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主编、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胡新和教授（1955-2013）于5月13日突然逝世。闻讯，我非常震惊，万分悲痛。
新和！你的家人需要你，你的学生和同事需要你，《通讯》杂志需要你，科学哲学学会需要你，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你不该走得这么早啊！
我最早认识新和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1982年，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专业（物理学哲学）的研究生。原定导师是何祚庥院士和我。后来，记不清因为什么事，新和冒犯了何院士，何院士就不愿再做他的导师了。所以，新和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的。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伟大物理学家薛定谔的生平、科学贡献和哲学思想。1987年，以他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他发表了“薛定谔科学哲学思想述评”一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2期）。1993年。他发表了《徜徉在量子王国—哲人科学家薛定谔》这部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65年，我曾以笔名代山出版译著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讲演》（商务印书馆），因为当时我是摘帽右派，不能用真名。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要重新出版这本书，又觉得篇幅太小，希望增加内容。幸好是新和帮忙，他翻译了薛定谔在1926年发表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篇原始论文，加上我原来的译文以及译后记，和他写的《薛定谔评传》，以《薛定谔讲演录》为书名出版（2007年）。内容比我原来翻译的小册子丰富多了。
新和在1985年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后改科技哲学研究室）工作。从1985至1987年，他帮助我和邱仁宗教授组织第三、四、五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1989年原定在江苏无锡召开第六届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因故没有开成。1991年，我和邱仁宗都从美国回来，从1992年起到1999年 ，在新和的帮助下，我们又召开了第六、七、八、九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在第九届广州会议上，我辞去了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职务，邱仁宗当选为主任，新和当选为副主任。在这期间，新和为主持北京科学哲学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在20世纪末，《百年中华学术大典(哲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约我写一篇“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哲学”，因为我在1986年写过“关于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粗略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3期）。为此，必须补充20世纪最后15年的材料，我又请新和同我合作，写出了“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
2001年在内蒙海拉尔草原召开了第十届科学哲学会议。新和亲自写了这届会议的报道“再造科学哲学新世纪的辉煌——第十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侧记”（《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这篇文章既准确、全面地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过程，又深情地介绍了在草原上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热烈氛围，并且表达了对我国科学哲学今后的发展的期望。他的这篇文章，对我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2003年到2009年，邱仁宗和新和主持召开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科学哲学会议。在第十四届会议上，邱仁宗辞去了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大家一致选举新和为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在新和同其他副理事长的组织领导下，2011年又在大连召开了第十五届会议。今年8月，第十六届会议将在山东威海召开，完全意想不到，新和竟在会前不久就撒手而去了。在5月17日的告别仪式上，许多科学哲学同行都参加了，有几位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赶来，有好几位在发言时泣不成声，表达了大家的悲痛心情。
2009年底，新和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由于他的创议，成立了编委会，邀请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担任编委，我与刘大椿教授任正副主任。《通讯》编辑部还和各地大学合作，分别召开准专题学术会议，仅我个人参加过的就有“辛亥革命与科学”、“科学社会史”、“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纪念”、“物理主义”等讨论会。通过这些会议，组织稿件。在他的主持下，刊物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上述工作表明，新和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哲学学科带头人和组织者。而他的英年早逝，也可能与他的负担过重有关。
新和走了。大家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努力继续新和的事业，“再造新世纪科学哲学的辉煌”。
新和，安息吧！
2013年5月30日于北京中关村
“这就是胡新和老师，就应该这个样子的”，这是我见到胡老师的第一感觉；“这次可有请教一下库恩的科学范式到底如何理解的机会了”，这是我见到胡老师的第一想法。
