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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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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对如何衡量大学的素质，如何兴办一流大学这个问题感兴趣了。80年代初，我到美国念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导师丹尼尔·贝尔从英国作访问教授刚刚回到哈佛，他在英国期间做的一个课题是回顾和分析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的高等教育制度对英国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升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对这个题目很向往，我想，如果把他的这种思路用到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分析，将会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有了这个想法，我在念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不同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机构)评价本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有名的大学的资料。我从1984年底开始搜集这些资料，到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把从80年代初期到2000年这段时间，能够找到的比较有影响的对大学评价的资料都搜集到了。除此以外，我所依据的一些资料和信息，也来自于我在好几个国家不同大学里学习、工作的亲身体验。因为一个人在一所大学里做研究生，就能体会到这所大学很重要的一部分，等他毕业后在这所大学工作，就能体会到这所大学另外的一部分。这些部分之间是相关的，但不是一回事。除非有亲身工作和观察的机会，否则很难体会到那些大学的体制的细节部位为什么是那样的，它合理不合理，也很难判断。这里，我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大学的理念 “理念”的英文是idea。大学的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指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这个“大学”是复数，在中文中很难体现出来，英文是idea of universities。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古老的文明中，都有高等教育机构存在，它们对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但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的直接来源。我们所探讨的大学，它的直接源头来自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00年左右，首先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了近代大学的起源。然后这种近代大学的模式，作为一种制度，作为social insititution，迅速地传播到法国和英国，巴黎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很快兴办起来了。以后这种大学的模式和规范又向德国，向俄罗斯，向美国传播。从那时起一直到工业革命兴起的初期，关于大学理念最强有力的主张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一个教化机构，它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有教养、有趣味、懂得本国或本民族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 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二阶段，大致在工业革命已经充分展开的时期。那时，以德国，以著名的柏林大学，以洪堡为代表，强烈地主张，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大学更应该是一个研究中心。换句话说，这种理念和第一种理念的区别，不在于大学是不是应该教育人，而在于大学应不应该同时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是积累和传播文化的机构；大学作为研究中心，就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这是个很重大的区别。 到了20世纪初期，当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时，在美国兴起了对于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的第三种见解，这是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提出，大学还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机构。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在提服务的时候，它特别强调的是大学要为社会提供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以及那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像医学、牙医、公共卫生之类的服务。说大学还应该是一种服务的机构，其中也有一种强有力的反驳意见。其代表人物Flexner1930年发表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反对把大学作为服务机构，或者说反对强化大学的服务功能。他说，服务的功能应该由那些低等的教育机构去完成，大学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甚至反对哈佛大学开办工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应该培养一流的研究人才，培养精神领袖，怎么能够设立工商管理学院呢？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的挑战当然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学都开办了工商管理学院等。但他的挑战却促使人们对大学的服务应该以什么作为基础，以什么作为标准进行思考。大学要提供的社会服务，不应该和其他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处在同一水平上，而应该通过知识创新，在研究方面的成果，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办工商管理学院，培养经济人才，应该传授工商业领域最优秀的经营方式、经营体制和经营观念，而不是训练出普通的水平一般的经营人员。 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任何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素质相当好的大学，都把大学的这三个功能完聚一身，尽管它们完整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从结构组织上来说，在任何一所比较好的大学中，都可以看到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最古老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liberal arts college，中文翻译成文理学院或本科生院，海外华人翻译为博雅学院。liberal arts指的是古典人文的，传承下来的学科及科学，如哲学、宗教、文学以及数学等。我认为翻译成博雅学院是最棒的，因为它培养的本科生，要博，知识的基础方面都要有，同时要雅，要有所教化。博雅学院对应于大学理念的第一阶段。 第二部分是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s。研究生集生了那些对基本的学科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人才，即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在美国的体制下，研究生院涉及的学科主要是文理等基础学科。研究生院应对于大学理念的第二阶段，就是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的这样一种价值标准。 第三部分被称为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它涉及工商管理学、医学、工程学、法学、建筑学、行政学，还有牙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在北美的教育中，专业学院不称为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是研究基础理论的机构，而专业学院研究的是某一个行业，培养各行业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在现代社会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特别是中高级从业者，如果不接受非常系统的训练，是不足以承担他们的责任的。很简单，在美国，如果仅仅是个本科生，拿了个医学的学士学位，一般来讲，是没有资格独立行医的。因为现在的医学是如此复杂，至少要在医学院再学习好几年，才有独立行医的资格。这表明，在那些行业里，现代社会要求的标准与过去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上述大学理念三个阶段的发展，是性质方面的演进，再看一看在量的方面的扩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学的扩张成为一种世界现象，速度非常惊人。在20世纪上半叶，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要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能上大学还被认为是少数人获得的优先机会。但是二战以后，尽可能多的青年人到大学里接受至少为本科程度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必备条件了。以前被认为是精英才可以享受的东西，已经变成了大众的东西。1950年左右，全世界正规的，四年以上的大学只有3500所左右，在校学生大约有660万人。到了2000年左右，全世界四年制以上的大学已经到了3万所左右，在校学生达到了8000万人左右，而且这个趋势正一步一步地变得越来越快。当大学数量有了这样快速地扩张以后，就为大学的分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全世界3万多所高等院校里，能够很好地把三种大学理念集于一身的只是少数，这些大学被称为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研究型大学，是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和出发点的。 二、研究型大学的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评鉴机构中，在细节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英语国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它们的评价标准也不完全一致。从现在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把评价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归纳为九类，当然这九个标准之间也相互有交叉的地方。 第一项标准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即大学教员的素质。教员的英文是Faculty，它是一个集合名称，包括在一所大学里任教的从最年轻到最资深的所有教学人员，但不包括行政人员，不包括大学里的服务人员，他们属于Staff，与Faculty是有区别的。这个标准中有的条件非常硬，有的条件不那么精确，但是可以把握的。那些硬的条件，比如说，要进入研究型大学任教，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教员，也要具备博士学位。像这样的标准，在二三十年前，还不是很普遍，但现在基本上普及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知识的积累太复杂，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你的素质就很难把握，而且会引起一些争议，牵扯到“开后门”、特殊照顾之类。在我刚进哈佛念书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非常有名的教英国文学的教授，这个人从来没有得过博士学位，有一次到大学去应聘，一进门，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我的最高学历是学士，人家说那不行，你应该读一个博士。他就讲，我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所大学的博士的水平，那是在五六十年代，结果他被破格录取为大学教授。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难发生了，这是因为当有足够多的人来申请非常有限的位置时，一定要找到运行的标准，否则拿不出统一的意见来。 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讲，如果要雇佣长期的固定教员，程序是非常复杂，非常严格的。我参加过这样的委员会，而且现在还在这样的委员会里。它通常叫search commettee，就是要在给定的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人。第一，学校必须在两家以上公开发行的英文报刊上公布招聘信息。第二，必须在公开招聘的广告上讲明标准和申请报名的截止日期。第三，招聘委员会必须是独立的。所谓独立，就是说招聘委员会里不应该有系主任，或者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它基本上由本校、本系资深的教授组成，并且行政人员不得入选。委员会一切会议的内容必须留有记录，以便需要时查询。招聘委员会在收到一些申请报名以后，就开始一层层筛选，可能只有一个位置，但收到300份申请书。经过第一轮筛选，在300人中选出比较好的50人的申请，申请书叫做longshortlist，是一个比较长的候选人的名单。然后再进一步仔细地看这50个人的研究成果、教学成果、学术奖励等，从中选出20个候选人，这个叫shortlist，是一个相对短的名单。这20个人要请到学校里来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学校要付他们的往返飞机票、旅馆票。最后从中定出3个人左右的名单，然后把这3个人的长短进行综合比较，在招聘委员会里进行无记名投票，签署所有的意见以后，递交给系主任过目。系主任再附上自己的意见，系主任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可以部分同意，也可以部分反对。招聘委员会的意见和系主任的意见统一递交到学院一级后，再由学院的招聘委员会过目，看看有没有违规操作的情况和需要补充的信息。院招聘委员会再附上他们的意见，并由院长提供一份独立的意见后，进入到学校一级，学校有自己独立的招聘委员会。在最后决定以前，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叫做external revial，称作外部评价。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是本校在评，可能有偏差，也可能有舞弊，必须有外部评价人参与。外部评价的人数取决于所招聘的人的地位，如果是招刚刚毕业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就是最低一级的人员，外部评价人有5位以上就够了。但如果要招聘副教授以上资深的学术人员，在英国大学制度下叫senior lecturer，就是高级讲师，至少要有7名评价人，而且这7个人绝对不能是本校的教授，最好是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这7个或5个外部评价人的意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独立的，跟申请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最后，再把这一层层的内部和外部评价意见送到学校一级。如果这个程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有严重的不规范行为，就会非常麻烦，最后有可能牵扯到法律纠纷。按这个程序招聘教员所依据的标准，当然要看教学和在大学、委员会里的服务，但最重要的是看研究成果。而且研究成果要体现在国际公认的那些学术刊物和学术出版社里，要有论文和学术著作在那里发表。这里量的衡量。除此以外，如果出版了专著，还要提供几份独立的发表过的书评，没有发表过的书评不算数。只有这样，才被认为能把招聘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和判断上的误差尽可能地降低了。在西方研究型大学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失去，但是不能失去一流的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理想。 第二项标准，学生的素质。不仅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还要看学生是不是具有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否具有动手能力，如弹钢琴、体育运动方面的能力，有没有社区服务能力，以及对社会，对残疾人、老年人，对环境的关心，等等。一个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越强，即便考试成绩不是最好的，也越有利于进最好的大学。 第三项标准，常规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广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大学不是专科学院，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它能够在很广阔的领域里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条件。1859年美国密西根大学课程表上的“开场白”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它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把自己称为大学，除非它能够为学生选修任何一门他感兴趣的知识领域提供非常充分的条件。而一所大学能不能提供非常广和深的课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取决于这所大学的教员研究工作做得怎样。在国外，是要经常把教员的课程表送到外面去评鉴的。如果没有反映该教员研究发表的超过别人的成果，说明该教员的课程缺乏广度和深度，那是根本不行的。 第四项标准，是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所学校的财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这所学校的教员在各个学科中所取得的位置。因为这些研究基金，英文叫grants，是通过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竞争获得的。一所大学里这样的基金越多，说明这所学校的教员对世界领先领域的研究越有贡献。特别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大学生，在没有毕业以前，就已经跟着那些处在各个学科领域最前沿的人在一起做研究了，那就不会说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以后没有用。 第五项标准，是师生比例。假定两个大学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教师所要指导的学生越多，那么每个学生得到的指导越少。所以还要看它的师生比例。在最古老的大学，比如牛津、剑桥大学，以前是用tutor来教学生的，且都是一个有名的教授带两三个学生，当然，这样成本可能会太高了。还有一些大学想把成本降到最低，但如果一个老师要带上千学生，那就不行了。有时候，师生比例又以一门课有多少人来上为标准。比如说，上微观经济学有30人，上宏观经济学有50人，说明学生重视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但你得到的分会低。像小班的课，你得到的分就会高，因为小班的课，教授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言和介入。 第六项标准，是大学硬件设备的量和质，比如图书馆、建筑面积、电脑、体育设施，等等。 第七项标准，是财源。在西方那些非常好的大学里，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是私立大学，它们的财源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拨款，而是民间的捐款。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没有钱很难办好，但能不能什么样的捐款都要呢？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在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所主任被学校通报解职。解职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了一笔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当时，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对这种现象很不解。他既没有贪污，又没有挪用公款，接受的是作为研究经费的捐款，为什么要解他的职？学校说，哈佛大学虽然在美国，但它不希望被任何人认为它在为美国政府说话，不想被认为是受美国政府雇佣，也不想被说成是受中东某个国家操纵的。因为哈佛大学有关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要被尽可能多的人承认，就要尽可能地保持公正。如果接受了人家几百万美元捐款，很可能从此以后关于中东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人家用钱买来的。因此，哈佛规定，在接受任何一笔捐款以前，必须先向校方汇报，然后才能进入和对方谈判的过程。还需要邀请各方面的人来鉴定一下，这笔捐款会不会带来明显或者潜在的附加条件，会不会影响学校独立的声誉，会不会影响学校在社会上具有的声望。这件事情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大学的声誉是怎样维持的，大学的独立是怎样维持的。 第八项标准，是看各届毕业生的声望和成就。一所大学再有名，如果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说明它还是失败的。一所大学只有人才辈出，才能对这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声望起到积极的作用，大学才会有源原不断的生命力。当然，对毕业生成就的衡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进了政府部门，多少人当了大公司的主管，更重要的是看毕业生里有没有人，或者说有多少人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起过领先的作用。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研究型大学，应该是知识创新的发源地。 第九项标准和第一项标准同等重要，即学校的学术声望，reputation。一所学校的学术声望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方面，它要请其他大学的系主任、资深的教授，或同行来评价。这所学校的学院办得怎样，一定要请别的学校的院长来评价；学校办得怎样，要请别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评价。另外一方面，要请雇佣毕业生的部门机构来评价。比如说，要请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大公司、大医院来评价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毕业生的素质，包括能力、后蓄力、团队精神、创造力、学术品德等等。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汇集在一起，才能看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声望。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精神气质，是不容易被看到的东西。大学，英文是university，这个词的词根是univers，意思是普遍，无所不包。这个词根引申出了好几个词，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宇宙”(universe)。“宇宙”和“大学”是两个词，源于同一个词根。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学的含义本身应该是尽可能地广泛，尽可能地普遍。往上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浩翰无垠了。低头看地面，再没有什么比大学更能包容一切了，包括知识和观念，技术和科学，奇才和异才等等。所以要讲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可用另外一个和大学是同一词根的词，即universalistic，普遍主义的。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机构。公元1100年左右，在欧洲兴起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教学内容也不限于一个国家的。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大学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这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牛津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生因不满于当时牛津的一些做法而开办的，他们要与牛津竞争。哈佛大学是怎么来的？是剑桥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生不满于剑桥，不满于旧大陆，到美国去开办的。耶鲁大学是怎么来的？是哈佛大学的一批人因不满于哈佛而开办的，他们要跟哈佛竞争。斯坦福大学是怎么来的？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斯坦福家族捐款一亿多美元要求哈佛大学给个名字，至少把斯坦福挂在哈佛的名字后。哈佛说，我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谁能让我改名？然后斯坦福说，你不要我这笔钱，我到美国西海岸去办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竞争，因此有了斯坦福大学。正是因为这种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域，世界上的人才都是我的人才的精神气质，才涌现出一所又一所的一流大学。如果当年牛津大学禁止自己的人走，就没有剑桥大学了，剑桥大学如果禁止自己的人走，就不会有哈佛大学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既竞争又互补的好大学了。 这种普遍主义在我看起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一流大学教员的来源，必须是普遍的，不能仅仅来自于本校，来自于本地，也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国。因为知识无疆界，越是近亲繁殖的大学，衰败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的代价也越高。二是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的来源必须尽可能地广泛和多样化，不能用一种标准来筛选学生。现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学生都来自于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三是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必须是普遍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有人会问，现在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为什么还要研究古代的问题？地面的问题都还没弄清，为什么要研究天上的问题？我们的一个村、一个省的演化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宇宙的演化？我们在西方念书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国家的人在辩论，美国有那么多的问题，像种族问题、收入问题、单身妈妈问题、爱滋病问题等等，都没有研究得很好，钱也不够，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东亚、中东等许多问题？世界一流大学的回答是：我们的标准不是能不能马上用，也不是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对世界上任何非常有趣，有人愿意去探讨奥妙的领域，我们都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可能性。你怎么知道今天探讨的这些领域，在以后就没有意义呢？ 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人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智慧资源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世界范围和统一的尺度上竞争。否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快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下去，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在全球化时代，产业的竞争，公司的竞争，雇员的竞争，政府效率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跨国的竞争和跨国的现象。没有第一流的大学源源不断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和信息，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在世界上处于下等或者中下等的位置。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四、大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 回顾过去的一千年，可以看出，哪里有第一流的大学兴起，不用多长时间，这所大学所在的国家就会变成世界上领先的国家。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上有了近代最早的大学，很快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兴起于意大利半岛。当13、14世纪，大学在英国兴起，有了牛津和剑桥后，英国很快有了工业革命，有了代议制。到19世纪，当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很快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当欧洲老大学的理念传到美国，美国办起了哈佛、耶鲁、麻省后，美国又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美国总统的头衔，而刻上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倡议者。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是个世界现象。在亚洲，东京大学是怎么兴办起来的？它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北京大学是怎么办起来的？它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北大的创办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蔡元培先生是从德国回来的，他是洪堡的忠实信徒。他带回中国的就是“一流大学必须是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我的观察和体会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比较好的大学，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当好的大学来训练人才；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伟大的大学，因为它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起领先作用。 领先大学靠什么？必须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在这个时代，软的力量，如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才是最好的力量。硬的力量，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那些工艺过程，主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是sustained cretivity and academic innovation，就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一次创新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持续创新，难的是从来不被自己过去的创新所束缚，始终面向未来。彼德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破坏性的创造”，大学正是为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提供源头的地方。破坏是指对已经过时的，没有用的，低效的，造成浪费的，污染环境的方面的破坏。因此，要想前进，要想发展，要想进步，都有赖于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 我很欣赏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的一句评论。他说，自从1990年代以来，在海外华人中有一种说法，即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要想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否则那仅仅是一个梦。他的话我非常地赞同。所以，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天下，是谁的世纪，不要看别的，就看看那个国家的大学。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点。 (本文是丁学良先生2000年6月25日在北京图书馆演讲录音的整理稿，发表时略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阅读更多：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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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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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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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主要从国际国内多个视角谈谈宏观政策研究的体会。讲六个问题，第一、二部分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大的图像；第三部分看看我们高教现在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第三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参与教育部新的行动计划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概要的情况；第四部分是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教育部正在起草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第五个方面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最后是不同类型高校的合理定位问题，不能说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或者答案了。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的新形势

