才发展战略、引进、培育与管理,交流科技领导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成长规律、价值实现、激励对策等。

中科院副秘书长、国科大常务副校长邓勇致辞说,国科大自创建以来就是中国培养创新领军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等一大批创新领军人才。未来,国科大将竭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和奉献更多的创新领军人才。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郭传杰研究员表示,本次研讨会既有理论学术研究,也有成功实践案例,涉及到创新领军人才和科技领导力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取得多个共识,包括创新领军人才的本质和形成具有一定规律、应该从系统性角度来整合创新领军人才资源、要以创新性视角和方法来提升创新领军人才领导力、文化环境对创新领军人才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等。

据悉,科技领导力研讨会旨在完善科技领导力理论、探寻科技领导者的成长规律、推广科技领导力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发展强盛提供智力支持。主办方称,第三届科技领导力研讨会将邀请科技领域、产业科技管理部门、创新领军人才代表等共同参与,以进一步探索中国创新领军人才的发展模式和政策走向,为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献计献策。

 

    当10月15日新闻上热烈讨论着刚刚拿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稳定分配理论”时,国内不少经济学家摇着头表示“理论爆冷,并不熟悉”,然而这对于上完第一次算法课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来说,却并不陌生,因为就在3天前他们刚刚学习了这个很漂亮的算法。在第二次课上,授课的卜东波研究员又详细解释了为何计算机算法领域的工作能够获得经济学奖项。

    课堂上,一个学生忍不住拍照发微博:“这的课程真是贴近前沿,与时俱进。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出来两天,今天卜东波老师的算法课开篇就用了一个半小时来介绍本次经济奖的算法,赞一个!”

    其实,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的课堂上,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

    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一线科研人员担任实际教学工作,目前国际最前沿的成果总能跟着他们第一时间走进课堂。

    在这里,院士会去教基础课,科学家会去上专业课,中科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也会作为《纳米与生物技术系列讲座》中的主讲教师,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科技前沿问题。

    “如果说‘科教结合’,就像物理学中的interface(界面)一样,结合的效率完全取决于界面的深度和广度。”物理学出身的国科大副校长苏刚用两只手握拳相撞比划着说。然后,他又把两只手十指相扣握在一起,“我们现在实践的是‘科教融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蕴含的意义不同,科研和教学相互交融,互相促进,在高水平的科研中培养高素质人才。”

    一线科研人员走上讲台,亲自参与课程教学,不仅带来了科学研究的第一手经验和资料,更多的时候,他们还带来了科研一线对于教育培养的新思维。

    “我希望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具体课题的实验室,也不单单成为教授知识技巧的课堂,而是通过科研和教育相互作用,能够让这里生长出一种‘文化’的土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教授陈宝权说,“我希望学生能够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科学研究能够延续,而学生也能够全面发展。”

    在高水平科研过程中培养高素质人才,这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

    主攻可视计算研究的李扬彦是深圳先进院的一名学生。在进入国科大之前,这个讲话时总能蹦出些新鲜主意的男生常常逃课,虽然是必修的基础课程,但他觉得每堂课都像是一场数字游戏,“翻来覆去只是推导一堆数学公式,挺没劲的”。

    可是,在国科大北京玉泉路校区的一门课却让这个学生老老实实地听了一个学期。那是一门叫做《计算机视觉》的课程。小李本以为老师会如同以往一样在黑板上一步步推导数学公式,结果,老师却把课本一合,跟同学们唠起嗑来。

    “他是一线做研究的,所以总能说出好多‘科研八卦’。”李扬彦说,其实这些“八卦”,更多的像是科研工作背后的花絮,比如从一个理论提出者的角度去看,这个数学公式为什么出现,而它又能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做些什么事情。

    这种“研究员当老师”的课堂,让他对自己的所学充满了兴趣。就在这门课上,这个热爱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男生意外地发现,原来让他几乎要睡着的“无聊公式”,还能去绘制那些他每周看球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拟进球曲线。

    “这些课让我意识到,我学到的东西切实有用,非常有意思。”李扬彦说,“过去上课感觉就像是盲人摸象,课上教授推导公式,我就只是学会了推导方式,但是国科大的老师却会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讲起,站在学科前沿的高度讲课,就像是在我面前铺开一张印着完整的蓝图,我能看到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还能看到我所掌握的知识在整个学科里所在的位置,以及需要在哪些方面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

