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总理原音重现
 
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
 
◆ 校长回应
 
刚获“杰出学术领袖奖”的饶子和校长:
 
科研,从“三新”突破
 
正忙于南开大学校庆的饶子和校长,10天前刚在2009年世界高科技论坛上获得由英国教育机构颁发的“杰出学术领袖奖”。尽管采访不断被来人、来电打断,他仍坚持:“我一定要把这个话题说完。”
 
温总理对杰出人才培养的忧虑和急切的心情,我也感同身受。一所优秀的大学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培养像李四光、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也需要时间的积淀。我们国家有两千多所大学,不乏百年老校,但与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不改革,“李四光”难有生长空间
 
美国有句话叫“每一个爸爸都希望他的儿子上哈佛”,中国的父母也都希望孩子能进入北大和清华。然而,一方面,杰出人才并不全是教育体系培养的;另一方面,杰出人才的成长由很多因素决定。在科学的道路上,既要有激情和创造力,又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既需要具备领袖能力,也要有团队合作精神……成为杰出人才的只是少数人。
 
身为大学校长,我有时也很无奈。社会上取消高考的呼声很高,但更好的选拔方式在哪里?高校扩招积极性明显,但就业难又怎么解决?今年SCI论文索引中国论文的数量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大量粗制滥造的论文又广受诟病。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行。
 
为了培养出杰出人才,我们也做过很多尝试,包括在新生中选拔尖子班,进行教学方式改革等。我也常和教授们谈心,希望他们能尽量保护学生们的兴趣,这些“80后”、“90后”学生们的成长环境跟我们那时很不一样,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待提高,有可能一次两次的失败就会让他们失去信心,对科学由热爱变成失望。
 
只做跟随性科研,“李四光”难脱颖而出
 
获得诺贝尔奖是国人的梦想,但诺奖青睐的是那些在方法上有本质突破和创新、并能在重大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我们的科学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有的甚至世界领先,但这些工作从本质上说还是“跟随”性质的。对于指导科研方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这“三新”的创新,我们几乎还是空白。
 
要想追赶世界科学前沿,“三新”就像是体育中的田径项目,是最本源的动力。要培养科研中的“田径人才”,必须从“娃娃”抓起。我所说的“娃娃”,指的就是本科教育。近10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大发展,逐渐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这都是好事,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必要的精英教育。只有这样,“三新”才有希望,“李四光”才会越来越多。 (朱虹采访整理)
 
◆ 名家建议
 
昔日“神童”、今日微软“少帅”张亚勤:
 
培养“思想的领导者”
 
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23岁获得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这位风云一时的神童科学家,现在是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目前,张亚勤正是“四十不惑”。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促使我对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有了更多的思索。一是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是温总理《百年大计 教师为本》的讲话。这篇讲话我读得很仔细,敬佩总理的直率和坦诚。
 
温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要培养“杰出人才”。我认为,要缩短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上的差距,必须培养具有全球化背景的领军人物,培养“思想的领导者”。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方向时,看着它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殊不知,“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应让孩子充分遵循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设定教育理想的时候,必须去功利化,而探索真理、为科学献身,是一种根本的精神,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自己的兴趣作研究。
 
第二,要建立激励新思维的机制。现在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非常可惜。而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为了获奖去学习,这对成长并无太多益处。同时,官本位和行政化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学校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目前,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浮躁的心态,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需要沉静自己的心,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做深入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当然,还要有开放的心态。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合作的创新,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现象:一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都应避免。现代科技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张意轩采访整理)
 
◆ 学生看法
 
名字闪烁在星空的高中生方兴:
 
兴趣,借平台发展
 
方兴,厦门双十中学高三学生,曾获第五十九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特等奖,也因此拥有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擅长篮球、跆拳道和单簧管,被同伴称为“拥有明星气质的多面手”。
 
我在参加比赛时发现,与外国的学生相比,我们中国学生做的项目很多还是小发明和小制作,不算真正的科研创新项目。
 
其实,创新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认为它很难,离我们很远。创新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没有谁一出生就是大发明家。在我看来,创新能力来自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很多创新只是“多走了一步”,是建立在原来事物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去接触身边的事物,了解它们,寻找它们的不足之处,敢于对它们提出质疑,不要墨守成规。
 
我在生活中喜欢思考,喜欢提问。有一次,我走在厦门的地下人行通道中,发现里面的湿气和异味让人很难受。我尝试着做“可引导自然风对流的不对称型地下通道”这个项目,最后获了奖。另外,我喜欢自己动手实践,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多的灵感,培养自己的能力。
 
