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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如何选拔？
从一把尺子到多把尺子。
相信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而“自主招生”就是多出来的那把尺子。
从最初“徒增负担”、“掐尖”的质疑到今天“北约、华约、卓越、京都联盟”初具规模；从民众担忧的“滋生潜规则”到今天程序公平公开，高校自主招生整整走过了十年。
这十年，自主招生让老百姓记住的不止是一道道费思量的考题，更使逾十万有特长的青年人成功迈入大学校门，而更偏向农村等改革策略也让这一政策更趋向合理。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在近日召开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表示：“十年来高校自主选拔录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正如最初一样，一些疑问解决了，又一些新的问题冒出来。每年频现的“用北大、清华、高考、状元编段笑话”这类“神题”让不少人对于自主招生未来之路有一些疑虑——这么偏的题目是选拔人才，还是选拔“抖机灵”的“段子手”？
今天，钱学森之问犹在耳畔回响，似乎在询问人们，下一个十年，创新人才的选拔之路该如何走？
北约：打破“唯分数论”注重过程评价
北约由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组成。
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说，北约的特色是“不拘一格”。“自从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北京大学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要求，遵循人才选拔与成长规律，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北大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相适应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新道路。”这位负责人说。
谈到下一个十年，他表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制定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时，明确地将招收‘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的高中毕业生写入招生简章，并且将其作为制定、评价学校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
据了解，为使更多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北京大学在评价标准和考试形式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首先是改变评价标准。新的评价标准不再简单地以一次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在校表现等过程性评价，把考查重点转向对学生长远发展更为重要的潜能、兴趣、想象力、逻辑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等要素上来，为各类具有不同特点和创新潜质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其次，将初试科目由原先的五科调整为两科，分别是：报考理工类专业的学生考数学、物理，文史类专业考语文、数学。同时打破文理科限制，允许文理科学生互选专业，最大限度地满足考生的专业兴趣。
同属北约的南开大学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是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今年，学校自主选拔考试缩短笔试时间。笔试科目调整为一门必测科目和一门选测科目，考试时间调整为半天。在此基础上，南开注重从两个方面完善评价体系。一是重视考试命题环节。二是增加附加题考核。在必测科目中，学校专门增加了开放性的附加题，在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考查学生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学校自主选拔录取面试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重由去年的20%增加到今年的40%，面试考官增加到5名，同时延长面试的时间。既展示南开专家教授的风采，也可以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这位负责人说。
华约：突出学科特长减少笔试科目
华约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组成。
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围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清华在今年的自主选拔中将招生对象明确为“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同时，将笔试科目确定为两门，更突出对学生学科特长基础的考查，并在复试中更加突出对学生的专业评价，力求有效地对学科特长人才实现“精确制导”。