    而这些让李扬彦迷上科学的课程,恰恰正是国科大教学的特色设计。副校长苏刚表示,在这所依托于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科院设立的大学里,学校会邀请校部和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一线科技专家和教育专家组成专家组,参考国际一流大学的模式,有针对性地设置和开设课程,聘任科研一线的研究员,把最前沿的成果在课堂上传递给学生。

    “在国科大,学院和研究所在教育教学上的深度融合正在推进中。我们常年上讲台的研究人员有800多位,一线授课的两院院士有近80位。我们开设课程采取‘按需开课,按课聘人’的原则,邀请最适合的老师或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的专家来担任主讲教师。由资深教授组成教学督导组,采取随堂听课、跟学生座谈、与专家座谈、与国际同类课程比较等办法,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课程调整制度,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学效果和质量。”苏刚说。

    事实上,国科大为了能够让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得到超越教材的知识,这样的教学安排对于这些担任教师的一线研究员来说,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备课的时候,卜东波会抛开课本知识的束缚,广泛搜寻在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研报告。最新公布的诺贝尔奖、国际会议的新鲜成果,都会被这位时刻关注研究前沿的老师记下来,及时地补充到自己的课件里面,实现课堂和研究前沿的密切对接。

    “我想最好能够站在最初做这项研究的研究者的角度,去重现这项研究的来龙去脉,我们希望上课收获的不单纯是各种技巧,而是对做研究的整个过程有所领会。”卜东波认真地说:“从单纯做已有答案的作业,到从事充满探索性的研究性课题,完成这种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转化,或许是研究生第一年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得这个过程更顺利一些。”

    卜东波说,自己还会花比备课更长的时间,去反思上课讲述的逻辑,每天琢磨着如何让课堂更有意义。这位科学家力图让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就学会,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去思考”。

    “从中科院办教育的历程来看,我们一直都在走着科教融合这条路,在高水平科研过程中培养高素质人才,这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国科大副校长王颖表示。 

    教育和科研是一对双胞胎,彼此不应也不能分开

    对于卜东波来说,作为计算所研究员和国科大教师两重身份最有戏剧性的一次交汇,是他在一项科研课题遇到难关时的对策,居然是在自己的课堂上找到的。

    原来,在卜东波课堂上听课的学生们来自多个学科领域。有一次,一个来自视频检索实验室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了从自己那个研究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同时给困扰卜东波所在生物信息学实验室的学生的问题带来了答案——虽然是领域完全不同的实际问题,但从中抽象出的数学模型却是一致的,为什么不试试用这种方法?结果,科研难题迎刃而解。

    在国科大,为了能够让这样的科学灵感在更多的地方碰出火花,学校还有许多相应的设计。深圳先进院在每一层楼都设有小咖啡厅,在两层楼高的落地窗前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不同颜色的小圆桌椅,不同研究方向甚至完全不同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在课间能够一起休息、讨论。

    “我第一年讲课的时候想,辛苦一次,以后可就容易了吧。没想到,我花在备课上面的时间越来越多。讲1个小时的课程,备课至少要用7个小时。”教课4年多的卜东波说,“我教的内容也是我的研究方向,备课本身也是对研究领域的更新认识,也常常能够从学生那里获得全新的想法,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吧。所以很多时候科研和教学很难分开,我也说不好哪些时间单纯是在备课,哪些时间是完全在搞科研。”

    “我们认为,教学可以反作用于科研,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础课程学习阶段给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提高他们选择科研课题的视野和品味、以及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当他们进入一线科研领域的时候,将会有更加突出的作为,帮助科研更上一层楼。这也是科教融合深层次上的意义。”国科大副校长苏刚说。

    在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看来,“教育和科研是一对双胞胎,彼此不应也不能分开”。为了能够培养出符合目前最新科研进展的研究人员,保证这批中国科研“生力军”的质量,国科大非常重视学生培养。樊建平表示:“一堆羊凑在一起,即便是10只也还是羊,而一头狮子就是狮子,要让羊凶猛起来太难了,所以我们要从一开始就把学生训练成狮子。”

