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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尚未结束，李侠就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争论之中。这一切，都是一篇博文惹的祸。
 
文章只有800来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张反映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以下简称“工程院”）院士年龄分布的柱状图。图中表示70～79岁院士人数的柱子，像山峰般高高耸起。而在李侠看来，70岁正是人思维活跃与否的临界点。
 
“无需多说，中国科学界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在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总结。
 
短短几百字的论述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既有人“温柔”地分析“院士老龄化背后的三大隐情”，也有人直接指出“‘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只是一个伪问题”。
 
“其实，科学界的人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儿，只是不说而已，我就是一个拉响引信的人。”对于这场由博文引发的激辩，李侠如此解释。
 
八九十岁院士，其实已经远远告别了科研的前线
 
李侠介绍，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数据，都是从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公开资料中搜集整合而来。根据这份统计，在中科院全部709名院士中，70岁以上的有527人。而中国工程院764名院士中，这个数字更是达到604人。
 
李侠同时看到，与中国院士老龄化现象相对应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科学家发表学术著作的年龄逐渐提前，年轻化趋势明显加强。
 
他发现，16世纪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是50.1岁，而20世纪上半叶已降到34.9岁。并且，他推测21世纪和22世纪科学家发表著作的平均年龄应为32.73岁和30.06岁。
 
对比两组数据，李侠有些沉不住气了。
 
“元老院模式必须改革！科学不是怀旧的城堡，科学是一项需要未来也创造未来的事业！”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
 
显然，李侠并非第一个注意到”院士老龄化”现象的人。在2007年的国土资源部院士遴选会上，一位领导在会上说，该部所有的20名院士中，7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2008年有媒体报道，在植物学领域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院士，最年轻的也已经72岁。
 
最早因“年龄问题”向院士制度发难的，也并非李侠。最早发出的声音，正是来自被李侠称为“元老院”的院士群体。
 
据媒体报道，在2005年一次“圆桌会议”上，76岁的中科院院士周光召向院士制度发难，称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则把七十多岁的自己比作一个“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他还记得在一次有几位院士参加的会议中，有人当面指出这些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
 
“人在38～45岁之间是思维最活跃的时期。过了这个峰值年龄之后，他需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延缓自己知识的衰退。”这位曾经研究科技政策的教授解释，“八九十岁的院士，其实已经远远告别了科研的前线。”
 
而让李侠更为担心的，是那些实际上已经告别科研前线的老科学家，仍然掌握着相当的话语权。
 
“他们决定了什么学科应该发展，哪些方向应该重点扶持。实际上这就成了未来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意味着，即使在七八十岁的年龄，也容不得这些科学家犯错。而事实却是“人老了以后都有保守的倾向，到时候就靠经验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减弱了”。
 
因此，当看到1400多名院士中，大部分已经“不在工作服务区内，而在养老的区域之内”时，李侠忍不住写下这篇博文。
 
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李侠没想到的是，文章刚发表不久，就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而批评者最主要的论据之一，是国外的院士同样存在“老龄化”现象。
 
科学史专家王扬宗告诉记者，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老龄院士都是很多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科院的团体，年老是其成员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之一。而且，许多年来，“美国科学院新当选院士的年龄一直呈上升态势”。
 
在现代院士制度的发源地，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坚持“老的不去新人进不来”的原则，因此曾有“老人院”的绰号。
 
“院士是一个荣誉团体，门槛比较高。因此，有一定年龄，在科学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才能得到。”王扬宗解释说。
 
工程院前副院长沈国舫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人成长为工程院院士，至少要经过20～25年的磨练”。所以，“大部分都是50多岁才能进入考虑的范围”。
 
“这种质疑比较中肯，”李侠想了想说，“但问题在于，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院士为终身荣誉称号，享有对科技重大问题决策的建议权，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只是在现实中，院士的权力要远远大于这些。山东的一位院士曾向媒体记者透露，他当选后，不仅单位有补贴，而且所在市和省都有补贴，加起来“年薪”超过100万元。
 
而更严重的或许是高龄院士对学术资源的掌控，和对新人成长造成的潜在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徐飞教授在研究时发现，“知识老化导致的老人对新人的认可障碍”，是年轻人获得学术认可时可能遇到的障碍之一。
 