“为了更好地在自主选拔中实现清华大学不同学科、专业对人才培养不同需求，使‘具有学科特长和专业培养潜力’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加有针对性的科学评价，学校从2011年开始，在自主选拔复试中面向10个学科开展了学科/专业面试，2012年又增加到15个。两年来，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先生、化学系系主任张希院士等清华大学的著名专家、教授都亲临面试现场与考生面对面，对考生进行素质测试与评价。”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清华大学基于自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和标准，总结出了一套注重考察考生在高中阶段平时学习成绩以及综合表现，再结合面试表现等多方面对考生做出综合认定的评价体系，将成为打破仅凭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的传统做法、构建高校人才选拔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一步。
在自主选拔中，清华大学对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也给予了重点关注。清华大学专门为在经济、教育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学生推出了“自强计划”。“自强计划”专门面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级及以下中学进行选才，采用中学推荐与专家组审核的方式确定初选名单。入选“自强计划”的考生在自主选拔的笔试和面试中均单独划定分数线。“去年全国有29位考生借助‘自强计划’最终得以进入清华就学。清华大学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寒门学子点亮一盏希望之灯，激励他们秉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努力学习，成才报国。”这位负责人说。
京都联盟：侧重逻辑思维让专业匹配学科特长
京都联盟由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首都高校组成。
谈到自主招生政策，北京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要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
“在报考条件方面，学校结合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进一步细化了与学科门类或领域相适应的申请报名条件，学科要求和考生的学科特长结合更加紧密。学校把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专业分成了‘理工类、社科语言类、经管类’三个类别，每个类别又都设定了相应的报考条件。‘理工类’侧重选拔逻辑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比较强的考生；‘社科语言类’侧重选拔阅读写作和沟通表达能力比较强的考生；‘经管类’则侧重选拔逻辑思维、数学运算和语言沟通能力比较强的考生。这些报考条件注重对考生进行整体全面的考查，不以考生高中阶段课程的考试成绩为条件。”这位负责人说。
据悉，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考生认定专业确定其考试内容：数学或语文选一门，再加上能力测试。能力测试主要考查考生知识的运用、知识面宽度、逻辑思维以及推理等能力。面试由学校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安排，考生根据自己的认定专业参加对应学院的面试。在面试中，考官随机抽取面试考场，所有考生也随机抽取面试考场和面试顺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面试的公平和公正。学校笔试和面试安排在同一天，考生一天即可全部考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从材料初审到笔试、面试，程序严密，责任到人。最大程度地保证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我们未来还将进一步严格程序，给每个考生公平的考试环境，让优秀人才更多地冒出来。”这位负责人最后说。
无论是北约、华约、卓越还是京都联盟，所有自主招生的负责人都认同一点：“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的核心是打破分数——无论是高考分数，还是联考分数，抑或是其他考试的分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桎梏，任何考试的成绩都应当只是参考依据，应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为基础而不是仅以考试成绩为基础进行录取，才能打破‘唯分数论’的窠臼，改变人才培养千校一面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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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工科专业依然是学生们最不愿意报考的一类专业，与之矛盾的是，国家的经济建设又需要大量的工科人才作为支撑。专家建议：应建立一个更及时、全面的研究和发布机制，针对不同行业的人才需求情况作更多分析与发布，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我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话确实很对，工科实在是太好就业了。”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王化深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总结他做就业工作的体会。
然而，好就业的工科在招生方面的情况，却没有那么令人乐观。近年来，工学专业本科招生比例逐年下降，工科的学生或转专业，或跨专业考研、跨领域就业……在硕士、博士招生阶段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遇冷”。
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探究和反思。
来者减少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透露，2010年我国本科工学专业的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4.4倍。但在高校扩招阶段，工科学生占本科总招生数的比例由1998年的40.9%下降到2010年的33.4%，下降了7.5个百分点。