    不仅如此,他们还努力让这些“狮子”处在最前沿的现场。樊建平认为,现在有些科研工作总是跟在下游企业后面跑,落后于工业界的最新发展,离前沿很有距离。深圳先进院的目标,就是要保证处于最上游的教育实践,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科学研究只有站在高处统领全局,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会根据目前产业需要,甚至依照产业发展趋势超前预测,对我们的专业学科进行调整,设置朝阳学科、朝阳产业,让我们的研究保持领先。”樊建平说。

    在科研和教育碰撞之中,他们的确培养出了想要的“狮子”。在深圳先进院的咖啡厅里,几个学生聚在一起聊天,嘻嘻哈哈地“攀比”起来:“我的导师有次半夜醒了,想到自己的实验也许换个办法就能成,他就半夜两点翻过学校的墙去把实验给做出来。结果,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我这两天晚上做梦,总是在一遍遍解释我的论文,阐述我的研究。”

    “其实从这儿读博士,并不在于未来能赚多少钱,而是会让你感受到科学最初始的强大驱动力,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解决一个问题。”李扬彦说,“在这里的那种兴奋感,我想我是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的。”

    我们的学生不用培训就可以上岗,因为他们本身就在一线,甚至是比外面企业更为前沿的一线

    “我们的学生完全不愁找不到工作,外面很多企业出高薪抢着要我们的学生呢!”中科院计算所网络数据中心教师刘悦颇为骄傲地说,“因为我们的学生不用培训就可以上岗,因为他们本身就在一线,甚至是比外面企业更为前沿的一线。”

    虽然年轻的范灵俊还是计算所计算机体系结构方向的在读博士生,但在国科大的学习让他能够参与所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实验,这也让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成就感”。

    计算所同中科院其他遍布全国的110多家研究所一样,一直是“国家科技发展的火车头”,承担了许多国家重大课题。学生在这里可以亲身参与到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龙芯工程”之中,也会在国家级和院级重点实验室跟着院士领衔的团队进行学习研究。

    “我们今天培养的学生,明天就能成为市场的人才。”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的科研水平和教育跟不上趟,学生上大学就是听听报告、写写论文。可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有实力的科研主力军,投资教育就是为了未来。”

    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处于这种科研领先地位,国科大在为学生设置课程的时候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副校长苏刚总会饶有兴致地向人介绍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各种前沿讲座,对这些教学安排,他就像是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一样了如指掌。

    据苏刚介绍,9年前,国科大率先在国内实施秋季、春季、夏季三学期制度,各学期教学安排各有侧重。在北京集中教学园区每年由2000余名老师开设了1500余门课程,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人文社科、管理、经济、艺术、体育等方面的内容,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学校每年评选出几十门校级“优秀课程”,并从中打造若干精品课程。为了缩小研究生在基础课学习与科技前沿领域间的知识差距,国科大还专门开设了夏季学期,这是在秋季的学科基础课教学和春季的专业基础课教学之后大约4个星期的时间里,由院士、国内外科研一线知名学者共700余人集中讲授各学科专业前沿领域的知识、进展以及人文素质类课程。“全都是该领域一线的院士、国外知名学者、国内的优秀科学家来讲授最前沿的研究进展,学生自由选课,现场常常爆满,其中有些课就连外校的学生也会抢着来听”。

    另外,国科大为了让学生的学习与国际研究同步,每年都会不定期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来为学生作报告,比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Peter G.Brewe,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avid Gross、朱棣文,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lan J. Heeger等都曾为同学们作讲座。

    在中科院遍布全国的院所里面,这样紧接一线前沿的课程设置比比皆是。在中科院武汉教育基地,由于开设的《生物信息引论》课程由国内知名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教授的研究团队讲授,就连周边大学的学生都抢着来听,课堂内常常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还依然不断涌入想要听课的学生。

    让大学回到教育的本来面目,让研究回到科学的本意

    回忆起自己在国科大求学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为中科院计算所教师的刘悦形容自己的导师李国杰院士,对待学生“就像一个家长对待自家的孩子”,会为刚刚入学的学生找饭票,并组织学生们去郊游;看着发言时结结巴巴的学生,他会耐心地听他说完话,鼓励他不要灰心。

