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下午,在学生会学术部“科技此刻”小组的组织下,中科院研究生院88名同学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古代希腊——人与神》、《中国古代珍藏特展》和中国蜡像馆。   古希腊文明展览以“人与神”为主题,汇集了包括古希腊自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时间跨度长达7000多年的120件展品;其中,有陶像、青铜制品、大理石雕、金属浮雕、陶器绘画等不同种类的古代艺术珍品,体现了古希腊文明中人类的观念和其在宇宙中的角色。通过参观不仅加深了同学们对古希腊文明的感性认识,也让他们体会到一次罕有的精神享受,使同学们全方位地感受到了西方最古老国家的独特风景。   中国古代珍藏展厅,展示了二百余件精美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漆器、玉器、画像砖石、金银器等许多种类。展品中不少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国宝,时间范围自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兼顾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极具观赏价值,堪称“中国通史陈列”的精华版。中国古代文物与120余件古希腊文物的“并肩”展出,正体现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在21世纪的延续。   中国蜡像馆,共有126尊蜡像人物展出。在展出的蜡像人物中有以祖国盛衰和人民忧乐为怀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在中国历史上居尊的思想家、教育家;既有中华民族的科技精英,又有以宏篇巨著流传后人的文史俊彦;既有体坛夺冠的勇士,又有影视界迷人的群星;既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又有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群众楷模等等。他们与极具艺术氛围的场景相互映衬,显得惟妙惟肖,光彩照人。   本次活动为广大同学提供了与世界文明近距离的接触机会,活跃了大家的课余生活,让同学们开阔了视野,体验到了异域文化的心灵冲击,感受到社会的气息。“科技此刻”小组将陆续推出高科技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类参观活动,希望大家关注并积极参加。 (中关村园区学生会学术部 齐慧峰供稿)

  〔11月6日研究生记者团尚严伟 王二院报道〕 现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学院院长的陈佳洱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今天,他作为李学勤先生讲演的主持人出现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四单元报告会第三场的现场,我们对陈佳洱先生进行了采访。      记者:尊敬的陈院士,我们是中科院记者团的记者。同学们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您能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   陈院士:可以。我很高兴和您们交流。   记者:作为北大的前任校长,您认为北大的传统是什么?对当代北大学生还有多大的影响?   陈院士:北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就是为了兴学救国,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教育(事业)。在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树立了“科学民主”的旗帜。要说北大的传统,还要有“爱国进步”,这八个字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北大就要追求进步,“兼容并包”。这些传统目前仍是影响北大学生的重要思想。   记者:我们最近了解到北大在全球高校排名17,跻身世界高校排名前20,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陈佳洱:对一个高校来讲,重要的是看哪所高校对民族的复兴和发展贡献更大。排名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的,对这样的排名,我们不应给予太多的关注。北大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朱镕基总理曾经问过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类似的问题,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回答是:不管排名怎样,斯坦福还是斯坦福。那么我今天对你说,不管排名怎样,北大还是北大。

  〔11月6日研究生记者团欧阳静报道〕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第四单元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如期召开。今天是“论坛”的最后一天,报告人分别是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宾塞。他们报告题目分别是《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和《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发展》。记者在报告之后,采访到两位北大学子,其中一位称是慕名而来,而另一位在北大求学的台湾学生对本次“论坛”赞不觉口。   这两位同学都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她们昨天在北大听了斯宾塞教授的精彩演讲之后,很是佩服,听说斯宾塞先生今日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场报告,她们想方设法弄来两张票,慕名而来。   问及对于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举办这种“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看法时,台湾学生很是激动,她说,让人文学者、自然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共同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如此高层次的“论坛”,据她了解,在中国还是第一家,很有创意,也很有眼光。学问本无界限,只有通过不同领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听众的反馈,才能促进知识的更新,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论坛形式传播开来,既可以引起其他学者共鸣,也可以引起其他争论,而争论是能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的。她最后说自己这次来收获很大,听了李学勤教授谈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时,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参加这种论坛,更多了解自己祖国的文化和文明。

  〔研究生记者团 孙岩松 李艳华 王先华报道〕 当前,能源危机对于整个人类都是一个亟待攻克的难题,而对于中国,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对此,刘东生院士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记者: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传统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资源危机要求我们提出更好的策略,那么,您对此有没有新的见解?

  刘东生院士: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16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11%,世界第三大生产国,同时能源的消耗为16.8亿吨标准煤,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可以说是消耗相当厉害。今后发展要以水力资源为主,另外发展太阳能、风能以及还没有利用的新能源比如水化物,这些都是大有前途的。

   记者:相对于矿产资源来说,我们一度认为水资源是洁净的,可是,目前我们对水资源利用也造成了生态破坏,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刘东生院士: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我们对水能的正确利用不是污染,而是对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改变。比如修坝以后,下游地区干旱,这就造成了生态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要辩证的来看。任何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只要在一定程度可容许的范围内,改变是难免的。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那些地区的环境怎么保护?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做一个环境影响的评价,比如说100年,50年,10年。在这个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水能进行利用,如果这样的话,水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生态变化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记者:我国北方水土流失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沙漠化尤其严重,请问,您认为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

  刘东生院士:我国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小流域治理等,这些措施都是很有效的,但要注意因地制宜。另外,治沙是一个关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国家的大力投入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过去三年,国家投资了110亿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果有相关措施能及时跟上现实情况的变化,我想效果会更好的。

   记者: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要并重保护,也就是说要积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那么,该如何做好权衡?

