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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孙昊牧 记者 李虎军】《财经》记者从昨天（7月8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获悉，心理学家全面介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时勘告诉《财经》记者，他从去年起就开始为北京奥运会服务。

　　时勘在此次大会所作的报告内容，即与奥运安全有关。

　　这位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心理专家表示，北京奥运会期间，民众的心理行为能否保障大会圆满成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实际上，人文奥运首先取决于管理者、运动员和观众等奥运参与者的心理行为和谐。因此，需要根据民众心理行为规律来调整管理对策。

　　时勘称，北京市政府在各个领域相继建立了应急管理系统，为保障社会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应急管理体系主要按政府职能部门归口管理，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在关键时刻往往难以发挥作用，这也是世界各国应急管理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

　　对于奥运来说，涉及天气、生命线、食品、交通、水电、赛场等诸多问题；而所有不测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共同涉及的是对于系统中人的心理行为的预测、识别与引导。

　　具体说来，赛场行为、道路交通行为、跨文化交流、环境适应行为、危机管理决策等心理行为问题，都与奥运安全息息相关。

　　以赛场行为为例，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因体操单杠裁判不公引发观众骚乱，观众对裁判评分不满，报以长时间嘘声，并起立抗议，致使比赛中断近十分钟。

　　时勘指出，赛场群体性暴力行为的根源之一，是人们将体育运动作为宣泄的途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能量，包括过剩的精力、不满、愤怒、压抑等；像足球这样激烈的运动，就为人们的宣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释放通道。

　　观众对一个运动员、一个队乃至国家的认同越强烈，就越容易卷入运动暴力，因为这种强烈认同会严重影响个体的知觉，从而出现很多知觉偏差或者归因偏差，最终导致愤怒，即认同联结。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多数人会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但不能触及他们民族自尊的底线。

　　在群体情境中，个体不容易被注意到，就更可能卷入到冲动性的越轨行为之中。从众心理等也很容易影响个体的行为。电视转播主持人的倾向等因素可能会对观众有大的启动作用，如果在转播中鼓吹对抗，观众可能更表现出敌意和暴力。

　　此外，如果双方观众在政治意识、价值观、文化方面存在敌对性认识，比赛的结果更容易加剧双方的敌意。

　　因此，时勘认为，针对奥运赛场可能发生的冲突预兆进行分析，根据运动员、场馆人员、防暴人员和普通观众的行为特征，编制各种应急预案，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等措施，就能有效地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即使一旦有意外情况，也能理性应对，把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

　　他举例说，减少去个体化倾向的措施可以包括：增加安全摄像头，赛前在大屏幕上展示抓拍的观众镜头，暗示个体在监视范围中；采用实名购票、入场签字；对有犯罪前科者等重点人物进行监控与处置。

　　时勘还说，在公开场合多采用女性担任防暴人员，比如让她们以礼仪小姐身份出现，更容易隐蔽，对赛事的影响也会比较小。

　　时勘所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签订了协议，将对奥运报道主持人等进行心理培训。

　　实际上，针对北京奥运安全，心理学家已经提交了总体的管理对策建议。

　　其中，汶川地震对灾区民众乃至很多中国民众的心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时勘及其同事认为，要根据人的创伤后心理障碍的规律，在舆论宣传中，要避免在短期反应阶段中民众认知归因的极端化，把群众对于汶川地震灾难责任、人为因素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战胜困难、团结一心，迎接奥运的积极方面。

　　同时，应借鉴国外奥运安全管理经验，加强北京现有的18区县民众心态调查网络，通过系统的北京市民心理行为状况调查，为决策提供依据。

　　在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市减灾协会支持下，时勘及其同事已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在2500多名北京市民中进行过问卷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表明，民众最担心的三个方面分别为交通拥堵、公众文明和恐怖袭击。

　　开展符合民众心理需求的宣传活动，针对高层管理者危机决策、反恐防暴人员、交管人员、场管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等的危机应对和跨文化沟通等培训，也至关重要。

　　此外，奥运志愿者也可在奥运安全方面起到民间协助作用。2008年6月，由时勘担任主编的《志愿者服务心理指南》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被作为奥运会志愿者的工作读本之一。据悉，奥运会志愿者的心理培训工作仍在进行，但仍然比较缺乏有经验的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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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有关如何举办一届有特色的高水平奥运会成为了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在北京市政府加大力度进行硬件建设并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同时，作为一名东道主，在心理行为方面，你准备好了吗？

7月9日14：00，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时勘教授做客人民网谈“民众心理与奥运安全” ，欢迎关注。

直播网址：http://scitech.people.com.cn/GB/61045/71078/12637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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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合作 发展
——中科院研究生院国际化拓展
 