    “我们计算所在科研学术上一直倡导要有团队和创新精神,不要有上下级那种“官本位”思想,导师和学生更不应该形成一种“学术雇佣”关系。虽然我们这里承担了很多国家的重大科研和工程任务,但我们不是为了简单地干活儿而招生。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一个对国家未来真正有用的人才。”中科院计算所研究生部主任李琳说,“科研上是允许探索和失败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却是不允许失败的。”

    同在计算所从事研究的陈明宇研究员也表示,对于研究生教学来说,讲授知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氛围,教会研究的方法,让学生眼界开阔起来,能够带着问题去自主学习。

    在深圳先进院教师陈宝权的心目中,他期待在这种科学与教育碰撞出的特有氛围里,一个优秀学生不仅要是一个合格的科研人员,更要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独立个体——“有国际化视野、能够跟国际上交流,能够跟社会有实在的合作,对自己充满自信,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培养这样的学生,这位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会在完成研究实验的同时,把大把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学生。他甚至会专门花上一个月的时间,专门训练自己的学生李扬彦在阐述研究时的演讲技巧,从肢体语言到语法措词,他都一点一滴耐心纠正。

    “其实,科学本身就像销售一个产品一样,你需要不停地推销它,吸引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参与到其中。当然,跟商业不同的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赚得更多的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好的研究里面。”陈宝权说,“所以你自己也要懂得包装,懂得让更多人更容易接受你。”

    虽然他们的实验室经常在深夜还亮着灯,但是他们的工作室却不乏生活气息。窗台上摆着精心照料的绿色植物,学生桌面上堆着一叠吉他谱,每当完成实验的时候,陈宝权还会招呼学生跟他一起去KTV高歌一曲。

    “其实,科研人员可以有很鲜明的性格,成为很有趣的人。”陈宝权说,尽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对于生活充满兴趣和好奇,也是一个未来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之一”。

    “让大学回到教育的本来面目,让研究回到科学的本意,这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

    陈明宇则表示:“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能够带给学生最大的收获,就是为他们带来一种无可比拟的自信心。我们希望培养他们切实的能力,不管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都能够快速适应,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而这些一线研究员在担任国科大教师时怀抱的这个愿望,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说起毕业,李扬彦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今天让我换专业,我并不害怕这种改变,因为在这里我已经获得应对问题的能力与自信,而这足以让我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勇于面对任何一种困难。”

    “当然,我还是更喜欢科研,我很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个年仅26岁却已在所学领域前沿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的小伙子笑着说,“其实我现在有时候看球赛,看到那个模拟曲线图,心里就会想,嘿,就这曲线,如果让我做,我有办法做得更好呢!”

    新闻链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创建于1956年,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我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103机(1958年)、曙光6000超级计算机、我国首枚通用CPU-“龙芯”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以及闻名于世的联想集团均诞生于此。

    计算所是我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现拥有两个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在读研究生953人,在岗导师188人,在站博士后67人;设有“联想”、 “曙光”、“腾讯”、“北纬通信”等多项奖学金。同时,计算所还拥有我国计算机学科专业书刊最具规模的图书馆,馆藏书刊22万余册。

    截至2012年9月,计算所先后有4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计算所已成为全球计算机学科领域招收研究生最多的培养单位之一。

    网址:http://www.ict.ac.cn/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与国际接轨、与产业接轨的新型国家科研机构

    根据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结合中国科学院科技布局调整的要求,围绕深圳市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友好协商,在深圳市共同建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进院”)。

    先进院以目标为导向、以学科交叉为基础建院,强调“学科交叉能力、集成创新能力、经济预测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建设,形成特色鲜明的核心竞争力。先进院定位于源头技术创新研究,形成了研究所、技术平台、工程中心和育成中心“四位一体”集成的创新组织方式。通过3~5年的努力,使先进院在世界集成技术、生物医学工程、计算工程学术领域有声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地位,对粤港的先进制造企业有影响,在深港创新圈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作出贡献。

    网址:http://www.siat.cas.cn/ 

 

    中科院武汉教育基地

    基地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在武汉地区的派出机构,依托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6个研究所,承担区域性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组织、协调和引导职能,具体负责信息宣传、招生推介、课程教学、学术交流、知识讲座、文体活动、心理咨询、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就业指导、诚信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项工作,常年聘请120多名教师承担约40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包括《高级水生生物学》和《分子病毒学》等精品课程,促进教育资源的“共有、共治、共享”, 形成“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和教育品牌,为研究所“一三五”发展规划提供人才保障。

