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回顾与展望”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将于6月6日在哈尔滨召开。届时,全世界近百所大学的200多名代表将出席并参与交流。
 
论坛内容主要涉及海外高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经验和体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建议、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及其国际化进程等诸多方面。
 
据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副处长顾建政介绍,这次论坛旨在增进中国及世界各地高校之间的互相了解,促进交流与合作。截至5月26日,已有78所海外高校确认参会。
 
此次论坛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庆9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这所大学1920年建立,1954年成为国家确定的首批全国6所重点大学之一。
 
 
 
 
 
 
 

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2010年颁布的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榜,大陆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0名。北大清华和1984年刚刚创建、1994年才成为正式四年制大学的香港城市大学处于同一水平(北大第12,香港城市大学第15,清华第16)。不过,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则被忽视:中国的大学能进入前200或前100之列的太少,总体实力太弱。
 
中国是个金牌的国度:奥运会排名要看金牌总数而非奖牌总数,大学盯着“世界一流”,学术则瞄准“诺奖”。
 
其实,一国的竞争力,更体现在中层大学上。“一流大学”全球化程度高,人才的流动性大。比如,北大清华的学生,出国留学很容易,实际出国比例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最高,而且大多一去不归。其为中国提供本土服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中国真需要高端人才,则只要有好的环境和条件,哈佛、耶鲁的毕业生也照样能吸引过来。中等大学则不同,培养的是中高级人才,毕业生多留在本国本地服务,而且数量非常巨大,代表着劳动力的基本素质。所以,分析这一排名,我们必须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应该说,进入亚洲前100或前200的大学,都可以列入这个“中产阶层”。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高等教育之落后就显得非常惊人了。
 
香港人口大约700万,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也就是说每百万港人就能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的大学。再加上香港学生的留学率非常高,2005年15岁以上的孩子准备在未来三年出国留学的就达45700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地两个主要大学的学生人数。可见,香港学生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最高。
 
接下来是新加坡,人口不足500万,两所主要大学都排在亚洲前百位,大致每250万人口就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大学的教育。同样,这里的学生出国率也非常高,大致有两万学生在海外读大学。
 
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台湾人口2300万左右,9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7所大学进入前200位。也就是说,平均25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13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位的大学。韩国人口5000万左右,17所大学进入前百位,42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29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11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日本排名第5,人口不足1.3亿,30所大学进入前百位,57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4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2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超过13亿,仅12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8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在总数量上大大低于日韩。这也就意味着,中国1.1亿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在这一项上还不如印度,其12所前百位的大学使不足1亿人口就可以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7400万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
 
以接受前百位大学的高等教育的密度(也就是每个孩子接受这种大学教育的机会)来衡量,中国大陆比香港要低100多倍!我们还应该注意,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等地,老龄化程度高,适龄青少年,出国率高。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学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距。
 
前百位大学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排在这个榜上前百位的是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北师大。这些不是什么世界一流,而是亚洲二流但质量大致尚可的大学。这种层次的大学,香港高中毕业生基本上想上就可以上。而在中国,不管大学如何扩招,能挤进这些大学还是如同鲤鱼跳龙门一般。
 
从这个排名看,中国以大量倾斜性投资保证几个重点的战略,效果并不明显,乃至北大清华不过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水平。更糟糕的是,这种倾斜性投资,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了中国的中层大学质量差的局面。
 
比如,中国进入前100名的大学仅12所,但在100到200位之间的大学更少,仅6所。也就是说,除了重点的重点外,中国的大学质量普遍很差,缺乏雄厚的“中产阶层”。而这将注定中国在未来的高科技竞争中处下风位置。更奇怪的是,中国大陆人的“老大心态”膨胀,动不动就将香港斥之为“文化沙漠”,乃至我几年前提出“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也成了大逆不道。殊不知,亚洲最好的三所大学不仅全在香港,而且香港大学的平均实力也是亚洲最强的。这种“老大心态”不除,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更无法正视自己的问题,并浪费向香港学习的近水楼台的机会。(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学者)
 
 
 