在有过外交官经历的朱相彬看来，“弱国无外交”同样适用于高校——“弱校无外事”。
 
强校建设过程中，国际化程度是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自1978年始建，中科院研究生院就一直着眼国际，坚持开放办学：1980年正式招生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成为打破中西方科教界长期隔离状态的壮举；自费留学潮也在同一时间滥殇于中科院进而扩展到全国。
 
30年间，研究生院背靠中科院这棵繁茂大树，在步步逼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也日渐丰富而多元，由最初的简单工作逐步转变为多职能、多手段、多方向的综合事务，由原来只重视“迎来送往”的数量的粗放式管理，转为重视效率、服务及综合资源利用的“集约式经营”。
 
“无国界”的校园园区
 
“我在这里感觉比在家里舒服。”6月16日，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一办公室，来自巴基斯坦的博士生Manzoor Elahi笑着对国际合作处的李莉老师描述他现在的状态。他长着典型的中东式的超高鼻梁，脸上有他们族人特有的宁静神情。2004年末，他任职的巴基斯坦高校派员参加国家代表团来华考察，后决定与中科院研究生院合作培养，由巴基斯坦政府出资，派遣一批学生来华攻读博士学位，他幸运入选。
 
Manzoor告诉记者，巴基斯坦气温较高，日常温度能达到45～51摄氏度，中国的气候让他感觉很舒服。同时，研究生院对生活和学习的细节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各处古迹，触摸中国文化；导师的指导也很细致，亲自带他参加各种学术研讨，并帮他翻译。
 
他偶尔也步出校园，去体会北京的“胡同文化”。不过，语言成为他的主要障碍，尽管入学时学校曾开设半年的汉语课程，但对从零开始的他来说，“要是延长到一年会更好”。
 
截至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共招收来自22个国家的143名留学生（27人已毕业），分布于41个研究所，还有来自我国港澳台的累计92名学生（46人已毕业），分布于9个研究所。
 
“所有留学生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李莉说。留学生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当地学生有很大差异，同时还存在语言障碍，国际合作处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给他们营造无国界的生活和学习氛围。
 
在2004年朱相彬任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处长前，李莉已在此工作了一年。那时，处里只有包括她在内共两人。2003年，刚刚更名两年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才刚刚起步，工作内容仅涉及人员出国（境）手续办理、来访接待、外教、留学生招生启动等。至今，各种类型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正稳健实施并不断推进，工作领域逐渐拓展到留学生的培养体系、管理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工作）、国际学术交流的组织与服务、涉外智力引进、国际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以及教师出国培训等。
 
“大国际化”的概念
 
朱相彬认为，判断一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如何，不应简单以留学生占学生总数比或以送出的数量作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几点：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的数量及质量；国际合作的教育科研项目的数量及层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的频率及层次；留学生数量及“送出去”的数量。
 
朱相彬说，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水平总体上超出我国许多，而基础研究对人才培养极其重要，只有身临其境，受教育者才能耳闻目睹，亲手实践，获得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难言知识”和“技术诀窍”，从而推动知识的国际转移，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水平。
 
2002年11月，中科院研究生院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签署备忘录，双方联合培养研究生。
 
同年，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访荷后，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开启了与中科院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项目，由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在8年内每年资助至少145200欧元，由KNAW与中科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每年不超过6人，博士生研究的一部分在中国完成，一部分在荷兰完成。
 
2005年，在研究生院的组织协调下，3个培养单位——中科院数学所和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两个项目成功入选“中—德国际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目前已有近30名德国学生来院相关培养单位进行短期学术交流。
 
也是从这年起，研究生院与东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东京大学学生论坛，2006年起，由于有新的国家的高校参加，更名为国际学生论坛，至今已举办4期，共有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6国的数百名学生参与。
 
正在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还包括，中科院研究生院—澳大利亚BHP Billion（以下简称BHPB）研究生奖学金项目、中科院研究生院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学术研讨会项目等，惠及全院3万多学子及导师。
 
利用发达国家教育资源相对过剩，研究生院争取了一系列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目前已先后和世界其他知名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了稳固的学术及教育联系，如德国马普学会、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会、荷兰皇家科学院、澳大利亚科学院、日本学术振兴会、巴基斯坦国家工程和科学委员会和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
 
2004年至今，研究生院共接待境外来宾2000余人次，聘请外国专家45人次，授予外籍知名学者18人为研究生院名誉教授、3人为顾问教授，邀请美国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百事公司总裁努伊，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朱棣文等国际知名人士来院访问交流。
 
同时，研究生院主办或承办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包括第35届国际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第3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第7届国际计算科学大会等。
 
2006年起，研究生院与BHPB公司合作举办了“职业生涯与发展研讨班”，每年一期，在不同地点的3个培养单位举办，邀请3位外籍专家、3位国内专家作报告，旨在通过研讨班这个平台，让专家与学生互动，使学生有所收益，给未来职业甚至一生的发展作出清晰的规划。
 
