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京举办第119场报告会,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 发表了题为“大学的意义是什么?”的主题演讲。

    Michael Spence 认为,要让大学作为公共机构存活下来,必须重视对学生思维的培训。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一种允许并鼓励批判性思维的环境中教育学生。教育的责任是一种综合性责任,思维培训和批判性思考都要纳入到大学教育中。大学必须要有跨学科研究,还要考虑自身的国际性影响。只有这样,才会继续保持它的角色和其意义所在。

                                                        2011年10月2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32期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张春丽)“大学需要记住四个重点:培训思维,自由提问,跨学科合作,国际交流。”日前,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19场报告会上,悉尼大学校长米歇尔·斯宾塞博士围绕“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分析与大学价值直接相关的根基因素。
    
    大学不仅要培训实际工作的人,而且要培训思考的技能。“我们非常希望学生能够问刁钻的问题,我们鼓励学生进一步去平衡、考虑各种各样他们所拿到的证据和论据,并且在辩论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米歇尔·斯宾塞指出:“我们希望学生不仅要为现有社会中的工作做好准备,而且要为明天甚至后天可能出现的工作做好准备。”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24日   06 版)
  

着眼于未来,通过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造就一批顶尖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近年来,随着中国科学院开展国际合作的方式不断多样化,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优秀研究生,已成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

从非英语国家做起

进入21世纪,我国大学毕业生掀起留学热潮。其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成为主要目的地。由于担心会有语言障碍,同样有着深厚学术底蕴的德国、法国等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便很少成为优秀学子的首选。

2005年9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访问德国马普学会期间,微结构物理研究所所长Kirschner向路甬祥谈起自己的一个切身感受:在德国马普学会各研究单位的中国博士生质量,要远远低于他在美国工作时所见到的中国博士生质量。

有感于此,路甬祥在出访结束后,马上指示中国科学院人教局和国际合作局着手制定向欧洲非英语国家派遣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计划。

彼时,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已有三十年的多方面合作。因此,马普学会自然成为科学院开展此项博士生派遣工作的优选对象。

“我们提出建议后,对方迅速回应。”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一位负责人向《科学时报》记者回忆说,博士生派遣计划受到了马普学会的热烈欢迎。

根据当时拟定的计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预选出一批优秀博士生,送往马普学会相应研究所。联合培养期间,第一年的费用全部由中国科学院承担。一年之后,如果派出的博士生质量得到了认可,便可以延期,随后的费用由马普学会承担。

2005年底,双方就签订了合作协议,于2006年开始正式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经过长达一年的选拔工作,中科院预选出的37名优秀博士生中,最终有27名入选。

随着计划的顺利进行,德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目前,已累计有过百位博士生在该计划资助下登陆德国。

打造创新型人才

“与一般意义上的派遣留学不同,我们的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强调科技创新与学生培养的有机结合。”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指出,“合作研究是联合培养项目的重要内容。”

课程学习之外,联合培养研究生还需要在中外双方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正因如此,在选拔派遣学生时,导师之间有科研合作项目的,将得到优先支持。并且,联合培养也没有设置固定的期限,而由双方导师共同协商。

对于这种安排,吕永龙解释说,联合培养博士生特别强调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认为,欧洲老牌的科技强国,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新颖的研究方法,有些仪器设备也比国内先进,通过大量的科研实践,博士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将得到很大提高。

2010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参加“弗劳恩霍夫联合培养项目”的博士生及其导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来自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的博士生赵天卓,在问卷中写下了自己在德国的切身感受:“在德国有很多优秀的科技人员,他们很少发表文章,但是他们对工艺、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某个方向形成了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精确地解决一个大系统创新中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而我们在这方面尤为欠缺。”

在吕永龙看来,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获得学位并成长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乃至未来的学术带头人,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带动多方科技合作

联合培养研究生所取得的成效,一是培养了具有世界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二是加强了国际合作,把优秀的博士生和科研成果推向世界,从而展示出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这些年轻博士生,则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通过国际合作进行博士生的联合培养,其实也是为了带动未来双方进行更多的科技交流。这也是在选拔派遣学生时,将科研合作项目作为基础条件的原因之一。

