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今，中国科技期刊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论文成果引用率低下、各学科创新能力不强的现实也在向人们发问：“唯文章论”式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是否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科研事业前进？
日前，就科研成果评价问题，中科院院士张涵信、周恒、童秉纲联名撰文，并投书本报。我们感谢院士们对本报的重视与信任，并真诚希望院士们的文章能够有力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以及引用率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在流体力学领域工作的诸多同志，希望我们对此发表意见。我们认为，针对不同学科和不同问题，其合理的评价方法可能并不相同。
回顾流体力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真正好的成果，是从实际出发，在解决实际需求上经得起考验的成果。
现代流体力学源起实际需求
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对学科发展有利，也许可以从那个学科的发展过程看出一些规律。现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的成功即是一例。
1904年，29岁的工程师普朗特在国际数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仅有4页的论文，提出了边界层的新概念。哥廷根大学大数学家克莱因一眼就看出了其潜在的价值，认为那是该次会上最有价值的文章。他随后建议哥廷根大学把普朗特请到学校来，为其成立流体力学研究所。很快，该研究所就成为国际上引领流体力学发展的中心。
对此，人们好奇的是，克莱因是一名数学家，为什么能对流体力学中的一个成果作出准确的判断。而普朗特原本是名工程师，为什么会对流体力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作出重大贡献。
原来，在18世纪末，对理想流体的力学研究已取得系统性成果，而这与数学家的参与有关。克莱因是一名关心科学支撑技术发展的大数学家，对当时流体力学的进展已有了解，知道其成就及问题。特别是理想流体在物体表面不满足实际的粘性边界条件，大大限制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朗特的文章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而被克莱因一眼看中。
普朗特作为一名工程师，其研究流体力学更多是从实际流动现象出发，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第一要义。同时又力求把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不满足于仅仅用经验或半经验的方法。这一做法，客观上符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规律，从而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推动了学科发展。
普朗特在那4页纸的论文中提出的边界层概念，以及后来在其他学科中发现的类似现象，最终还促成了应用数学中有名的渐近匹配方法的出现。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篇意义重大的论文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被人引用。只是在十几年后，他的一个学生用级数的方法解出了他提出的方程，才开始被人引用。不久后，他的成果被写入教科书，现在是每一个学流体力学的人必学的内容。
需求导向影响学科活力
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具体事物的“纯”基础科学问题，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而在解决具体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却有可能提炼出具有共性的学科问题，从而反过来推动学科的发展。这正是普朗特的研究所能在解决实际问题和促进学科发展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原因。
普朗特的流体力学研究所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一个纯学术研究所，特别是它是设立在以理论研究著称的哥廷根大学里的。但实际上，它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当时正在兴起的航空技术。
到了二战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改变。普朗特建立的流体力学研究所不再以促进航空技术发展为推动力，逐渐失去活力。1997年，哥廷根大学最终撤销了该研究所，代之以更有发展前途的其他研究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师从于普朗特的冯·卡门在美国坚持了以促进航空航天技术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向，不但对促进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大大促进了流体力学及其他力学分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流体力学分支学科，如高速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动力学、化学流体力学以及物理力学等。
在这里，是否坚持应用需求导向成为影响流体力学学科活力的关键因素。流体力学研究中著名的湍流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湍流的研究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着重点，一种是从理论推理出发，以简单的湍流为研究对象，再试图推广至复杂的湍流问题。另一种则是根据实际的需求，从观察物理现象出发，找出现象的物理本质和关键问题，提出简化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80多年的实践证明，第一种方法虽然发表的论文数以万计，但仍不能解决实际应用的需求；第二种方法虽然开始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经验，但其将研究对象选定为管流、边界层流等实际存在的湍流，在实验和计算上做了许多工作，既解决了实际湍流计算中的众多需求，还同时使对湍流本质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虽然这一做法距离彻底弄清湍流本质及找到具有普适性的湍流计算方法也还有不小距离，但目前看来，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效的研究方法。
如何作出正确评价
克莱因对普朗特成果的评价，可以说是科研成果评价的一个典范。它不仅影响了普朗特一个人，而且影响了流体力学直到现在的发展。
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发现，克莱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备了作为一名评审人所应具有的三个素质。
首先是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要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即了解当时流体力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知道当时已发展得相当充分的理想流体力学之所以无法用于解决很多重要实际问题，关键是因为不能满足流体在物面的粘性边界条件。
其次是对论文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能作出正确判断。即看出普朗特的论文要解决的问题，正是针对理想流体力学的关键不足处，打中了问题的要害。
