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9月19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8大院校昨日公布新学制下的最低入学要求细节，除4个必修科“3322”基本成绩，各院校不同学科及学系之间的选修科数目及等级要求参差，其中，港大及科大均要求至少另外2个选修科达新文凭试3级成绩，最为严格；理大、浸大及岭大却只要求1个选修科2级成绩，前者更可以应用学习等代替，学生即使选修科全部“肥佬”，也有机会被取录，堪称新制下“最易入”大学。另一方面，中大的环球商业、国际贸易及中国企业两个课程，中英文科要求都达5级，否则不被取录，是门槛最高的学科。
理大指非最后指标
港府今年初已公布四年制大学收生文凭试4个必修科英文、中文、数学及通识科“3322”基本成绩要求，8大昨进一步发放各学科的入学要求细节，当中差异颇大。以院校收生要求计，港大为新制下“最难入”的大学，该校与科大同样要求2个选修科3级，但后者其中1个3级，可由数学科延伸单元替换。
其余院校方面，中大及城大均要求1个选修科3级成绩，教院则要求2个选修科2级，而理大、浸大及岭大则只要求1个选修科2级(详见附表)。理大更同时列明，即使没有选修科达标，若能于应用学习获“优异”；或于法文、日文等其他语言科取得E级；或于数学科延伸单元获2级，也可获接纳或特殊考虑，令该校成为“最易入”大学。但该校亦指，有关要求刻意采取最少科目及最低成绩水平，以为高中生提供最大选择空间，并不等于最后入学成绩。
另外，部分院校的个别学科亦因应需要设特别或较高要求，例如城大、中大及港大的法律相关课程，一致要求英文至少要5级才获录取，亦有不少课程提高对数学或通识的要求。总体来说，中大环球商业、国际贸易及中国企业以及法律，为最高基本要求学科，前两者要求5科“5533+3”，后者则要求6科“5433+33”成绩。
教育局称欢迎新制
教育局副秘书长陈嘉琪表示，各院校公布入学要求，是推行新学制的重要里程碑，有关入学要求反映大学支持学生有宽广的学习基础，鼓励其因应个人的能力和兴趣选择科目，局方对此表欢迎。
不过院校间入学要求参差，亦同时易让中学师生、家长感混乱。教评会主席邹秉恩表示，有院校调升成绩，亦有致力增加学生选择空间，反映院校间对最低要求“划线”取态并不相同，令中学师生对学生的升学机会，更感难以掌握。他认为，当局应尽快统筹各大学举行谘询简介会，与中学界交换意见，确保学生家长能清楚大学入学资讯。
学友社学生辅导中心总干事列豪章则指，新考试下学生难以准确预计本身成绩，加上各大学入学要求参差，更易感无所适从。他坦言，个别院校课程提高最低收生要求“有好有不好”，“虽然学生选择空间好像少了，但亦可令他们不会太大幻想，现阶段仍难以一概而论。”
为了考研上名校只身前往外地，“驻扎”在校外只求能一睹教授风采，这样的局面今后将逐渐被改变。随着生源数量的减少以及高校对于“创新型”人才的渴望越来越强，招生宣传的pk已从本科阶段蔓延到了研究生阶段。
中国科技大学昨日发布消息称，本周六，该校40多位顶尖教授将从合肥来到成都，“上门服务”介绍学校今年的研招政策之余，也为一些考生提供现场的面试，面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将现场颁发面试合格通知函，合格学生可优先录取。
据悉，此次来蓉是中科大“上门服务”的第三站，此前，该校已到武汉、西安“自我推荐”了一番。参加的知名教授有物理学院、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等重量级学院的40余名博士生导师，而学校提供的招生范围更是涵盖了所有学院和所有专业。
“过去只在校园网上发布一下招生信息，从来没有走出去这样宣传过。”据中科大研究生院院长古继宝介绍，今年这种专业“组团”招生的模式尚属“首创”。之所以学校要这样“主动出击”，是因为该校往年的生源大多来自华东地区，生源结构上并不合理，而学校主动招生，也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优秀本科生报考，这对选择优秀生源、为培养创新拔尖人才有好处。
中国科技大学是国内首个开设“研究生院”的高校，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该校又首次推出了“研究生招生团”，知名教授走出学校，不再只是挑剔地挑选学生，而是先放低姿态、宣传自己，这样的变化让不少考生都觉得“意味深长”。“这或许是高校的另一次大变革的信号！” 网络上，参加了中科大西安地区招生宣传的一位考生说。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中科大2011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在3000人左右，与今年差不多。其中科学学位硕士生（即今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型硕士），占总研究生招生人数一半左右。他们可以享受到学费、住宿费全免的优惠。
川内的本科学生，可于本周六（9月18日）上午9时，在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酒店参加该校的现场咨询活动，届时，来自中科大各学院的40余名教授将为成都考生答疑解惑，并为到场同学免费提供往年真题。
上周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一封来信，标题为“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短短几天，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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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抄袭率31%”是否真实？国内期刊的总编为何要在国外期刊上撰文“自爆家丑”？有人说作者“有哗众取宠，取悦国际舆论之嫌”；也有人认为，作者勇气可嘉，敢于直面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困境。面对国内同行的种种猜测与质疑，文章作者张月红昨天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因为被“深深刺痛”，所以要“自揭家短”
在国内学术圈，论文抄袭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过，此前谁都拿不出具体数据指出涉嫌抄袭的论文究竟是多少。这笔“糊涂账”，最近被一种名叫“CrossCheck”的反剽窃软件“算”了出来，答案是“31%”。这种软件由国际出版链接协会牵头研发，全球6家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参与实验。