    我们现在面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是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考虑的，我国目前还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可能会在2040年前后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在这一时间内，我国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人口增长态势。现在专家们普遍认为上限可能是在16亿左右，在16亿当中劳动力人口占多少，从现在开始向前再展望一下：到2020年劳动力人口会从现在的9亿左右增长到10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一直持续在65—70%，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一些人口自然增长非常快的国家)，我们劳动力的丰裕程度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15—64岁劳动力人口(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我们绰绰有余。不能说劳动力比例高就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能够提高素质，国际竞争力就会持续地有保障，但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不高，我们可能还要吃一段老本。从本世纪中叶以后，我们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会下降到60%以下，那时候老龄化的程度就会提高，所以赶在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况前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是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如果在2050年前实现不了这一点，我们今后发展的路会很艰难，劳动力人口多了就业形势就比较严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城镇化的进展顺利，尤其是2000年以后，更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态势在递增。也就是说，现在每年有1300万—1500万人口从农村的状态转到城镇状态。我们2000年的城镇化率是36%，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到2020年就有可能达到56%。对此，许多专家保持乐观态度，有人认为到202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60%，现在是60%的人口在农村，从原来的六四变成反过来的六四，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有专家认为，在一个农村人口仍然占40%的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带引号的，有中国特色的，仍然没有脱离开小平同志接见外宾时讲的小康的含义，离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可高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所能达到的现代化的程度。但这块无疑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在城镇状态下对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需求与在农村状况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处在一个剧烈的调整时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会从200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的25%，到2030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20%。其实，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的比例是3—5%，如果加上为农产品进行后续深加工的劳动力可能有20%左右。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实现，都取决于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说从第一产业出来的劳动力会少部分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是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是显著提升。最近学者们也在研究我们能不能跨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主要转移到第三产业。也有学者认为第二产业比例稳中有升会持续一个相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对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你迈不过重化工业，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的这个阶段是不可能迈过的，否则你第三产业依托的基础就不牢靠。我们现在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依靠的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转移，还有科技水平的提高。这对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总而言之，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4亿3千万个。中国现在提供的就业岗位是7亿4千万，很快就要到达7亿5千万。中国用7亿5千万个就业岗位提供的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不到10%，西方发达国家用43亿个工作岗位，就可以拥有全球GDP的60—70%。在这样一个反差下，我们要充分就业，平均从业人员收入增幅不会太高，而且高学历有可能向下挤压岗位，就是说以前这个岗位是中专干的，现在要大专干；以前这个岗位是大专干的，现在要本科干；以前这个岗位是本科干的，以后就要研究生干。如果不充分就业，可以使收入差距拉大，有一定刺激的活力，但前提是社会保障必须健全，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就业的压力对中国的教育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能够仅仅着眼于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去读什么样的书，除非是家境非常优裕，不指望孩子能够很快谋生给家里带来经济收入。西方的确有一些富裕家庭家长对孩子们的希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可以观察一下世界上最活跃的志愿者队伍，可以看看美国的三、四千家慈善基金会机构，可以看看上万个去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医生，他们都是不取薪酬的，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历，他们为社会奉献是不求回报的，原因就在于60—70%的志愿者的家里都非常富裕。西方志愿者有的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就开始做志愿者，在非洲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结婚生子都在那边，家里供应。而我们现在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教育跟就业的关系，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十六大给教育提出的目标是非常高的，在二十年中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消除文盲，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应该说十五大以前的党的政治报告，没有对教育这么系统的、明确的提出要求。原则地确定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是从十三大党的报告以来的历次报告都强调的。但是在十六大报告中，因为牵涉教育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所以小康社会实现的四个目标之一就是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这段时间的确也是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从原来的仅仅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增加了为人民服务，这与后来党中央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以及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一脉相承的。原来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还要加一个社会实践，因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马克思早期有一个文稿，实践的观点是它最重要的观点。所以，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这一点我们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教育还有三大历史性任务，最近至立同志、周济同志在讲话和报告中屡次提到，也就是2020年前后，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以及一大批比较拔尖的创新人才；教育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服务，作出贡献。无论是科技还是社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思考今后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脚点。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中间还有一个全国人才会议，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新话，这些新话既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一个决心，同时对教育提出了很多新的话题。以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在体制上还有或多或少包办过多这样的问题，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以后，应该在公共教育政策的领域中负起更大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市场配制人才资源的改革取向，再一方面我们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得政府能够营造一个很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促进高等教育依法自主办学，依法自我约束发展，在这个轨道上能够川页利地向前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对科学发展观的确认，其实都对教育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都值得我们认真考虑高教发展的新形势。

