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北京大学,诺奖大师杨振宁与莫言精彩交锋,为学子们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中国梦是会实现的。”杨振宁对“中国梦”掷地有声的期许,感染了台下一大批学子。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5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外人头攒动,仍有诸多的“粉丝”期待着挤进会场的机会。而场内的气氛更加热烈,找不到一个空座,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

当天,由书画巨匠范曾主持,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联袂为在场学子们奉献了一场科学与文化的思想盛宴。

谈起对科学的关注,杨振宁坦言,这与自己和父亲生活的年代有很大关系。那时,中国因为没有发展近代科学而备受凌辱和欺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印刻在灵魂深处的感受。”讲到这里,杨振宁的眼睛略微有点儿湿润,仿佛回到了那个中国人备受欺凌并不断奋起的年代。

而现在,“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大学生对于前途的要求比较清楚,而且实在、努力”。杨振宁坚信,有着一批年轻而有决心的年轻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与杨振宁的严谨相比,莫言对于“中国梦”的阐释有着文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他注视着观众,嘴角微露笑容,向大家举了“火星一号”计划的例子。“中国人报名的那么多,到天上去,这也是‘中国梦’的一种表达。”

台下的听众先是一愣,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就是大家。”回味着莫言的话,一位听众不禁向旁边的人赞叹道。

自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人们一直很好奇莫言获奖时的想法,杨振宁也不例外。

“莫言,我想知道你获奖时是怎么想的?”杨振宁的提问得到了所有人的附和与支持。“好!”台下甚至有人在叫好。

莫言眯起眼睛,略微抬了下头。“我当时没有任何想法,我一直在观看,看了看国王的女儿,同时又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整个过程都是在观看。”

紧接着,莫言又叹了口气,坦言获奖的感觉很奇妙,“自己好像成了被众人研究的科学对象,每个人都在聚光灯下给我做手术”。

文学关注的是人以及人的情感,科学关注的则是自然界及对其的认知。在莫言看来,科学和文学都是创造的过程。

两大巨匠的会晤,纯粹的科学家与纯粹的文学家你来我往,精彩交锋。观众们屏气凝神,安静地欣赏着这一巅峰对决。

“科学是猜想的学科。”杨振宁向台下的学子们解释说,“科学是在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地去证实。”因此,他特别推崇范曾的“真情妙语著文章”。“做事情必须要有兴趣,在兴趣的基础上,多加钻研和努力才可以顿悟。这句话道尽了科学研究的过程。”

“文学需要有幻想。”一旁的莫言也不示弱,简单的一句话阐释了文学的精粹。“一般来说,作家的想象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之上,而科幻作者的写作则更要有科学知识的基础。”

然而,不管是猜想,还是幻想,科学和文学在创造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相通点。杨振宁和莫言都表示,想要达到巅峰,必须要有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搬运石头的毅力并付出焚膏继晷的努力,机遇只对在事业上有充分准备的人才有意义。

“小时候我是听故事的人,后来慢慢地我成了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成功也是在积累中一步步实现的。“大家在我文章中看到的华丽词语,都是从《新华字典》中翻出来的。”莫言又幽默了一把,台下欢笑声一片。

“自强不息”、“青春万岁”,临近活动结束时,对于年轻的学子们,两位巨匠特意以这两词相赠。他们认为,这也是“中国梦”实现的必备品质。杨振宁还以自己留学时的经历告诫处于迷茫中的学子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寻找科研的快乐。(原标题《诺奖大师眼中的“中国梦”》)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5月7日宣布,该所通过国际合作研制成功的中国首个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合肥超环”(HT-7)正式退役。

据悉,自1990年初苏联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赠送T-7托卡马克装置给中国后,时任等离子体所所长霍裕平院士集中全所人力、财力投入装置建设,对T-7及其低温系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1994年,更名为“HT-7”的大科学装置正式建成,首次工程成功调试并获得等离子体。其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俄、法、日之后第四个拥有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国家。

建成后的HT-7是一个可产生长脉冲高温等离子体的中型聚变研究装置。其主要目标是获得并研究长脉冲准稳态高温等离子体,检验和发展与其相关的工程技术,为未来稳态先进托卡马克聚变堆提供工程技术和物理基础。

HT-7运行后,队伍中的主要骨干也成为建设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的各方面负责人,直接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为等离子体所及中国聚变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2012年10月12日,HT-7进行了最后一次放电实验,在“职业生涯”上画了一个完美句号。

