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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张树华最近在全国政协会议一次讨论中指出，中国在学校教育和职称评定等方面“过度重视”英语的做法，正令这个国家30多年前兴起的“英语热”陷入一种“自我折磨、自娱自乐”的怪圈。这番言论一时间引发热议。
 
目前，英语是中国大学入学考试的考核科目，也是大学必修课。同时，英语也是研究生招录考试的必考科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分散了很多大学生学习专业课的精力，而且令很多专业成绩优异而英语欠佳的学生失去读研究生的机会。
 
一名文字学领域的研究生导师在网上慨叹，很多连语言学和文字学基本常识都缺乏的大学生，仗着英语好来读文字学研究生课程，专业水平低，令其“实在是无语！”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颜世富留言说，过度强调英语“害人不浅”，令许多研究生将“主要精力浪费在学英语上。”
 
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英语老师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很多学校英语教学采取“灌输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这跟“应试教育”体制有关。
 
很多人在专业领域的实际工作中并不能用到英语，但只要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就必须经过外语考试这道门槛。张树华认为，“这显然没有必要。”
 
“现在人人都学英语，从幼儿园就开始，过度‘泛英语化’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而且英语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张树华说道，“虽然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学英语，但还是学得不好，真正把英语学得好的顶端人才，尤其是还能熟知两国文化的外语人才仍然稀缺。”
 
他认为，中国要治理各个教育阶段的“英语崇拜症”。对于专业人员职称晋级和干部提升，在外语水平要求上不能搞硬性的“一刀切”。同时，要改进当前英语教学的方向和方法，重视相关的应用教育。
 
也有网友表达不同观点，认为英语属于工具性学科，对于中国人加强国际交流具有长远意义，而专业研究人员更需学好英语，涉猎国外优秀论文，才能有更出众成就。
 
中国的“英语热”可追溯到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意识到，需要提升外语能力加快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步伐。1982年初，电视上开始每晚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成为很多人的共同记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英语热”持续升温。从“文曲星”电子词典到可以通过不断重复录放来帮助纠正英语发音的复读机的风靡，再到以提供托福等英语出国培训课程为主的教育机构新东方的商业成功，都成为这一风潮的注脚。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中国的英语考试正变成一种“行政评价”。英语考试作为升学和职称评定必须通过的“门槛”，很多人学习目的带有功利性，而非为了提高语言能力。“行政评价应该退出教育评价体系。”
 
熊丙奇建议，中小学应该将英语作为选修课，大学招生时也应采取更多元的评价标准，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职业发展规划来决定是否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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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最新发布的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让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代表引来更多关注——这份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的排行榜中，清华大学由去年的30位下降至35位，北京大学则由38位下降至45位。
 
“对待大学排名不能太较真。”当被问及感受，这位清华30年来最年轻的校长笑言：“对各种排名指标，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会盲目追求。如果它列什么指标我们就去做什么，这种急功近利会对学校有很大的伤害。”
 
记者：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陈吉宁：从来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是前10名、前100名，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多样性，大学有不同层次和特色。我觉得两个方面构成大学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在文章数、专利数等显性标准后更有价值的存在：一是好的学生，看你能不能培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能力、有品德，被社会所尊重；二是好的学术产出，看你能不能不断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
 
记者：两项指标中，好学生需要生源。如今全球好的学校都青睐中国生源，国内大学会不会有生源压力？
 
陈吉宁：高等教育需要竞争，这可以促使大学思考如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比如清华就在思考提高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提出到2015年将有40%的本科生、80%的博士生有海外留学经验。同时，我们也吸引国外的学生到清华来，提出到2015年海外留学生数达到10%，现在大概在8%左右。这种生源结构是有好处的，因为背景越宽，学术生态也越好，学生的批判精神、创新能力也会因此激发出来。
 
我们现在确实存在大学教育和经济产业脱节的问题。有的学校连教师投入、实习环节都没办法保证，产业界对此也有很多抱怨，因为培养出的学生没法直接用，需要再训练几年。理想教育生态应该是教师更多地和学生在一起，这需要不断加大教师投入、提高教师队伍力量。
 