    二、国际教育发展的总体走向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差不多每十年有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引起全球教育振动。第一次是在1972年前后，由联合国教科丈组织起草、实施的，当时发布了一个学会生存的报告，确认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开始是少数专家的理念，很快就变成了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法律。有十几个国家对此立法或者出台了专门的法律，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万美元以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谋划一下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连小学教育都很难普及的话，何谈终身教育。同样，中国也是在九十年代开始立法，也变成了国家的战略政策，但是我们往前推进的步伐缓慢，这跟我们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毕竟是从原来一次性的关注学历的、批量化的教育，变成一个更加多样化、多次性、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有人很形象地说，从摇篮到坟墓都要学习，不要把工作和学习这个环节截然分开。人可能会在不断的学习中增强他的能力，这样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对中国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中国可以走的快的地方先走，走的慢的地方后走。所以这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被联合国教科丈组织的第二本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版)，确认为终身学习是人类通向二十一世纪的一把钥匙，是类似于哥白尼式革命的教育理念革命。因为此前适合于农业社会、工业化生产这样一种教育，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只有考虑到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至少要中期以后，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以后，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才会前所未有的迫切。我们相信，它不仅在二十世纪的后30年发挥了对各国教育政策影响的作用，而且也正在影响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其它一些有条件国家的教育政策，所以在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用大段的篇幅来论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十六大报告一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有相应的阐述，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

    第二次革命开始于八十年代，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新信息技术，这个革命发生的地点并不在教育领域，但是对教育的能够选择的机会是空前的，比如说学习的时间、空间、人群，还是需求，都可以根据我们所拥有的实在的资源和虚拟资源来大大地扩展，而且广泛地共享。因为原来社会的结构是金字塔的，很多信息集中在金字塔的上端，越是下端越少，它是纵向流动的，横向流动的比较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除了主流媒体以外，除了主流的政治传播或者政策传播的渠道以外，还有一些更加扁平或者网络化传播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在整个公共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大众媒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公共教育政策制定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传播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在研究传媒这个问题，自从9·11以后，美国的传媒到达了后9·11时代，他们在研究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在研究，一个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能够得到共识，不仅使官员们知道，而且使老百姓能够知情，有权利去监督这样一个政策的执行，看来除了正规的行政系统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看重媒体的作用。单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市对违章司机有一个处罚的措施，意思是你违章了以后要自觉地到管理部门交罚款。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少数遵守者到交管部门查询违章记录去交罚款，后来北京电视台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个司机因为多次违章，最后罚款980元，除了违章罚款，还有滞纳金。这条消息一播出，我相信第二天80—90%的司机都会知道，因为看了报道的司机会传达给亲朋好友。所以一个政策的效率并不是靠在公共场所张贴或者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而简简单单的一个两分钟的新闻报道，能够使一个政策迅速传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持有驾驶证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当代政策在非传统的行政网络中传播的例子。对我们教育政策的贯彻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都是线性的、平面的学习，以后变成了立体的、多媒体的、非线性的学习，那就要考虑以前那种按步就班传统的、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学习，可能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有些能力强的学习者，他可能采取相对跳越式的、相对弹性的学习方式。计算机网络看上去是科技层面的革命，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及它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下一代，在有计算机网络参与的情况下，与我们小时候对知识的掌握有哪些差异。