“别看李侠现在这样嚷嚷，老了同样会压制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徐飞调侃，“这是人性决定的，估计你我也不例外。”
 
这种对年轻人的压制，再加上院士所拥有的强大话语权，甚至使一些80岁以上的资深院士成了“学霸”。在一次电视节目的现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任振球研究员和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当场辩论。任振球大声指责有些资深院士“压制自主创新”。在中国的至少40项重大自主创新项目中，“有20项受到压制”，而这些受压制项目“已经基本成型，经济回报非常大”。
 
“一个已经不知道科学前沿是什么的人，却要做科学的主帅，或者一方诸侯，这种情况怎么能够令人满意？”当谈到这些问题时，这位一直关心中国科技为何难以创新的教授感慨，“老龄化是一个表层问题，其彰显的是科学体制的深层问题。”
 
要不改，再等几年，我就老了
 
即使是把老龄化作为一个表层问题来谈，在长期关注院士现象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看来，也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院士老不老”，而是“年轻人能不能进得来”。而中国院士制度的两个特点注定了年轻人很难进来。这两个特点，都写在院士章程的第一句话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首先是行政权力的介入，行政权力一旦介入，就必然老化。”顾海兵分析说。几年前，他曾经对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各一个学部进行调查，发现院士的平均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厅级。而在一些地方，院士甚至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他看来，这样的位高权重，太年轻的人是注定无法获得的。
 
顾海兵介绍，中国并非唯一一个由行政权力介入院士制度的国家，俄罗斯的院士制度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俄罗斯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会员老化现象，“科学院院士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通讯院士的平均年龄也接近65 岁”。
 
第二个让顾海兵看不过去的，是“最高”这两个字。为了证明自己是“最高”，大家把成为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看成毕生追求。“在挤的过程中，年轻人肯定没有优势。”
 
因此，顾海兵始终提倡将院士制度改成类似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学会会员制度。他认为，作为这个民间的、非营利的、科学家荣誉性自治组织的成员，英美等国的所谓“院士”都应该是“会员”，对应英文单词“member”或“fellow”。在这种制度下，科学学会“不是最高，而是最高之一”，其“会员”也不享有任何特权，甚至还需要向学会交纳一定的会费。
 
相比于顾海兵的“激进”，这次讨论的发起者李侠倒显得温和。在他看来，改变院士老龄化现象的法宝，叫做“倒逼机制”。
 
他寄希望的这种机制，最大的力量在基层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由他们来发起努力，让位居顶端的老年人“坐不住”。因为“在科技界大家靠能力说话，没有真才实学你是呆不住的。”而当来自下层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新陈代谢”机制就将形成。
 
对于这种“倒逼机制”的可行性，李侠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表现出足够的乐观。只是有时候在跟朋友开玩笑时，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才会表现出一丝担心：“要不改，再等几年，我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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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的一篇博文《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再次提出了院士制度改革的话题。院士的平均年龄为何偏大？专家认为，院士的老龄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院士老龄化有其必然性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最近发表的一篇博文《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再次提出了院士制度改革的话题。院士的平均年龄为何偏大？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的相关领导曾多次说明：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过去成绩的褒奖。在采访中，不少科技界人士表示，成果需要用时间来检验，因此被遴选为院士的时间也会相应延后。
 
以诺贝尔奖得主为例，他们获奖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成果。2010年，河南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院的吴旭和王法有，曾对截至200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统计分析：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54.3784岁，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57.0331岁，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57.3194岁。而相关研究表明，诺贝尔奖得主取得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这意味着，从取得研究成果到获得诺贝尔奖认可，需要10-20年时间。
 
熟悉院士增选情况的人士向记者透露，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几十个人。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为例，院士章程规定每次增选不得超过60个人。但实际上通常不能满额，有一次甚至只选出了29人。院士是一种终身荣誉，“进来的少，老去的多，平均年龄偏大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院士增选只设置了年龄“上限”，没有设置“下限”。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中规定：被推荐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在各学部正式候选人中，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1/3。由于工程科技的特殊性，中国工程院被推荐人的年龄要求放宽至70岁。很明显，两院对于“超龄”被推荐人的推荐要严格很多。在近几次的院士增选中，中国科学院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2007年选出29名院士，平均年龄53.7岁，60岁以下的20人；2009年增选院士35名，平均年龄54.1岁，60岁以下的27名；2011年新当选51名院士，平均年龄是52.6岁，60岁以下的有43名。
 