当然，高中毕业生在选择本科修读专业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记者采访了江西某地质类高校的六七名学生，有两三人在谈及当年的专业选择时，给出了“小孩子不懂事”、“一时乱选”的解释，甚至还有“别人帮忙报的，没办法”这种情况。
某工科类“985工程”高校研究生王小玥在学校办公室做助理，每年招生时跟老师各地跑。根据观察，她认为，学生的意愿在高招过程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相反是家长提供的建议和选择更为明确。
此外，如果把工科大致划分为高科技专业（如计算机、生物、通讯、新材料等）和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等）两大类的话，王小玥表示，“相对传统工科，的确咨询高科技专业的更多，传统工科有一定劣势”。
王化深告诉记者，他在招生过程中发现，很多家长“生怕孩子累着”，学起来比较辛苦的工科自然不是他们的首选。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家长往往觉得“女孩子读经管类的就好”，并不青睐工科专业。
“工科学生数量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表示，从总体上看，工科专业依然是学生们最不愿意报考的一类专业，与之矛盾的是，国家的经济建设又需要大量的工科人才作为支撑。
入者出逃
天津某工科类高校的研究生杨南算是逃离工科的一员。
杨南高考后被该学校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录取，非第一志愿。开学仅几个月，她就决心转专业，大二时成功转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杨南这样解释转专业的原因：“觉得信管更适合女生，也更好就业。”
杨南所在的学校是传统工科强校，许多专业的学科排名在全国名列前茅，毕业生就业也不错。而这所学校的本科生考研时，“倒是什么专业都考管理”，杨南说道。以杨南目前所在的实验室为例，一共只有七八个人，本科背景却够驳杂：“机械、环境、材料……什么都有。”因此，信管是该校考研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堪比学校的王牌专业建筑学了”。
与杨南相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张超对自己的专业可谓“从一而终”，从本科到跨校保研，再到读博，“为了学术理想”的他一直在本专业的科研道路上前行着。然而，他告诉记者，自己本科的室友中，“两个本科直接工作，两个硕士工作了，还在这条路上的不到一半”。
本科时，兄弟院校到张超所在的学校开办了一个金融学的项目，通过筛选的学生可以试听三个月，学到大四毕业后颁发毕业证书。当时张超的几个好友学习了这个项目，毕业后就“都改行了”。
在张超和杨南看来，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出现了工科学生外流的现象，但“大牛”导师和重点实验室的招生“应该还是可以的”。这种推断诚然不错，优秀的教师不愁没有学生报考，甚至往往是多名学生竞争一两个名额。然而，老师们同样还会烦恼。
对于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来说，作为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通信首席教授，他实验室培养的硕士生整体质量相当不错，就业时十分抢手。但他还是会为博士招生而头疼。
钟章队十分无奈：“我的许多优秀硕士生要么出国，要么去企业就业，极少有继续留下读博的。”优秀的工科本科生出国或者读完硕士直接就业，不愿意读博从事基础研究，造成当前博士生生源整体质量不高。
大背景下的个人选择
谈及工科本科招生遇冷的原因时，袁寿其说，这与社会上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很多人都觉得工科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生毕业后，一方面比较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会很辛苦。而在目前愈演愈烈的考公务员大潮中，工科的学科背景又显然无法与文理相比，这些都导致一些学生选择放弃工科专业。”
“大家都是理智和现实的。”张超很理解朋友们不继续从事科研的做法。
在他看来，具有金融学科学习背景的同学抛弃工科、转投金融这些“热门”行业，很好理解，当初他们之所以辅修也就是冲着“热门”和高薪。考研去管理类也如此。
至于硕士后直接就业，这是因为“工科的硕士找工作还是不错的”。张超分析道：“硕士毕业后薪资待遇都不错，但读博之后，你的路窄了太多，只能去高校或研究所，而公司是不喜欢要你也觉得要不起你的。”
再者，工科读博时间太长，投入太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张超解释道：“工科博士很少有三年能毕业的，但时间不等人。早一年就业，优势就大点。”加之现在博士、博士后、“海龟”都越来越多，所剩的福利越来越少，张超形象地总结：“先占个位置是一个不算差的选择。”
此外，钟章队指出，读博补贴与就业薪资相比相差较大，这也是优秀学生不再继续读博的重要原因。学生硕士毕业时大多二十三四岁，他们需要自立，需要考虑家庭负担。我国大多数博士生补贴在1200至1600元之间，与本科生毕业后工作平均月薪3000至5000元或以上相比，有较大差距。对于有经济压力的学生来说，读博显然不如工作。
不久前，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意见》中称，自2014年秋季开学，国家将取消公费研究生，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学生收取学费。有分析认为，这可能导致在研究生招生上，出现“冷门愈冷、热门愈热”的情况，而一些工科专业的招生将很可能更加困难。
对于这一观点，袁寿其也表示了赞同：“在公费生阶段，一些弱势专业可以通过增加公费生比例的方式，加强学科的吸引力。但取消公费生后，学生很可能更加顾及‘投入’与‘回报’的问题，从而更加青睐‘热门’专业。”
综合思考，探求应对之道