    第三次革命就是谁来付费，谁来埋单这么一次革命。从九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艰苦地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教育服务贸易可以除了政府资助，只要你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的教学活动都属于一种能够用钱来购买的服务。以前整个教育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份额非常小，从九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翻着番地前进，几年就可以翻一番。1970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总额是70亿美元左右，而现在已经是30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一部分就是留学生，现在全球流动着150—200万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是携带着大笔的钱到要学习的国家去消费的。中国去年自费留学的比前一年略有下降，但仍然在11万人左右，如果每个人带走2万美元，带走22亿美元就是200多亿人民币。我们全年的教育经费是多少呢?全年的学费是多少呢?全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在农村来讲也不过是200—300亿，我们全年的教育经费是4千亿，200亿流到境外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能够抓住WT0教育服务贸易合作的契机，大力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适当鼓励强强合作、强项合作，如果我们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能够跟海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做强，对我们优质资源短缺这么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最近，批准了一个国外好的大学在中国办分校的是诺丁汉大学在宁波的分校，就是想作一个试点。前天我陪教育部副部长跟英国的副部长会谈，就谈到强强合作的问题。现在爱丁堡大学在跟南开大学谈合作，利物浦大学在跟西安交大谈合作，可能就是要形成一个双方优势学科互补的态势。现在全国有800多个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正在运行着，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依法鼓励和规范中外办学的发展。如果能够两边跨的，采用2十1或者3+1或者2+1+1这种三明诒的课程，获得双方都能认可的学历、学位，其实并不一定非把自己的钱花到境外，只要学到本事就可以。所以现在的教育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是发展中国家很警惕，发达国家非常热，这对我们高等教育就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受到财政紧张的影响，减少对大学的拨款，于是他们就流传了一句话：你想让自己的大学过的好一点吗，那就多招中国留学生吧!中国留学生到英国交1万英镑的学费，其中可能有3千英镑是补贴给英国本国学生的，所以他1万英镑的学费其实享受的是6千或者7千英镑的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争夺高端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什么地方进行教育消费的新的挑战。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外教育战略的五个特点：一是强调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用新发展观指导教育战略。二是强调教育的平等，不是一般的平等，而是有质量的平等。以前是一般的平等，希望能够进入机会公平就可以了，现在将过程公平、结果公平、选择公平都列入议题当中。如果公办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就改革它，所以有质量或者高质量的教育平等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重点。三是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并重，强化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最后两点是新的信息技术能够广泛应用，同时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寻求应对的良策。二十一世纪前10年，教育会不会出现第四次革命性的变化呢?我们从国际组织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国家所做的事情，还有我们中国所做的事情，都发现可能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跟我们现在所谈的科学发展观、人才观有关系，不谋而合。从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发大会到约汉内斯堡，实际上联合国正在推行可持续发展十年。京都议定书不久前才生效，教育能够在这个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值得研究的。以前的教育不是完全以人为本的，不完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第四次革命性变化会不会产生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教育，这是值得研究的。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追上来了，已经达到95%左右，但是中等教育的入学率还低于50%，而高教入学率会低于10%。GNI是什么指标呢?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用于取代GNP的一个指标。现在世界银行一说都是人均GNI的水平是多少美元。所以在430左右美元这么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它的教育水平只能处于一个很差的水平。在两万美元以上的这些高收入国家，他们学前教育的入学率、初等教育入学率、中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都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起一个庞大的能够覆盖全民的教育体系。中国现在正处在中下等国家这么一个水平，在1000美元左右，所以我们的指标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是低于世界同类国家平均水平的。要支撑起一个入学率水平，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无非是政府少掏钱，老百姓多掏钱，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况。越是富国老百姓不用拿钱，因为他交了一份税后不用交第二次税。越是穷国老百姓他拿不起钱，他连交税都交不太好，更不用说第二次拿。现在亚洲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像中国、韩国、 日本，老百姓除了向政府交税以外，还会拿出很多的钱用于教育，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巴西，只要孩子上学满一个月，还要给穷孩子家庭一个误工补贴，一个月补助25美元左右，以免孩子辍学去打工。

    旺盛的社会需求同多样化的教育供给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应该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性成就，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世界上都认为中国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在九个人口发展中大国中，我国教育积累的经验，能够覆盖的人群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这么多问题、难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三、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新部署

    新一轮行动计划是从2003—2007年要执行的，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三大历史性任务。要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这样一个八字方针。这些指导思想是分层次的，宗旨是要管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十六大提出的三大历史性任务会到2020年前实现，而这一轮行动计划只是为2020年这样一个发展来起好步、开好局。八字方针是本届政府任期内的，管到2007年，实际上指导思想是分为三个层次。

    周部长带领我们编写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学习辅导读本》列出了178个问题，系统回答了各部门要作的事情。作为行动计划是实实在在的，与中长期规划不同，关键看有什么样的工程，每个工程都有经费加以支撑。这次行动计划是14部分，50条13000字，分为三大版块：两大战略重点；六项重点工程；六个重要举措。上一轮行动计划，就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1998年到2002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两大版块，一是七大工程，二是五项举措)我们把农村工作做为重申之重，首先把它列为第一大战略重点，同时把继续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作为第二大战略重点，这两大战略重点抓住了一个最薄弱环节，一个最需要在攀登过程中加油的环节，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也得到了各部委的支持。

    六项重点工程：①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②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加强)；③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④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⑤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⑥高素质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工程。其中②—④项都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比较紧迫的问题，随着高教扩招，职业教育现处在十字路口，是全面推向市场，还是政府硬性划定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比例，恐怕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政府引导，以就业为导向，办出特色，国家就要实实在在的支持。第三项高教质量和第四项毕业生就业，在没有扩招之前我们也在抓，但形势不象现在这么紧迫，人们质疑现在毕业生的质量是不是兑水了， 因为从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到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其增长幅度是世界上很少见的，5年中招生增长了四倍。但是我们的经费没有增长四倍，靠拼什么?拼的是高教的老本，拼的是教师工作量的增大，教师也没有增长四倍。所以教育的质量怎么看，怎么评估，怎么增强，今后还要不要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现在每年增加毕业生100万左右，去年毕业生已经接近300万，以后每年逐渐会达到400万、500万，但是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岗位每年可能在800万左右，如果不算退休的替代，新增的劳动力岗位有一多半要被新毕业生吞掉。如果是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显然就会引起不充分就业的问题。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无疑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毕业生就业工程是国家抓的一个重点工程。

    六个重要举措是①加强制度创新和依法治教；②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快速持续发展；③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④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⑤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⑥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其中制度创新、依法治教，与高教有关的像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都要进行修改。我们在修法和立法的推进过程中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五修四立：修订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和学位条例等五个法，其中把学位条例变成学位法；立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保障法、学校法、终身学习法。最容易通过的是国家教育考试法，最难通过的是教育投入保障法，现在人大、政协、各级政府都没有作好准备，我们只是作些可行性调研，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有教育投入保障法，我们的教育经费不会像现在这么困窘，这个是很难通过的，本届政府肯定做不出来。到2020年前能够做出来就已经不容易了。接下来是学校法，我们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但是缺一个对学校性质的认定，换句话说，一个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依据什么?学校的章程、产权的界定、怎么运行，学校法是一个正在探讨的过程。接下来是终身学习法，我觉得一下立终身学习法可能条件不够成熟，但是立一个类似民办教育促进法那样的终身学习促进法还是可能的，促进一个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还是有条件的。所以依法治教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都是新的内容，在上一期行动计划中没有给这么重的笔墨。而这一期教育行动计划我们既加入了WTO教育服务贸易的框架，还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我们还要全方位、高水平地实行对外开放，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做。在第五十条中明确提出要制定2020年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现在我们正在作，我仍然是起草组的组长。非常希望各位校长、教师提出好的建议。我们非常关注“两会”，每年的两会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最少在150—200个，我们都要找到其中的亮点，使纲要的制定建立在集思广议的基础上。在两会之前，我们也都跟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征求意见、座谈，作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够在增加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公平这些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当然主要是明确政府责任的问题。估计2020年纲要的文本会在今年1 0月到11月出台，还要征求意见，明年适当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会召开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这样一个纲要，对今后十五年走什么样的路进行部署。十五年的纲要，与现在国家正在做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两个轮子，是科教兴国支撑整个现代化向前进的两个轮子，都是十五年。现在科技的那个规划已经反复酝酿，已经完成了70—80%的工作，只待今年的适当时候召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再由党中央总书记对这个事情进行部署。科学大会在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后，一先一后，把2020年前的一些宏观的关系，宏观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这些都是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我粗粗地列了一下整个行动计划中跟高等教育相关的内容，首先在第二大战略重点中，985工程、211工程、高层次人才创造性计划，这是继续实施的。以长江学者为龙头的，有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和个人这样一个人才培养计划，以及新启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创新计划，高校的科技创新和社科繁荣计划，而社科繁荣计划的支持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从2003年开始每年差不多有5000万立项费，这已经高于国家社科基金对教育系统的支持力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其它重点工程中，关于教学质量工程及其他相关的方面，比如为三农服务、为素质教育、为职业教育服务、毕业生就业、信息化、师资管理、学校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加大投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等，这些都跟高等教育有关，所以大家只需要看到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新的行动计划，就可以找到很多新的政策的切入点。

