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极地研究,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基本都在国土范围内打转,‘走出去’不够。”在6月12日举行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报告会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29场报告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院院士路甬祥说,地球是整体,地球科学研究也具有全球性、交叉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因此,科研人员必须以全球视野审视本土和区域的地球科学问题,必须积极关注、自主提出和参与全球问题。

路甬祥指出,地球科学研究,无论是早期的大陆飘移和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还是当前人们关注的能源资源分布、气候变化、海洋研究和极地科考,这些都是全球问题。这决定了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开放交流合作。与其他国家一个项目做几十年相比,在参与地球科学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只是短期参与部分项目,缺乏长期持续不断的研究。

路甬祥提出,由于地球科学前沿基础研究大多具有公益性,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地球科学研究的重大科学目标和实际需要,为地球科学研究提供先进的公共平台,提供更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并在支持本土地球科学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支持我国科学家提出和自主参与的全球和区域合作项目。

“人类无法弃核,发展核能既是战略必争,又是百年大计。”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5日举行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提出这一观点后,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就在前不久,《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下称“规划”)与《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这对我国核电发展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消息。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应被深入研究和吸取,核电的安全水平应进一步提升。核电的再发展将更趋理性。
 
重启成必然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关于核安全的争论和质疑持续不断,德国、瑞士等国甚至宣布弃核。中国也于事故之后启动了核设施的全面检查,并暂停审批核项目。
 
不过,在对核电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多国的调查结果皆显示,福岛事故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再次发生,因而,最终确认可以继续发展核电。
 
“目前世界核能发展的基本格局仍是稳定的。”杜祥琬说,“裂变核电站可以保证安全,核裂变能是可驾驭、可控制的。”
 
杜祥琬介绍,截至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总装机容量3.75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
 
而我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为15台,装机容量1257万千瓦,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我国核电站具备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能力。
 
前些时候,杜祥琬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也曾经表示,核电在战略上具有竞争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其一,具有高能量密度;其二,输出功率稳定高效;其三,具有清洁、低碳、环境友好的特性。
 
“核事故是可分析、可认识的,而且每次核事故都带来了核安全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驯服核能必然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改进的过程。”杜祥琬在该论坛上指出,“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关在笼子里。”
 
“福岛事故改变不了‘核能是安全、环境友好能源’的基本结论。”潘自强也如是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认为,我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不足2%,只有以一定比例和规模发展才能满足未来能源发展和减排的需要。在加强管理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每年装备5~6台核电机组是完全可能的。
 
发展应趋理性
 
新一轮核电发展显然已势不可挡,不过院士专家们都强调发展必须理性。
 
潘自强在谈及福岛事故的主要原因时介绍,极端外部事件不够保守,应对外部事件的工程抢险措施不够,对极端自燃事故考虑不足,场内应急相对薄弱,防治放射性废水产生和处理废水的设施缺乏,监管机构独立性不够,安全责任不够明确等,是福岛事故酿成恶果的根源所在。
 
“核电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消除放射性大规模释放,同时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减小公众后顾之忧。”潘自强认为。
 
据悉,目前我国在建核电站26台机组,装机2884万千瓦。而已批准尚未开工的还有5台机组,装机422万千瓦,计划拟建16台机组,总容量1850千瓦。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新建核电站要实行国际上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并增强预防和缓解核安全事故的能力”。
 
例如,我国新建核电站应提高应对长时间全场断电的能力、完善安全壳内氢气措施,提升应对超设计基准外部灾害的能力,以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水平。
 
此外,何建坤还建议,应建立完善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体系,设立实体化、独立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专业化核事故应急救援队伍。
 
中核集团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驹则指出,发展核能还亟须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简称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工作。
 
王驹介绍,目前,如何选择符合条件的场址,如何设计建造、运行、关闭处置库,如何评价在1万年至百万年尺度下处置系统的安全性能,如何使公众相信高放废物能够被安全处置,依然是核能发展面临的工程技术难题和社会学难题。
 