“虽然就总体而言，现在工科生在减少，并不能说工科发展在走下坡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说，工科学生占本科总招生数的比例约35%，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低。如果再加上工科性的大部分高职高专学校，工科的教育规模还是可以的。
针对学生和家长选择本科专业时的“畏难”、“怕苦”，袁寿其表示，需要对公众加以引导，工科专业并不代表着工作的“难”和“苦”。相反，一些工科专业现在还存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反倒是一些很多人眼中的热门专业，却陷入找工作难的窘境。“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及时、全面的研究和发布机制，针对不同行业的人才需求情况作更多分析并定期发布，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钟章队则呼吁，要留住优秀人才，就应大幅提高博士生奖学金或生活费。方法可以有很多，例如推行提高国家博士生奖学金、学校设优秀学生奖学金等多种形式，具体补贴标准可以参照本科毕业生起薪的平均工资。
虽然已经从工科“逃离”，杨南仍觉得这一提议会吸引更多人读博：“如果每个月能提高到3000元以上的补贴，三年读一个博士学位，吸引力还是挺大的。”而别敦荣却认为，靠提高补贴来留住学生的做法有些“治标不治本”。“对于离开工科领域的学生来说，他们考虑的是今后几十年的薪酬待遇，而不在乎几年内每月能补贴多少。”
转专业、换行业，这些行为归根到底是学生的个人选择。而个人选择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别敦荣认为，指责社会心理浮躁趋利无济于事，学校只能在现有的环境下办学。当前的情况是，国家为工科建设和培养人才投入和配备了大量资源，但学生没有走入工程领域，造成了资源浪费。
因此，别敦荣提醒高校的领导应该更多地思考学校的办学目标，考虑学风建设、专业训练等问题。“社会需求是必须面对的，而当学校或者学校的某些专业在社会需求中不具有优势时，学校要考虑调整。”
 
《中国科学报》 (2013-03-28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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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3月25日刊载《大学校长应是改革者》一文指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领航者，大学校长就应当摆脱行政化的牵绊，破除束缚杰出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的精神与举措，担当起教育的本职。
文章摘编如下：
“争议校长”周其凤，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再次引发一番风波。网络舆论场中有对他的卸任拍手称庆；同时，北大老师和学生则失落留恋，认为他质朴无华，提高了青年教师的待遇留住了人才，学生出国机会大大增多，宿舍安装了空调，是“最伟大的校长”。
评价“好校长”与“差校长”，究竟谁说了算？一方面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的质朴道理，一校之长关乎切身利益，北大师生显然具有发言权；但另一方面，因为北大的特殊地位与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公众对周校长的评判也理所应当，关键的是，标准是什么？
有争议的校长不独北大，对中国大学校长的争议，实质在于高等教育行政化。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谁空降他，就对谁负责，不对下负责；选人标准进入“误区”，校长没有“职业化”，基本上是院士、博导，他们在本专业上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可不一定具有教育理念、改革魄力和管理水平。
中国当然不乏“好校长”。“义务校长”原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不拿工资，以校为家，秉持大学校长应该“学术立校、教化树人”的精神，大刀阔斧拆除学校与社会等“四道墙”，以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在“立德、立言、立功”上成为楷模。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题需要创新，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社会进步，大学无疑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这种工具功能也决定了其内在品质，中国古人说，“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学的内在就是传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需要有自由而独立的天地。
因此，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领航者，大学校长就应当摆脱行政化的牵绊，以破解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为终极目的，破除束缚杰出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的精神与举措，担当起教育的本职，这才是一位“好校长”。从高等教育到教育系统再到施政者显然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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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0后、90后来说，“当科学家”是很多人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但今天，当这一话题被再次提及时，当年的梦想者几乎都苦笑着说，现在的自己离当年的梦想已非常遥远，那只是童言稚语而已。近日，一项针对求职者未来3年职业规划目标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的女性希望“成为技术专家”，男性选择指数稍高，但也只有7%。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调查的90后中，选择“成为技术专家”所占比率更低。