    网址:http://www.whedu.ac.cn/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网址:http://www.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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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的李国杰院士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他的头衔很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首席科学家等。不过,在他的学生的描述里,他更像一位亲切的长者——这是一个“总是对教育亲力亲为的院士”,一个“很像家长的老师”,一个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却总愿意抽出时间给新入学的学生做入学教育的老师。正是这样一位院士、一个老师,让那些最终留在计算所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生连连说:“我今天对学生的方式,就是曾经李老师的做法。”

11月7日,在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院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科学院办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科学院带学生的不多,看上去好像中科院的模式很独特。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研究生制度,是中科院带头搞起来的、获得国务院批准的研究生院,就是国科大的前身中科院研究生院(当时叫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中国研究生培养上,中科院功不可没。

为什么中科院培养研究生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呢?研究生课程主要重视学生动手能力,而中科院承担了国家比较重大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比如在计算所,学生有机会直接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等国家重大项目,所以学生在中科院的这种环境下受到的锻炼,与国外很多优秀大学的前瞻性研究的水平是相当的。

我曾经有个生物信息学方向的学生,我把他派到哈佛大学去交流学习,本来打算让他去一年,做好研究写了论文再回来,但是半年他就回国了。我挺纳闷,为什么半年就回来了?他说,在哈佛做研究还没有计算所好,导师分配做的工作创新性不够,内容也很单调,而在咱们计算所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前瞻性研究。我觉得这话说得未见得全面,但至少说明,计算所的研究水平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不比国外著名大学差。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给我通知,要我做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我就说,哎,你们找个年轻的当院长吧。但是他们说,是白春礼院长点的你的名啊!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对于这项职责,我还真是有很多想法。

我在很多地方都在讲,中科院对国家的贡献,不仅仅是承担了重点科研项目,还包括它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的人才。我一直有个期望,希望今后中国科学院大学真正能有一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中科院内部树立以教书育人为荣的成就感。

今后,我希望我们这些科研人员聚在一起聊天,有的人可以说自己的科研水平很高,在国际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受到国际上的承认,这是他的成就;有的人也可以说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是国家重点项目,给国家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带来了实际意义,这也是一种成就;有的人擅长技术转移,能够将自己的技术直接用于企业,成立大公司,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这也挺好。可是,我希望也有人能骄傲地说,我的最大成就、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我培养出的几十名学生非常优秀,这些学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能够成为拔尖的科研人才。

我自己有很多满意的学生。主持了曙光1000以后,由我的学生孙凝晖带头组织继续做高性能计算机研发。每次评国家奖,都是他排第一,曙光4000开始获奖人员中就没我的名字了。我能有这样出色的学生,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对于“人才”的定义也没有单一的要求,只要在他喜欢的领域能够做得漂亮,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我就感到非常满意了。

虽然我知道学生们以后走向外企、国企的人数不少,但从我的愿望说,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高校,或者去科研单位。教育就像是DNA,我希望中科院的精神能如同基因一样得到传递。我们实验室的文化理念,简单说就是——“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我希望它能传递更长的时间。

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1日(记者李凡贾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29万亿美元,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企业加快海外扩张的条件已经成熟。就此话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企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本富在做客中国经济网《经济热点面对面》时表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应变为海外资产,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中国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其实是用不了的,不管哪一个经济学家都认为有点多了。”吕本富在节目中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外汇储备变成中国海外资产。谁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日本。”吕本富表示,虽然日本经历了十年经济萧条,但是日本现在的日子过的很好,“它的收入来源于哪里?就是来源于日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海外投资。”这些海外投资包括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和在世界各地的布局。

吕本富同时表示,虽然在欧债危机时期,欧洲很多的企业都在寻求被收购,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举了个例子:“你去了德国,你连工会都搞不定。”而经营人才的缺乏也是限制中企海外扩张的瓶颈之一。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走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吕本富提出一种思路,他建议先让民营资本“趟路”,在需要大资本支持的时候,再由国有企业这些“大部队”支持。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夏表示,单纯提出海外扩张的观点还不够,在这个问题的落实上我国要出台相应的政策,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整个国家资本的效益。“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就是要以GDP为主,转向以FDI为主,就是以海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