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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当前高校教师和研究生花钱发论文的现象，再次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张智新先生也在“红辣椒评论”上撰文批评花钱发论文是我国学术“大跃进”的加速器，并指出有关(期刊)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教育部门和科研部门以及各期刊社应该对花钱发论文的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准根治花钱发论文现象的着力点，花钱发论文最终的根源应该在教育部门，应该在广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只有找准根源才有利于根治，而且现在有很多高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做出反应。 现行的大多数期刊社可能都需要自负盈亏，而大家知道论文从审稿、印刷、出版、发行都需要费用，而学术期刊订阅的人很少，主要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这些收入对于支撑一本杂志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期刊社还有一定的广告收入，但也是有限的，况且含有大量广告的杂志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学术期刊收取一定的版面费用是可以理解的，这可能也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确实有一些期刊为了利益不断扩版或是发行增刊，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买方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症结仍是在论文发表对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包括高校及研究生)的重要性。自然而然，问题也不在于学术期刊的主管部门，因为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期刊出版及发行，他们无法去审查这些学术期刊包括增刊所刊载的论文的质量，当然对于一些非法出版物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取缔。 学术期刊收录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品质的重要指标。教育部对高校评估和学校申报硕士博士点数量均与发表论文挂钩，同时论文发表的数量又与科研人员的职称职务挂高(比如吉林大学“导演”的博导下岗，很大程度上就是论文数量不够)、与他们的年度考核及聘任挂高、与他们的工资待遇及福利挂钩，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论文发表对于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生存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一些学校和科研所把研究生必须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的硬性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没有硬性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进一步加大了论文发表大军，构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使得学术期刊的版面成为了稀有之物。这时市场规律发挥起作用来，随着求大于供，版面费看涨、期刊扩版、增刊增加，此时我们也明白了这些现象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花钱发论文的根源在于教育与科研自身。 　 找准了问题的根源，就能够让我们更快更准的整治和解决问题。但由于我们国情的决定以及当前意识形态的制约，尽管我们知道问题的源头，但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时间。 好在，我们的高校及科研所对于“论文发表”开始有新的认识。我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中科院均对此做出了反应。2005年6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在“关于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中提到：如果没有在正式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完成一篇独立写作，且达到发表要求的论文。该论文由硕士研究生所在的二级学科的3～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认定小组，做出评审意见；论文评审通过后学生即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同年12月，为克服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带来的弊端，北京大学正式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并率先在中文系开展，中文系教师在聘期内只要发表了一篇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经院系学术委员会认定，在相关的学科领域里属于领先地位，对该学者的科研工作就不再进行量化考核。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没有了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只要毕业论文作得好，照样能毕业。人民日报也报道，从今年起，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生发表论文数量不再做统一量化要求，而由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本单位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标准。从要求发表论文到完成达到发表要求的论文，从统一标准到采取灵活机制，都让我们看到了从重数量、重刊物称号到重视学术研究本身质量的转变。 随着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些新机制的推行，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入这个行列，进行机制改革。到我们改革成熟的一天，花钱发论文的现象自然会消亡。当我们由片面追求论文数量转变到追求论文质量，科研工作者将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求自己在学术上的需求，必然会推动我国学术进步。 (稿源：红网http://www.rednet.com.cn 2006-1-11 作者：何益波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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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美国前总统顾问韦乐思博士(W.G.Wells)出现在北京。 “中国各地频发的矿难，其实是一个个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韦乐思用老本行“项目管理”的思维方法，提出了对于各类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管理的建议。 这位83岁的项目管理专家看起来精神矍铄。他曾任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项目计划经理，目前兼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他此言是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首届“应急管理论坛”说的。 韦乐思认为第一步要实现快速反应。他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确定应急管理体系中不同层级的责任人，并进行实时有效的协作，是实现快速反应的前提。而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公众之间的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是实现快速反应的基本保障。 对于政府在危机事件面前的作为，韦乐思认为应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健全有效的应急管理机构。他以美国为例，联邦应急管理署是美国应急管理的中心，此机构从中央到各州，统合了政、军、警、消防、医疗、民间组织及市民等一体化的指挥、调度系统，进行危机管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和标准并保证有效执行。韦乐思认为，应对中国矿难问题，“同欧洲、美国等地一样，中国应在这个行业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加大执行力度，避免官煤勾结等腐败现象”。 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在缓解危机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煤炭的价格比较低，这样，煤炭企业为缩减成本，会降低技术投入。”他说，政府在制定安全标准、强制企业加大技术投入的同时，也应适当调高煤炭的价格，从而给煤炭企业在技术改造方面更大的积极性，以便实现良性循环。 韦乐思还认为“从事应急管理研究的科研机构越多越好”，针对能源、矿业、石油、煤炭等不同问题开展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韦乐思提醒说，应急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个政府、研究机构都不是一个个的孤岛，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工作。他认为中科院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还建议联合国召开应急管理方面的专题会议，总结人类在环境、能源、人口、资源等方面应急管理的经验，并共同探讨当前普遍的问题。 韦乐思提出，提高学习的能力、构建学习型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很重要。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第五项修炼》。 韦乐思指出，人类在长时间范围内较好地应对危机事件是可能的，“在今天的日本、德国、越南，已经看不到战争留下的痕迹，这些国家在修复战争破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人类在短期内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时总是“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这位高龄的项目管理大师还是对人类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表示乐观。 (来源：科学时报　2005-12-14 通讯员 贾宝余 本报记者 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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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在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道出了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两难境地：“加大宣传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不宣传又会给我们带来惨痛的代价。”