三是对该论文是否真的解决了或真能解决问题，能作出正确判断。事实上，普朗特在论文中提出的思想和方法，真正发挥作用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克莱因的判断带有一定的预测性。
如果一个评审人具备了上述三条能力，对科研成果作出正确的评价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而对做研究的流体力学工作者来说，无论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还是为推动科学发展，都要从实际出发。如要提出简化模型作为研究对象，则该模型必须能反映现象的主要本质。
真正好的成果，只能是那些能经得起考验、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确能发挥作用的成果。这里和上面我们多次提到的实际问题，并不只是指有实用价值的工程技术问题，也包括对实际存在的重要自然现象的认识和预测等。
因此，对以文章的形式出现的流体力学科研成果，应力求像克莱因那样去作评价，而不能简单地以文章数量及所刊登刊物的影响因子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因为按后一种方法评价很高的论文，也许过若干年后被发现实际没有解决任何实在问题，这种例子并不鲜见。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杨佳
做报告、演讲时，杨佳常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她大多时候用中文说，有的时候会用到英文。
如果她不这么提示，坐在台下的听众，很难发现这个戴着无边框眼镜、眼角弯弯的女性，是位盲人。
台下的听众，两个多月前，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师生。彼时，从这个学院毕业10年的杨佳，回去领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1年度校友成就奖。
杨佳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人。另一位曾获此奖的中国人，是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
连续几个月来，杨佳被当做自强不息的楷模，在全国做巡回报告。
许多学生看了报纸才知道老师是位盲人
今年48岁的杨佳，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教授研究生英语和《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等课程。她也是我国高等学府任职的第一位盲人教授。
面对她的学生，她不仅不会做这样的提示，还会用尽各种努力，来化解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差距。
杨佳右手写漂亮板书时，左手紧贴黑板在悄悄丈量尺寸；多媒体教学操作台上，一块块胶布被她贴在触摸屏上，作为记号方便操作；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她总是尽量多提问，只是想默默记住学生们的声音，以后的课堂上，仅凭声音她就可以叫出学生的名字，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她眉目弯弯的微笑和温和的“眼神”已经到达……
许多学生看了报纸才知道，老师是一位盲人，再次面对她的时候，不少学生潸然泪下……
24岁成了中科院研究生院最年轻的讲师
杨佳并非刚出生就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相反，她人生的前29年，就像她家乡长沙岳麓山上的杜鹃花，推窗可见，满眼明艳。
15岁那年，还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一的杨佳，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没想到一举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
年纪最小的她，和许多与她父亲年龄相仿的同学，在竞争中学习。四年后，她以毕业论文满分的优异成绩留校任教，19岁，就站在了大学二年级的讲台上，学生们的年纪跟她差不多大。
工作三年后，她考入了中科院研究生院，24岁，就成了那里最年轻的讲师。这回，她的学生，变成了硕士、博士。“一路走来，阳光灿烂”，这个总与优秀挂钩的女子，这样总结自己前半段的人生。
29岁那年起眼睛里再没看见亮光
杨佳没想过的是，“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她确诊患有由一种罕见的黄斑变性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从一开始看错行，到字迹越来越模糊，视力，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慢慢消失。杨佳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
而对这个过程，她无能为力。西医、中医、针灸，甚至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她都尝试过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终于，那一天到来了，早晨睁开眼，她的眼睛里再没看见亮光。那一年，她29岁。
命运的残酷不止于此。当杨佳沉浸在失明的痛苦中时，她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通知。她深爱着的丈夫，认为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长大，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在那样的年代，残疾的杨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丈夫带着女儿离开，从此消失在她的世界里，直至现在。
接受杨澜的《天下女人》访问时，全程端坐着回答问题的杨佳，在提起这段经历时，不经意地叹了口气。
失明不是句号，只是一个逗号
幸福的叠加不过锦上添花，不幸接连而来，却足以摧毁一个人。那个在同事、学生眼里，蹦蹦跳跳、乐呵呵的杨佳，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不愿再见人。
终日闭门在家，她又多次被半开的门、抽屉，撞得头破血流，一迈腿踢倒了热水瓶，一抬手打碎了茶杯。为了适应她，父母把原来放在屋子里的家具，全都靠了边。
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她想到了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佩。李老师的丈夫郭永怀先生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为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在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过程中献出了生命。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因病去世。但李老师却从没放弃过教学。
老师的力量，让杨佳决定面对现实，从头再来。
所有的生活，从原点开始。身高一米七二的杨佳，重新像孩子一样，学着在黑暗中吃饭、穿衣、走路。
曾有一个记者，试着用丝巾蒙住自己的眼睛，在北京的繁华大街上，在黑暗的恐惧中，她走了38步。
付出了可以想见的艰苦努力，杨佳的生活，仅仅在失明的29岁打了个逗号，而不是一个句号。
重新回到讲台，杨佳在第二年评上了副教授，接着，利用新的电脑语音软件，编写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等几本著作，还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设二十多门英语课程……
哈佛建校以来首获MPA学位的外国盲学生
事实上，媒体的目光，并不是第一次聚焦杨佳。
上一次，人们发现杨佳，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时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科学时报》集中地报道了她的故事。她也作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代表，作过多场事迹报告会。