吕永龙表示,单纯的学生交流,并不完全是目的。通过学生交流,从而带动、促进导师、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交流则更为重要。合作,归根结底是人的合作。有了人员交流作为基础,其他的合作模式自然能够水到渠成。否则,所谓的合作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士宏对此给予了认可,在他看来,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技术学会增进了对金属所的了解,并且发现了很多共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未来,可望促进金属所在工程应用领域与德国展开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2010年4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科技创新部、丹麦高校联盟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共建“中丹科教中心”,双方将结合各自最具优势的科研资源和教育传统,促进学生、教师和科技人员的交流,推动研究生教育和科技研究的优化发展,同时加强中丹两国教育科研机构与企业界之间的联系。

2011年9月,中国科学院与荷兰教育科技文化部续签双边科技交流合作备忘录,开展中荷“联合科学主题计划”。其中,博士生联合培养成为该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正如吕永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在科研项目合作基础之上进行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将从多方面深化中科院国际合作的内涵。

登陆欧罗巴

与马普的成功合作,开了一个好头。来自科学院的优秀博士生,赢得了德国科研机构的赞誉。同时,此种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计划模式,也很快得到其他有关国家和科研机构的认可和关注。

2006年,德意志学术交流署主动接触中科院,希望能有类似计划。是年底,双方签署联合培养博士生协议。随后,经双方共同组织面试,每年都有10名左右博士生通过该计划赴德国。

为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与欧洲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交流,自2006年起,中科院专门设立了“中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

此后,联合培养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科研领域。2007年11月,以应用研究闻名于世的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技术学会,与中科院签署了博士生联合培养协议。

与德国机构的合作,只是近年来中科院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国际合作的一个缩影。之后,中国科学院与法国科研中心、法国信息自动化研究院等,也都实施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项目。除了院层面组织实施的计划,许多研究所也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在研究所层面与国外相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在荷兰、瑞士、丹麦等国家,都活跃着中科院派出的研究生。

 

 

     
    中新网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 马海燕)“如果我们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话,那么欧洲最热的天气可能要比现在高12度,在伦敦或者是在伯明瀚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55度。” 英国阿斯顿大学校长Julia King19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告诉学生们,低碳减排刻不容缓。  

    Julia King2010年11月被任命为英国低碳商务大使。她说,目前道路运输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14%,在英国占到20%,在美国占到三分之一。世界上正在使用的10亿车辆用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汽油。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富裕国家,道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70%来自小型车辆。 

    Julia King表示,要实现英国政府2030年时减少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量44%的目标,必须完成很多选项,包括出行方式的转变、速度的限制、驾驶方式的改变和传统车型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20年中,汽车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主要体现在引擎的调整上,从柴油引擎到新型引擎的出现,在这条技术道路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Julia King预计新型混合动力车和新型电动汽车将会成为替代型燃料用车的最主要车型。此外,还需进一步提高生物燃料的使用性,它们会占到整个液体燃料的20%,也需要更多氢燃料在公共汽车上的使用。 

    Julia King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促进电动汽车的发展。因为在电瓶生产方面和燃料电池方面,中国有一些全球领先的经验,这是中国发展电动汽车的优势所在,未来有着很多出口机会。(完)

本报讯(记者李大庆)在日前举行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报告会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18场主题报告会上,一位研究生提问:在中国大陆,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院院士路甬祥回答说,诺贝尔奖是科学技术积累到一定水平、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个自然产物。我不主张中国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它应该成为我们科技水平提升,我们的教育、创造氛围改善的必然的历史结果。

五六年以前,路甬祥曾说过,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本土一定会出现像诺贝尔奖项一样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现在我依然坚信如此。”他说,在上世纪前半叶,欧洲产生的诺贝尔奖居多;上世纪后半叶,美国产生的诺贝尔奖多了起来;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增加了。这都与科学氛围的变化、教育创新的发展,以及世界创新中心的转移有关。“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学校、知识界,是不是应该要从诺贝尔奖的情结中摆脱出去,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和环境。如果这方面做好了,自然可以在本土出现科学巨人、文化巨人。”

今年恰逢著名英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诞辰180周年,原子核物理之父、英国实验物理学家卢瑟福诞辰140周年,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核裂变发现者之一、德国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诞辰110周年,波兰著名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作为“‘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和“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倡导发起者之一,路甬祥今天以这4位科学大师的生平经历、学术成就、科研精神为例,作了题为《科学大师们的启示》的报告,总结了这些大师的业绩和成功之路,阐述了大师带给我们的启示。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