记者：谈到“好的学术产出”，就会涉及大家议论较多的“去行政化”问题。
 
陈吉宁：一个学校好还是坏，学术判断能力很重要。很多情况下，高校的学术判断能力会被非学术因素干扰，这是需要去除的，其中涉及两个层次。比如说，一个老师学术能力不强，要离开学校，首先学术能力的强弱不能由校长、系主任来定，而要教授、学术委员会判定；但离开，需要动用行政力量。我理解，“去行政化”就是需要维护学术权威的方面必须维护；另一方面，非学术因素还要把人情的因素避开。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特色和质量，什么样的评估方式能够体现这两点？
 
陈吉宁：大学发展不能围绕简单评估来做，不能盲目求大求全。最近国外高校评估很有意思，不排名，只公布各高校的各项数据。因为学生、教授、校长、社会拥有不同立场和看法，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排名可以替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观念变革的问题，未来应该是高校把指标公布出来，本科生可能更关注教学，研究生更关注科研，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寻求想要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数字。（原标题：好大学要学生好学术好——对话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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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3月4日）下发通知，市属博士后子女可就近上学和上幼儿园，也可在京参加高考。
 
从今年起，本市将实施博士后分级管理制度，这是本市博士后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市人力社保局下发的通知中指出，本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应准予属地博士后人员子女就近上学和入园，不应以暂(居)住户口为由收取额外费用；博士后人员子女可在本市暂(居)住户口所在地参加高等院校或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市属设站单位博士后人员子女参加中考中招、高考高招，凭相关材料到当地中招办、高招办办理报名手续。
 
本市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园区分站均适用此政策；中央在京单位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仍按原规定办理。博士后人员办理子女入园、上学、考学等相关手续时，应提供《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信》及《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或《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证件。
 
据统计，目前北京地区共有611个博士后流动站、252个工作站，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3.5万余人，在站1万余人，居全国首位。(原标题：市属博士后子女可在京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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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都要从北大选出50个偏远地区的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两年我发现，选人真难，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孩子越来越少了。我想，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提高的如此之快吧。”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谈到教育公平问题时，谈起了这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扩大招生来“报恩”
 
俞敏洪出生在江苏农村。
 
1980年，经历了三次高考之苦，他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农村孩子公平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感受颇深。
 
“一个地区人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其实，那些边远地区的孩子，更应该享受到全国性的优质教育资源。他们在学成以后才能更好地为当地发展服务。”
 
在俞敏洪看来，教育既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更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但是，近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流高校，在本地招生比例不降反升。
 
一项来自《新京报》的调查显示：2012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扩招比例达45.3%；同年，复旦本科计划在沪招810人，占比近1/3；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的41倍，广东的37.5倍，贵州的35.4倍，河南的28倍。
 
“我不相信这些学生的智商一定超过偏远地区。”对于地域性高等教育招考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俞敏洪言辞激烈。
 
20世纪末的“985”、“211”工程，地方财政参与部属高校建设，地方政府出钱，必然要求回报；高校招生心里也装着一本经济账。这也注定了经济实力较弱省份有心无力。
 
对于部属高校对地方政府的 “报恩式”做法，俞敏洪认为，如果说目前倾斜不可避免，但倾斜过度就太不公平了。
 
异地高考解决不了教育不公：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顶层设计
 
为了改善大城市对当地生源过分倾斜的现状，很多地方政府做出了一些改革，比如异地高考。但在俞敏洪看来，异地高考并非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最佳策略。
 
“这实际上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一种是本地公民，一种是准本地公民，他们能参加异地高考，但真正为这个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是那些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孩子家长。他们户口不在北京，但是家在北京。孩子在北京已经很多年，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被纳入其中。”俞敏洪估量，北京GDP该有40%甚至更高由非京籍创造，但可能只有5%符合异地高考的条件。
 
分析了这种情况，俞敏洪给出建议，“高考改成全国统考，根据统考分数和考生所在地报考比例，来分配全国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北京学生还是可以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去读书，不会有新的不公平和新的保护主义。”在俞敏洪看来，不需要激进的改革，只需要不断地趋向公平，就能让全国性资源公平享有。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委员认为，单纯靠地方出台异地高考是行不通的，解决不了教育不公平问题，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顶层设计，因为部属高校直接归教育部管理，地方是无权管理的。