我是通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知道有胡新和教授这样一个科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当我见到胡老师时，首先的感触就是这人与那本译著是“接”得上的。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思路特清晰、逻辑特严谨、表达特明确的人才会翻译出那本对几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学术研究都卓有印象影响的书。当看到太多太多国际学术大师的经典名著在翻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词不及义、逻辑混乱、惨不忍睹的厄运之后，我深为库恩感到幸运，深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感到幸运，因为有了胡新和老师，这样的大师这样的经典才在中国学术界有了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我也深为我们自己感到幸运，深为哲学与自然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感到幸运，因为有了胡新和老师，我们与国际学术大家思想沟通才有了必需的桥梁。
然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胡新和老师竟然如此突然的地早早的地离开了我们，我甚至还没有与他谈起过一次库恩的“科学范式”。总是在想人就在身边，机会有的是，然而这样的机会就再也不会有了。
现在当我再翻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时候，自然涌出无限的遗憾与彻心的痛楚，想到我们可亲可敬的胡新和老师，想到他深悟哲理之后在嘴角浮起的那一丝微笑，睿智而亲和。
5月15日，网上看到胡新和老师的讣告，刹那间，时间停止，空气凝固，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打电话求证人文学院的相关老师，得知胡老师5月13日就因为突发心肌梗塞，悄然地走了……
我和胡新和老师是有缘的。十一年前，我和他差不多前后脚调到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他到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到管理部门从事党务和宣传工作。关键是胡新和老师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与我很相似，属相相同，差一轮，又是老乡；专业方面又很相近，因此平时交流中与胡老师有很多共同语言，可谓是心灵相犀一点通。
记得第一次相识，是在2002年7月酷暑炎热的一天，邓勇书记带领李伯聪教授、胡新和老师和我一行4人，到万寿路一家宾馆，向刚刚退下来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汇报学校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相关筹备工作情况，并倾听郑校长的指导意见。胡新和老师负责全程会谈记录，我当时在院办。后来常务副院长高文也赶来了，中午郑校长还跟我们大家吃了一顿便饭。
十余年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高举科学与人文融合并进的大旗，巨星云集，思想碰撞，智慧勃发，与时俱进，影响深远，极大地提高了我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现在回想起来，十一年前，我和胡新和老师有幸参加的这次会议才真正拉开了“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序幕。
胡新和老师对“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组织开展和大力提升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我要说的是胡新和老师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信和骨气是独一无二的。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一位美国政要应邀做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会场听众爆满，媒体强烈关注，效果相当不错。当天在与听众互动环节，我记得台下有几位听众都是用英文向嘉宾提问。但是最后胡新和老师毅然勇敢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大声说：“今天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论坛，我想用我们中国话向嘉宾提一个问题。”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胡新和老师所焕发出的自信果敢、不卑不亢、民族气节、为师风范，赢得大家肃然起敬，台下霎时响起一片热烈的赞许掌声。
研究生院更名之后一直重视创新文化建设，学校还专门成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胡新和老师是文化委员会下设的理论组成员，他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经常提出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在我主持宣传部工作期间，有一次要向科学院党组汇报我校的文化建设工作情况，我在向学校相关部门征集素材时，胡新和老师提供的材料最详细、最严谨、最有份量，可以说是一丝不苟，认真实在，思想深刻。2006年，宣传部组织的学生征文活动，我们请胡新和老师当评委，几十篇稿件他都仔细阅读，反复斟酌，按照评奖规则，客观公正地将推选佳作，他的推荐意见得到了其他评委的一致认可。胡新和老师还积极鼓励人文学院的研究生踊跃加入我校学生记者团，发挥写作特长，深入采写新闻，为我校宣传工作贡献了生力军，培养了后备力量。
胡新和老师胸怀宽广，谦逊为人，把自己的得与失、名与利看得很淡。日常生活中他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质朴和善。他喜欢骑自行车上班，速度很快，那劲头丝毫不比一个小伙子差。2007年，我买了一辆夏利小轿车，权当代步用，主要考虑到周末和节假日到郊区游玩方便。我当时开玩笑地对胡老师说，“你一个大教授还骑辆破自行车，不嫌寒碜？”胡老师回答说：“骑自行车既锻炼身体，又环保，还方便快捷，不堵车，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一点都不寒碜。”现在想来，诚哉斯言！倒是我开的这辆“破”夏利有点寒碜了。
有人说，地上一个人去世，天上会添一颗星星。我想浩瀚的星河里同样安息着胡新和老师，他也在时刻微笑着关注着我们，关注着玉泉路这片精致温馨的校园。人文楼前紫红色的玉兰花明年还会绽放，花团锦簇的海棠花还会盛开，但是胡新和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每天，我漫步在校园，身边有自行车驶过的时候，恍惚中我仿佛又看见胡新和老师骑着车一路风风火火地驶来，想告诉我们天堂里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