失落的科学家梦想
“我们班男生的理想几乎都是考进美国沃顿商学院。”北京一所重点高中国际班的学生小张这样说。
当下，高中生在高考时热衷报考经济和管理等专业，而在公务员不招收应届生之前，大学生对“考公务员”也是趋之若鹜。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97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当下，很多青少年的理想都是“挣大钱”和“做高官”。
大四学生琪琪告诉记者，她在高中时的理想正是这样，经常对同学说等有钱后要买一幢大别墅，高考时她如愿以偿考入某重点大学经济系，现在她正准备出国留学，计划着研究生毕业后进一家大银行工作，实现当初的梦想。
而和琪琪同校的一名理科男生，因为现在仍然抱有“当科学家”的理想，而在生活中遭遇其他人的不理解，“没人会问你为什么学金融，因为这近乎于天经地义，但如果我说我想做科学家，立刻有人会问为什么。”他无奈地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一名同学告诉记者，其实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并不低，职位也很多，但是搞科研做技术实在太辛苦，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系在很多学校都被公认为“四大疯人院”。如果工作继续干本专业，想成功，至少“板凳要坐十年冷”。而相较之下，金融、工商管理类等专业的工作相对轻松一点，还可能较快地给从业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这或许是青少年既不想做科学家，也不想以技术专家为职业的另一层原因。
理想教育要从个体出发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人们对“当科学家”有着不同以往的认识。在传统的认知中，认为孩子说“长大当科学家”就是有理想，但一位初中生的家长认为，这样虚无的理想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指导教育缺位造成的。“孩子需要理想甚至是梦想，但是在树立起远大理想的同时，教育也要认真细致地从每个孩子的个体出发，帮助他发现自己喜欢和适合的职业。后者对于现代经济社会个体分工越来越细致的状况更加适应，也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在他看来，社会正在对什么是理想，什么是职业进行一种新的思想构建，将理想与职业分离，其实是对理想进行去功利化，是值得认可的。甚至可以说，人的理想应该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有一颗服务于大众的心，这样的理想构建可能比只是想当科学家更有意义。
也有专家认为，孩子的理想不再高远，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更加多元化。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要尊重青少年从兴趣出发的人生理想和职业选择，同时，也要遵循兴趣是科研的第一要义，为那些真正有兴趣做科学的人搭建良好的平台，使其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成为科学家，这么做可能更重要。
当然，仍然有一些学生走在实现儿时“当科学家”理想的路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的女生小熊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告诉记者，当科学家的理想是她心里的一个种子。小熊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海洋地质和第四纪古气候，她准备大学毕业后先去美国读书，至少读到博士，然后看机会一边学习一边寻找能用自己的兴趣做出一些研究的机会。
鼓励孩子为梦想奋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杨旻认为，现在中小学生应试倾向严重，很少有闲暇时间看对升学没有直接帮助的东西，在她看来，闲暇时光受限制是对孩子培养科学兴趣的最大阻碍，与此同时，许多与升学挂钩的培训也正在极大地消磨着他们对数学乃至科学的兴趣。
此外，作为教育的重要和关键方面，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要尊重孩子，鼓励孩子为梦想奋斗，而不仅仅是为利益而奋斗，更有益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成功。
在杨旻看来，科学家群体要更主动更大量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科学精神是需要他们主动向青少年进行传播的。但现实是，我们的科普工作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例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科普上就做的很好，不仅大量编制、出版科普书籍，进行科学报告会和科技咨询，还开展科普影视片，科普展览等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教育。
科普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大学里是科幻协会成员的小吴告诉记者，他就是小时候看了很多科普书所以才对科学很感兴趣，《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他儿时的最爱，他还经常翻阅几毛钱一本的老书《五角丛书》，因为里面有好多科普的知识。“我也不知道是我对科学感兴趣所以看得多呢，还是因为看得多所以对科学感兴趣，可能是相互的吧。”他笑着说，而“当科学家”作为他最初的梦想，从未离开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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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月，随着各高校考博复试时间的临近，牵动万千考生心情的不单是最后的复习冲刺，更重要的，还有考博圈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联系导师。
