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教育部长非要大学出身吗
中国的教育行政体系,应该开辟多种晋升的渠道
 
著名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助理教授薛涌11月21日在其博客发表博文《教育部长非要从大学出身吗?》。文章指出:“从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一直晋升为教育部长,这已经是官场的正途,属于天经地义的职业轨迹。但是,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则在中小学,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大学出身的部长,因为缺乏中小学的经验,对其中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熟悉。另外,因为长期在大学工作,接触的人和事全不出大学校园,对大学的利益比较同情,难免不对大学偏重。”因此,作者说:“作为长期呼唤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我自然对新部长袁贵仁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为政时能够意识到大学经验的局限,多从自己当年中学教师的经历中挖掘资源。同时,我更希望日后的教育系统能够改变现有模式,多从草根社会选用人才。”以下为该博文全文。
 
不久前读熊丙奇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在周济被免职、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中国教育问题积弊之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所以,人们对新的教育部长寄予厚望、甚至过高的期望,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我们只要仔细检视一下这些积弊和教育部长们的背景,就会发现问题:这些积弊都是中小学校的问题,而无论是被免的还是新任的教育部长,则都是大学校长出身,即使在当大学校长以前,他们也都在大学工作。当然,新任部长袁贵仁有些不同之处。在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前,他于1969?1978年间充任过安徽省固镇县王庄中学、五七大学教师。也就是说,袁贵仁是有过在农村教中学经历的人。
 
众所周知,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是教育部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该说,他的这段经验对于他未来制定和执行教育政策非常宝贵。
 
按照现行的惯例,等文革后长大、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到了担任部长等职位的时候,教育部长恐怕将是一色的大学背景,很难再有当中小学教师的经历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界的问题所在。从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一直晋升为教育部长,这已经是官场的正途,属于天经地义的职业轨迹。但是,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则在中小学,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大学出身的部长,因为缺乏中小学的经验,对其中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熟悉。另外,因为长期在大学工作,接触的人和事全不出大学校园,对大学的利益比较同情,难免不对大学偏重。
 
前些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大量挥霍在大学上,导致大学城追风赶建,大学负债累累,教育质量反而没有提高。这些都是大学的利益群体过分地影响了教育决策所导致的后果。
 
而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在教育部高层中则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没有常规的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中国义务教育长期破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教育要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的管理制度和官僚体系。为什么教育部长都是大学校长出身?全国除了31所副部级高校外,其余普通大学的校长一般为正厅级。
 
再看看美国,小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Margaret Spellings和现任政府的教育部长Arne Duncan全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任过职,但在出任教育部长前,都在地方的公立学校体系中扮演过重要的作用。他们上任后为政的重点,也都在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上。在美国,你很少能见到一流大学的校长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的事情。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都是国家直接管理。我们要改革,不妨先调整管理教育的国家行政体系的结构。中国的中小学校长地位一直比较低,在他们之上的地方义务教育管理机构的地位也不高,在公共生活中几乎不为人注意。
 
看看美国则大为不同:中小学校长年薪一般八九万美元,十几万的也屡见不鲜,明显高过一般的大学教授。在他们之上学区一级的教育行政官员,如学区总长等等,则如同当地的市长、检察长一样,属于重要的公共人物,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成为新闻的焦点,可见其责任之重大。
 
比如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教育长(Chancellor)Michelle Rhee,因为大胆推动教育改革,作为39岁的韩裔女性已经成为全国教育界的明星。2008年总统大选时奥巴马和麦凯恩在辩论时对Michelle Rhee是否支持教育券有不同的解读,她最后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澄清自己的立场。可见她的影响力有多大。
 
中国的教育行政体系,应该开辟多种晋升的渠道。既然义务教育是教育部的主要责任,那么从事义务教育的人就应该凭着在自己本行中的出色表现,最终能够一步一步地晋升到国家教育主管机构的最高地位,影响国家的重要决策。
 
作为长期呼唤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我自然对新部长袁贵仁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为政时能够意识到大学经验的局限,多从自己当年中学教师的经历中挖掘资源。同时,我更希望日后的教育系统能够改变现有模式,多从草根社会选用人才。
 
 
 
 
 

08年中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布 占GDP比例3.48%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公布《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称,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48%,比上年的3.22%增加了0.26个百分点,同比高于去年0.22%的增幅。
 
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
 
这里,对于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出现了两种数据,3.22%和3.32%,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记者致电教育部新闻办询问得知,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了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数据,修订后GDP总量增加了7776亿元。根据修订后的数据,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确为3.22%,比2006年增加了0.22个百分点。对比可知,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加速增长。
 