在服役的近20年中,HT-7在推动聚变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已成为中国聚变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日前,在历经退役必要性论证、退役实施方案论证、环评验收与设备监测等工作后,HT-7正式被中国科学院和环保部批准退役,成为我国首个获批退役的大科学工程装置。

《中国科学报》 (2013-05-08 第1版 要闻)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2013年该院外籍院士。此前25日,他还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邓兴旺和陈雪梅、YangWei 等三名华裔美籍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新科院士。(5月1日《人民日报》)
新闻甫出就引来热议,一些人质疑为什么施一公当选不了中科院院士,却能当选美国院士。然而,在笔者看来,施一公当选美国两大著名学院外藉院士,自然有美国相关学院的道理,但对于其当选不了中科院院士却不必过度解读。去年在评选中科院院士之时,对施一公落选,有关方面总结出两方面因素:对施一公的学术水准,接受采访的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评价,认为符合院士的标准,但国籍被认为是落选的首要原因。当时其尚未取得中国国藉,这并不完全符合相关标准;第二个就是,回国时间短、贡献少。
至于,个别科学家提到的国内“关系网”,称其受到打压、排斥,落选是意料中的事,并称“海归”最怕处理关系网等理由,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施一公所参评的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一共有128名院士,他们中有投票权的八九十名院士决定了谁能成为新科院士。如果说如此多的院士最终没有投出赞成票,自然有不赞成的理由,个别院士存在学术无良的可能,难道上述八九十名院士全都没有学术良知?所以,施一公没有获得中科院院士自有当时没有获得的理由。而对于其后获得的美国两大学院院士,也应只是一个符合了美国国家和相关学院的标准,同样与“关系”无关。
在此次施一公当选美国两院院士事件上,公众更应多一些对国内遴选院士机制方面的反思。譬如:贡献度和学术成就,能不能不单纯限于国内?对于真正的科学家和人才,在评选时国藉的放宽等等。我们国内和华人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评价评选机制尚未变成真正的“伯乐”。

争议
近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等三位中国科学家当选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过程中落选,因此引发网络热议。
回应
中科院有关负责人昨日(5月3日)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必然的关联。
域外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中国社会给院士附加的东西太多。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不用交会费,但本国院士要交钱,开会的钱也要自己出,院士只不过是一种荣誉,大家看得很淡。
针对曾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施一公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事,中科院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对三位中国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感到高兴,两国院士评选并无必然关联。
中美院士评选相互独立
近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等三位中国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科院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对于中国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感到高兴”。
施一公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过程中落选,因此引发网络热议。在回应曾落选中国院士却当选美国院士的争议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称,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必然的关联。“例如在中国有许多被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也不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该负责人说,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整个过程都严格按照院士章程和增选细则进行。“每个学部的院士是由各自学部的全体与会院士经过通信评审和会议评审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然后再经确认、审批和备案等后续环节。任何个人和工作机构都不应该也不会影响增选过程和结果。”
该负责人表示,中科院长期以来一直把公平、公正的原则贯彻到院士增选过程之中。“我们仍在进一步研究和提出深化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措施,有关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之中。”该负责人还表示感谢社会各界对中科院学部和院士增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同时呼吁理性对待院士这一荣誉性学术称号。
施一公成美双料院士
施一公近日先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的外籍院士,而在2011年中科院院士评选中,他和另一位在生命科学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双双落选。
有接近中科院学部院士工作局的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此前施一公和饶毅落选院士,并非外界批评的中国院士更看重对本国贡献的标准问题,也不存在暗箱操作等程序问题,而是因为两人的国籍问题。
该人士表示,两人此前申请院士时,中国国籍办理程序尚未完全,有院士拒绝投票,因此导致落选。这位人士表示,施一公的国籍问题已经解决,他在新一轮院士增选中很有可能被评上。
有中科院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我国目前院士制度的确存在需要改革的地方,但大的变化需要配合国家层面的科技制度改革进行。目前的院士选举机制,首先要确保既有的制度完善及选举公平,现在的院士评选就程序而言并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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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在美国仅是一种荣誉”
周忠和称美国院士开会自己掏钱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每个国家院士的评选,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而且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科学意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某段时间国家可能希望院士更加年轻些,这时一些年龄大的候选人可能就评不上。国情不同,没有必要将不同国家的院士评选放在一起对比。
周忠和强调,中国社会给院士附加的东西太多。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头衔是纯粹的荣誉,美国外籍院士不用交会费,但本国院士要交钱,开会也要自己掏钱。在美国,院士没有太多附加内容,只不过是一种荣誉,所以大家看得很淡。
周忠和坦言,中国的院士制度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推荐渠道。现在的渠道太多,学会、行业、部门、省份都可以推荐,这会使院士获得很高的社会关注度,也会产生很多争议。
周忠和认为,院士评审多一些渠道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更公平,或者考虑某些平衡,但实际效果上通常做不到;对院士候选人的公示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容易催生对“院士”的盲目崇拜,容易催生科学界的浮躁。美国在评审院士时也会考虑一些学术之外的东西,比如妇女、地区等,但这些都是次要因素,评选最终还是依靠院士投票。所以,院士评选可以尽量简化提名制度,减少行政影响,让科学家来掌握院士评选。
中国的院士不仅是荣誉,而且具有政策咨询功能,起着辅助决策的作用。现阶段,院士制度是有必要的,它有利于平衡官场的官僚主义,通过专家参与决策的方式,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起到纠正、辅助的作用。我们国家的院士不是要冲锋陷阵,不是强调做第一线的科研,而是来判断决策、课题方向。从这个功能定位来看,在院士制度上附加的一些东西是需要的,我们不能把院士制度打倒。 ——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铮
施一公之前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只是个案,不能说明这是普遍问题。施一公评选时刚从国外回来,这可能对他的评选有一些影响,但就院士评选制度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完善。把中国的院士评选和美国的院士评选进行比较很荒唐,两国国情不一样,我们的院士制度和评选才搞了几年,不可能一步就做到理想化,事实上大部分评上的院士都是国内顶级的科学家,对国内科研起支撑作用的。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薛其坤