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是一群考生。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会为学生提供一个接触各方面知识的宽阔平台,而不仅仅是学习数理化等应试课程。我在高中阶段参加了科技研究、素描、吉他等各种兴趣小组,而在物理、工程等“专业”领域,我则集中精力去钻研它。我是希望自己成为博学且精的人。以后,我想走工程方面的科研道路。
 
另外,学校应该引导、支持学生培养创新能力。我们学生有了自己的兴趣,是需要借助平台发展的。比如,我们需要更多、更完善的科研实验室来实现自己的科研兴趣。再比如,老师们可以多给我们讲讲诺贝尔奖的获奖项目,多提出一些课题引导我们去探索,让我们感受到,其实诺贝尔奖也不是那么难。(陈星星采访整理)
 
 
 

高校科研导向扭曲 部分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
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与会的大学校长照着讲稿,宣读着自己学校所取得的一连串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代表们听得昏昏欲睡。当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走上发言席时,他的几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叶建荣的开场白就是:“我的观点比较尖锐,大学校长最不愿意听。”他的发言几乎是与大学校长针锋相对。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叶建荣举例说,5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送给对方一个万元大礼包。企业后来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
 
今年5月,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认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
 
说到这儿,叶建荣提高嗓门告诉大家:“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论坛主持人介绍的一组数字也和大学校长们列举的科研成绩唱了反调,而是印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有关方面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加强产学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显。对此,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率与绩效无关。叶建荣说:“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武平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没有写出论文的话,即便产生几千万元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也只会被认为只有应用水平,不具备理论高度,不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下一个年度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就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砖四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该司副司长陈盈晖说:“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到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国际论文。”
 
张洪石在做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发现,某班两名博士毕业后,一个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工作,每年可发SCI论文七八篇,但应用技术专利少得可怜;另一个去了某工科大学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项应用技术专利诞生,但鲜有SCI论文发表。
 
据研究分析,问题就出在科研经费投资主体与评价目标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项目除纵向有国家经费投入外,大部分经费来自军工集团或项目的横向投资。中科院这位专家举例说,如飞机、卫星材料科研项目验收时,根本不会考虑你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这种材料做成的产品能不能上天。“上不了天,发表多少论文都是纸上谈兵,难以蒙骗过关”。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
 
“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张洪石介绍,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大家知道项目评审要么是给钱‘走过场’,要么是圈内人士‘自娱自乐’。今年OK了,明年包装一下项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中科院政策所这位专家说。
 
浙江振亚投股集团总经理沈国锋表示:“80%的科研经费被‘玩儿完’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他就碰到不少大学里的“江湖”教授。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找企业联合申报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这是不少大学教授致富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这些科研项目离中试与产业化阶段还非常远,但他们的各种理论与数据资料十分全面与系统。
 
同一个项目在好几个省市同时得到经费资助
 
据沈国锋透露,在不同省、市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获取国家科研经费,也是高校包装科研项目的一种策略。因为现在国家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从国家到省、市、县级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与配套经费,比如大学一个评审验收的技术成果,在杭州是填补市内空白,但到了苏州也同样属市内首创,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项目评审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见过一个在江苏省获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到了浙江省同样获得国家经费补助。不少大学教授就钻这个政策空子,“‘玩’科研经费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研经费被一些利益关系人当做一种潜在的资源进行运作。握有科研经费审批权的人,授意高校、企业今年哪几个项目可以报,能拿到钱,然后从中共享利益。“把国家科研经费老是拨给自己的‘关系户’,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经费资助的企业或项目却难以受惠于此。”这位浙江企业老总说。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为例,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社会各界难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大学确实要反思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更应考虑解决问题。”
 
张洪石表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他与叶建荣不约而同地建议,国家除了对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直接拨付经费外,对应用科技项目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客户企业投钱,国家给予企业相应投资额的免税支持。因为企业奉行的是“谁投资,谁当老板,谁说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项目就难以再去忽悠人了”。
 
 
 
 
 
 

吴祚来:我们真的不需要毕业论文了吗
 
因为学生毕业论文“太水”,就取消论文,为什么不因为大学教育太水就取消大学教育呢?为什么不因为一些人在牛奶里加水或三聚氰胺,而取消牛奶生产与供应呢?
 
