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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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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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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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流的人才是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同时兼任中科院研究生院院长的他还强调，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是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白春礼指出，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成立5年间，招生规模大约以每年22%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开始稳定规模，该院2006年的招生规模与2005年的招生规模已经基本持平。“这是我们由扩大规模向提升质量转变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他对中科院如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以及对导师和研究生的期望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完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 白春礼认为，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就要努力完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他说，这一体系包括培养体系、管理体系、监督体系和反馈体系四个方面。 白春礼第一个谈到的是培养质量体系。他强调，在生源质量稳步提高的基础之上，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提高研究生质量的根本措施。 白春礼说，首先在观念上，无论是中科院研究生院还是各个培养单位，无论是导师还是研究生本身，必须明确培养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其次，要做好课程教学与论文研究的统筹安排，重点提高博士论文的质量要求，加强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再次，应该健全课程教学，健全研究生科研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的支撑体系。“研究生院更名成立以来，校园文化的氛围较开始阶段浓厚了许多。各种讲座、书法艺术类比赛、科苑星空BBS，都给校园增色不少；还有我们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经过几年努力，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品牌。” 白春礼还强调，要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制度化管理，探索可行的分流淘汰机制；建立起新的招生考录制度和助研、助教、助管的三助制度。“三助制度，我院提出得很早，但实际上落实不是很理想，还不够规范。” 白春礼第二个谈到的是质量管理体系。他说，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是一种过程管理，我们要在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实验室实习、学术讨论、中期考核、论文开题、论文撰写、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学位申请评审等各环节建立质量标准及考核方法，为分流、淘汰机制的建立打下科学有效、公正公开的制度基础，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激励研究生们努力向上的竞争机制。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监督体系，白春礼认为，这方面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招生录取质量、学位课质量、论文质量、导师质量、学位授予质量五个方面的监督上，其过程要体现法制性、民主性与服务性，要有制度的保证，要有师生的参与，要能真正服务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白春礼对完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反馈体系也发表了看法。他说，这种反馈应当是一种多信号的反馈。比如开展教育评估，就要公布评估结果，要建立表彰激励的机制，并且要和资源配置包括经费、招生指标、学位点增设、学位授予等挂钩，要和研究所的整体评估相挂钩。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要成为知识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之一。 导师要坚持育人为先 白春礼认为，研究生阶段是一个人走向科学生涯的重要一站。“现在的研究生都很上进，具有很强的竞争意识，有很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自信、自尊，但有时候也会有一点自赏、自傲。怎么让他们的优秀品格和个性得以正确发挥，如何让这些热血青年得到科学研究方面的真才实学、锤炼为人处事的优良品行，为未来人生铺平道路，是我们每一位导师的职责。” 他指出，作为导师要教书育人，不能仅仅在科研上作出指导，而是要育人为先。 白春礼说：“就个人来讲，我从未将自己的学生当成劳动力，认为学生来了就是为我干活的。”他认为，导师应当做好下面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引导研究生制定明确的阶段目标和长期目标，即要有理想、有追求。“目标使我们工作积极向上，看清自己的使命，目标使我们善于把握自己，面对现实。合理的阶段目标使我们永远有动力，长远目标使我们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他说，培养研究生，就要充分开发他们的潜力，指导他们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做好定位，使其学会浏览科学前沿领域，把握科学脉搏，抓住科学机遇。同时，作为导师要鼓励研究生正确处理科研热点与个人特长的关系，最好能将个人兴趣、个人特长和科研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的学生如果在科研工作中对别的科学领域发生了兴趣，我一般都会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更多地进行自由探索。” 其次，要指导研究生对论文目标和研究范畴进行适当的选择。白春礼说：“我在指导研究生确定研究目标和论文题目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他的相关基础、个人能力和时限性。”他说，在研究生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导师要对研究生进行扎实训练，使他们在知识积累和成果产出方面都有进展。如果可以，要尽量指导他们做出有深度的工作，取得有水平的成果，而且这个成果一定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另外，就是要善于和研究生交朋友。白春礼说，共同的科学追求为导师和研究生创造了缘分，在科学探索的生涯中师生的友谊将会永存。“我的一些学生无论是已经毕业了10年、15年，虽然只是共同相处了3到5年，许多人还是在国外，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他们回国经常看看我，我去国外时也看看他们。我觉得作为导师最亲切、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光。导师和研究生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师生关系，而且也应该有一种朋友间的情谊。” 研究生要强化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培养 白春礼指出，研究生在求学期间，应该有意识地重点加强两个方面的锻炼和培养： 首先是学习和思维方式的培养。他说，研究生学习不能满足于教科书或者传统知识，而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要学会从不同角度反复理解新的知识，注意学习他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要勤于思考，要善于总结和比较。“要主动发现科学问题，我院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所以要注重凝练科学问题、分析科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 还有就是基本技能的培养。白春礼说，技能和经验的积累是创新的基础。除少部分理论研究外，自然科学研究很多是要通过实验来完成的，所以研究生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学习新技能，注意基本技能的积累。