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 （资料照片）
9月15日本报一版刊发了消息《规范学术端正学风刻不容缓》，深度报道版“规范学术端正学风”栏目刊登了《学术的天空需要净化》。日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专门约请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谈了他的见解。
记者：高校出现的作假、抄袭、剽窃等反映出学者学术不端的负面新闻，让人对于大学的严肃公正产生了怀疑。您对此类事件怎么看？
瞿振元：知识产权和学术自由一直是高校科研中容易出现热议和异议的节点。现在学界批判最多和最易引起人们公愤的就是明显的学风不端，经常暴露出来的就是抄袭、剽窃、作假等问题，此类事件明火执仗，公然触犯法律，与社会上的假新闻一样让人愤怒和痛恨。但是还有一类学风不端表现出来的不是学术造假等恶性事件，而是治学过程中的不认真、不严肃和不扎实，这类事件所带来和引发的不良影响也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公愤。
记者：这种学术不端的做法有什么样的表现？
瞿振元：比如对于在成果中不适当、不恰当地大段引文，当事者却视而不见。引用名人或领导人的话似乎越多越好，大家争相跟风，结果把成果弄得像语录一样，不仅暴露了学识上的肤浅，也会损害自己的成果。其实，学术共同体有其共同的行为规则，引文的严格规范是其中最基础的一条。过去我们的认识比较模糊，缺乏对学术界共同行为规则的教育。而现在，对于这种学术界最起码应该遵循的规则，违背了还以“不了解或没在意”为托词，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教育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也是利益作祟、故意而为的结果。应该说，所有问题的发生都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评职称、争项目、学位答辩等，没有真本事还要获得利益就得去作假。有些当事人侥幸取得不当利益时不但自己欣欣然，而且还诱使他人争相仿效，不免让人感到不平和痛恨。这不单是品德的偏移，也是我们制度设计的偏移所造成的，应当全面检讨。
记者：现在出现的问题，以及以前一些个案的处理结果，似乎很难有让当事人痛悔终生的效果，这也成为众人讨伐和不满的理由。
瞿振元：这其中也涉及到行政权、学术权与利益三者之间的联系。有时候，作假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利益集团公开挥舞的利器，他们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进行学术组装，乃至学术伪装，骗取荣誉和经费，这更可怕，更反映了利益驱动下我们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如果说有的个人作假是由于无知，而这种集体行为就是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记者：对于学术不端问题，人们议论了很多，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我们至今对于这样的事仍然没有一个积极彻底的解决办法，为什么？怎么办？
瞿振元：不论是对无知的人，还是对故意违背道德或法律底线的人首先要进行的是诚信教育。诚信是学术的生命，如果谁违反了，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在国外，学者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止。对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大家都很熟悉，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造假使得他名声扫地，而此前他曾经被捧为韩国的民族英雄。我到过他出事后的实验室，他们在克隆狗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在事件发生后，他也离开了这个实验室，但即便这样，所有出自这个实验室的成果或发表的学术文章，外界要求他们必须接受原始数据的审核，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造过假！就是因为他们丢失了诚信！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记者：透过这些事件，我们应当反思什么？
瞿振元：的确，我们可以强化学术成果审核的技术手段，如查新、查重等，对于论文的真伪作出判断。但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我还想说的是，大学的管理者在学术问题上要更加谨慎，更加自律。大学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是学校管理。即使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工作的繁忙，不可避免地对于专深学问知道得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远离学术，所以在学术圈说话就要格外小心。有大学行政职位的人从事学术工作更要强调严格的自律，因为这不仅关系个人的声誉，更关系学校的声誉。大学校长要延续学术生命，不仅要处理好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更要在学风建设上做好表率。不可否认，不少学界中人之所以要做行政领导人，是因为担任行政职务有利于个人学术权力的整合，说白了就是因为公共资源的配置是由行政解决和重组的，这与社会管理如出一辙，但对于这种问题的监管又很难。因此，我们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不恰当的制度设计，会逼良为娼。
记者：对于学术不端的人该不该惩罚?怎么惩罚?