“论文”是重要的,甚至曾经无比重要过。传统中国社会从隋唐到明清,遴选官员均需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是写一篇读经的“论文”。学子的论文写得好,起码可以成为一个乡村里的秀才,也可以成为县官,甚至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
 
传统社会里的论文有“八股”,当代学术论文亦不例外。论文必须有立论、论据、前人观点、资料、论述、自己观点、论点的价值或意义等等,写一篇论文因此是一次学术上的兵团作战,它对个人的心理压力、思考能力与写作表达能力的考验、对资料的搜集整理都需要一个人竭尽全力而为之。如果大学学习四年,没有论文这样一座山让你去攀援,它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无疑是一种缺憾。
 
这场“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源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的一则言论,他认为,新闻专业本科生所学知识难以达到论文“在某一领域有独到见解”的要求,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他的观点得到诸多网友支持。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就直言,“看看毕业前校园内那些‘枪手’广告,就能知道现在的大学论文还有没有意义”。一些新闻单位负责人也赞同取消新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他们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不仅在于其“太水”,更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问题。
 
因为学生毕业论文“太水”,就取消学生写论文,为什么不因为一些大学教育质量太水,而取消大学教育呢?为什么不因为一些人在牛奶里加水或三聚氰胺,而取消牛奶生产与供应?我们本更应追问:为什么学生们写论文越来越水?为什么高校教师不能指导出不水的毕业论文,为什么高校不能制止学生抄袭或替写论文现象?
 
通过写论文,要使我们大学生知道,什么是写论文,什么是写论文的态度与程序及方法方式,写论文不是为了写论文,而是“学习写论文”,而是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有序化、并形成一个目标。写论文其实就是管理与使用知识,写论文对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来说,是搭积木,用手中已有的或搜集到的知识方块搭建心中构想的城堡。你能说大学生们不需要学习写论文吗?你能说学生们管理与使用知识并形成理论思维不重要吗?
 
我们的大学教育,不重视学生独立思考,不重视课堂交流与辩论,只是粗放、灌输式教育,许多大学生只会应付考试,到了毕业时,或让枪手代写,或抄拼出一篇所谓的论文,高校学生论文因此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毕业论文的学习写作过程是空白。我所知道的日本一些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准备论文写作,通过三四年搜集相关资料、关注同一个问题。可以想见,他写论文时在某一方面已然是小专家了。
 
各专业应有不同的论文训练方式,譬如新闻系的学生可以通过新闻时评与综述来完成学科论文写作,而艺术类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艺术考察或调研来完成论文写作。论文写作与创作不同,它更讲求方式方法与步骤,研究过程与结论一样的重要。
 
(作者系北京学者)
 
 
 
 
 
 

科学时报: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后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全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不仅是一个量的飞跃,而且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体制、机制、管理等各方面的飞跃。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应如何发展,将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等,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要有一批大学实施“精英教育”
 
笔者这里提出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三阶段的精英教育,而是指培养精英人才。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观点,大学入学率在15%以下属精英教育阶段,入学率在15%~50%属大众化教育阶段,入学率在50%以上属于普及教育阶段。我国入学率直到2003年才达到15%,在此以前都称为“精英教育”。由于教育资源缺乏,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较小、招生人数较少,从大量的高中毕业生中优中选优,称之为选拔“精英”,而不是立足培养“精英”人才。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包括重点大学在内,在为社会各方面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没有在“精英”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总体而言,我国大学毕业生存在“平而不尖”的状况,即高水平出类拔萃的尖子人才很少。许多重点大学急功近利地培养一般人才,以满足社会用人单位的急需;同时,不少重点大学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又与一般高校抢生源、争项目,办低层次、低水平的教育,从事低水平的科研项目和科技开发,“浓茶变成了白开水”。重点大学未能切实实施精英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精英人才、拔尖人才的任务。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教育资源丰富了,各类高校增多了,应该将重点大学“解放”出来,不要再承担一般性教育任务和科研任务,让他们集中精力发展精英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承担重大的基础研究项目。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的任务,以及一般科研项目交给其他高校完成。为此,各类高校要正确定位,安于本位,不要越位。我国必须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至今,我国已有45所大学列入“985工程”大学,目标就是建设一流大学,承担培养精英人才的任务。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学校的投资,确保他们有充足的办学资金,以便全力以赴地培养精英人才。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前国家最缺的是两类人才,一是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二是高技能人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有一批重点大学担当起精英教育任务。“985工程”大学共有在校生180万左右,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8.8%,把这些学生培养成拔尖创新人才是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
 