而且，研究生学习的时间比较短，在学习先进技术方面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大力气去钻研，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 白春礼还指出，现在研究生的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受传统学术思想影响较小，正是出新思想、新成果的最佳年龄阶段。“中科院的研究生既要敢于研究新的理论、学习新的技术，也要注重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常常是理论创新的前奏。研究生要主动加强与优秀的科学家、技术专家的交流，要敢于和成功者接触，学习他们的科研精神和成功经验。” 帮助中科院研究生应对就业压力 白春礼还特意谈到了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科院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他说，中科院以往的研究生没有任何就业压力，也没有一个指导研究生就业的恰当的体制和机制，基本靠研究生自身去寻找工作。但是随着连续几年扩招，中科院研究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加上社会的大环境，这一问题在近年来开始有所显现。现在虽然研究生院和许多研究所已经开始加强就业指导方面的工作，但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我们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渠道，使学生有所选择，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研究生就业和择业的指导和引导。” 白春礼还指出，在中科院将来的招生工作中，招生名额的调整可能要与学科领域的学生就业情况进行某种程度的挂钩。不能说因为有课题需要、因为有经费支持就大量招生，而对学生未来的就业考虑得却很少，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院培养的研究生有90%以上要向院外系统输送，所以希望各培养单位和导师在考虑招生计划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就业问题。” (来源：科学时报2006-04-26　肖洁 贾宝余 魏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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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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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妙语连珠，就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学术道德、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等话题和前来参加论坛的大学生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解决科研老板的问题，要让管理更加规范和透明” 在有大学生问到目前有些科研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待遇和项目挂钩等状况日益催生出一种新生事物——科研老板的现象时，路甬祥院长回答说，对科研老板，中国科学院历来都是反对的、不提倡的。 “我们所提倡的是，领衔的科学家要为科技创新作出实质性的、关键性的贡献，组织其他的科学家以及研究生共同为完成科学项目作出贡献，而不能成为科技老板。”他说，非常反对极少数的人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不合理地占有科技资源，然后采取分包的办法来完成他的科研任务，而自己并无实际的、关键性的东西。 他希望今后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培育一种精神，培育一种文化。要倡导高尚的科学道德风范，创造严谨的、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一方面要从管理上入手，使管理更加科学、民主、规范、透明；另一方面，要从文化建设、舆论监督、科研团体内部的民主监督建设入手，使得这样做的人没有市场，受到科学界内部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对于严重的违背学术道德行为的，甚至是违背法律与政策的，一定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依法处置。 “不是竞争过多，而是竞争不够公平，还有许多恶性竞争，破坏了和谐发展” 有学生提出，科学研究不是很功利的事情，需要厚积薄发，不可能把某一个科研成果的取得限定在三年或者是五年当中，希望给予失败更多的宽容。 路甬祥说，我们需要宽松的环境，但也要不断地求索，也面临着社会、人和自然既和谐又不可回避的协同、竞争、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未来的创新环境应该是一个既是和谐的，同时又是不违背竞争，鼓励竞争的这样一个创新环境。 “中国现在缺少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是竞争过多，我觉得是竞争不够公平，竞争不够透明，还有许多恶性竞争，破坏了和谐发展。”他拿基础研究为例说，基础研究的本质就是要发现问题，但是技术研究也有一条公理就是选择优先原则，看谁先发现新现象，谁先发现新物种，全世界就承认他对人类的贡献。你慢了是不行的，还得要快。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不能把宽松和谐和竞争、紧迫感、危机感对立起来，应该辩证统一起来。 他说，目前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为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关系的问题。比如说，要进一步减少因为年龄，因为性别，因为资历的差别带来的种种不平等；也要进一步减少因为你所在单位的声誉，你自身的地位而造成的不平等。实际上，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机会，但是人类在诞生以后，就是不断地竞争、协作，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协同进化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华民族除了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外，还要不断告诫自己，我们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有竞争的意识，要有合作的意识。 “健康的发展模式应该把知识、资本、人才和企业力量结合起来” 在回答中国科学院的成果如何形成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时，路甬祥说，不能指望科学院大部分的成果能够在科学院发展研究阶段就成为产品，成为竞争能力，但是它起了一个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工作的作用，它的转移、转化是通过人才转移，通过知识转移，通过成果转移，又由企业最终去完成，成为产品和社会竞争力。 对企业而言，创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像河水一样，只有上游有水，下游才可能有水。我们可以引入一些原始性的知识和技术，但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融合转移速度加快，当你要引入，能引入的时候，往往这个技术已经并不是最前沿、最先进的了。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形成现实的竞争能力。 科学院过去20年也做了不少努力。到去年年底，科学院通过技术转化形成企业销售已经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数量也不少。但中国科学院健康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把科学院的知识、人才和社会的资本、精英管理人才和企业力量结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更加有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最近几年我们把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过多地支持科学家带着成果去滚动发展，而是更多地支持科学家要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成果，包括自身奉献给社会，进入到企业，参与社会化的知识转移和转化，看来这个效果也是好的。 “评奖不要过多过滥，奖励过多，模糊了科学的本来面目” 现在学术需求的增长远大于学术供应的增长。高校扩招，经济迅速发展，资源相对短缺，造成学界很大压力，转型期社会的浮躁，使很多学者也很浮躁，为了学术生存和早日完成学术上的原始积累，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高素质人才也跟着被迫浮躁。 在有学生问到如何看待高素质人才被迫浮躁的问题时，路甬祥回答说：“对于当前学术界出现的浮躁问题，我觉得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术界、社会、政府、舆论等各方面要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他说，由于资源的短缺，过度的竞争也会引发浮躁的情绪。