当然这仅仅是一项个案分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期刊项目的资助下，《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包括A、B、C三辑)于2008年10月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CrossCheck的会员，开始把它作为学术审稿的“第三只眼睛”。两年来，编辑部利用CrossCheck对国内外2233份投稿论文，在国际审稿和即将发表前，先后进行两次检查，结果发现约有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引用和抄袭的情况。
许多人不明白，张月红为何要“自揭家短”。因为，以抄袭、剽窃、造假为代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已屡屡触痛全球科学共同体的敏感神经，作为期刊总编，她理应更能体会被戳到痛处的滋味。然而，张月红说，这恰恰是她致信《自然》的初衷。
近一年来，《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多次以社论或评论形式讨论中国科研的学术不端问题。在今年4月举行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上，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专门召开半天会议，讨论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问题。这些信息深深刺痛了张月红：“你知道吗，国际期刊在评审中国科学家论文时，或多或少都戴着有色眼镜。写这封信是想告诉国际同行，中国学术界正在与地球村的同行们一起努力，致力于学术诚信，预防和抵制学术不端。”
为此，在她写给《自然》的信中，特别提及了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学术文献不端检测系统”，“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中文学术期刊已广泛使用该系统，来查对和遏止学术抄袭现象。”
据了解，《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于2000年，2003年起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A、B、C三辑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被收入SCI(科学引文索引)。在其目前的稿源构成中，浙江大学、国内科研单位和国际稿源的比例约为2∶2∶1。
“被润色”的标题，夺人眼球又戳人心窝
张月红的“责任感”，看来并没有得到国内大多数同行的理解。在“科学网”上，就此事件已经发表的20多篇学者博客和几百条网友评论中，对她的短文表示不满，抑或担心“受牵连”的情绪略占上风。一些学者和期刊主编认为，文中披露的“31%抄袭率”有误导舆论之嫌，无法代表国内科技期刊的整体现状；更多人则揣测，“自爆家丑”的做法别有用心，“就像老谋子的电影，把中国人描述得越寒碜，越能在国际上获大奖。”
最让国内学者感觉“很受伤”的，是这封来信的标题，既夺人眼球，又戳人心窝。但是，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并非张月红的本意。
在她向本报提供的她的短文校样上，记者 看到，原标题为“创新软件帮助中国应对抄袭”。“是《自然》编辑在杂志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把标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张月红曾在第一时间致信《自然》申诉，希望将标题改回来，结果被告知“杂志已经印刷，来不及了”。
刺眼的“31%”使本不起眼的《自然》“通信”栏目的“影响因子”飙升，也令张月红压力倍增。记者发现，浙江大学至今未在其网站上刊登《自然》杂志的这则“读者来信”。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9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在演讲中特意提到了张月红的短文，以此印证浙江大学处理学术不端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当时，校长的PPT里显示的仍是校样，在原标题的引导下，读者尚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
此刻，张月红已能冷静地看待这个“被润色”了的标题。她希望坏事变好事，“如果这种‘歪打正着’能唤醒大家的自省，对我倒也是件值得一‘冤’的事情。”
国内学者常常误读“剽窃”的定义
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充斥着大量对技术细节的探讨。比如，反剽窃软件的检测是否靠谱，不合理引用算不算抄袭，等等。张月红发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国内学者对于“剽窃”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容易在无意间“触雷”。
比如“自我抄袭”。“国内学者认为，既然是自己的文章就可随意摘抄，不打引号也没关系。但按照西方学界的认识，大段摘录之前已发表文章的内容，就说明新的论文原创性不足，就是抄袭。”张月红说，许多作者并未意识到自己错了，被退了稿，仍觉得对方没道理。为此，她常常要花费大量精力与作者沟通、解释，希望他们理解并遵守国际规则。
目前，“中国制造”的论文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论文发表总量的8%，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然而，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
不可否认，中国论文量多而影响力偏低的尴尬，与种种学术不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在，敢于正视问题的学者不止张月红一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许小可在其博文中指出：“不管这封信的题目是否有问题、31%的数据是否合理，它确实能促使我们开始重视国内期刊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敢于讲自己期刊存在什么问题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而是比钻石都稀缺。”