  刘东生院士:在社会的发展中,人们过渡沉浸于了征服自然的乐趣当中,没有注意到盲目改造自然的恶果会悄然袭来。但是,仅仅从化学燃料导致的地球表面温度升高来看,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就到了一个严峻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这样一个新的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应该真正贯彻到我们整个人类的工作中。毕竟,环境的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面对。

   记者:野外勘查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可是你坚持60年如一日的工作,是什么动力支持着您?

  刘东生院士:我们职业就是搞地质,就是和野外工作打交道,所有的需要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能仅靠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是否坚持。况且我们还不是完全野外工作,有的人为了国家矿产开发一辈子在野外工作,他们更值得我们敬仰。相比来说,祖国更需要象你们这些年轻人,希望你们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其实,能发现自然的奥秘,是值得高兴的事,是能够引起人的极大兴趣的。

 

  〔11月6号研究生记者团王坤,惠瑶报道〕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进入了第三天,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是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记者在报告前就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对李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李先生主持了规模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据我们所知,夏商周断代问题的难度非常之大,连当年司马迁纵有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也不得不望而却步。这么多年以后再来研究这个问题难度肯定更大,请问当您接受这项工程时是怎样一种心态? 李学勤:大家都知道这个工程是宋健先生提出来的。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工程的目的和任务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串联工作,经过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互相协商后,我们才确定了研究的构造和研究的途径,以及如何组织专家队伍等等。就我个人来讲,经过了解之后我也觉得这项工程的难度很大。其中我觉得难度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97年的时候关于这个工程我们向中央领导做了一个汇报,汇报完了之后中央领导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我既没有像领导要钱也没有要人。因为我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讲,课题的经费还是够的,人力也还可以。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各个课题出的成果拼不起来。主要因为各个课题来自不同学科,有自然科学的,也有人文的,还有很多过去我们没做过的东西,怎么能保证44个课题所出的成果能够拼得起来?最后经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将这些成果拼起来了,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地方不无勉强。这些结果之所以能够拼起来,一方面是我们差不多200多个科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记者:我现在想就这个“拼”的过程向李先生提个问题。正像您所说,这个工程差不多有200多位专家,而这些专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而且各自分开研究,这样难免会在某些地方存在争议。请问您是如何调解这些争议并最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   李学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事后作了很多的反思和总结。我们首先是采取科学民主的方法,但这不是指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因为真理不一定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充分互相沟通。我们这个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开会开的特别多,各个课题内部开的会除外,仅仅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织的会议从1996年到2000就有58次,甚至包括一些没有参加我们工程的一些专家我们也请来,就是为了充分的让大家发表意见。最后,我们还想搞一次国际会议让那些专门反对我们的外国专家来和我们探讨,但由于去年非典的原因没有搞成,以上是我们采取的第一种方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存在不同意见。当实在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还是需要专家组来裁决。   记者:“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年表。记得在我们中学时候的历史课本里对于夏商周三代是没有给出明确纪年的,请问您认为这项成果有没有可能进入历史教材?   李学勤:这个年表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了。新版的《辞海》就用了我们的年表,最近我收到一本美国给我寄来的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书上面也使用了我们的年表。但我们不勉强别人使用我们的年表,而是出于自愿的原则。   记者:“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前的2070年,也就是夏代的初年,请李先生预测一下继续往前追溯的可行性。   李学勤:当然可以。但是夏代以前从文献上来说已经没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了,夏代一共有多少年,文献上虽然有两种说法但总归还是有的,而再往以前连这样的两种说法都没有。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就像我讲的,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对比,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问题。越古老的年代越不可能有精确的年表,在就像用哈勃望远镜往外看,离我们越远我们能得到的信息越少,这都是必然的。然而我们继续向上研究是完全可以的,而且现在就要做。   记者:您今天所讲的题目是“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祖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当我们去研究这些时,心底里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请问您是怎么处理这些主观的感情因素和客观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学勤:这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这牵涉到我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现在,美国有些人已经把民族主义这个词丑化了。有一次我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六、七岁时读过你们美国人的课本,封面是一面美国国旗,下面写着向我们的国旗致敬,你们最讲爱国主义了,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不要由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情影响科学判断。爱国主义的感情可以推动我们的科学研究,但不应该影响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记者:现代的古史研究更多的是要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的结合,请问李先生认为在这两者结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学勤:这个结合我们应当这样来看:我们不是勉强要将两者结合,因为科学的分类其实是人为的。我常常说人类的知识其实是一个整体,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门类实际上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前些年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国际会议展望21世纪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态,也就是科学应该是一个统一体。虽然我们每个人不能对每个学科都掌握,但是我们的眼光必须要从这方面出发。   记者: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要开设一个科技考古方面的专业,请问您对我们这个专业和学生有没有什么期望?   李学勤:这个问题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看到王昌隧老师也来了,王老师是我在科大的同事,我现在还是他们那个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系主任是朱清时院士,我们是互相合作的。科技考古当然是需要大力发展的,科技考古实际上就是考古,今天的考古学本身就应当吸收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成果来进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带头有所发展的话,对我们国家考古学本身的现代化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记者:十分感谢李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祝李先生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