据了解,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十多年来,这一目标仍未达到,有教育界人士呼吁,将“4%”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力争早日达标。 
 
 
 
 

学分制不仅赋予学生以学习的自主性,使得学生在自主选课上有了更大的空间,也给大学教育增添了活力,使得学生既可以修满学分,提前毕业,还可以选择休学到校外创业或者打工,然后再复学。

   学分制是学习西方大学的做法,在与学年制的结合方面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学生如何更好地认识并把握学分制、以提高选课的自主性?学校如何扩大师资等教育资源,为学分制的充分实施提供条件? 

   学分制作为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许多高校正在探索使之完善的有效措施。

    休学创业的学生案例,显示学分制的活力

   李四维是学分制的受益者,他2005年从南开大学附中毕业,进入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读本科。2007年春季至2009年春季,李四维选择休学创业。

    李四维在天津注册了一个生产、推广水下机器人的公司。他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学分制让我和同学们有了更大的学习、发展空间,如果学校不实行学分制,我根本不可能在读书期间就创办公司。”

    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积极研究、主动适应学校的制度,李四维的经历对大学生富有一定的启发性。他在中学时就爱好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机方面的特长,李四维被保送进入北京交大。他说,到大学后,学校的《学生手册》介绍学校实施学分制的具体情况,“我就思考自己怎么来合理分配学分,以便于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特长、兴趣。” 李四维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学生社团,还积极参加数学建模竞赛,他告诉记者:“除了专业知识,在大学里所受团队合作、为人处世的熏陶对我创业也有很大帮助。”

    据了解,许多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一些提前修满学分、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或毕业设计的学生能够提前毕业。


学分制如何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99年开始推行学分制,至今已有10年之久。学院教务处处长江新兴说,学分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确实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校每学期开出了大量的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学分制给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习兴趣进行选课,对于学生的成才有好处。

    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分制还支持学生跨系、跨校选课,在本校外系和本校确认的其他高校修得的学分,学校予以承认。比如,该院与中国传媒大学之间就有学分互认的做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还与国外多所友好交流学校互认学分,其中包括外语类的英、日、阿等语种,非外语类的旅游、金融、法律等专业。学院又在与对外经贸大学就学生学分互认进行协商。

    据记者采访多所高校得知,学分制涉及学生培养的许多方面,其中与学制密不可分。学分制要求弹性学制,就是说,本科学制不能框死在4年。目前,我国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一般学制都放宽到6年,在6年中完成学分即可,有的学校时间弹性更大。

    培养方案如何按照学分制设计?据北京交大教务处副处长侯永峰介绍,学校本科生按大类培养,就是新生按学院入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进入大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或者方向。学生学习的内容共分通识、学科门类、自主教育3个模块,每个模块中分为必修、限选两个部分。北京交大实行完全选课制,所有的课程都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必修课学生可以选择教师,这给教师比较大的压力,促使教师认真对待教学。学分制在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同时,是否会出现“放羊”失控现象?侯永峰说,学校有配套的学业警示制度,每个学期有最低学分的要求,达不到要求的学生会收到学校的警示和提醒。

    与西方一些大学比较,我国许多高校通过学分制给学生选课的自由也不少。

    据北京工业大学张永祥教授介绍,英国伯明翰大学本科生必修学分约占总学分的83%,限选、任选学分共占约17%;北京工大本科生限选、任选学分共占约24%。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郑国民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多年,他说,学分制与弹性学制的结合方面,在哈佛大学表现并不明显,本科生绝大部分都是4年才能完成学业。哈佛大学规定学生先修通识课程,再修专业课,学生的课程压力大,虽然实行学分制,由于学校要求的必修课偏多,而且课程的结构与数量都是规定死的,所以,学生的选择性并不是特别强。

    郑国民认为,过去我国高校的课程设计、学制及培养方案是自上而下的、完全计划性质的,现在,高校实行学分制,尊重学生的需求,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进步。

    学分制需要怎样完善

    有的教育专家评论说,学分制在我国多数高校执行得不够完全、不够彻底,与原来的学年制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允许学生选课,但在现实中,学校对必修课、整个学分结构多为硬性规定,学生可以选择的课并不多,可选的时间也不够长。对比日本的情况,有的教师认为,日本的商科学生只要主科几门课程选择商科,其他课程完全能够选修别的模块的教学内容,这些学生都可以毕业。

