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0所欧洲顶级生命科学机构结成联盟,以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并在欧洲科学政策中拥有强大和统一的发言权。5月29日,这一新组织——EU-Life在作为其成员之一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CRG)召开首次会议。“我们联合起来,可以真正地使一些事情更有力量。”新联盟创始人之一、CRG主任Luis Serrano如是说。
Serrano表示,他萌生创建EU-Life的想法是由于3年前意识到欧洲若想竞争,需要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吸引博士后,因此“具有在质量和成果上可与最好的美国研究机构相媲美的欧洲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EU-Life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比利时根特弗兰德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Jo Bury称,另一个创建新联盟的动机是他们对政策制定者错误的欧洲竞争措施感到失望。比如,欧盟委员会的新融资计划——“地平线2020”迫使研究人员建立庞大的跨国网络而真正每个人得到的却只是一些“零碎的东西”。他表示,欧洲更应该做的是大幅增加欧洲研究委员会的预算。
尽管欧洲的大学在对“地平线2020”的争论中都有明确的态度,Bury和Serrano却觉得各机构过于沉默。Bury称:“通过创建这个新联盟,我们的态度更容易被政治家看到。”
在首场会议上,各机构分享了其在人力资源、资金、技术转让、科学传播和跨国研究等问题上的经验。同时,他们希望利用这一新联盟来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新的培训和流动机会。
作为长期计划,新联盟希望通过设置基准和提高标准来影响欧洲科学。比如,EU-Life成员已对外国学生的住宿和论文工作提供了帮助,并试图将该实践标准应用于其他机构。
该联盟引起了欧洲委员会的兴趣。EU-Life的目标和欧洲委员会试图改善欧洲研究区(ERA)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相一致。ERA致力于使欧洲拥有更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研究人员培训机制和劳动力市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委员会ERA部门的主任Fabienne Gautier说。
而Bury表示,该会议是场“严峻的考验”。他并不确定各机构是否愿意主动花费时间和金钱
《中国科学报》 (2013-06-06 第3版 国际)

■不可否认,对院士制度的质疑体现了人们希望推动这个制度向更透明、更公开的方向发展,而理性客观的质疑显然更能发挥正能量的效用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又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最近中科院、工程院将院士候选人名单公示,这种正常的程序行为却成为了舆论焦点。
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程院院士候选名单中仍然出现了不少现任或前任“高官高管”;另一个则是前年落选中科院院士增选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此次继续参选。由于施一公教授前不久刚刚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有人认为,施一公候选中科院院士,给有关方出了难题——如落选,似乎显得中国院士胜过美国院士;如最终当选,又显得中国评院士还是要跟美国院士的风,妥协了事。
关于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内的“高官高管”院士现象,实际上,中国工程院早有明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如果客观来看,入选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所谓“高官高管”院士,大部分都是政府或企业内部负责工程技术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许多都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都有着丰富的工程技术管理经验。如果他们不是靠单位助选,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参选院士,仅凭他们的职务就因此否定其候选院士的资格,显然并不合理。
至于施一公能否成为中科院院士,所谓的难题其实是伪命题,无须为此烦恼。未来的最终结果既无关中国的院士是否强过美国的院士,也无关中国和美国的科研水平孰高孰低,而是关乎院士候选人本人的学术分量。所谓院士选举的“有关方”,其实就是广大院士。投票选举新院士,权力和责任都在于学术界内部,在于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院士们所秉持的学术良心,而非其他。
当然,院士增选之所以为公众关注,确实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和科研生态圈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涉及院士的学术腐败、垄断学术资源的学霸问题,以及近些年来院士增选中出现的个人拉票、单位助选等不良风气。最近中国工程院就发布公开信,对这次新的院士增选过程出现的拉票、助选现象进行警告。由此,在科研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同时,一些人质疑院士制度的合理性,也呼吁改革甚至取消院士制度。其实,就像人们逐渐认识到院士不能被神话,不能捧杀院士一样,也不能因个别的害群之马就“棒杀”院士和院士制度。
院士是科学家或者工程技术专家所能获得的最高学术称号,也是终身荣誉称号。迄今设立了近60年的中科院院士制度和近20年的工程院院士制度,选出了约2000位院士。他们代表了我国科学界最高的水平。再挑剔的人也难以否认,作为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学术荣誉制度,院士制度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发展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学术带头人和青年科学家的引路人,绝大多数院士无论是学术还是学风,都堪称典范。尤其是随着近些年院士队伍年轻化,一些认为院士只是学术“偶像”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即使不再承担具体科研任务的很多院士,也都发挥着国家智力和思想库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技事业发展,发挥创新驱动作用,科研体制包括院士制度必然有不断改进和完善之处。质疑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释疑,对院士制度的质疑也体现了人们希望推动这个制度向更透明、更公开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理性而客观的质疑显然更能发挥正能量的效用。