那时多数的新闻由头是，这个失明已经8年，37岁的女性，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正准备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从老师变成学生，身份的置换意味着她能主动掌控的东西变少了。
上课，真正变成了听课，靠着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键盘，她把老师的讲课全部记录下来。
课后，为了完成每天500页的阅读量，她把书扫描进电脑，再用软件读出来，别人看书的时间，她都花在了准备上。
为了赶进度，她听书的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个英语单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就这样，她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三门课。
她的毕业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征服了曾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的顶尖教授大卫·戈根，在戈根的最后一堂课上，他请杨佳总结发言，还赠书题词：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还破例为她打出了哈佛的最高分“A+”，此前，论文的最高分是“A”。
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每个学子匆匆领完毕业证书就离开了。轮到杨佳时，这个典礼因为掌声中断了好几分钟，掌声从前排的师生传到后排的家属，像潮水一样感染了全场几千人。
这掌声，是送给这位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
10年后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成就奖授予她
10年过去，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再次唤起了媒体对杨佳的关注。
今年5月1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校友成就奖授予杨佳。120个候选人中，评委选中了她，“作为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杰出女性代表，杨佳长期从事保障残疾人人权和权益的工作。”“为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和人权作出了杰出贡献，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2007年-2008年，杨佳担任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工作专家，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提供了十多场培训，并创建了志愿者对外交流的“NP3S”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被誉为中国的软实力
2008年，她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是唯一一位盲人女委员），提交的建议《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被有关方面采纳。
2008年，杨佳成功竞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
第二年，她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副主席，还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誉为“中国的软实力”，并在2010年年度选举中再次连任，成为四位官员中唯一的连任者。
同一年，她意识到科技可以更好地帮助残疾人实现“平等·参与·共享”，建议创办“科技助残全球化研究中心”。
哈佛肯尼迪的颁奖词中就提到，杨佳帮助成立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并传到互联网为全国乃至全球残疾人搭建一个服务性网络平台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的眼睛就是她的眼睛
越来越宽广的舞台，让杨佳觉得，抛开眼睛的问题，她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眼睛的残疾，是她无法抛开的。幸好，她拥有的是另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每天早晨6点，带着她乘公交、倒地铁赶路，2个小时后，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待到她下课，代替她目送学生们一一离去，再领她返家。
这双眼睛来自她的父亲，今年年近八十岁的杨中信老人，原中南大学教师。得知女儿失明的消息，这位父亲一夜白头，在女儿决定从头来过的时候，他说：“以后爸爸给你当拐杖”。
19年来，6000多个日日夜夜，父亲的手，成了杨佳的拐杖，父亲的眼睛成了她的眼睛。所以，当哈佛毕业典礼上，如潮的掌声响起，站在后排家属区的父亲，眼里涌出了晶莹的泪。
他坚强乐观的女儿又回来了。
老父亲说，只要他还走得动，就可以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他放心不下的是，以后有那么一天，他再也走不动了。“我现在就希望，杨佳今后能找着她的另一半就好。”
在父亲眼里，黑暗或明亮的转换并不重要，女儿，还是那个女儿。
2011年度哈佛杰出校友颁奖礼上，杨佳以美国著名民主诗人华尔脱·惠特曼的《大陆之歌》（英文片段）结束致辞。真诚希望，接下来的几个19年里，她的生活有人同行，有爱相伴！
近日故宫“瓷器门”事件发生后，无损检测是否安全可靠，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中科院研究生院文物科技评估中心主任王昌燧表示，无损检测本身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作为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不应因噎废食，停止文物真品的检测工作。
“对于瓷器的无损检测，主要是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方法来测定其化学成分，经过相应的数据分析，来进行文物鉴定，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古陶瓷数据库的建设。”王昌燧介绍说，“故宫从2005年引进无损检测技术，上海博物馆和其他单位开展得更早，但从未听说有类似事故发生。”
此前有媒体称，用于无损检测的仪器十分昂贵，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大型博物馆才买得起。除了“买得起”，“用得来”其实也是一道门槛。经求证，记者了解到，国内许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都在使用这种仪器，设备本身自动化程度较高，经过正规培训后，对操作人员并无极特殊要求。
“事故的发生与操作人员的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但设备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自动保护和自动报警功能。”王昌燧强调，“这在技术上其实不难实现，但是由于此前没有类似事故发生，相关人员，包括我自己，在这方面都未足够重视。”
据悉，今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将开展文物科技评估工作。作为负责人，王昌燧表示，文物科技评估工作是不允许犯错误的。这里所指的错误，主要指文物评估的结论。但现在看来，测试过程中，文物的损坏同样是必须避免的。故宫的“瓷器门”事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