瞿振元：当学术不端的成本不高，所得利益大于获罪，就会有人冒险一拼。如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因医疗事故而吊销医生执照等类似的制裁，学者们还会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吗？肯定不敢。
我国大学的工程教育，眼下正陷入尴尬：论高等工程教育培养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论人才质量，却“英雄气短”——工科毕业生缺乏企业工作背景、动手能力弱，被认为是大学工程教育的首要“弊病”。如何对症下药？同济大学最近举办的中欧工程教育研讨会上传出信息：教育部拟创立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工程人才的新机制，今后可能要求全日制工科生把一部分学习任务从大学挪到企业完成，学时为1年。
这一信息立刻引发了与会大学校长的激烈讨论。这些校长均来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首批试点高校，他们坦言，有实质性举措的改革是众望所归，但要避免改革方案“悬空”，还有不少难题待解。
工科生拿学位，必须先去企业实践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共有1003所大学实施本科以上学位的工程教育，2009年，全国本科毕业生突破600万大关，其中工科生占了三分之一，可见高校每年“产量”很大；而教育部的调研也显示，国内企业需要大批工科生充实到工程一线。无奈供需难以对接——尽管有大量就业岗位，大学培养的工科生却不能符合企业的用人需求。一些企业反映，执教工程专业的老师本身没有企业工作背景，是大学教育中的硬伤。
为此，教育部推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两步走”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今后将鼓励企业的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走进来”，到大学当兼职教师；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鼓励工科生“走出去”，到企业增加实践经验。据了解，区别于目前的大学生实习和见习，教育部的试点方案要求，到企业参加实践，必须纳入工科生整个大学培养计划的一个环节。
据参加论坛的教育部高教司刘桔介绍，作为一项打造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试点，全国高校参与该计划的全日制工科生将达到10%以上，全日制工科研究生要达到50%以上。
学生多课时紧，哪里去找“接盘”企业？
但这一提升工科生就业竞争力的“利好”，却让大学有点为难。
目前工科生本科学制为4年，一般而言，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和基础课教育，真正进入专业领域已是第三年。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认为，4年制的本科教育，课程已经很紧。如果还要挖出1年到企业去，课程教学就要压缩，专业教学任务完不成；如果延长学制，采取4+1，那么未来的工科生就需要实行5年制。学生及家长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增加一年学制而产生的时间、经济成本？而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则说，这一试点项目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是让工科生“提前一年毕业”。
更令校长们担心的是，如果把学生职业培训移植到企业，这样的“一刀切”可能会遇到一些机制层面的障碍。上海交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叶取源教授说，一年全国有180万工科毕业生，即便是落实10%的量，也必然需要有大量企业支持并参与这一培养计划，众所周知，由于缺乏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多数企业并不愿意承担学生的职前培训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举了一个实例：作为一所具有明显行业背景的高校，该校毕业生历来不愁饭碗，实际是在为中石油、中海油等多家大型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即便产学研合作如此紧密，当学校提出希望和某企业正式建立学生联合培养基地时，却遭到拒绝。可见，即便大学愿意送学生去实践，企业也有多重经济因素以外的顾虑。
是主动跟风新产业，还是夯实基础淡定治学？
校长们提出，对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来说，来自外部的挑战远比来自大学内部的制度障碍更为棘手。
欧进萍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我国工程教育长期“贫血”的原因：在高新技术领域，79%-90%的产品都由外方独资或者合资企业生产；加之国内制造业大而不强，不少是在“用国外的技术生产国外的产品”，因此很难为大学的工程教育提供肥沃的育人土壤。
另一位与会校长就此分析说，这一宏观背景其实也直接决定了国内和欧洲高等工程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国内，谈到改革工程教育，很多学校仍然强调，把教学计划排得更满，让学生学得更多。其中暗含的意图则是，要让学生实现能力突破，最好能通过科研占领一些技术制高点。欧洲的大学更致力于“环境建设”：把公司办公室和大学实验室设在一起，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入一个创新设计工作站……由于欧洲的大学洞察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即不同的产业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可能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正因此，欧洲大学更强调扩大学生的对外接触面，强调团队的多元化，“等着收获意外的惊喜”。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现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快，技术和产业的转移速度也很快，这就决定了高校的工程教育不能和当前的所谓热门产业、热门技术贴得太近。龚克以自己的经历佐证：他早年就读清华时，仅电路设计这门专业课就学了整整五本教材；时至今日，电路集中芯片设计已经完全颠覆了当年的“专业”。龚克说，“对工科生来说，与其学很实际的专业知识，等着产业升级后被淘汰，还不如打好专业基础。这也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授人以渔，而不是当职业培训所。”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2010年7月2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亲自为毕业学子拨穗、正冠、授学位。杨玉良对于学生爱之深，责之切。
■教师走穴成风：有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全国各地到处赶场
■学生急功近利：遇到大学者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