两天前，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萨佩给张月红写来一个很长的邮件。他认为，目前的争议对于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呼吁中国科研管理者重视科研原创力，关注学术腐败问题。末了，萨佩颇为语重心长地写道：“9年前，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曾预测，21世纪对于全球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很可能来自中国；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剽窃和所谓的‘捷径’可能会延迟中国科学走向成功的时间，因为国际上已经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眼下，有关“论文抄袭率31%”的争论还在继续。记者想问，面对国内如此尴尬的学术处境和这般脆弱的科研道德，一味纠缠于“31%是否科学而精确”之类，这样争下去是不是偏题了？(本报首席记者 任荃)
据悉，2010年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为11万人，而去年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的5%约为1.8万人，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预计明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接近13万人，增幅超过16%。
长期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型人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对应用型研究生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为了积极主动适应今年这种变化，2010年国家把专业硕士提到了与学术硕士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具有专业学位授予权的招生单位学术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比例。
当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307名“超时”研究生的消息在其官网上公布后，一场由学籍管理引发的对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思考正在拨动世人的神经。研究生培养问题十分复杂，要清退的似乎不仅仅是一部分“超时”研究生，或许还有不合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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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其官网上公布，将对307名“超时”研究生进行清退处理。按该校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规定，硕士生学习年限最长不应超过4年，博士生最长不超过8年。不满此次拟清退处理的学生可以依规申诉，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按程序处理。
高校清退“超时”学生并不新鲜，教育部在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学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由学校规定。这项原本属高校常态管理内容的规定出发点无非在于提高教学管理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如今，随着清退事件本身成为热点新闻，“清退”背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话题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超时”清退：程序是否合法公平
由于此次清退人数较多，加之涉及体育明星和院系领导，华中科技大学目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一项8300余名网友参与的“华中科大清退研究生”的网络调查中，近七成网友力挺校方此举。一些网友表示：“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对严肃校风学风、提升研究生质量都有好处。”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教授则更关注清退程序本身是否合法。该由谁来清退研究生，是最高学术机构还是行政机构？辞退的程序是否公平，被清退学生是否有申诉的权力？诸多问题引发了深层次思考。
“越是惩罚性的措施，越应该注意惩罚系统是否公正、公平。”洪成文说：“清退绝对不能简单化。我们在解决学术争议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纠错方理直气壮，有错方无条件被动接受惩罚的倾向。在学校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学生本身处于弱势一方。即便处罚理由充分，也不能完全忽视受罚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洪成文表示，清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大家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视。然而，对于这307名被退研究生来说，他们是否被公平对待？“清退的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是否在这一批学生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们？他们在入学时有无签署相关承诺？假设我们是这307名研究生中的一员，我们是否会问：为什么有的学校淘汰有的学校不淘汰？即便在一所大学内，为什么淘汰令只从研究生开始，而本科生却能免除惩罚？”洪成文说。
“不能因为一个辞退问题就掩盖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研究生培养问题十分复杂，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仍有很多。”洪成文强调。
研究生培养：年限多长算合理
近年来，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各大高校对国家标准的落实越来越严格，有些高校的院系、专业还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标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的现象很常见。