制度的不规范、不透明、不够民主和科学，包括评价体系，资源配置等方面，也会造成和诱发行为的不端。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有我们从小对公民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认识科学的本质，树立现在胡锦涛总书记总结的“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可以抵御很多浮躁的思想。所以，我们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社会的基本文化做起，从我们每一个部门的政策规范来做起。 “比如奖励制度，是不是要评那么多奖，国际上好像并没有国家设立那么多奖。”路甬祥说，其实要奖励真正对国家、民族、人类有科学贡献的人或者是有非常重大技术贡献的人，一般的技术贡献应该由市场来回报他。一般的科学贡献，他发表了论文，他晋升了技术职称，他在学术界求得了一个新的岗位和地位，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回报。现在搞了很多人为的等级，人为的奖励，使得有一部分同志模糊了科学的本质，模糊了技术的本质，以为只要获了奖就成了科学家，以为只要获得某个等级的奖贡献就大了。其实这不完全是等价的。而且许多的评价、公正客观的评价是要由历史和后人来评价的，并不是当代就可以评价的。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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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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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郑必坚 四川富顺人。1932年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职务。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志和我共同发起了这个论坛，历时三年，先后举办了37场专题讲演。这些讲演实质上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道路。这个重大战略主题既为国内外战略界所广为关注，也得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论坛举行的第一次讲演会上，我曾说过，要立足于“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科学与人文，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思考国家战略”。三年来，我们从演讲和研讨的实践当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应该是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这样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 作为个人的体会，同时也希望作为一种导向，我今天讲演的主题就是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第二句话，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上半叶的伟大复兴。前一句话可以说是对论坛前三年研讨活动的归结，后一句话可以说是对我们下阶段研讨方向的展望。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 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让占世界1/4的人口都能过上比较富裕而又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许多人关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命题的由来。我认为大体可以说有两个起因。一个起因，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历史经验，从中体认到，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依靠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壮大自己，也不同于某些后起国家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或者是对外扩张来膨胀自己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另一个起因，是为了回答国际上针对中国迅速发展而出现的种种议论，主要是“中国崛起威胁论”，还有“中国崩溃论”。 稍微展开一点，这个命题包括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一般地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应当是泛指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所走的道路。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又是专指由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所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全方位崛起为目标的这样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让占世界1/4的人口都能过上比较富裕而又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这是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老老实实发展我们自己，而不是谋求对外扩张、谋求世界霸权的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基础，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说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的和平方式，从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我们叫做两个市场，来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包括能源，我们叫做两种资源，而不是以海外殖民方式和所谓“大家庭”分工去掠夺别国的资源。这样做就和世界其他的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中国又坚定不移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包括独立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不把包袱扔给别人，绝不给世界制造麻烦。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对内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五，中国这条发展道路的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就是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这第五点也就是我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二句话。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 和平发展，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里一个中心的问题，是“和平发展”和“文明复兴”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们多次说过，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面临三大挑战，这就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话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然而要真正变成全国范围、全体规模和深入持久的自觉行动，归根到底有赖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有赖于最广大人民以文明的方式去正确应对三大挑战。 这当中，最具当代世界和当代文明特点的，就是我们主张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创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而又使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崭新的工业化道路。