    四、2020年前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趋势

    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有250万到300万的增量，2008年考大学竞争还得激烈。从2008年以后一路下降，到2020年达到一个低谷，那时是不到9千万，每年比现在少几百万人，那个时候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只需要稳步发展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我们看高等教育的扩招，1993年本专科招生数是92万人，到2003年招生达380万人。高等学校的在学人数，1993年是500万人，2003年是1900万人，到2004年增加到2000万人，是1993年的4倍。但是普遍高校的招生数比起在校生数增长还要快，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就乘4了。高教的毛入学率从1993年的5%上升到2003年的17%，到2004年达到19%。每10万人口中平均在校生人数在1993年只是376人，而到2003年时达到1300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30%、50%的质量有所下降，但我们仍有60%左右的质量是有保障的。而有保障的60%已经比1993年的平均拥有数要多的多，这样一来，竞争就非常有利。随着对外开放，随着高校的持续发展，为我们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将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都奠定了丰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八五期间，1991年到1995年本专科毕业了600万人左右，其中普通高校5年中毕业了300万人，而到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普通高校就毕业了400多万人，再加上2005年，肯定五年累计起来比原来是翻番的，这对现代化建设都是很大的支撑。这种每年递增六、七十万的比例是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态势。我觉得可能今后若干年不需要递增那么多，为什么?如果还按这种方式递增，条件是否跟得上，就业情况能否很好，都很难说。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平均招生的增长率是16%，计算一下，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如果能达到30%以上，现在每年只需要增加3%就行，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基数，后面进入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进入了一个高中阶段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学习，需要考虑的就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体制创新的问题。高校在校生今年会达到2100万人，如果稍微压缩增长的速度，使五年中年增幅降到60、70万人或者80万人左右，这样到2010年，我们还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也就2500万人左右。另外再用十年把那个500万消化掉，从2010年到2020年增量如果是500万，平摊到每个年份，每年应该是50万人左右。我觉得今后若干年每年的在校生人数以50万到60万左右增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在最快的年份中平均每年增长100多万。研究生在校生今年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原来预期是70万，其实去年已经达到80万，2005年可能达到90万，到2010年控制在100万左右可能不太现实，所以还会有所调整。研究生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生博士生的授予数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因为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博士生授予国，每年有4万到5万人可以带上博士帽，他们平均读一个博士的时间基本在6—8年。而中国现在这种短、平、快地制造博士，有没有问题?我们是一个培养大国，但是并不是一个科技创新大国。美国现在掌握的科研经费、研发经费占全球的60%，而中国不到5%；美国拥有的专利数已经接近70%(就是每年新的发明数)，中国可能刚刚超过5%。我们是5%的科研经费、5%的科研专利数支撑起近4万博士生，与人家相比，博士生的质量显而易见，我们一个博士生导师招30个学生，一把茶壶配三十个茶杯，这样一个培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现在可能需求还是比较大，高校教师的博士生比例远远不如美国，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因为历史的原因，教授、副教授当中博士生也没有占到很高的比例。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控制文章抄来抄去地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对一些关键的学科、关键的学术带头人的梯队要加大培养力度。在硕士这个问题上我跟其他的研究专家没有异议，发展快一点、发展多一点没有关系，因为硕士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纯学术的学位。印度在2000年硕士在校生数已经达到80万人，而当时我们仅仅不到20万人，以至于当时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英国三一学院的教授阿马帝亚森到到北大讲演说，据他了解，印度毕业8个大学生，中国才毕业1个。岚清同志当时觉得很不对劲，让我们赶紧去查一查这个数据，后来证实，的确本科生我们已经跟印度不相上下，但是硕士生在一段时间内是印度培养8个，中国培养1个，这方面我们是很落后的。2004年我们的硕士在校生是65万人，还不到印度的80%。所以硕士生发展快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博士生一定要保证质量。高教的毛入学率的预测到2005年会超过20%，2010年保守估计达到23%，2020年保守估计达到30%。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高校毛入学率作适当的调整或者放慢发展节奏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人均1000美元左右到2020年人均3000美元的GDP，能不能支撑起30%的入学率，这在世界上是有争议的。看一看毛入学率在30%的国家大多GDP都在8000—10000美元。我们如果不顾这样一个现实，只顾老百姓有没有学上，那势必就是高考200分上大学，甚至注册入学。这方面瑞士和德国对我印象很深，二战以后他们很快就达到30%，但直到去年瑞士还是百分之三十几的高教入学率，德国也就40%左右，很多北欧国家也就40%左右，不是说老百姓没学上，而是因为早期的分流，市场的需求很明确，你读出大学以后，或者你的孩子不适合于读大学，出来后是没有事情干的，只能去领失业保险，领失业保险这样的渡日，永远不会比一个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过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到30%是一个坎，到2020年的时候会非常审慎地研究高等教育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到2050年高教学龄人口是两峰两谷，第一个峰是2008年，第一个谷是2022年，在9千万以下；到2033年又上升到第二个峰，达到1亿人以上，到2050年又回到8千万左右。所以我们高校的入学率或者高校在校生的规模其实是一个逐渐放缓的态势，并不是一个很陡的上升的趋势。即便是放缓的趋势，到2050年毛入学率也能达到50%，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千万人了，到2050年只需要达到4千万人，就比现在高校在校生翻一番，就可以达到50%，我们前期可能发展快一点，以后是要把握节奏，把握节奏还有一个好处，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总是这么扩招，势必刺激普通高中的发展，中职怎么扶持也很难发展起来，如果技工荒、高级技工荒，给出很高的薪酬这个信号能够传达给老百姓，我相信，中国老百姓会从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况回到现实，他并不想明显自己的孩子不适合于读学术性、理论性的大学，还要硬着头皮去考。据说有的孩子连续考大学已经考了8年，8年连博士生都快读完了，连续考大学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每次上复读班都要跟亲戚朋友借钱，如果不考了，他觉得要还这笔钱不太容易，所以一直考。这在其它国家是不可想像的，疯了。今后我们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不是一考定终身，包括中职生也能够进到本科去学习，搭建这样一些“立交桥”，可能会缓解这个问题。有一个德国同行写了一本书，说他发现中国的瓦匠、木匠、油漆匠都不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都是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这很有意思，在欧洲差不多都是职业学校培养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大的职位，岗位的空间，结果我们学校不去关注。政府办学就是去招应届毕业生，就是教文化课，哪怕职业学校我们也不能降低文化课的要求，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针对现在大量的农业人口的转移，大量的新增岗位的变化，我觉得职业教育包括高职不办出特色是没有根本出路的。

    五、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恩格尔系数是标明你是否进入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这是国际粮农组织对各国都在用的指标。其实我们衡量左邻右舍，也可以看看你一年中的花销有多少钱是用于购买食品、购买吃的，你看看贫困户，拿救济粮救济金的，可能百分之百的要去购买食品，他没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的开支。所以在建国初期，1957年统计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是80%，非常贫困，连城市的居民也都在60%这个贫困线周围徘徊。直到改革开放，1978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这么高，可以说当时是一个贫穷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恩格尔系数一直下降，下降是一个好事。贫困是系数大于60%，温饱是在50%至60%，小康是在40%到50%，而富裕的小康是在40%以下，现在发达国家基本在10—15%，也就是说一年中用于购买食品的份额从100块钱当中抽出15—20元就够了，剩下的可以购房、购车、旅游，去消费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能从2000年的46%会下降到35%左右，46%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70%—80%人口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2000年是农民刚刚降至，j50%以下， 而城市刚刚降到40%以下，现在仍然呈现下降的态势。这样，省出来的钱就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教育，所以居民储蓄的第一个意愿是不可预测的大额支出，比如说大病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第二个意愿就是子女上学，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即便政府增大了投入，老百姓希望通过自己省点钱使得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么一个期望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我们也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人说印度的城乡差距比我们小。我们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可支配收入相比，2003年时达到最高峰32，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估计在2004年会有所下降，因为减少了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应该说2：1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城市的老百姓有2块钱的时候，农民有1块钱，这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也保持了足够的活力。但是现在城市居民有3块钱，农民才有1块钱，这样是有问题的。现代化推进的步伐大体也说明了区域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比如京津沪这3个中等发达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基本上完成，然后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他们超过了世界的平均值(50%)。11个初等发达地区：辽宁、江苏、浙江、黑龙江、广东、吉林、福建、湖北、陕西、山东、山西，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高于80%，第二次现代化程度高于30%低于50%。17个欠发达地区：重庆、河北、宁夏、湖南、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四川、安徽、江西、广西、甘肃、河南、云南、贵州、西藏，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小于80%，第二次现代化程度小于30%。从全国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形势，从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到广西、海南，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山西、陕西、湖北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呢?有能源和一些历史上形成的产业支撑着他们，而其他省份远没有这样一些很好的产业。京津沪在整个沿海地区还是三支独秀的，最近可能率先达到京津沪水平的会是江、浙和广东，辽宁现在也在急起直追。可以看到，第一个经济增长极出现在小平同志当时圈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后来香港、澳门回归，广东的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现在是泛珠江三角洲9+2这么一个状况。第二个增长极是以上海为龙头的江、浙两翼，速度明显高于泛珠三角。第三个增长极还比较薄弱，就是环渤海地区，以京、津、辽、鲁为四个点来支撑的，也涉及到河北的大部分和内蒙以及山西的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增长极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这个地区人才聚集的程度，比第一增长极和第二增长极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然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成气候。其他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以陕甘宁的省会，以成、渝以及湖北武汉、河南的郑州以及安徽的合肥，这几个还没有完全成增长极的气候。青海和西藏还没有完全成气候，云南的生态经济才刚刚起步。看看这么一个状况，高等教育的布局肯定是在沿海地区这些增长极聚集的程度是最高的，人才的需求量也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规律。只有这部分相对稳定，才有一部分按照梯度转移的方式向其它的经济协作构圈和增长极来辐射、渗透。西部大开发中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在西部地区再新设多少高等学校，再布多少点，而只能靠本地化人才培养的体系更进一步健全，对，支援的这种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同时，国家财政的输血式和造血式相结合的扶贫和支援的方式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取消。这就是现在整个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所面临的新的形势。

    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也可以用A、B、C、D、E这种梯度来区分。

    A：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以上，甚至达到50%左右，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比较发达，如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

    B：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有较好基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上，甚至达到30%，如大多数中小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发达地区的城镇和农村；

    C：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0—15%，如少数中小城市，大部分发达地区农村和部分中等发达地区；

    D：刚刚或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基础，如大部分中等发达地区；

    E：正在普及5—6年初等义务教育，教育基础薄弱，如欠发达地区农村。

    京津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发达地区的农村，部分中等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增长态势有可能沿着A、B这些地区最容易增长起来。

