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细资料
-
作者：王磊
-
分类：报刊精选-old
-
-
点击数：824
高校青年教师是本报一直关注的群体，他们的现状基本可以折射中国当今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而且今天的年轻教师决定着四年后的学生质量和十年后的高校科研实力，如果不能调动他们在教学科研中的主动意识和使命感，对我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实现人力资源强国之梦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是高校行政化、学术不端行为、学霸学阀作风压抑了年轻教师的成长，还是他们太娇气？
左肩教学繁重 右膀科研乏力
“连出租车司机都说教师清闲，一年还有两个假，可是哪个假期，我能闲下来？”32岁的李成抱着不满一岁的宝宝，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忿忿不平。窗外，一阵鞭炮声急赶着另一阵。
寒假，对李成来说，是难得的“整块时间”——不必想着备课，不必接听学生的电话，不必批改作业，不必奔波在老校区到新校区的校车上……终于可以潜下心来，把一年前呕心沥血的博士论文打磨成一部书稿的雏形。
李成的经历颇为顺利，从一所安徽省属高校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再到读完博士，基本上一气呵成。明年，凭借这部专著，他很有可能挺进副教授的职称序列。
不过，在李成这个年龄里，总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读圣贤书，还得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结婚、育子之类的“规定动作”。面对尚在摇床中的孩子，李成还得当起“奶爸”，抱抱孩子，或者替妻子打打下手，除此之外，他就像一只“囚鸟”，每日伏在电脑前，直至凌晨。
“现在连宝宝都养成了晚睡的习惯，陪着爸爸一起熬夜。”李成的妻子在一旁打趣。
“无论如何，这样的生活还是比开学时轻松了许多。”李成向记者亮出了上学期的“劳动清单”：“大一，两门专业课，共108个课时；大二，一门专业课，54课时；学校下属二级学院，一门专业课，54课时；成教学院集中授课，36课时；研究生课程进修班，36课时；此外，指导了10名本科生的论文。”
“学校规定有教学基本工作量，每个老师都要完成，科研也一样。”按照学校规定，在一个学年里，身为讲师的李成必须发表“6篇省级期刊，或者2篇国家一般期刊，或者1篇国家重点期刊”。只有完成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李成才能顺利通过学校考核，拿到全额的津贴。否则不仅收入要打折扣，评职称也会受阻。
近日，记者走访中部几所“二类”高校时发现，不少像李成这样的青年教师处在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下，步履蹒跚，一时找不着北，原本职业的上升期，变成了发展的瓶颈期。在一些软、硬件相对较弱的高校，这种状况尤为明显。
教学任务重 “隐形负担”也不轻
30岁的姜涛在中部一所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院任教。该院历史不长，近年来新添了部分专业，加上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扩招，师资告急，“师生比”下滑。
“教授、副教授的重心放在研究生教学上，本科生教学的任务自然落在青年教师肩头。”姜涛无奈地说，有些年轻同事，甚至还是本科学历、助教职称，就被推上讲台，“原本教学的中流砥柱，却被分流出去”。
尽管已是5年教龄的“老教师”，姜涛每次备课还是不敢掉以轻心，45分钟的课，至少花上两个小时。“学校督导组经常不请自到，随机听课；学生拥有自主权，可以给我们打分，不满意的，甚至直接哄下去。”
“一方面要认真完成教案，应对教学部门的检查，一方面又要创新教学方式，照顾学生的口味。”姜涛觉得，单纯做一个“教书匠”也不容易。
除了挑起大梁，青年教师往往成为教学上的“拓荒者”，有时还被冠以“锻炼新人”的名义。
“学校就是这样论资排辈的地方，老教师一般都拣熟课上，而青年教师经常接新课，有些课程与专业还有一定距离。”自入行以来，不到3年，姜涛已经带了6门专业课，那种感觉就像“看电视一样，在不同的频道间切换”。
“上了几遍的课，自然搭好了架子，备课的时候，无非是修修补补，添砖加瓦，而开设一门新课，等于重起炉灶。”姜涛对此深有体会，“上课就是一门手艺活儿，你不熟悉的内容，必须慢慢学习和消化，自然要下工夫。”
姜涛感到，对青年教师而言，老是换新课，很难出精品课程，对学生也没有好处。“就像挖井，换了好几个洞，每次都是离水源差一点就被迫停了。”
“所以，青年教师的付出，不仅仅是台上的45分钟，还有课堂之外的心血。”姜涛说。
这种感受，同样也属于李成，他觉得，“隐性的教学负担”同样沉重。
李成带有一个大班的写作课，该班有130人，按照每学期3次作业的最低标准计算，他要批改390份作业，需要耗时一周，此外，还要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点评、总结。
有时课后，李成会遭到同学的“围堵”，望着那些求知的眼睛，他实在不忍离去，只能一一作答，尽管他知道早已误了校车的点，回家又得自费打车。有时刚到家中，就接到学生的短信或者电话；晚上打开邮箱，学生发来5~10份邮件，“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渴盼答案”。
“同学们与我们年龄差距小，喜欢和我们沟通，作为老师，怎么忍心拒绝？”不过，李成也有疑问，“既然学校强调量化管理，可是隐性的教学工作，怎么去计算呢？”
没有“传帮带” 高校年轻教师科研难上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里，年届四十的讲师项飞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就在元宵节前，他向自己的导师提交了一份10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次读博经历，在项飞眼里不啻为“一次人生的突围”。