处理好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的关系
 
在精英教育阶段,由于教育资源稀缺,为了满足各方的需要,政府在教育资源调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市场的调节作用不大,这是与当时的现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教育资源丰富了,高等教育要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市场调控的能力将增强,政府调控能力将减弱。在精英教育阶段,学校与用人单位一般不直接发生关系,需要通过政府的中介作用。进入大众教育后,学校与用人单位通过市场直接见面,不必事事通过政府,政府的角色将发生很大变化。在教育规模扩大、教育资源丰富、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增大的背景下,政府没有精力统管,也没有必要统管,必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政府应重点抓好100多所“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对其他高校应放开一些。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政府角色的变化,是指政府不宜过度干预学校的管理,但并非政府退出管理,仍然要适度干预。市场角色的变化,是指高等教育要进入市场,但不是过度开放,不是搞市场化,更不是由市场决定一切。政府仍然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如各类高校的定位、各类高校的规模、目标的确定、招生计划、教育质量的监控和保障、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公共服务等,政府是有所作为的。政府仍须根据高教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必要的教育政策、教育法规。在市场经济下更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并具有权威性。只有充分地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高等学校才能得以和谐健康地发展。
 
高等教育的功能要向全社会辐射
 
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数量少,高等教育重心向上,主要为国家机构输送人才。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大学生人数激增,高等教育将重心向下,为全社会输送人才,高等教育不仅从社会的边沿走向社会的中心,而且深入到社会的各领域。
 
大众化教育阶段,应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高等教育向全社会辐射的功能。尤其是地方高校应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大显伸手,全方位为社会服务。我国地方高校有2000多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94%,这些高校应主动面向本地区经济社会的需要,为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服务,应承担一些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夜大学、老年教育、休闲教育等。
 
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等教育不仅为本地区服务,而且要多承担一些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的任务,如可以把优质资源引入中西部地区,多招收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生源,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高校,吸收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干部来挂职锻炼,为中西部地区举办教师培训班等,扶持和帮助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走多元化的集资道路
 
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承担。当时高校较少、规模不大,国家承担得起。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高校数量骤增,规模庞大,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投资。截至2008年,我国现有普通高校2263所,在校生1000余万,即使国家财政对教育拨款增加到占GDP的4%~5%,也不可能全部承担庞大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经费。况且,就现有高等教育规模而言,我国只能说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还没有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应达到40%以上。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还要继续发展。为此必须走、也只有走多元化的集资渠道。
 
首先,从宏观上,要进一步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包括独立学院)发展。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如果全部都是公立学校,全部由国家投资将不堪重负。因此,重点应发展民办高校,使民办学校的学生占40%以上,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则可大大减轻国家负担,又能巩固和促进大众化教育的发展。
 
其次,坚持大学生收费制度,是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受教育者与国家同样受益,按市场经济“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大学生应缴一定的学费,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学费标准可不一样,一般公立高校学费标准拟占生均培养费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为宜。
 
第三,各类高校要积极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发展联合办学,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技攻关,在为社会服务中增加教育经费。
 
除此之外,还要鼓励社会资助,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校友、个人对高校的损助。只有走多元化的集资道路,才能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存和发展。
 
构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
 
精英教育阶段主要是国有化的公办学校,是单一的“公有制,供给制,统包制”的办学体制。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单一的公有制学校已不能适应、不能容纳大规模的高等教育。非政府办学主体的民办教育、中外合作教育必将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很多国家在大众化、普及化发展进程中,主要依靠私立大学,靠吸纳社会和民间资本,收到很好效果。因此,我国应进一步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但我国的国情是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实力不强,难以把民办高等教育做大做强。而我国公办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如果全部由国家承担办学经费,是难以维系的。建议将一部分公办学校改制为“国有、民办、公助”,即学校资产为国家所有,采取民办高校的运行机制,政府按招生人数给予一定的补贴,补贴金额占生均培养费的20%左右。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适度加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公办改制学校的发展步伐,使这些非政府投资为主的学校招生人数达到40%以上,对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必将产生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支撑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如果仅仅依靠国家投资,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然而,要实施公办学校改制难度很大,因为将涉及到思想观念、教职工编制、退休后的待遇等复杂问题。较为简便的办法是鼓励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创办独立学院。目前,我国有7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如果有600所举办独立学院,即拿出一个校区或划出一块地方,或重新建一所校区,主要利用母体的资源,再办一所本科院校,实行“公有民办”机制。在国家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可增加600万大学生(每校按1万人计)。若干年后,独立成为“公有民办”高校,这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如果仅仅依靠国家投入,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难以维持和发展的。
 