    在肯定学分制的同时,一些大学生在校园网上讨论学分制时说,“想选的课名额已满”,“对所选课程的授课老师、主要内容并不太了解”,“有时就是为了拿学分”……在校学生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分制的不尽完善之处。

    学分制的一个前提是校方能够开出比较充分、丰富的课程,供学生选择。然而,许多高校有关负责人都向记者反映,由于受师资所限,学校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选课愿望。做得比较好的北京交大每学期能够开出2000个课堂,但仍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除加强师资力量外,北师大郑国民教授建议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学生介绍自己所开课程的讲授内容、特色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他说,在哈佛大学,无论多么大牌的教授,新学期都会向学生介绍自己的课程。

    某些高校的具体管理人员认为,虽然学校允许学生延期毕业,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学生4年没能修满毕业要求的学分,不管剩几个人,学校都得安排他们继续学习,管理上挺麻烦,这种事挺头痛,他们又占了学校的教育资源。”

    学校当然希望学生提前毕业,但是,现实中能够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并不多。据了解,有一些实行学分制执行得比较彻底的高校提前毕业的学生也不到1%。许多高校并没有按学分收费,而是按照学年收费,学生如果因为比较少的学分而延长至5年、6年毕业,就要交整年度的学费,而且,找工作时也面临一些麻烦。据了解,有一些实行学分制的大学按学分收费,北京的高校多为按学年收费。因此,有专家建议,最好都能按照学分收取学费。

    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些用人单位的负责人会对提前毕业的学生打一个问号,他们总认为大学本科应该是4年,“你怎么3年就毕业了?”看来,学分制的实行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交大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0%左右的学生能够用好选课自主权。北师大教务处处长涂清云教授认为,完善学分制,也需要学生自身增强自主性,使用好自主权,不但主动选课,还要明白选课的目的。他说,现在许多学生选课存在盲目性,这可能与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取向不确定有一定关系。对多数青年来说,读大学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读完大学之后干什么,就不太明白了。

    因此,有专家建议,应该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导论”两门课程的配合,引导学生选课。

    有的教育专家指出,一些教师不太负责任,给学生评判学分稀里糊涂;有些教师讲完课就走人,学生再难见着他,无法给学生指导参考资料,更谈不上与学生交流、研讨了;还有一些教师一旦带研究生,就不给本科生开课了。这些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记者 董洪亮)

 

 

 

 

 

 

李冠兴院士忧虑:我国核科技人才“高数量低质量”
中国核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在京召开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李冠兴院士接受记者采访。人民网记者 魏艳摄

 
以“创新——核科学技术发展的不竭源泉”为题的中国核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于11月18日-20日在京举行。包括44位院士在内的来自我国核工业、核基础科学、核应用技术等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及一线青年核科技工作者近1100人围绕核科学技术创新和核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李冠兴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核电及其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带动核科学技术各个学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核应用技术及其产业化的飞速发展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核应用技术及核医学、核农业等已经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交叉学科。
 
在谈及学科人才培养问题时,李冠兴院士指出,我国核领域的年轻人才大多是自主培养教育,基础人才水平也属国际前端,但由于近年来各大高校“一窝蜂似的”开办核科技专业,所授专业课却未能紧跟时代发展和学科前沿,教学内容相对“落后”,致使我国年轻核人才出现“高数量、低质量”的现象,并不能满足当前学科快速发展的需求。
 
据悉,本届学术年会为期三天,除主会场外,还另设11个分会场和4个时段的张贴报告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彭先觉院士、总装备部论证中心吕敏院士、国家核安全局李干杰局长、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王炳华董事长、清华大学康克军教授、浙江大学徐步进教授、上海医科大学黄刚教授等13名相关领域专家应邀作大会报告。
 
另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年会前期共征集1706篇论文,将最终评选出优秀学术论文一、二、三等奖和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奖。
 
 
 
 
 

中国十一所名校悄然试验培养拔尖学生
 
大科学家钱学森留给世人的追问鞭策着教育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最近,来自多所名牌大学的消息证实,教育部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于近期悄然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
 
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复旦大学的保送生方案称,被数学学院、物理系、化学系和生命科学学院录取的考生,入校后成绩优秀者,可进入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这项计划也引起了中学教育界的注意。最近一段时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杨静武经常从各大名校招生组那里听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个新计划。他认为,这项计划具有前瞻性,对于将来可能是具有导向性的,中学也应积极呼应拔尖人才培养的尝试,与大学合作,将有冒尖潜质的学生输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