    那么，支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看看义务教育，实际上高收入人数相比起低收入人群来讲，它对学习成绩的依靠、对支付能力的依靠、对公办学校中是不是重点的选择，以及是不是选择去海外留学和民办学校，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越是高收入人群它的选择明显大于、多于低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除了政府资助以外，只有一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政府再不资助，它就没有选择的可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生源的这种自然分布，势必呈现这样一种态势。而这种态势的前提是假设公办的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在招生录取这方面，在评价一个学生的成绩方面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是没有什么招生的黑幕或黑洞的，是把乱收费、腐败都排除在外，它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分布。这种分布不能说是教育系统的设计问题，而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中的折射，所以我不太赞成笼统地提高教方面的公平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它的确受到非常复杂的因素的制约，哪怕是一个设计的很好的制度，它随着自然的分布，也是城市的高收入人数的子女可能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远高于那些贫困家庭、农村家庭的子女。农村家庭孩子的出路只能靠他学习成绩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奖学金、助学金或者贷款能够完全覆盖学习成绩不好的又是家庭非常贫寒的学生。你家境贫寒同时成绩又非常好，从代替流动来讲，是处于一个少数，很可能那些家庭贫寒，成绩又不好的孩子只有从事他的祖辈所从事的那些工作。作为公共服务来讲，政府肯定是长线责任，也就是穷人和非穷人把受教育的意愿表达给政府，通过政府给服务的提供者，这服务的提供者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通过一种契约的关系、一种政策指导或者拨款的关系来执行。短线服务就是那些有支付能力的公民，不通过政府直接跟服务提供者发生联系。长线责任和短线责任所建立的现代学校制度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政府参与的程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服务的类型、服务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经费占GDP的比重是一个国家对公共教育事业支持能力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所以看一个国家并不看这个国家的，号，而是看他在安排预算的时候是否把足够的份额用于公共教育。全世界平均值已经达到45%左右，但低收入国家还低于4%，越穷的国家越少、越富的国家越多。我国在1993年制定纲要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提出到2005年把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增长到4%，结果从1998年以后我们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才出现一个快的趋势，得益于上一届政府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时，中央本级财政一个百分点，地方跟上。这个政策到2002年以后就不实行了，所以2003年就下降了，从历史上一个高峰332%下降到328%。十五计划说原定的4%的目标推迟到2005年实现，这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增量大体是每年600—800亿元，实际上政府少给教育的经费是400—500亿，如果把原来的缺口补上的话，就是600—800亿元。如果有了600到800亿，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窘迫。老百姓在这里面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政府的钱不够，老百姓就掏了。所以社会投入从1998年以后急剧增长。全世界发达国家政府的投入，OECD国家是占5%，社会投入不到1%。中国政府投入原来预计2005年达到4%，社会投入达到1.5%，2020年政府投入达到5%，老百姓达到2%，而2003年政府是达到了328%，老百姓已经接近2%，老百姓提前17年实现了这么高的投入水平。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达到2%的不超过15个。中国很可能成为老百姓投入比重占GDP最高的国家。这里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政府增长教育经费有较大的空间，但民间投入是不是到了天花板，是2还是3，如果不采取什么特殊的措施，看来3是天花板，有可能老百姓会再投入教育一个百分点。教育乱收费的隐性部分还没有统计。而且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是缺钱，社会上反映现在的钱是不是用好了，现在的钱是不是还有很大的浪费、低效的现象?我们的管理制度不严，很多校长的权利处于没有监督只靠自觉的状况，他在支配财政性拨款过程中随意性还是蛮大的。基础教育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贷款在450到500亿，而高校的贷款仅部属院校就贷了150亿，全国的院校加起来不会低于600亿。1千多亿的学校贷款，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没有听说公立学校向银行贷款的，银行不会给公立学校贷款，因为教育是一个政府支持的事业，怎么能够还本付息，靠什么盈利呀，只有那些盈利性的教育公司，教育投资公司才能向银行贷款。中国是在体制转型中，开始是银行主动找上门来，在对国企惜贷的情况下向公办高校贷款，现在也不大容易了。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政府职能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减少错位，把那些越位的现象和缺位的现象尽量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实际上是让政府在义务教育、前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是义务教育你就要多保证；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你可能就要有所作为；还有一些部分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你可以委托授权；还有不需作为的部分，你只要制定规则，适当监管就可以。这种主动作为相比现在很多地方的被动作为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的应有之义。但是，非常遗憾，整个干部任用体制，对他绩效评价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导向这个方面，使得一方面好多地方教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另外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黑洞，学校乱收费的严重现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来学费标准的提高有可能是平衡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因为现在有的学校生均拨款并没有因扩招增加，有些地方所属院校生均拨款已经降到一年1500元人民币。而部属院校现在还维持在6000到8000元。所以就不能不提高进入非部属院校、地方院校的学费标准。提高学费标准就有一个问题，那些考生如果家境不是那么好，他们要不要勒紧裤腰带来上这个学校。政府的广义投入如果过于低，而家庭负担能力比较差，就会影响到录取。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你就倾向于降分，把分数降到有支付能力但是分数又不高的学生，那么势必就变成了400分、500分的学校分数线一降再降，直到你把学生招满，那你的起点分就变成了200多分了。这是一个将来有可能进行平衡的机制，这个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并不是政府让你多招你就多招了。他受完教育以后预期的回报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他现在付出这么高的学费，将来能不能取得相应回报的工作。公办教育这么强势，民办教育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学人数因为受到公办高等教育的挤压，1998年以后一直处于低谷，现在有所回升，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办高校办了独立学院，249所独立学院在校生已经达60多万人，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力量。

    六、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合理定位

    从2003年的数据可以一眼看出，本科院校的增量明显低于高职专科院校设置的增量，从2002年开始差不多每年新设立一百多所高职高专，因为我们把审批权已经下放到省里。省里觉得中专可以升格，可以合并成人高校，他就作了，只需要到教育部备案。本科院校的设立还是在教育部所控制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来评，不符合规格就不能设立，这里没有包括那些独立学院。我们感觉整个批准还是比较缓慢的，缓慢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短期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像美国的社区学院，欧洲的普遍的短期学院，日本的短期职业大学，英国本身的学制就比较短，一年预科以后三年本科，它的学制就相当于中国专科的学制。现在欧盟倾向于缩短本科学制，叫三五八，三年拿到本科学士学位，五年拿到硕士学位，八年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不是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还很难说，都在实验中。这些已经启示我们：不同高校的定位是需要的。最核心的圈子是北大、清华对一流的冲击，还有一个七所院校，2+7=9，这是985的一个最核心的圈子。放大的985已经达到36所或38所，这就是除去9所以外，还有一些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大体是56所，而211工程大学是95所，可能会在2020年前后所有211大学都设立研究生院，这就使得在国外和国内学历互认有一个很明显的标识，就是我们面向21世纪建设一百所左右的高水平的大学，这就是学术型的；学术型大学并不是说一定比高专、高职和其它本科院校高到什么地方去，就好像一个民乐演奏家和西洋乐器演奏家之间是不好比的，民族歌手和西洋歌手同样是不好比的，因为他有不同的职能，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愚蠢到仅仅是发展四年制的本科或者仅仅是发展博士生的教育，都是研究性、学术性而没有任何职业性的，这是有客观规律的。有些小的国家甚至全国几百万人口的只有一所研究型大学，这是常见的，其他都是职业性的，并不是说他没有钱去办研究型性的大学，而是他觉得没有用，有一所就够了。