放开两头的招生制度:会考+自主招生
 
精英教育阶段,由于招生规模小,需实行国家统一考试来选拔优秀学生入学。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高中毕业生的60%以上(有的省市80%以上)都可以上大学。但各类高校参差不齐,学生也参差不齐,学校梯度和学生梯度比精英教育阶段大得多,不宜实行统考。不仅全国一张考卷不适合,全省(区、市)一张考卷也不适合,因为在一个省(区、市)内梯度也很大。不能让多数人陪少数人考试,有一部分学生肯定进不了重点大学,也让他们与报考重点大学的学生考同样的试卷,不利于他们平时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因此,应实行会考+自主招生。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更应注重基础教育的质量,为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高中阶段应实行会考制,由所在省(区、市)举办,对所学课程分别会考,并实行高中生“档案制”,即把每个学生的平时表现,德、智、体情况记录在案,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
 
同时,不宜实行统一高考制度,应放开两头——重点大学与大专民办高校,实行分类考试。把高中的会考成绩和学生档案与高考挂钩。如报考重点大学的考生,会考成绩必须有80%以上的科目是优,才有报名资格。重点大学可以根据考生的会考成绩和中学表现决定能否报名、录取。对一般高校,拟参加省级统考,统一录取,条件具备的,也可由学校自主招生,自己命题,只要会考成绩全部合格即可报名,录取条件要参考会考成绩和中学表现。
 
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可实行民办高校、专科学校免试入学制度,只看高中会考成绩和“学生档案”,录取条件由各校自己决定,采取“宽进严出”的办法,这样有助于减轻中学生的学习负担,有助于因材施教,有助于各类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改变目前中小学应试教育的状况。
 
改变高校评估考核制度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各种不同类别、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均有分布,因此不能用一种模式、一种标准评估考核所有的高校,必须分门别类地制订评估考核指标。应改变主要由政府机构评估考核的方法,更多的是依靠社会评估、中介机构评估、用人部门评估、教育对象评估。
 
对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承担精英教育的大学,考核指标应更高一些、更严一些,对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情况进行全面考评,对“出成果”和“出人才”两方面都要考核,防止重“出成果”,轻“出人才”。通过考核促进重点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作出贡献。对高职高专类的高校,则不宜用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作为评估考核的主要指标,应着重考核他们的校风、校园文化建设,在技能培养、在“市场为导向”、“毕业生适销对路”方面的绩效。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停留在现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无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运行机制上,都要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唯此,才能巩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拓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功能,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健康、持续地发展。
 
《科学时报》 (2009-10-13 B4 视点)
 
 
 
 
 
 

在美国,“常春藤联盟”家喻户晓。无论是哈佛、耶鲁,还是这个高校联盟的其他成员,都是那些学习拔尖、特长突出学生梦寐以求的求学场所。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建立了自己的“常春藤联盟”。昨天,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在内的9所首批“985工程”建设高校“强强联合”,共同签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共同培养拔尖人才。根据协议书,9所高校(中文简称“9校”,英文简称“C9”)将加强深层次合作与交流,利用优质办学资源互补优势,更好地培养各类人才。

九校聚首七年终成中国大学联盟

建立中国版常春藤高校联盟,一直是诸多国内顶尖大学的心愿,因为一来可以通过交流互补优势,二来又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早日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赶超世界一流。

为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9所国内一流学府在2003年共同发起了“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今年是第七届。

第七年,深化合作跨出了重要一步。有了“九校联盟”这个平台,名校掌门人脑中的独特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比如建立起数字化快速通道;定期进行校长远程战略研讨会;共享名师和优秀网络课程资源等,以此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互认交换生的成绩和学分共同培养年轻学者

交换生,这个以往只存在中外高校间的名词,今后将扩展到国内高校之间。因为中国版的“常春藤联盟”将联合推进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在本科生层面,9校将开展课程学分互认和学生第二校园学习交换,这意味着交换生可以在另一学校进行学习,获得的成绩和学分得到9校的互相承认;在研究生层面,他们将设立学科培养平台,申请面向9校研究生,获准者可进行半年以上的访学研究,获得的课程成绩与学分同样得到互认。

在学科建设上,9校将联合开展教材建设,共同培训青年教师,建立和发布以精品课程为主的学分互认课程目录,建立共享的远程教育平台。此外,还将建设专门网站,建立博士学位论文网上相互评审系统,并增加以本科生为主参加的野外考察、生产实习等专业实践活动。

不仅如此,初出茅庐的“C9”还将加强与美国常春藤联盟、澳大利亚“G8”等国际著名大学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扩大“C9”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