印象中,胡新和老师是一位颇具儒雅之风的师长。

最早接触胡老师,是在2010年我的博士生入学面试会上(当天,我的导师因事没有出席面试)。当时,胡老师坐在我旁边,主持面试。我介绍说,我硕士阶段是在中科院植物所完成的,硕士第一年照例是在玉泉路园区进行集中教学,因此,上过人文学院老师开的自然辩证法课。胡老师就问,上的那位老师的课?紧张之下,我竟记不清了,就说,记不太清了,似乎是胡老师。结果胡老师就笑了,别的老师也笑问,你旁边就是胡老师啊,是哪位胡老师?这里有两位。我窘极了,急于脱离窘境,便随口说,好像是胡志强老师(后来记起来,实际我上的是刘二中老师的课……)。胡老师打趣地说,看来啊,上课不认真,我来看看你的自然辩证法成绩。然后,胡老师便打开我的档案袋,拿出成绩单,说,88分,看来胡志强老师给你打分不低啊。我头脑混乱,闹了笑话,多亏胡老师替我解围。

入学第一学年,有幸听了几次胡老师的“科学哲学导论”课,他讲课时,娓娓道来,我就感觉,很有儒家风范。讲到实在论一节,谈论起关系实在论,他还是颇以为得意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课没能听全,实在是很遗憾的事。之后由于学业繁忙,在人文楼遇到胡老师的时候,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机会做深入交谈。在中期考核的时候,胡老师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我硕士是理科,哲学底子薄弱,胡老师建议我的论文在哲学方面进一步加深,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从现有事实上升到哲学理论,或者利用已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这些建议给了我很大帮助。

最难忘的是我的学位论文答辩会。由于导师肖显静老师这边毕业的博士生只有我一个,便与胡老师协商合并在一起答辩。我与胡老师的博士生路卫华分在一起,于2013年5月10日下午在人文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答辩会。胡老师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与物理学相比,生态学中有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学生态学的学生有没有接受统一的方法论教学?第二,你的论文目的是否是要提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后来我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当时胡老师的精神颇佳,状态也很好。会后聚餐,我给胡老师敬了几杯酒,胡老师也谈笑风生,显得很轻松。谁知,5月13日就惊闻噩耗,翻看当日合影和聚餐照片,不禁唏嘘不已。

虽然我与胡老师接触并不多,但作为人文学院的师长,胡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那儒雅的气质,温和的笑容,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他并未远走。

2009年,怀着对学术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我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这座知名的高等学府。但对于我即将见面的导师,却并不觉得陌生。

还在甄选学生的阶段,导师就意外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提出一个入学后的研究计划。说意外,是因为这并不像是通常情况那样,老师和学生多是在入学后才开始交流。怀着一份才疏学浅的忐忑,我还是努力地拿出了一份研究计划。现在看回去,这份研究计划是很粗浅的,后来屡经修改,早已“面目全非”。但就是这份研究计划最终变成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导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择有准备的学生,更让学生早早踏出研究的第一步,带着思考和问题,有目标地而不是懵懂地开始学业。

在整个学业过程中,导师的叮咛如影相随。在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就告诉我在开始这一年里,要多看书,读书的范围要尽可能广、尽可能杂,夯实基础,打开眼界。在探讨论文的时候,由于我时常缺乏清晰的思路,导师每次都是讲一些建议性的思路供我参考,不时发现可能与我论文论题有联系的资料或想法,就会随时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告诉我。每周一次的组会,像“紧箍咒”一样让我们不敢偷懒,而老师则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听取我们的读书心得、研究进展、课题汇报等等。

从科学哲学到认知哲学,导师的研究领域都属于纯粹哲学,理论性很强。所以入学后在上导师所授的《科学哲学导论》之前心里有些压力,担心自己理论积累不够,可能会听不懂导师所讲的内容。但是真正在听课的时候,却发现导师的课生动有趣,我不但可以听懂,而且还明白了很多之前自学时想不明白的问题和误解的观点。导师之前是学物理出身,所以讲课内容里不可避免地采用许多物理学中的例子,这对于非该专业背景的学生理解起来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导师却总能够很好地消除我的这种担心。印象最深的是导师讲的薛定谔猫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讲解,配以PPT上萌态十足的漫画小猫图片,量子世界的叠加原理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了。我不但感觉听懂了,而且听得兴味十足,意犹未尽。导师讲课的时候总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边思考边讲,整个授课内容以及之间的逻辑关联了然于胸。

导师是个典型的学者。初见,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导师的儒雅,一如想象中的学者风度。学者风度得益于长期的学术熏陶,学术之路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导师所起到的作用,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儒雅气质的背后,导师不失严师风范,甚至令我每每感到压力。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对待学术导师是极严谨认真的,经常因为一个用词,而要求我反复修改,甚至为此拍过桌子。有时,我一下子难以认同他对某些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推敲。但是事后的结果使我认识到,这种坚持细节的做法,是出自导师的一番苦心,出自他对学术的负责,和对我的期许,更遑论他自己数十年的治学经验。因此,对于胡老师的严厉,我虽然不能说甘之如饴,却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与慈爱。因此,静下心来,我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愚鲁感到愧疚,而需要的,也许只是我用自己的成长来理解和回报这一切。

匆匆四年,沐浴在导师的学术魅力和人格感召下,我向着学术理想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就在我答辩后的第三天,却突然传来了导师辞世的噩耗,真令我难以接受,内心一直无法平复。不愿面对,逃避接受的情感与残酷的事实交替地控制着我的思维。即使此刻,我还是隐隐恍惚中期待着这一切也许都未曾发生过。

贤师已为天堂客,
    人间空留祭悼音。
    科哲一界声名远,
    叮嘱教诲留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