“只要初试过了提档线，复试就看你和导师关系好不好了。”作为北京某重点大学哲学系的博士新生，王淼对“提前联系导师”这一惯例有着深刻理解，“有些导师可以通过提前沟通了解学生的科研能力；但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不少人走门路、大展公关才能的舞台。”
正因为“提前联系”可能发挥的作用，考博成为不少人眼里“最有操作空间”的考试，也让教育主管部门发出急令：日前，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强化复试在博士研究生选拔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肃处置学术权力滥用和学术腐败。
原本严肃的考博复试为何会掺杂这欲说还休的人情关系？这一纸禁令能否让它保持学术纯洁？在这样的导引下，博士复试工作又该如何改革？
“提前联系”已成考博必修课
“不管怎么样，先和导师搭上线。”每次面对咨询考博经验的师弟师妹，王淼率先强调的总是这一条。“你不联系，别人联系了，那就叫‘输在起跑线’上。”
准备考博那一年，每天复习完功课，王淼总要上考博论坛看看，有什么能“攻破人情”的制胜攻略。“每天都有不少人发帖求助怎么和导师搞好关系，想打探消息的、想走门路的、想展示科研潜力的、想混个脸熟的，目的各异。”
而在两次考博失利的李凯眼里，自己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会联系”。
2010年，李凯报考北京某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博士，成绩上了线，却因为排名中等，败下阵来。卷土重来的他第二年笔试考了专业第一，面试也感觉发挥不错，可还是被拒之门外。“后来托了师兄的朋友去问，才知道笔试前导师就已经心有所属了，是一个在职的地方干部，只要他的成绩一过线，名额就是他的，甚至考试前导师还给他单独复习过考博题型。我们都是‘陪榜’的。”
也许正是看过听过这么多因为“没联系而吃亏”的经历，如今，“尽己所能地提前联系”已经成为公认的考博必修课。但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达到目标。
网友“秋风北京”在《我的风雨考博路》一文中写道，几年前在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前，她就给清华大学的导师打电话想能拜访一下，却被一口回绝，“等成绩出来再说吧！”由此而生的一声感叹，也说出了不少考博人惴惴不安的纠结，“要是大家都在等，也就算了。怕的是，我等了，别人没等，和导师早就有了默契。”
“纯洁的‘提前联系’很有必要”
尽管因目的不纯，“提前联系”导致过一些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但在大部分学生眼中，“纯洁的‘提前联系’还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小杨告诉记者，因为博士生需要进行比较高深的学术研究，而这种能力通过笔试和仅有一次的面试很难看出来。
另一位某重点大学化学系的女生蕾蕾也持相同看法，据她介绍，她的导师就曾经招到过一个在笔试面试都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博士生，但因为事先没有充足的了解，导致这个学生入学后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我们谁都没想到他连最基本的化学实验都不会做”，蕾蕾苦笑着说，“完全就是死读书，会背会说，准备了好几年这个考试，但却没有受过一点正规的科研训练，要是之前多接触肯定就能发现了。”
“复试是要对他以前的发展过程和学术表现有充分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考博学生提前联系导师这件事非常正常，“博士生复试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的学术能力、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现在的各种状况，导师不充分了解这些情况就录取学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它和高考很不一样，因为高考那种仅仅凭分数录取的方式是很有局限性的，不能够了解考生的全面情况，而且考核方式也太过于简单，但是博士生复试就不能再像高考这么简单。”
关键在加强考博复试科学性
一面是考博特殊性所需要的沟通了解，一面又是有可能由此引发的学术腐败行为，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改革得从问题开始。”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认为目前的博士生复试中无论是沟通机制，还是过程本身都存在问题，“导师一个下午要与十几位甚至几十位考生见面，总给人有过过场面的嫌疑。”
洪成文指出，要想规避“提前联系”的人情因素，关键在加强考博复试的科学性。“一是应当加强过程控制，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二是要实行招生责任制，把专业权利交给专业人员，专业责任也授权于他们；三是制定援助性条款，比如导师在招生过程中如果有不当行为，甚至滥用权利，要有预防教育、法律救助和惩处等环节，保护导师是前提，当然违法者不在保护之列。”
储朝晖则认为，防止在博士生复试中的学术腐败最关键的因素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形成机制。“这个形成机制首先是要公开的，不能是在小范围内选拔，而是要让大家公开检验考生的学术是否合格；其次要专业，考博复试中的导师必须有很深厚的专业功底，这样他就不会以‘万金油’的标准去评价学生，真正想做学术的人肯定会想招到一个同样如此的博士生，这样一来拉关系的情况会少很多。”（原标题：考博复试，如何保持学术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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