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这个来应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进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文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这还要求我们超越近代以来后起大国崛起的老路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此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来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以上这三个超越，事情很明白，只有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利成果，才能真正做到以文明的方式去应对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就是说，只有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的中华文明在创新中的复兴，才是我们所理解、所期望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第二，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总是由先进文化引领、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今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崛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20多年以平均9%以上的增长快速发展；而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既有处于意识形态偏见把中国“妖魔化”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文明建设不足引起的问题。后一方面，就是我们自身建设不足的问题，我认为也很值得深刻注意。这是因为，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使中华文明日益向世界显现其亲和力、感召力，则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又一个方面。这里当然包含众多课题，不仅有狭义的文化、教育，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至治国理念、“战略文化”，等等。 说到这里，我还想专门提到一点，就是我们民族心态同中国迅速提高的国际地位是否适应的问题。历史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存在着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两种不健康的心态，长期落后又使许多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进入21世纪，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尤其是在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新进程中，某些历史遗留的不健康心态往往又经由不文明举止行为而被放大了。这些行为不仅会在市场竞争中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合作当中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而且很容易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提供口实。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不仅要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而且要树立起“文明中国”的形象。这已经是一项很迫切、很实际的任务了。 第三，从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只是近代以来落伍了，并为此而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做着强国富民之梦，期间历经艰辛和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的基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的“强国梦”逐步实现的进程，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既不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进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 落实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但决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如果把“和平发展”与“文明复兴”结合起来落实到实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以为，就是我们党从十六大以来，经过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越来越明确起来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但决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要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五大建设的过程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理念。 下面，让我们领会一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首先，是要依靠发展，依靠科学发展。回顾中国20多年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路”。江泽民同志也说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这是解决当代发展问题的前提。传统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以利润为导向，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特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的。而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以人为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特征来实现的。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日益突出的智能化特征、国际化规模和人性化方向，推动科技和人文进一步直接融合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之中，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硬件”因素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力的“软件”因素上。 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要素和作用方式已经、正在并且将继续发生这种巨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完全符合并且准确反映了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特点、趋势和要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二，是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否认矛盾存在和矛盾斗争，而是坚持把和平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继续深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措施，着力改革攻坚，并且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稳健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来妥善解决社会的各方面矛盾，不断保持和发展社会和谐，不断把社会和谐推向新的水平和境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激化各种矛盾。只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安康。胡锦涛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时，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位，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是靠在全社会提倡诚实守信，靠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人做事严守诚信，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更要讲诚信。21世纪中国国民基本素质，不仅应当包括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科学人文素质、基本职业素质，而且应当包括基本伦理道德素质。