让院士回归荣誉称号
 
两院的院士章程中，没有任何与经济或级别有关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被选为院士，也不应有任何特权。但现实是，被遴选为院士后，的确能更多地参与科技资源的分配，对决策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占有更多的科技资源——这就是院士称号能带来的最大“特权”和“利益”。
 
不少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去除这种“特权”和“利益”，才是院士制度改革的关键——在科技项目的评审中，如何确保院士们决策的公平和公正？在竞争中，如何能做到对院士和对其他人一视同仁？三四十岁是科学发现的高峰，“院士”称号可以是终身的，但在具体科研工作中院士们是不是该适时退出，把更多机会让给年轻人？如何判断兼职是否必要，是不是能确立一个公众可以进行监督的标准？
 
院士自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据悉，进行了近两年的“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研究已进入收尾阶段。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物质利益挂钩”。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表示：“改进完善院士制度，就是要明确定位，正视问题。”据介绍，这份研究将针对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及社会关注的院士群体的一些热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有专家提醒，在改革院士制度的同时，社会也要破除对院士的“迷信”。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异化院士。”院士都有自己的学科领域，不是“万事通”；即使是在各自领域内，院士们也不是永远正确。用一颗平常心看待院士，也是保持院士称号“荣誉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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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不是简单的科研合作，而应该是‘顶天立地’；协同创新不是你我不分，而应该是‘协而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侯建国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大学在开展协同创新中应发挥资源共享、人才会聚、文化互补等优势，做到凸显特色、创新发展。
 
大学科研应做到“顶天、立地”，已成共识。不过，侯建国认为，在开展协同创新的新形势下，对“顶天、立地”应有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在他看来，“顶天”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领先、国内首创”，而应该真正站在世界科学前沿，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立地”不能简单满足于服务企业、服务传统经济，而应该通过聚焦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聚焦引领企业发展的变革性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侯建国说，当前全球已进入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前夜，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中国的大学完全有可能通过协同创新作出重大贡献。
 
他举例说，量子调控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源泉，从被动的观测和宏观量子效应的应用，发展到对单个量子状态进行人工制备，这有可能带来两项重大的变革性技术——完全保密的量子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巨大的量子计算机。目前，诸多发达国家已将量子前沿交叉研究确定为战略性支持方向，有一系列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计划。
 
为此，中国科大和南京大学、国防科大、中科院半导体所等联合成立了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并与众多国际量子科技研究中心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希望借此在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上实现关键性突破，并在5～10年内率先实现广域量子通信，为量子通信应用和国家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协同创新除了重在“顶天立地”外，侯建国表示，还要强调“协而不同”。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的“211工程”、“985工程”促进了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原因在于行政系统的目标与效率优势在项目实施中得以充分发挥，但同时也导致高校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模式趋同化。
 
“协同创新则不同。它倡导的不是简单的科研合作，更不是你我不分、相互替代，而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协而不同’。”侯建国说，大学应更加深入地思考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所在，真正做到凸显特色、共同发展。
 
他表示，这个问题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的合作中同样需要注意。因为从自由探索到产品研发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链条，不同的创新主体分处在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应该以开放的意识在各自的环节上发挥独特的优势，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能力边界和价值边界得到最大化的扩展。
 
例如，如何跨越在基础研究和市场产品之间存在的“死亡之谷”，是产学研各界一直着力破解的难题。对此，侯建国认为，过去强调的是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去做产品、去办企业，现在看来，大学不要越俎代庖去做研究机构和企业应该做、擅长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中国科大已作出尝试。其与合肥市正在合作建设的先进技术研究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园，而是具有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培育等多重功能的创新联合体。
 
“我们希望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市场之间搭建一个创新平台，通过大学与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使基础研究成果转变成先进技术，再通过政府支持、机制改革和协同创新，最终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侯建国表示。
 
《中国科学报》 (2013-02-04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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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尾声，一篇题为《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的博文引发舆论关注，不禁让人们对科学家最佳科研年龄和中国科学未来发展产生疑问：“两院”院士，究竟是荣誉光环还是资源高地？
 