让朱相彬印象深刻的是，澳大利亚两院院士、BHPB前副总裁Bob丰富的学术背景和职业经历。在首期职业生涯与发展研讨班上，Bob介绍说，自己早年为物理专业背景，后来成为化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以后又被BHPB公司聘为企业的副总裁。
 
“在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下，他的思维方式、对人生的理解、对职业生涯的选择与规划和中国的专家肯定不一样。”朱相彬认为，引进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也是国际化的一种体现。
 
朱相彬认为，大学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特征，一流大学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应该是学校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应当是服务、研究和战略咨询工作的延伸，成为学校发展的“推进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呈现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李爱华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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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时勘谈灾区重建：
自然灾区心理灾区与经济灾区要分别对待
 
“根据一些调研结果，我觉得，当前灾区重建工作要从整体的角度，澄清自然灾区、心理灾区和经济灾区这几个基本概念，这是我们重建工作的理论依据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时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提出要首先解决心理灾区。
 
6月14～16日，时勘第二次赴灾区，考察了北川、安县、绵阳、德阳等灾区的现状，对于灾区重建，特别是企业重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其间，中国科学院预测与决策中心、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了“灾后重建规划与管理”研讨会。该研讨会主要针对自然灾区、经济灾区等关键概念、灾难后受灾群众短期的应激性反应及其对于四川灾区重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针对灾区重建中特殊人群，如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的救助，农村重建的互助行为，外地迁移者、投亲靠友者的心理适应，特别是灾区企业重建、员工的社会安全与领导决策问题。
 
“我第二次去四川考察发现，接受救援的心理辅导非常重要，比如，农村的互助救援，村干部的组织、激励都非常重要，有了干部带头，群众才不会仅仅限于‘等、靠、要’。国外企业灾后重建的很多研究结果都告诉我们，灾后员工很可能更多地对于企业提出薪酬要求，等候更多的救援，而在主动性、绩效任务方面，希望组织降低要求。而积极主义导向的组织文化的建立是尤其重要的。目前，我们正在与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开展合作，就灾区员工的心理援助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我以为，这也是企业重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时勘说。
 
首先重建心理灾区
 
自然灾区主要从自然灾难对于所在地区造成伤害的严重性来界定灾区的损失程度。地震灾害更多地考虑自然伤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程度，因此，关心灾区重建更多的是灾区民众的生活安置，如何重建家园、如何解决居住地人员的生活条件和病人救助等。时堪认为，自然灾区的重建首先应考虑到心理灾区重建。
 
对于受灾群众而言，伤害不仅是生理方面的，更是心理方面的，这种疾病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一种由重大灾难引发的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者闪现，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人们在生命受到威胁或者严重伤害、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容易发生这种心理疾病。
 
无论是创伤的受害者，还是看到创伤情景的人都可能患上PTSD，患上PTSD的人也可能同时患上其他心理疾病，如重度抑郁，物质滥用和性功能障碍等问题。PTSD发生率为1.5％～70.0％，一般范围是20.0％～30.0％。唐山大地震PTSD发生率为18.48％，延迟性PTSD发生率为22.17％，地震所致孤儿中PTSD总发生率为23.0％。
 
根据历次地震情况，时堪认为，本次约有15%～20%的受灾人群需要接受心理援助，其中约有5%的人需要长期救助。如此计算受灾人群中有200万人需要心理援助；如果针对死伤者家庭成员和劫后余生者，也将有至少数十万人需要专业性、长期性的心理援助。
 
专业队伍供不应求
 
与心理援助的需求相比，我国持有心理咨询师执业资格证的专业人员数量有限，即便加上心理学研究生数量也不足。据介绍，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正在作系统规划，并开展具有长远发展效能的本地心理咨询专业队伍的培训工作。
 
时勘说：“灾后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期心理援助特别重要，如果一些问题不能在这个短期反应阶段得以解决，这些心理障碍可能会发展成特质性的东西，在未来的生活中，一旦出现新的生活事件带来的刺激，可能会激发新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一阶段的‘心理灾区’问题尤为重要。”
 
他建议多层次、多角度、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从国家层面，可以由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建国家应急心理援助队伍，根据国内外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紧急需求，接受国家突发事件总指挥部统一调度，解决应急问题和培训问题。组建国家心理救援应急队伍。当突发事件发生后，除了专业的消防、安全等方面的救援队伍奔赴灾区，国家的应急心理援助队伍也可以奔赴灾区，进行指导性服务。
 