    陈建民讲了两个“故事”。1994年台湾海峡发生7.3级地震，波及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在福建漳州震感很强烈。漳州的一些学校，由于平时重视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学生具备基本的地震知识，地震时没有发生慌乱，老师组织学生很有序的疏散，因此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而在距离震中更远的广东某地，也有震感。但由于学生缺乏防震减灾常识，在地震发生时惊慌失措，很多学生拥挤踩踏，甚至跳楼，造成数百人受伤，还死亡3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海。1984年，长江口以东海域发生6.2级地震，上海有强烈的震感，据统计有近百人因为恐慌而跳楼。而1996年11月9日，原地再次发生6.1级地震，虽然也有强烈震感，但由于群众防震减灾意识的提高，没有产生恐慌，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影响。陈建民通过两个“故事”说明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的重要。

    据了解，日本同样属于地震多发国家。2004年10月23日，日本新潟县发生里氏6.8级强烈地震，震源就在城市下方，但只造成40人死亡。这除了跟日本设防水平较高有关外，也跟日本人的防震减灾意识较强有关。由于日本是地球上地震最活跃的地区，日本政府多次修订建筑法规以适应震情，媒体也经常进行大量的防震和减灾宣传。日本还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8月30日到9月5日为“防灾周”，在此期间举办各种宣传普及活动。

    由此，记者想到，我们中国可否也设立一个类似的“地震宣传日”呢？比如将唐山大地震的日子7月28日定为“防震减灾宣传日”，或将7月28日这一周定为“防震减灾宣传周”。至少每年有一天或一周，我们的各级领导，各家媒体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张旗鼓地进行防震减灾的宣传，既可以提高国民的防震减灾意识，也不至于引起百姓的恐慌。国家将积极慎重地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工作，比如正考虑把这方面的工作纳入到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中，入课本，进教室，用一个娃娃影响一个家庭。

    据陈建民介绍，为确保2008年奥运会顺利举办，中国政府及地震部门早已把首都圈地区列为年度地震监测预报的强化监视区。这一地区处于华北范围内，可能有些地震会波及到首都圈1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会把它当成重中之重。当然，震情的判定，地震预报的发布都要通过专家认真研究，整合详实的资料后，经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审定，报政府来发布，任何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来源：科技日报2005.12.12 记者李大庆、姜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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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陆铭琦十二日称，北京市应急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取得包括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在内的多项突破性进展。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专门从事应急管理理论研究的工程应用研究中心、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十二日同步成立，随后举办首届应急管理论坛。陆铭琦应邀在论坛上做主题报告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北京市应急体系建设已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全市应急预案体系共有六十个预案，包括一个总体预案、十八个区县分预案、三十四个专项预案和七个保障预案。 二是初步建立“三加二”的应急管理模式。“三”是指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区县级应急管理机构和十三个市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市级机构重在协调、专项指挥部重在处置、区县机构重在配合；“二”是指分设以“一一零”为龙头的紧急报警服务中心和以市长电话“一二三四五”为统一号码的非紧急求助服务中心。 三是推进以七大应急机制为核心的机制建设。七大应急机制包括预测预警、信息报送、应急决策和处置、信息发布、社会动员、恢复重建、调查评估，涵盖事前、事发、事后各个环节，并将日常应急值守、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和事后调查评估等有机结合起来。 陆铭琦认为，目前，北京进入“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阶段，同时也进入矛盾凸显期和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 “三大奥运(人文、科技、绿色奥运)的前提是'安全奥运’”。这位官员表示，按照“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和“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应急体系建设将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建设五大应急体系，即应急管理体系、应急预案体系、信息共享网络体系、公众报警服务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第二阶段重点是前述七大应急机制建设。 第三阶段重点建设十大基础项目建设，包括建成共享应急基础信息数据库、紧急报警服务中心、非紧急求助服务中心、应急信息异地容灾备份中心、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系统、图像监控和移动指挥系统、城市居民应急避难场所、专用大型设备及救灾物资储备、危险源分布数据库、信息共享交换公共服务平台。(记者 孙自法) (来源：中新社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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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透露，地震部门已经投入经费，启动了专门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系列地震安全工作，范围辐射包括北京、青岛等设有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城市和地区。 陈建民介绍说，我国自行研制的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络，大大提高了地震监测能力：京津唐地区如果发生1～15级地震，地震部门5到10分钟就可以测量到；东部地区和各个省会城市，如果发生15～2级以上的地震，10到15分钟可以测量到；西部地区如果发生4级以上地震，20到25分钟可以测量到。 (来源：12.8大众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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