隐情一：年龄门槛与工作峰值
 
2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在科学网发表题为《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的博文，文章虽寥寥数百字，却已有近8000次阅读，并引发学者和网友热议。
 
在博文中，李侠分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年龄分布后认为，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界最高精英“老龄化太严重”。李侠根据“两院”官网的数据统计，现任“两院”院士年龄主要集中在70—89岁之间，而40—49岁年龄段的院士比例非常低。年龄在70—79岁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占全部709名院士的四成以上，而中国工程院765名在职院士的平均年龄就高达74.3岁。
 
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李侠早先在分析1500—1950年有重大发现的科学家学术成就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代发展，科学家发表学术著作的年龄在逐渐提前，年轻化趋势在加强。
 
据李侠统计，16世纪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是50.1岁，而20世纪上半叶已降到了34.9岁，相当于提前了15年。李侠据此推测21世纪和22世纪科学家发表著作的平均年龄应为32.73岁和30.06岁。
 
李侠认为，38—45岁是一位科学家最具创造力的工作峰值年龄段。过了这一年龄段，科研能力就会逐渐衰减。70岁之后就很难说有什么创造力了，“任何人，包括科学精英，70岁是一道门槛：思维活跃程度的临界点。”李侠如是说。
 
但中国目前的“两院”院士中，处在38岁—45岁工作峰值年龄段的院士比例很低，绝大部分院士年龄都在45周岁以上。现年43岁的潘建伟和现年45岁的邓中翰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而这两位最年轻的院士也都已经接近或处于工作峰值年龄段的最大临界值了。
 
隐情二：历史原因还是机制问题？
 
对于目前“两院院士”年龄整体偏大的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教师赵明认为，中国特定的历史原因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是目前“两院院士”年龄偏大的主要原因。
 
“1955年评选一次院士后就停止了，直到25年后的1980年，才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院士评选，当时那次院士评选的人数是历史之最，共283名，占现在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时隔10年后的1991年又进行一次院士选举，人数也超过200名。”赵明表示，这两次入选的院士经过二三十年的岁月，大部分已到了耄耋之年，再加上人的寿命普遍延长，因此导致院士的严重老龄化。
 
在李侠看来，院士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科学界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的传统，导致青年学者迟迟不能出头；另一方面是行政的干预，“科技共同体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自治，因此，不具有免疫力。”
 
“mi48201”等网友说：“院士应该只是荣誉称号，但在中国附加了太多的东西。应该按现时的学术来进行评价和进行资源分配，而不是按帽子。”
 
隐情三：荣誉和资源的厘清
 
无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都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院士的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院士候选人需参加差额、无记名投票，每次的名额不超过60人。
 
近年来，围绕院士引发了种种风波，从很多研究机构、大学不惜重金挖院士到利用不正当手段帮助“竞选”院士，不一而足。早在2009年，中科院在当年增选院士时就发表声明称，院士称号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当选为院士，只是对院士本人以往科研工作获得成就和实际贡献的一种认可，呼吁勿将院士和学术权威画等号，并强调不应把院士当成捞取更多利益的“资源”。
 
网友“王辉”说：“中国院士的年龄大小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做到如何像美国科学院院士那样仅仅是学术荣誉，而没有太多的附带利益和权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年龄大小就不是一个问题。但中国的院士掌握了太多的权力，院士们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科技资源的分配和科技发展的方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院士的年龄就是一个问题。”
 
赵明说：“我国的院士被赋予太多的光环从而导致权力过大。院士称号就是一个荣誉，而不是职位。在科学真理面前，没有权威，应人人平等。”
 
还有不少网友认为，如果院士称号是荣誉性的，那么终身享有并无问题；但如果院士称号能够左右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和资金投入，那么对院士就应设计一个退出机制。
 
李侠提出，未来（科学界）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加大45—65岁之间精英的比例，配合科学家工作峰值的年龄分布。“科学不是怀旧的城堡，科学是一项需要未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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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但在体现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顶级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率上，国内博士生的情况却令人担忧，这反映出我国优秀博士培养不足的问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培养的优秀博士数量不足？优秀博士的培养究竟难在哪里？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来自高校和企业学者、专家的经验和观点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 应从“小”难题入手
 