项飞曾经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他毅然辞职攻读硕士，可等到毕业时，就业已不太乐观，自己年龄也偏大，不得不重操旧业，在一所省属农业大学任教。
不过项飞发现，重返讲台时，“时代变了！”——“学校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包括论文与课题两大块，凡事必和科研挂钩，分房子、发奖金、评职称；没有科研成果，好事统统不沾边。”
一开始，项飞也逼着自己到处发论文，申报课题，可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下苦工夫就能奏效的事”。
“年轻老师资历浅，加上学校没名气，即使掏得起版面费，论文也难发；课题得‘碰’，同样还要找人打招呼，否则，谁会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的实力。”项飞发现，周边的年轻同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受挫。
“没有论文与课题，职称上不去，在学校里真抬不起头。”项飞感觉自己一度陷入了这样的怪圈：“课题——职称——教学，三者互相制约、互为因果：没有课题就评不了职称；没有职称就拿不到课题；没有课题和职称，就得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更没有时间搞科研。”
“很多青年教师，都陷在里面，举步维艰，有的人消沉下去，心思放在校外，到处找活儿。”但项飞还算是“有眼光”的，他选择了考博，作为突破。
尽管3年来，不停地辗转两地，“把微薄的收入都献给了铁道事业”，还要协调教学与读书之间的矛盾，但项飞勇敢地熬了过去，即将修成正果。现在，通过自己导师的牵线搭桥，“在圈里混得越来越熟”，项飞拿到了两个横向课题，既丰富了科研成果，也补贴了家用。“有了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应该是早晚的事。”项飞摸着毛发稀少的头顶，脸上露出了笑容。
“就要和那个群体告别了！”想起尚在煎熬的同仁们，项飞不免惺惺相惜：“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硕士刚毕业就搞科研，没有老教师的‘传帮带’，实在太难了。”在项飞看来，那些有科研经验的老教师往往是“各干各的”，即使青年教师被纳入课题组，“也是充数而已，不过，能参与课题，已经要感谢别人的提携了。”
“双肩挑”是必须的 学校扶持是应该的
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职责，大多数青年教师都表示认同，他们热爱三尺讲台，也渴盼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
“对老师来说，教学与科研是天经地义的事，两者相互促进，可就一个人的精力而言，两者有着天生的矛盾。”李成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一直兢兢业业，力求教学与科研都能达到佳境。但是几年下来，日复一日的紧张劳作压得他透不过气，每当期末考核和职称评定时，看到日渐增长的量化指标，他也难免生出倦意：“简直成了教书匠和‘论文民工’。”
工作之外，生活的压力也让年轻的脊梁不堪重负。不尽如人意的工资待遇，也成为广大青年教师难以启齿的现实困扰。
“读博的时候，费用家里负担，在父母的庇护下，没有吃过苦，现在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感到生存的艰辛。”李成感到，“自己的感受与社会的认知，以及家人的期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与对职业的感受纠结在一起。”
作为过来人，年轻的教授徐锦认为，这与学校的发展有关。徐锦所在的学校进入“211”序列没几年，他见证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二类’院校为了扩大自己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不得不通过扩招与加大科研任务的途径，走上研究教学型的发展道路，新增的压力必须分解到每个教师的头上，但他们的待遇没得到相应提高。”
在徐锦看来，“简单的量化管理，是高校管理企业化的表现，看起来目标明确，理念先进，但是教师毕竟不是产品。”徐锦认为，“管理者需要考虑高校教学、科研的特点，以及教师现实的生存状态。”
“很多人都是从青年教师过来的，深知青年教师的艰难，更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发展搭建平台。”徐锦认为，很多学校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副教授、教授身上，而青年教师更需要帮助，“不要等他们成为教授时，才能享受到这些。”
对此，姜涛也有一些具体的期望：“学校能考虑到师资梯队的建设，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奖励办法，或者设立一些专项基金，给青年教师以倾斜。”但他也意识到，“制度与氛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学校有着自己的难处。”
“一个学校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的希望在于看到希望。”徐锦认为，对很多“二类”院校来说，如果条件有限，不能立马为青年教师打造良好的科研平台，至少要提高他们当前的待遇，不能让他们“物质与精神上双缺失”，否则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
“‘双肩挑’本身没有错，担子重，我们也不怕，可是路总要铺好，在起步阶段，需要有人扶上马，送上一程。”姜涛说，青年教师起码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必在别人的催促下疲于奔命，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以更好的状态从事教学和科研。（文中青年教师均为化名）
阅读更多： 中国青年报：年轻教师是高校工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