剑桥大学多项学科在排名中位居前列
 
据英国BBC英伦网报道,一项英国大学排名近日新鲜出炉,调查显示,牛津、剑桥等老牌名校仍然保持强劲实力,在许多学科稳据榜首位置,但也有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异军突起,挤进前十。
 
英国大学信息网站(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联合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对英国大学进行了一项排名调查。该调查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研究能力评估”、“入学标准”、“学术经费”以及“毕业生发展前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评分,从而得出不同学科的大学分类排名。
 
在以往中国学生较青睐的理工科热门专业如建筑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排名中,牛津、剑桥等名校仍然占据榜首位置,帝国理工、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等名校也进入了前十名行列;在金融会计专业中华威大学出人意料的位居榜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斯大学则紧随其后排名第二、三位。
 
在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航空航天制造工程等近年来新兴的热门专业排名中,老牌名校则明显不占优势,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的前三名被华威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莱斯特大学占据,而航空航天制造工程的前十名当中则出现了萨里大学、南安普敦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以前并不十分知名的院校名字。
 
 
 
 
 
 

在5月26日上午举行的教育部2010年第五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说,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工作会议上,双方就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分领域磋商。
 
张秀琴介绍,在教育领域,双方讨论了如何落实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提出的项目,例如中方在未来4年派遣1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汉语桥”项目在4年中支持1万名美国人来华研修,其中包括每年邀请中小学校长访华,组织大中学生来华参加汉语夏令营活动,提供孔子学院奖学金名额,邀请美国本土汉语教师来华研修,以及美方在未来4年内派遣10万名学生来华留学项目。
 
此外,在工作会议上,两国政府还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2010—2012年执行计划。
 
张秀琴表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等领域开展战略性沟通外,专门就人文教育领域交流合作而设立的一个重要对话平台,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同时,机制的建立提升了教育交流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教育将起到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润滑剂”的作用,为中美之间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发挥更好作用。
 
 
 
 
 
 

 
科研辅助岗位缺乏和科研辅助人员队伍不稳,使科学研究成为科研人员的“独角戏”,严重影响科研效率。
 
几年前,一位中国博士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他坚持在国内养成的习惯:每天早晨7点半赶到实验室,打水、扫地。一个星期后,一位女士找到这位博士说:“先生,您知道吗?您干了我的工作。而且,您的国家送您到这里来,肯定希望您有所成就,希望您能将宝贵的时间用到科学研究上。”
 
这则故事一方面反映了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从另一方面也看出,情愿或者不情愿,国内的科研工作者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被“挤占”掉了。
 
今天,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科协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科研时间越少。中级职称有61%、副高级职称有53%、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科研。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工作时间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科研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即83%以上)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证不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提并强调“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至今,又过去了30多年,可“六分之五” 的时间仍然无法保证。
 
造成这种情况的明显原因,是“间接科研”和“非科研活动”挤占了科研时间,如申请项目、购置设备、申报评奖等,以及行政、社会活动等与科研毫无关系的事务。
 
但还有一个重要却被人忽视的原因是,科研辅助岗位和人员缺乏。科研辅助人员是指为科研准备各种文献资料、仪器设备、观察记录数据、进行一般试验等辅助工作的人员,是科研的重要环节。科学家和技术辅助人员的关系有点类似足球场上负责组织进攻的中场核心球员和他身后的中后卫,一个中场核心球员往往最依赖于身后负责防守的中后卫。中后卫不仅让他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在转守为攻时把球第一时间传给核心球员进行前场组织。
 
按照科研规律,科研人员与技术辅助人员比例一般应在1∶1以上,科研工作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辅助人员密切配合。以农业科研为例,法国国家农业科学院创新研究人员有4000人、技术辅助人员4600人,印度中央农业科学院辅助人员与研究人员的比例为1.2∶1。
 
近几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科研设备显著改善,可是科研辅助岗位缺乏和科研辅助人员队伍不稳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导致大量科研辅助人员流失,使科学研究成为科研人员的“独角戏”,严重影响科研效率。
 
当务之急,是要出台稳定科研辅助人员的系列相关政策,吸引大量尚未就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努力将科研人员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