■本报实习生 张文静
 
国内高校如何培养优秀的博士生？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而每每谈及这个问题，人们大多喜欢从大处着眼，认为当前中国科研大环境的种种弊端制约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对此，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却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论述。他表示，虽然当前中国科研的现实环境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近年来已经在师资队伍、硬件条件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面对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改变的大环境，他更愿意从优秀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小”难题入手，试图在小环境中作出有益的改变。
 
难题一：如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没有浓厚的兴趣作为支撑，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周志华表示，科学研究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失败和挫折，但不少学生只看到了专家学者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这就导致学生在开始时往往对科研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实际状况与想象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取得了研究成果，获得广泛的认可也许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这就更为研究者增加了压力。
 
“其实，做科研最大的回报是对自身好奇心的满足，特别是对前人成果作出突破时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只有享受科研本身，才能持续下去。”周志华称，但究竟如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却是一直困扰他的难题，他坦言至今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难题二：怎样培养学生的研究视野和品位
 
周志华认为，一个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科研工作到达一定程度后，选题、研究、发表论文，甚至在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文章都不是很难的事。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研究也许并不是“好研究”。
 
“所谓‘好研究’应该是多年后大家还会记得的研究。”周志华说，“但在展开研究之前，如何去判断它是否符合‘好’的标准，对于学生和导师自身而言都是很难的事情。”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影响的研究工作？在周志华看来，识别它有时候要凭借研究者的一种“感觉”，但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最难的恰恰就是如何把这种“感觉”传递给他们。对于如何让学生学会欣赏有价值的研究，怎样培养学生作研究的视野和品位，周志华也给出了自己的一点心得：“不管什么样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居于核心。作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重不重要、有多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这项研究是否能成为一个‘好研究’提供参考。”
 
难题三：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话题”
 
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问题，但对于一个博士生而言，在有限的几年内解决一个很艰深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为学生选题的时候，周志华更倾向于选择某个问题中的一部分，并把它称之为“话题”。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话题并不容易，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重要性和挑战性。”周志华表示，一项研究工作非你做不可，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内你不做别人做不出来，这就是挑战性。其次要考虑话题本身的可持续性，要使学生在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够做得下去。当然，还要结合学生自身的兴趣和能力。为了避免学生们在某一个话题上“扎堆”，周志华往往为每个学生选择完全不一样的话题，而这又为导师的选题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
 
难题四：要为学生“解多少惑”
 
在博士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必须要为学生解决各种的困惑。从最开始的理论该怎么分析、实验该怎么设计、实验结果该如何呈现，到后来的判断一项研究是否能做得下去以及如何去做，都是导师需要帮助学生解决的实际问题。
 
然而，让周志华感觉矛盾和困惑的是：科学探索有时是无解的。有些研究工作在真正做之前，根本无法判断是否能得出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导师该如何给学生解惑呢？在能为学生解答问题的情况下，导师又应该为学生提供多少帮助为好呢？
 
“如果给学生的帮助很多，他的成果就会比较多，但是实际能力又能提高多少？如果给学生的帮助很少，成果出不来又会影响学生科研的积极性。到底要为学生‘解多少惑’？这个度到底在哪里？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周志华无奈地说。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赵耀：博士论文问题仍多有困惑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发表论文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赵耀却发现，围绕着博士生论文，现在还有着很多困惑与不解。这些问题有些他还能够作出判断，但有些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作为导师，赵耀在他的博士生培养中，历来对学生发表的论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在科研中有了发现，有了成绩，其成果公布后能带来启发，这才具备了写论文的必要。我们不应该为了论文而论文。”在发言中，赵耀如是说。
 
事实上，赵耀的此番表态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因为目前在高校中，的确有人对学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很是看重，并认为“只有一定的量变才能导致质变”。对此，赵耀明确提出了反对。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国外学生的博士论文数量，很多名校的博士生只有几篇文章，超过十篇的甚至都很少。但其中总会有几篇颇具影响力，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所谓‘质变与量变’的问题。反观国内，当学生们为了追求数量纷纷‘灌水’时，又有几篇是真正有深度的？”赵耀问道。
 