    新的形势对我们的需求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才的供给和需求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而在转型时期是通过指导性计划来调节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劳动力市场，有了专业报酬水平，现在我们还不太看清楚这一点，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起作用，劳动力报酬水平将决定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先选择什么后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到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专业报酬水平，政府会从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中退出，站在一旁监管这样一个市场秩序，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面临一个从原来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到大众化再进到普及化的非常深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既发生在学校布局、结构，又发生在校均规模，还发生在学生层次，发生在经费方面，这种多样化的转变，能不能用一种四年制本科的模式或者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而一语概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觉高等学校重新定位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有可能从原来的博士最高、专科最低的这种金字塔的用人模式朝着向网格的方面发展。因为扁平式的和网格式的社会的企业组织，包括各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肯定会走到那一天，就是先把求职者学历这一栏盖上，先面谈你是不是有足够能力胜任这个岗位，然后再看你的出身如何，也就是说在最开始试用和不试用的过程中，并不是你的学历起点，而是你能否胜任这个岗位。原来研究型大学在塔尖的顶端，高职高专垫底，能不能朝向国际标准分类，就是把高等教育中的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就像苹果和梨，同样都有优质的苹果和优质的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和0ECD对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符合各国客观实际的判断。5A和5B区分的很清楚，他们之间可以互通，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的。专业性学位和研究性学位也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临床医学的博士和搞基础医学的博士，临床医学的硕士和搞基础医学的硕士，法律的和法学的，工程的和工学的，就是不能完全一样，培养的模式不能完全一样，他出来对岗位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样。什么是成功的教育?恐怕不应该说北大、清华就一定是成功的教育，它只是整个网格结构中的一个点。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主打天下，是二十一世纪整个人才需求的主流。而通过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到普通本科到研究性学位，只是一条非常窄的路，这条窄路子将来肯定会受到挤压。校长在办学的时候可以不理会这一点，但是你如果办出一个压缩饼干，办出一个你力不能及的屈从的模式，那么最后受到惩罚付出代价的还是这个学校。我觉得按照两维来设计，一维是学术理论到应用职业，一维是教学到科研，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标准分类分成若干类大学，这种大学可能在一个平面上就可以界定的比较清楚了，北大、清华还有一些985研究型大学，无疑处于一端，而高专高职以及应用型的本科处于另一端，而量大面广的这一侧也恰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需要的。我们在选择学校运作模式的时候，也会有传统、现代、后现代之分，真正有资格有能力去对主干学科一直保持不动，也不关注过多的社会需求，恐怕只是少数研究型大学。有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哲学专业一共20个人，毕业生当年能够找到工作的就是2人，其他的要么是上研究生，要么是找其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问这个本科还要不要设哲学专业，如果非得要设哲学是不是把它放在研究生阶段?加州理工学院有十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里面当教授，去年我看到美国公布的本科生被世界500强、被华尔街录取的比例不到5%，那95%干什么去了呢?大部分都上研究生当教师到研究所去工作了，美国可以容忍一个在校生很少的2000—3000人的加州理工学院这么做，但如果哈佛、丹佛、MIT等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这么做美国就受不了，如果所有培养的学生很少被企业吸收，企业就会问为什么要有你这样的大学。你研究这种跟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学问的确需要，少数人可以，但如果所有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那美国人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北大、清华是中国这块土壤能够容忍的少数的大学，所有的学校都办成北大、清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只不过现在很多院校还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现在高等学校培养的人应该广泛涉及到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农民、民企的创业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企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招生对象有多少是面对十六大报告中所涉及的八种人，差不多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差不多都是培养教学或者科研型的人才。如果高等学校的规模一个劲地扩展，但是社会上所需的个体户、私企主、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都是自生自灭，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高等教育?如果你办出特色，真是瞄准他们，是很可以有所作为的。两大并进战略，高水平大学可以争世界一流，短期的高职、本科院校也同样可以争世界一流。单一个新设立的卢森堡大学的金融学院的例子，卢森堡大学金融学院的合作者是卢森堡银行家协会，所有的课程、教授、实习、导师的选定都是银行家协会跟大学一起协商来做的，所以就使得他的本科生、研究生一下就爆满了，它是前年9月份才设立的金融学院，结果很快就成为周边地区青年们争着要上的学校。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培养了几届学生，还没有毕业生的产品出来，但可以想像，有这么多人愿意交学费上这个学校，特别跨国是要交学费的，本国是学费很低的，这里就有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大学可以怎么办。按照孙子兵法来说，它可以没有一定的规章，换句话说如果卢森堡大学不这么办金融学院，他就是高薪聘请全世界最好的教金融学的教授，聚集一批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获得者在这儿当教授，没有这样火爆的局面，他可能培养不出研究高深学问的金融学专家，所以他非常现实，我就面向银行、金融界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层技术人员，我就和银行家协会一起校企合作，这就是他的大学的办学理念，他放低姿态、放低身段来做这个事情，就成功了。今后新大学的起步肯定是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而不是原来传统的按部就班的方式。所以周部长也强调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采取三个突破，要探讨现代学校制度，这些方面都有大量的文章可以作。中国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北京吉利大学是民办的，对学生的要求是，到毕业的时候能把一辆汽车拆开，然后再组装起来开走。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到这儿来，因为修理、驾驶、维护一条龙的服务都可以胜任，这所学校就办的很好。高等学校要想办出特色，其实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十六大报告明确的八种人，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去培养，只要你抓住了主攻方向，都可能取得新的进展。

    现在我们探讨的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包括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教授治学，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开始实验。

    (2005年2月·北京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E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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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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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胡锦涛同志在张家口市考察慰问时指出：“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需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好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紧密联系当前工作大局和本地实际，从领导干部做起，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求真务实的要求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加强学习，与时俱进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坚持求真务实，首先要求理论之真、规律之真，积极探索对真理的科学认识，揭示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各级领导干部在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业中，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把握。只有不断深入地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真正抓住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夯实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

    求真务实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必须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全面的把握。胡锦涛同志考察张家口之后，我们结合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中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引向深入，对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入学习和领会，把市委一班人的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的要求上来。通过学习，我们深刻认识到，求真务实继承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新时期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学习好贯彻好胡锦涛同志强调的“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的要求。这“四求四务”站在全党事业和工作大局的高度，站在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站在党与人民群众根本关系的高度，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求真务实的内涵、本质和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实践证明，只有学好理论，解放思想，才能把握规律，推进发展。领导干部要做到求真务实，就必须认真学习理论、用心汲取新知、深入思考问题，真正把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在理论素养的提高上，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体现在工作思路的创新上。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务实笃行，加快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共产党人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求真务实，必须求实际之真、务发展之实。要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正确认识国情、省情和市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地抓好工作。

    求真务实，不是坐而论道，更不是漂亮的口号，而是必须身体力行的追求和行动。作为领导干部，要紧紧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抓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抓住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项工作一项工作地推进，切实履行好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在矛盾的普遍性中具体分析张家口市的特殊性，按照求真务实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地分析发展的形势和优势，辩证地看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认清了张家口市经济欠发达、贫困人口多、农业和农村工作落后的现状，也看到了资源丰富、毗邻首都、工业基础雄厚、后发优势明显的实际。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复讨论，确立了“融入京津、全面开放，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稳中求快、增效进位”的发展思路，实施工业立市、生态兴市、科教强市、三产活市四大发展战略，突出抓好机械、冶金、能源、卷烟、制药和食品(农副产品加工)六大立市产业，建设好面向北京的五大基地和中国北方的能源基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忧民所忧，解民之难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始终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领导干部只有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才能产生求真务实的巨大勇气和内在动力；只有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求真务实。

    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较多，困难群体规模较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胡锦涛同志在我市考察时专门叮嘱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事，满腔热忱地为群众解决好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要给那些困难比较大的群众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帮助。”从张家口市的情况看，全市45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就有310万，其中贫困农民占到95万。因此，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业，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和贫困农民的脱贫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解决好“三农”问题，单靠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充分调动城市的力量和资源，支持和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渗透和扩张，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职工化，从根本上建立起农民稳定脱贫、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

    牢记“两个务必”，一心为公，艰苦创业

    坚持“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同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做到求真务实，就必须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三个代表”。几十年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激励着共产党人顽强进取、百折不回，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在新的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站在执政为民的高度，继续坚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把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坚持求真务实，首先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基础差、底子薄、条件少，要干成一件事、干好一件事，常常需要付出数倍于发达地区的辛劳和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和发扬昂扬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新的工作举措应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激发和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发展目标迎难而上、埋头实干，实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其次要有深入扎实的作风。能不能抓好落实，干部作风是关键。今年以来，我们从市、县两级抽调了500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办实事、解难题，把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及时反馈给当地的党委和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解决，直到群众满意。第三要有清正廉洁的品德。清正廉洁是领导干部立身行事之本、执政为民之基。中央两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们认真抓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自觉接受监督，严守党的纪律，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葆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

    (来源：求是　作者：中共张家口市委书记　刘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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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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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德育为先：构建大学生的道德坐标

    ● 遵循“育人为本，依法建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
    ●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品质规范在学生成人成才中的作用学生的道德坐标

    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将于2005年9月1日起施行。记者注意到，新《规定》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强化了高校育人功能，强化了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品质规范在高校学生成人成才中的作用。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林蕙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规定》于1990年发布实施，对于维护高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15年来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对《规定》进行修订，是当前依法治教、促进高教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新时期教育培养目标要求的必然选择。遵循“育人为本，依法建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新《规定》是根据新时期国家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目标，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全面修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青年？新《规定》又是如何强化高校育人功能的？参与此次修订工作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学生就业等逐渐市场化，这对教育目标的制定影响很大，需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的职责和学生的义务用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培养学生遵守社会规范的责任感。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处长张浩明说，针对当前部分大学生的特点，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新《规定》在坚持正确方向，突出德育为先，强化道德规范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内容调整，以反映政治思想方面的时代要求，强化大学生遵守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意识，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和空间。

    对于新《规定》里的这些条款，学生们也深以为然。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孙琳认为，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应的，也应该成为社会上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群体，她表示要仔细研读和学习新规定和准则，身体力行，做一个“履约践诺，知行统一”、“诚实守信，严于律己”的人。

    2. 诚信教育：必须辅之以严规

    ● 增写了代考、替考、剽窃、抄袭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开除学籍
    ● 作弊问题如果要解决，除了“重典”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

    在新《规定》第五十四条中，针对考生考试作弊的问题，增写了考试作弊或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等情节严重者可以予以开除学籍的规定。对比1990年发布的《规定》中“考试作弊的，应予以处分”这一简单的说明，可见教育部对杜绝学生作弊的力度和决心。

    近来，在全社会都在提倡诚信的大背景下，作弊、剽窃等事件在大学校园中却频频发生，新《规定》适时出台，将有效抑制校园不正之风蔓延。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潘玉腾认为，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地，在诚信教育方面应该走在前列，这样能够对整个社会其他群体起到示范作用，而高校中存在的一些不诚信的现象，影响了教育公平性的确立，比如学生作弊，这不单单是一种个体行为，它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利益，对公平原则是一种冲击和践踏，我们要建立和谐校园，必须坚持教育公平，提倡诚信教育，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了规矩才能实现公平，从而逐步改善校园风气。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大四学生廖望表示，社会越发达，对诚信的要求就越高，因此，对诚信教育辅之以“严规”是顺应了社会的要求，很有必要。要在大学里校园里形成尊重诚信、尊重真实成绩的风气，这样才能保证校园竞争的公平性，保证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真实性，促进学生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提高。对大学生重视诚信教育，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学生们承担起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责任。