5月1日和5月3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The Lancet(《柳叶刀》)和Science(《科学》)分别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科技人员关于H7N9病毒溯源和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跨种间传播机制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自2005年在Science杂志报道青海湖野鸟暴发H5N1禽流感研究以来,中科院相关研究院所深入开展流感病毒的系统研究工作,包括病毒溯源、生物信息学分析、流感病毒重要蛋白的功能与结构解析、流感病毒数据库建设等,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近期,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在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机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针对今年3月至4月初在我国上海、安徽等地区首次发现的人感染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中科院组织相关研究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在病毒溯源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人员发现造成这次暴发的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的重配病毒,主要由4个不同来源的流感病毒重配而成。病毒的表面抗原血凝素(HA)基因很可能来源于我国长江三角地区的鸭群中的H7亚型禽流感病毒,而这种病毒很有可能是由在东亚迁徙线路上的候鸟传入我国长三角地区鸭群中。另一个表面抗原神经氨酸酶(NA)基因的最可能来源是经过我国的迁徙候鸟,而鸭群很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宿主将野鸟的病毒传入家禽。从HA和NA基因进入我国鸭群的时间来看,HA基因要早于NA基因。另外6个内部基因片段来源于在我国家禽中(主要是鸡群)流行的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这6个基因片段并非单一来源,其中非结构蛋白基因(NS)更可能来源于江苏周边的鸡群,而其他5个片段来源于上海、浙江附近的鸡群。造成6个内部基因片段多样性的原因很可能与家禽的运输有关。

同时,病毒基因的系统演化和蛋白质一级结构分析表明,这次暴发的H7N9禽流感病毒至少有2个不同的分支,它们在病毒的受体结合特性、“达菲”耐药性等方面有不同的表征。该研究成果对准确判断病毒来源、切断病毒重配与传播途径、有效控制病毒扩散、预判禽流感病毒暴发的潜在风险等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顶级医学期刊The Lancet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中科院表示,这两项成果的取得,是中科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等院校等联合协作、协同创新的体现,是病毒学、生物信息学、鸟类学、结构生物学等交叉领域研究人员各尽所能,优势互补,共同努力的结果。中科院专家希望在未来的流感病毒研究中能够进一步加强与国家相关部门的合作,建立流感病毒网络研究中心和联合实验室,利用多学科优势,形成从样本到病毒鉴定、病毒溯源、生物学分析、结构与功能研究、感染免疫评价、药物研发的系统研究,为我国流感疫情的防控提供强有力的科研支持。(原题为“我科学家禽流感研究成果在《柳叶刀》《科学》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