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项内容，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第四，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时刻，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无论坚持科学发展也好，健全民主法治也好，倡导诚信道德也好，归根到底都是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上来，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和希望，并且经过系统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13亿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因此在继续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把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来。 总之，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长期努力，通过分阶段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复兴不是“文明冲突” 国际上又冒出一个“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绝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说，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文明复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的伟大超越。 历史呼唤我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推进中国社会的自我改造，推进13亿乃至15亿中国人的国民素质的自我改造，还要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改造。这三项改造也可以叫做新的“三大改造”，而且是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础上的新“三大改造”，合起来说也可以叫做新的“一化三改造”。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将贯穿中华文明复兴的全过程。与此相关的课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和持续的探讨。 还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盛举。中华文明的复兴决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冲突，正好相反，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出席APEC会议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各种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本着开放的思维，实现共赢”。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它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共存与沟通，将大大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说明，各种文化、各个国家的发展，只能按照各自的特点和需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模式”，更不应当把什么“理想模式”强加于人。至于中国，我们认准一条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之外，国际上又冒出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又构成“威胁”，叫做“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绝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说，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绝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最后，把今天的讲演做一个归结，还是一开头提出的那两句话，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而和平发展和文明复兴的过程，将贯彻“四个结合”：一个是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第二是吸收世界优秀文明同立足本国实际相结合；第三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第四是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相结合。我认为，这四个结合至关紧要，这四个结合做得好不好关系我们全部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和平发展，文明复兴，中国将以“和平大国”、“文明大国”、“可亲大国”这样的形象出现于世界。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2006-04-16 思想者栏目，节选自郑必坚教授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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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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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0日讯(记者肖洁 通讯员贾宝余 实习记者魏沛)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日前表示，培育一流的人才是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历史使命。他透露，中科院研究生院正积极酝酿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 白春礼在谈到招考方式的改革时说，现行的研究生招生考录制度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确实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招考管理及指标配置的高度行政集权化，考试科目的刻板性及内容的离散性，录取中重分数、轻能力，轻视专家意见，考录中的人才综合选拔标准失衡等等。 他透露，中科院即将进行的改革将扩大导师选择和面试在录取中的权重，要建立起一种机制，杜绝社会上不正之风对录取的干扰，确保在能力面前人人机会平等。另外，考试科目也要改革。除外语、数学、学科基础、专业基础课考试外，还要对考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试，并加大面试的权重。在面试中着重考核学生逻辑思维、分析、综合能力，以及对科学问题的敏锐性及进取心等。 白春礼还提出，目前，学生入学时就确定导师，“一次录取定终生”，能否考虑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导师、学生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再由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他指出，国外有些学校是这么做的。中科院可以先做试点，再根据试点情况考虑推行这种做法的可能性。 白春礼在谈到弹性学制的问题时说，在培养制度上中科院是“两段式”培养模式，希望实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对硕士可以规定最低和最高的毕业年限，鼓励硕博连读和跨学科选修课程，鼓励前沿风险选题和交叉学科选题；博士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缩短或延长学习时间。他进一步分析说，实行弹性学制的现实困难在于住房问题。因为住房紧张，前人不走就无法腾出住房给新生。现在，随着中科院研究生院园区的建设和硬件条件的改善，弹性学制就可以搞得更灵活。 白春礼还提到成本分担的问题。他说，以前中科院并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培养研究生的很多费用已经由课题组、导师承担。从这个角度上说，中科院的研究生培养早已实施了成本分担，但是学生自己并没交钱。他表示，在国家没有明确规定之前，中科院不会对研究生收取学费；并且还要把研究生“三助制度”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一方面要切实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要把研究所和导师给学生的补助由“暗补”变为“明补”。除了国家规定的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给学生的津贴是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作为助研、助教和助管应得的报酬；应该以合同的方式，把学生、导师、课题组、研究所、中科院等各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下来。 (来源：科学时报　2006-04-21 10: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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