导师需要一直“把关”吗
 
在博士生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对于全过程的把关与监控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导师的这份工作要“始终如一”呢？赵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需要逐步提升学生的创新性和独立性。着重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赵耀说，具体到论文把关的问题上，导师需要尽到责任，但这份责任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赵耀表示，学生刚刚进入学校时，对于博士生的科研并不熟悉。此时，导师要手把手地教会学生，从论文结构到语法问题都要认真把关。但当学生的研究持续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需要逐步独立，导师也要及时“收手”。“如果此时学生的论文还有所谓‘语法问题’，我只能发回去，让其独立修改。毕竟我们不是语文老师。”赵耀说，我们要尽可能在学生毕业时，使其拥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
 
同样的道理，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导师同样不能“面面俱到”。“刚开始时，导师要在研究方向上尽可能把关。但随着时间推移，学生要有进步，此时导师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博士生培养要造就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赵耀说。
 
如何评价博士论文
 
如果说对于以上的问题，赵耀还能给出自己的答案，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首先是评价机制问题。当前，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要求学生发表高质量的成果，但我们该如何评价一篇论文是否“高质量”呢？
 
赵耀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硕士学位。在他读研期间，如果一个学生能在国内会议上发表文章，就足以令人羡慕了。但在这之后，这一标准逐渐提高，国际期刊、SCI、国际顶级会议……
 
“好像我们的评价指标在一直提高。总体看，这一趋势也似乎越来越靠近学术本质，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触碰到这一本质。”赵耀说，一篇论文的好坏并不在于刊发在何种刊物上，而是其观点和办法能否给学术界带来启示，能否解决问题。但这种评价需要时间验证，有些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凸显其价值，这对于评价博士生的成功与否，显然太过漫长。“眼下，我也只能要求学生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顶尖刊物和会议上。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评价标准。”赵耀说。
 
但这样的要求也给赵耀带来了另一个困惑，那就是当老师的理念和周围环境不一致时，老师该怎么应对？
 
对此，赵耀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每年评国家奖学金时，相关政策针对学生在SCI发表论文情况，会给予加分奖励。但这种奖励并没有考虑论文发表刊物的水平情况，以及论文的影响因子。因此，当赵耀要求学生“重质量、轻数量”时，就会造成学生在评奖时的不利。“也有学生因此来找我‘诉苦’，但对此我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我们是否也应作些许改变呢？”赵耀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李建中：优秀导师该是什么样
 
■陈一凡
 
众所周知，在一个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的表现如何，对学生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的博士生教育中出现一些情况，比如人们诟病许久的导师做“老板”，学生成为“员工”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位拥有多年博士生培养经验，多位学生获得中国计算机协会（CCF）优秀博士论文奖的优秀导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建中眼中，一个优秀导师应该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导师的责任。”在发言中李建中表示，一名导师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以学生培养为最主要任务。“我们是老师，不是工程师或研究人员，我们的任务就是育人，不能花过多的时间做活动，做产品。”他说，导师即使在作研究、拿项目的同时也要清楚，自己这样做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学生。
 
在具体培养过程中，李建中认为导师有责任为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培养环境。所谓的“培养环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良好的实验环境，要为学生创造一片可以安心作研究的天地；另一层含义则是学术环境和氛围。”他说，如果在一个团体中能形成一种向上的风气，所有人的追求都是创造出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对培养研究生是大大有利的。“中国的学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聪明的，只要给他们创造足够好的环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肯定能出来好的结果。”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申请项目对每个人而言都很重要。但在获得科研项目的同时，导师也要考虑该成果是否适合培养研究生。“我们拿项目的目的如果单纯为了经费的话就很麻烦。有些工程项目可能对培养研究生并没有用，而且还要大量研究生将精力投入其中，真正的培养工作就很难做好。”在李建中看来，以基础应用型为主的研究比较适合培养博士生；以工程应用型为主的项目则比较适合硕士生培养，高校应坚持不承担或少承担产品型的项目。而在申报时间上，他表示一般项目最好5年申请一次。“项目不要太多，钱不要太多。否则运作这些项目就很麻烦，导致师生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李建中表示，要培养高质量的博士生，导师必须要立足于学科前沿。“导师要看书，不能整天在外面跑。否则没有时间读文章，如何知道科学领域的前沿是什么样的？又如何给学生很好的研究问题，怎么能给学生指出正确的科研路线？”当然，导师在熟悉本领域前沿，做好“教练员”的同时，也要学会做好“运动员”，即要与学生一起研究。“特别是年轻导师，不能过早离开科研第一线，那样的话无论是对博士生培养还是自身的学术成长，都相当不利。”
 