作为学生，如何理解成功？作为老师，如何实践师德？作为学校，如何看待教育的目的？昨天上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从种种怪现状说起，痛批校园内外弥漫的“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他认为，对于教师而言，“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加重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丰富的思想和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大学生太过急功近利
“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的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
“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的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什么叫成功？”杨玉良在讲话中举了个例子：前些时，加拿大总督到复旦大学访问，此人是海地移民。她在学校发表演讲时，好几个学生都绕着一个问题：“你从海地移民到加拿大，当了总督，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杨玉良直言：“初听这句话没问题，但仔细想想，问这个问题的学生无非想从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所谓成功的秘诀，早点成为风云人物。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更有力，比如总督女士你平时读多少书？花多少时间在社会实践上？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在加拿大时感受到什么文化冲突？”
还有个奇怪现象一直让杨玉良印象深刻：学校邀请了某个大学者做学术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这种现象在大学里并不新，但随着时代不同，表现方式和严重程度不同。
学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杨玉良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些归咎为社会本来就是功利的。但非常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大学教师疏于读书
“学生也在看着你，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现在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如果要把上课的东西讲掉，那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讲课内容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但是好的教师是要不断地自我改进。”杨玉良坦言，时下大学有很多教师，至少在理科方面，平时不大读书，只读一些学科方面的文献。“按理说，我带一个学生，会告诉学生要读什么文献。学生有抄袭，我马上就知道。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导师会失职呢？学生抄袭了，老师都不知道。说句难听点的，老师自己连文献都没看全。”
对于时下教师的“走穴之风”，杨玉良说了一段亲身经历：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知道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特别是经济学家。杨玉良总结这类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糟糕状态：被各地邀请，比如去深圳讲完之后，人家请你吃、请你喝、请你参观，回来后又到苏州去讲，就把深圳的内容加进去。“为社会服务是大学应该有的责任，但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这种风气对学生的危害很大，学生也在看着你，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于教师来说，‘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重要。”
教育是要培养学生责任感
“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各种活动能力，而是要丰富他的思想”
杨玉良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些人可以做到不顾礼仪廉耻。实际上一个国家精神的衰败和一个国家文化的衰弱，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脸皮变厚，没有羞耻感，甚至连说羞耻，都变成一种“套话”。
杨玉良说，他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贪官被判刑后接受采访。“回答也是套话：‘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其实他基本的伦理道德都丧失了。”
还有一个买官者的一句话也让杨玉良大跌眼镜：“记者采访他，他说：‘我知道是违法的’。那么知道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这样做？他说：‘我无非是想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听听好像是笑话。仔细想想，我们内在基本价值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在整个教育里头，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各种活动能力，到后来到市政府当个办公厅主任，而是要丰富他的思想。”杨玉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那么即使以后当了官，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官。
9月20日，“武大版”201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出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位列前3名，武汉地区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均进入前10名。
该报告对设有研究生院的56个单位进行评价，进入中国研究生院竞争力排行榜前10名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从评价结果看，综合性大学排名普遍提升。在10强中，北京大学反超清华大学，拔得头筹;南京大学由去年的第9名升至第6名;武汉大学由去年的第8名升至第7名;吉林大学由去年的第10名升至第9名。
前30强研究生院中，理工类和综合类研究生院所占比例达87%。
201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等单位联合公布，已连续6年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