其次，各省市心理学组织和全国学会的专业委员会，要根据事件的专业要求和地区要求来协同配合，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从长效机制建立的角度出发，把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持久地开展下去。比如，国内有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主要涉及与灾区重建有关的社会心理援助、特别是重建企业的员工、管理者的心理援助问题。
 
根据国际惯例，在灾区重建服务中，员工援助师的专业服务是重建心理援助的核心服务任务。员工援助计划是一项为员工个人、管理者、组织提供咨询、帮助、解决员工各种困扰、提高工作效率的服务领域，员工援助师就是专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新职业，其工作职能主要涉及服务对象的个人生活、工作问题和组织发展等三方面问题。时堪介绍，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四川灾区全面展开。
 
心理救援人员也有创伤
 
心理援助人员作为灾后救援队伍的组成部分，也有可能形成替代性创伤。比如一些北京市去灾区救援的人员，从首都机场返回单位的途中，见到迎面来的救护车，就会很自然地说出又是一批死难的病人去殡仪馆了，其实，他们已经不在灾区，但是，数周的救援工作留下的印象还挥之不去。
 
时堪说：“救援人员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心理上也受到影响，而且持续的时间和周期长，对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干预难度并不比受灾群众低。最好的方法是防患于未然，因此，建立救援人员心理健康援助系统，对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综合干预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救援人员心理健康援助系统一般包括：救援人员的关键生活事件分析、救援人员的压力源诊断、心理健康的培训和康复模式、救援人员心理援助的效果评估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建立对于帮助救援人员面对各种复杂的压力情境是有显著效果的。
 
“我们目前已经建议各地政府，在救援人员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前，提供3～5天的救援后恢复培训，相关的培训手册、方法和评估系统我们正在建立之中，也欢迎社会各界以及专业人员的参与。”时堪说。
 
支援经济灾区
 
“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全国各省根据中央政府的部署，采用了对口支援的方法来帮助四川灾区的建设，比如，广东对口支援汶川，北京对口支援邛崃，这对于遭受地震灾难的四川各地的经济重建非常必要；但是，四川人民自己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也要振作起来。现在的灾区重建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时堪说，以绵阳地区为例，这是国内一个重要的工业发展区，如果受灾能够分为自然灾区和经济灾区，这里按照经济灾区计算，是最大的经济灾区，更需要全国在经济灾区的重建过程中进行扶植。
 
经济灾区与自然灾区的概念的改变，可能带来一些重建战略部署的根本性改变。时堪分析，首先，从国家灾后重建的布局方面，要把绵阳等经济发展地区因为地震灾害破坏带来的损失作为援建的主要目标，通过地区企业发展战略的分析，把一些与四川灾区重建直接有关的产业基地建设在这些地区，包括短期见效的高新技术投入；这样，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使得自身的造血机能发展起来，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方面，要充分相信四川人民经历地震灾害之后，心理状态的积极变化，使他们更加珍惜发展机会。不要完全把自己的发展依赖于外部，而是要尽快激活内部的作用机制。
 
    (作者：王莉萍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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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都很关心动物异常等前兆现象为何没有作为地震预报的依据，我们主要从地球物理学来分析和预报地震，而得出地震预报来是世界性难题，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地震研究进入一个死胡同？” 

　　面对台下听众尖锐地提问，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回应。 

 　滕吉文说，地震发生前有很多前兆现象，比如网上有人说蟾蜍遍地跑、鸡飞了、猪不进圈了等等，在每一次地震之前都会有异常现象产生，但并不意味着每次异常现象的发生都直接的与这次地震的发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科研人员必须对其进行筛选，甄别这些前兆现象里哪些是属于真实的、哪些是属于比较可靠的、哪些是属于不太可靠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加权研究，才可以判断哪些前兆是属于规律性的，可供我们在地震预测时进行参考的。 

　　滕吉文表示，大地震之前前兆现象的研究，现在仍处于对各个震例进行总结研究阶段，缺乏建立地震发生的理论所必需的切实可靠的经验规律。大地震具有非频发性，大地震复发时间比人的寿命、甚至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要长得多，限制了作用一门观测科学的地震学在对现象的观测和对经验规律的认知上的进展。 

　　“地震预测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而必须是多元化的。”滕吉文分析说，地震的产生有很多的背景，比如说地质构造背景，是在什么大地构造环境下产生的；又比如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深部的物质和浅部的物质有没有活动；再有就是在这些地区有没有深部的物质上涌，比如说岩浆热流物质上涌，导致可能有电磁波辐射使得这一地区某些动植物发生异变。由于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必须多维地去汲取这些有利的、可靠的信息，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和各省地震局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综合性研究。 

　　“为什么气象预报，从最初看蚂蚁出洞，燕子低飞判断会不会下雨，到现在可以利用卫星技术进行准确预报呢？”滕吉文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震预报将来也会逐步走向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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