在讲话中，李建中特别强调在处理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应避免两种误区，即雇佣关系和“放羊式”关系。前者是指导师申请大量课题和科研经费，“雇用”学生作相关研究。甚至采取打卡，按时上下班等形式进行管理。在这种误区下，教师很难对研究项目是否适合学生作出明确判断。“有些任务适合研究生，但有些并不适合。最终研究生成为实际上的‘工作者’，这很不好。”而后者则是一名导师招收几十个研究生，甚至上百名研究生，这显然无法做到根据学生特点，有的放矢地培养。李建中表示，如果招收博士生，一名导师每年的招收名额最好控制在2名之内。
 
优秀博士培养的疑问与思考
 
在此次会议上，主办方专门设置了现场提问环节，围绕优秀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一些高校老师与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困惑，而与会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与答案，同样引人深思。
 
问题一：虽然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优秀博士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我认为还应该有个问题，那就是“优秀导师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刚刚在演讲中，李建中老师说到导师应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当这与现行的考核制度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第二个问题，如果碰到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开始时也很想做科研，但最后却脱离科研去做其他工作。那么作为希望他能留下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办？
 
赵耀：与国际相比，我们在博士生培养的环境、制度方面确实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比较折中的方式。在课题组里面，我会以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去做事情。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研究课题等外部支持，所以我也要考虑一下外面的各项指标。大环境无法改变，只能在小环境里作一些改变。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做事情一定要严谨，但也要考虑毕业条件等外部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学生必须要严谨地工作，这对于他以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周志华：你提到的这种学生我也遇到过。面对此种情况，我会马上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单位，让他出去工作。我们有很多很好、很聪明的学生，但不一定都要跟着老师作基础研究，任何行业都需要聪明的学生。如果学生真的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话，可以创造条件让他继续做下去。但如果他不想做了，那就让他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
 
我认为，导师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人，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才能。如果学生真的对科研没兴趣了，老师硬把他留下来，很可能会多一个三流的研究者，却少了一个天才。我觉得，让学生追求他们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李建中：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确定要读博士的学生都是会读到底的。但工作确实是重要的问题。我会帮助我的学生找工作，但我首先需要知道他将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学生，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帮助和建议他们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工作。
 
问题二：在周志华老师的发言中，提到在美国26岁的学生就已经能够成为产品经理或作出很多研究成果了。而我们有些博士生在国内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一旦出了国就会有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我相信这两个现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除了学生自身素质外，在科研环境、导师、学术氛围等方面，国外和国内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李建中：首先，我认为在很多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论文；第二，就我所在学校的情况来讲，与国外学生相比，我们的学生并不太用功，花在科研上的时间较少。比如在美国，学生做科研的动力会很强。尽管在美国不发表论文仍然可以毕业，但是没有人愿意不发表论文就毕业，因为那样的话找工作就会很困难。而在国内，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学生就会比较散。如果每天不能保证10个小时以上工作时间的话，要想做出好的成果是很难的。
 
周志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企业界表现出色的博士生，从大学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博士生。从科研的角度，大学培养出的优秀博士生一定是能走在前沿的、作创新性研究的。但是创新性的成果在研究者身边的环境里不一定能得以应用。第二，即使在美国，很多人之所以在工业界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有些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已经在作最前沿的研究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一旦有些学生意识到了这些成果价值并加以应用，就可以取得成功。所以，很多优秀企业的创新源还是在高校的研究者那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内地与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高校相比，无论在选题上还是环境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从内地到美国去的学生往往是已经被培养了一半的学生。中国导师接收的是对科研一无所知的学生，而美国教授得到的却是很好的“半成品”，甚至已经接近“成品”了，当然做得更好。
 
赵耀：我认为，实际上国内的体系、评价指标、制度是无形的推手。如果有能让大家做好本职工作的机制来引导的话，我们自然会向着更深层、更本质的、更能解决问题的方向去作研究。中国不缺乏聪明的学生，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如何让大家去做更实质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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