杜祥琬则在前述“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上总结了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挑战:“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很多装置都是引进的,现在仍在努力国产化过程中。而且,我国对核电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还没有协调配套,核能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还有待改进完善。”
 
他直言中国未来的核能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因此,“必须建立在最先进而又可靠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
 
“我国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需要强化风险意识,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有一个百年大计、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杜祥琬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6-07 A1 要闻)

   北京晚报:5月28日下午,以“科技改变生活,艺术升华你我”为主题的首届中关村科技艺术节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

    中科院博士合唱团的《天路》、《红旗飘飘》;中科院侨联艺术团的印度尼西亚《椰岛之歌》……5月28日下午,以“科技改变生活,艺术升华你我”为主题的首届中关村科技艺术节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许多科学家、院士、科研人员积极报名参与各项活动,充分展示科技工作者热爱生活、品味人生的精神风貌。接下来, “科技之光”研究生卡拉ok大赛、科学家谈艺术专题讲座、科学家艺术家书画笔会、以科技为主题的地区书画、摄影、手工制作、科普邮票展览,迎国庆等系列活动将陆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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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肖洁)“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天空群星璀璨。”5月24日,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27场主题报告会上,国际科技史学会主席、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钝同台下的学子们畅谈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文化,并指出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所生活的今天非常有启示意义。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科学发明浪潮汹涌。刘钝引用著名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的话说:“谁也写不出一部维多利亚时代史,因为我们对它知道得太多了。……即令勤奋如兰克者也会为之没顶,敏锐如吉本者恐将知难而退。”
 
当时的英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商船数量占全球商船总数的一半,工业制成品占了50%的世界市场,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产量占世界的50%。
 
刘钝的演讲中出现了诸多当时著名科学家的名字:摩根、哈密尔顿、哈代、焦耳、法拉第、麦克斯韦、克尔、克鲁克斯、拉姆塞、赫歇尔、亚当斯、达尔文……而从狄更斯到威尔斯,刘钝也历数了当时文学和艺术领域内的大家。他还饶有兴致地与听众探讨起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科学素养。
 
刘钝认为,这段灿烂的科学与文化史首先告诉我们,合格的现代公民应具备均衡的知识结构,科学、人文应并驾齐驱。其次,社会和谐要求进步成果的合理分配。第三则是要学习寻找平衡点,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如何考虑公平和效率、国家和个人、尊严和职守、信仰和理性、激情和冷静、斗争和妥协、权威和多元。最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软实力同样重要。
 
《中国科学报》 (2012-05-28 A4 综合)

 

本报讯 (记者刘莉)福岛核事故后,很多人谈核色变。德国、瑞士公开表示将逐步放弃核能,日本也将对核能发展做部分调整。同时,随着美国对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关注,一些人认为“天然气时代”将至。在5月24日召开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第128场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然气将成为一个绿色能源支柱,但不能只靠天然气替代煤炭和石油,欲实现更高比例的替代,必须加上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贡献。

杜祥琬把能源结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化石能源为主,即化石能源在能源中占90%以上;第二个阶段是能源多元结构阶段,此时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10%;第三个阶段是非化石能源为主阶段,即非化石能源占总能源90%以上。他预计我国可能在2015年进入第二阶段。

“人类无法弃核”,杜祥琬分析,坚定核能发展战略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发现和认识核能,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关在笼子里,必然会努力去开发它、掌握它,使之成为人类的驯服工具。不驾驭核能才是真正的危险。”
其次,原理上核裂变能是可驾驭、可控制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可控性。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总装机3.75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30个拥有核电的国家累计已有1.4万堆年的运行经验,实践证明,裂变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但是并不是必然的安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做好它,防止事故”。

第三,对历史上出现的三里岛、切尔诺贝利、福岛核事故,都做了仔细的、全面的研究,对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给出的经验和教训,都有明确的结论。三次事故分别从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不同角度提供了互相补充的丰富经验教训和启示,深化了人们对核安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