“据我所知，有些学院去年大约有一半的人没有按时拿到学位证”，目前正在某知名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小王临近结业，压力依然不小。小王说，按他们学校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早在前几年，他们学校就曾清退数十名超过学习年限的博士生。
“导师或学生自己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毕业延期。”小王说，“博士生压力确实很大，既要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还要跟着导师参与各种科研课题，除此之外，大部分博士读出来都快30岁了，不得不考虑工作、家庭的问题。”
那是否应该延长研究生培养年限？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指出，如果学习上不投入，精力分散太多，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对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度思考，如此所谓的学习时间长了，反而不利于保证学生质量。
就博士生培养来说，阎光才告诉记者，即使在美国，不同高校对博士生培养年限要求也不同。以2003年度为例，美国当年毕业的博士从注册到毕业所用的时间，短的一般3—5年，长的可能十几年，在不同学科之间，物理学领域总体所用时间最短，平均值为7.9年；而教育学所用的时间最长，平均值为18.2年。大多数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是持续性学习，而如教育等有关学科则多为在职学习，实际上，教育专业的学习者本职工作经验对提高学位质量是有益的。
对此，阎光才建议可以针对不同学科门类有条件地放长年限。他说:“一般理科的基础研究领域，不间断的8年已经足够了，当然前提是学习不能间断；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工科领域可以适当延长，因为毕竟社会经验和工作实践，对于博士生教育还是有意义的。但有些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培养，一旦间断时间长了，恐怕很难保证质量。”
宽进严出：中国的“瓶”能否装上外国的“酒”
围绕学籍管理的讨论，必然会引出两种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选择，具体来说，就是“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
应该说，“宽进严出”是国外高等教育招生、培养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国就是高等教育“宽进严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对的美国大学毕业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2009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以2001年入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毕业率，结果显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在6年内能毕业。
北京科技大学规划办张武军、徐宁曾撰文介绍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各大学和专业都保持着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学校和专业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亚琛工业大学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电子技术专业淘汰率有时高达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规定的学分、论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毕业率均在95%以上，当“就业率”越发成为高校内外看重的重要指标时，显然，毕业率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宽进严出”的模式该不该引入中国？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清退事件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宽进严出”的支持者，他说，“‘严进宽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学生招进来就放羊，教学过程走形式。‘宽进严出’，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做法得跟学校的整体改革配套，彻底改掉大学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宽进严出”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具体国情，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宽进严出”使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造成资金、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将之形象地比喻为“人多地少的中国不能推行‘广种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细作’”。
“在我国，‘宽进严出’对某些大众化类型高校而言应该是可行的，而对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严进严出’。”阎光才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宽进严出’的尝试肯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但是，要‘严出’就应该公平地‘严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应成为教育管理问题的替罪羊。解决资金、资源压力，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