“部属大学要全国公开招生，不能有名额限制，不论在新疆、内蒙古还是北京、上海都有资格考试，凭本事录取，考上考不上是个人的事。”葛剑雄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机会上的公正。 （原标题为“俞敏洪委员：在北大找50个偏远地区贫困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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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前天(3月1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发布，晒分数的学生们，几家欢喜几家愁。而几乎是同时，上海市教委发布了一则题为"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这则通知一经发布便在网上激起热议，因为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施行多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制度。通知提出，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应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考试，而不是未经课程学习的语言水平考试。四六级考试到底有无存在的必要？真不考了又会不会影响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小郑是上海某大学的大三学生，刚刚发布的六级考试成绩，他分数不低。这也是同学们最近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小郑：在我们学校，如果没有考过四级，可以毕业，但是没有学位证书。四级是有一定要求，六级没有要求。很多人都想，还是把四六级都过了吧，以后就业，有些单位还是要看这个的。
 
不过他说，在他和很多同学看来，四六级并不需要长期用功，考前抱佛脚往往有效。
 
小郑：考前一两个月可能会准备。感觉大学的英语教学越来越边缘化，很多人都不去学了，为了考四六级，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复习。以考试为目的，以做题为目的，学的英语最后能用到多少就不好说了。
 
关于英语教学和考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月25日印发的这份 "关于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更像是一张征求意见书，后面附上了请各高校申请参与改革试点的表格若干。上海即将在今年秋季学期推开的改革试点之所以一提出就受到不少关注，不仅因为它提出新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和方案，更因为上海市教委关于这次改革试点的所谓"参考性框架"提到了教学评价的改变，被认为很有指向性："终结性评估是课程结束时进行的期末考试和综合评估。它应该是基于学生课程表现的学业成绩考试，而非学生无需经过课程学习的语言水平考试。"
 
语言水平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无疑在此之列，很明显，在上海市教委新的这份改革试点通知中，它们遭到否定。不仅在上海，在校大学生不少已经关注到了这条消息，微博上的转发也附上了各种表情。对于改革，学生们有不少表达期待。
 
学生：我觉得四六级用来衡量大学英语水平还是比较科学的，这算是比较全面和宽泛的体系。
 
学生：以四六级考试作为所有的学生的划分标准，我觉得不够公平。
 
学生：最起码要把从事专业方面，把所有有关英语知识全部掌握，所以我觉得提前学还是可以的。
 
张老师在一所"211院校"教授大学英语多年，他说，这样的改革明显也符合现在的趋势。
 
张老师：现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在淡化了，比如我们学校以前是和学位挂钩，现在很多学校都跟学位脱钩了。很多老师都在想，这是一个市场调节，学生愿不愿意参加四六级考试，都和老师关联度不是很大，市场如果需要四六级证书，学生就会去参加。
 
但张老师依然肯定四六级考试的意义和作用。
 
张老师：我觉得大学英语有一个考试，学生就会去努力通过考试，能在几年之内把自己英语学好。大学英语四六级对普通大学生有这个好处，现在很多大学生很懒，进了大学不太想学，有了这种考试，对整个国家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谈到四六级考试时，却不无担忧。
 
熊丙奇：从来就没有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将学生的毕业文凭和学位论文跟四六级挂钩，但之所以存在着很多学校要求学生一定要报考四六级的问题，主要在于四六级考试还是一个行政主导的考试，而由于它很少的由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就成为了很多学校评价自身英语教学质量的标准，导致英语教学发生严重异化。
 
而熊丙奇也说，类似的改革之所以出现，也映射了教育的硬伤。
 
熊丙奇：现在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实际上并不清晰，很多大学关注的还是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地位并不高，还在延续以前高中的灌输教育方式，最后用一张卷子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
 
上海市教委的改革收效如何尚需时间证明，而全国两会又开，"教育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点之一。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到"鼓励和支持高校结合实际，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宋德民：在国家教改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按照顶层设计、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形成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这四个方面，从国家层面重大改革、地方承担试点以及基层自主改革三个层面推进教育改革的总体格局。
 
其实，四六级考试本身并不是绑在大学生头上的"紧箍咒"，真正异化了考试的是用四六级成绩"卡"住学生能否毕业的高校，和以"四六级"为标准衡量人才能力的企业，归根到底是我们总想懒惰地用一个"分数"来评价一个人，而人却从来都是立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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