    长安大学学工部副部长贺宏斌指出提倡诚信教育，仅仅靠说的还不行，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奖惩措施，正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们要充分结合学校实情，研究各种与《规定》相配套的措施。

    对于“重典”需要的相应的配套措施，潘玉腾对实体和程序上的合法作了解释：“在实体上，遵循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学校要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之下制订自己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管理也要依照国家法律进行，遵守有关规定；其次，在程序上要正当，前一段时间有多起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件发生，其实就是学校在处理学生时程序上出了问题。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才能处分恰当，学校应专门成立学生处理申诉委员会，处理学生被处分前的陈述和申辩，确保程序正当，符合规定。”

    3. 学生权益：高校应当怎样保护？

    ● 学生可以通过申诉委员会对所受处分进行申诉和救济
    ● 学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新《规定》明确了学生作为法律主体所享有的6项受教育权利，学生对退学或违纪处分具有陈述、申辩、申诉权，对受处分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申诉时效、答复期限及对申诉结果仍然不服又如何救济等有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学校有正当程序和相关制度予以保证。这一规定为学生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明确了行为准则，也为学生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新《规定》对于学生的处分标准更明确，处理程序更规范，权益救济更完善。同时，减少学校处分行为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学生权益一旦受到侵害，学生可以通过申诉委员会，对所受处分进行申诉和救济。这充分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无救济就无处分的法治思想，对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有了这样的规定，像“田永案”(由于“考试作弊”被退学，但是田永继续留在学校，按学校规定完成了学业，最后学校不予颁发学历证明和学位)，如果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能及时告知学生，遵循正常的程序，实施相应的措施，学生可以进行申诉救济，这种纠纷可能会通过双方之间的沟通，申诉委员会的复查调解而不用接受司法审查便可得以解决。

    在谈到大学生结婚放开的问题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法制研究所所长张永华认为，新《规定》对学生在校期间是否可以结婚没有做任何规定，因为结婚的权利是一种公民权，而不属于学生权。学生能否结婚，根据国家《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执行。

    教育部政法司巡视员兼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指出，符合法律规定有结婚权的学生，我们不能侵害他们的权利，但是对学生在校期间结婚我们不提倡。作为教育者或者是学生工作管理者，有义务、而且有责任告诉学生，学习期间更重要的是完成学业、积累知识，为以后的美好生活打基础。

    采访中，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达到法律规定可以结婚是我们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认可，但是应充分认识到，在学校应当以学业为重，我们现在还年轻，没有婚姻基础，没有经济基础，我们会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不会滥用这一权利。

    新《规定》出台，学校如何去保障学生权益？东北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季长生说：“学校会严格按规定的要求和精神，修改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关条例；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申诉进行复查，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与问题，切实维护学生权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良好的育人环境。”

    专家认为，保护学生权益，高校教师和管理者要转变思想观念，改变以往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只注重管理的有序性、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和学生合法权益保护的状况；与此同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学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4. 学生转专业：条件放宽更趋合理

    ● 有利于高校以学生为本，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
    ● 通识教育将为学生扫除课程之间的壁垒

    大学生“转专业”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家长和高校关注的热点。据有关部门对全国高校的调查显示，有42%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的学生表示如有可能将另选专业。日前，教育部出台的新《规定》在有关学生转专业的条款上有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有利于解决高考独木桥“一考定终身”带来的难题，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

    “新《规定》充分放权给学校，由高校来自主决定学生专业的调整，国家对学生转专业不再做出具体规定，学校相关工作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对学生提出的申请将考虑更周全，从学生的发展需要、人生设计和自身特点来全面衡量，有利于高校以学生为本，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闫达远如是说。

    对比新旧《规定》，可以发现新的《规定》中对学生转专业只有如下的要求：“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校批准。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学生同意，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从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不再对学生申请转专业设置“门槛”，而是将考核权移交给学校，由高校来全权负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们转专业无非出于两种想法，一是自己的专业社会需求不大，想转一个热门的专业，二是相当一部分学生在高考填志愿时，不能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进行准确的把握，在考上大学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才发现自己专业兴趣所在。

    转专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一次性定位，给学生重新选择的机会。目前很多高校都是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生转专业，以帮助学生准确定位人生航向，对转专业的学生有一定比例的限制，且对学习成绩要求较严，目的是保证选出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从而能顺利完成学业。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认为，学校在保证教学稳定性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当地扩大学生转专业的比例，这样会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有利于学生就业后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教育界有关专家指出，高校对待学生转专业，一是要尊重学生的意志和想法，使学生都有机会按照自身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向往，追求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潜质，同时还要引导和教育学生，让他们学会把握机会，把握自己，学会选择。

    过去，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就被分专业培养，院系之间“隔行如隔山”，现在的学生都是先进入专业大类或者各个学院这扇“大门”，经过一两年的公共课和学科基础教育，再由学生自愿选择跨进哪个具体专业。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宽口径”的通识教育，一是能为学生打下更扎实全面的基础知识，二是培养方式更为灵活，让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如果今后学生想转专业，通识教育也能够为他们扫除一些课程之间的壁垒。

    5. 不缴学费：高校对此有何措施？

    ● 不缴纳学费将不能注册取得学籍而失去在高校学习的资格
    ● 国家建立资助体系以保证贫困生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

    缴纳学费是高校学生应尽的义务，对此高等教育法有明确的规定。但长期以来高校普遍存在着学生拖欠学费和不缴学费的状况，仅教育部直属高校学生拖欠学费就高达15亿元，地方高校情况更加严重。针对这一问题，新《规定》增加了一项内容：“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这一规定的出台使许多人产生一个疑虑：缴不起学费的学生是不是上不了学了？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解释说，“这个规定并不会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不起学，它与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工作并不矛盾。一方面，上学缴纳学费是学生必须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对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国家已建立了奖、贷、助、补、减的一套资助体系，学生可以通过申请贷款、补助、减免等形式解决学费问题。按期交费、还贷也是对大学生诚信的基本要求。”

    虽然高等教育法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但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和履行义务观念淡薄，缴得起学费却故意不缴学费、拖欠学费，或者将学费挪作他用。学费是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费缴纳不足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也使学生的学习条件得不到保证。此外，不缴费学生占用了自觉履行义务学生的教育资源，对按期缴费学生也是一种不公。

    福建师范大学有本专科学生近19000人，学生欠费金额达3900万元。校长办公室主任陈炳钦对记者说：“学生欠费这么多，学校有许多事很难做，如实验室条件的改善、教室设备、教学设施的更新、教师队伍的培养等，都因资金短缺而受到限制。新规定的颁布对学校是个福音，对恶意欠费可以依据法规处理。当然，制度制约的是不遵纪守法的人，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不会采取强硬措施不让读书，有法之后爱心还要有。”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上大学缴纳一定的学费是学生应尽的义务。这点在高等教育法中已有明文规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处长张浩明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增加此项内容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学生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依法履行义务，这是对法律的尊重与强调。通过让学生履行义务缴纳学费也是对学生诚信教育的一种方式。”

    这一项规定明确了两点：一是学生必须按高等教育法履行义务缴纳学费，不缴纳学费将不能注册取得学籍而失去在高校学习的资格；二是因家庭经济困难确实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国家已建立了一套资助体系，以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会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

    6. “由学校规定”：并非简单的文字变化

    ● 明确给予高校以教学管理自主权为核心的多项自主权
    ●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仍需在法律上解决三大问题

    考试成绩采取何种评定方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最长可达几年，此类有关考试、退学、毕业、转学等高校管理的具体标准，在新《规定》中已经看不到了，相应条款的表述改为“由学校规定”、“按学校规定”。看似简单的文字变化却有着十分深刻的涵义，显示高校依法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管理空间更为宽广。

    “新修订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为学校依法自主管理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体现了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深化、拓展、完善、扩大了学校的自主管理权。”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郑传坤教授认为，在明确学校管理职能、职责和自主权的基础上，给予高校以教学管理自主权为核心的多项自主权，为学校根据社会的需求及时调整办学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宏观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放开具体管理措施，有利于高校更好地行使办学自主权，这给了高校更多的机会，也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认为，宏观的规定有利于规范全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同时学校依法自主管理，可以跟据各自的办学定位、发展目标，在具体情况的处理上从实际出发，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成长条件，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活力和激情。

    按照新《规定》，学校将有权自主决定学生考核和成绩评定的方式、学生学期或者学年所修课程或者应修学分数等，以及在学生同意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调整学生所学专业等，这些授权性质的规定更具可操作性，有助于提高培养效率。学生们对此也持认可态度，大多数人认为学校根据学生个体差异、需求不同来“量体裁衣”，制定更适合本校学生学习、就业的管理制度，有助于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办学自主权”是个相对的概念，不等于学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必须要受到宏观条件和法规的制约，这样全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才有原则可循，有法可依。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家唐尧副教授指出，“我国的《教育法》和《高教法》对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都有所规定，新《规定》的实施无疑将进一步推动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但并不能解决现存所有问题。”他认为，全面实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需要进一步在法律上解决三个问题：学校的自主权与政府行政管理权的届定、学校内部的私权与公权、学校本身的私权的规范。他也指出高校如要实现《规定》中的自主权也应该明确“办学自主权”不是“办学自由权”，需要尽快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做到高校对办学自主权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在放权的同时，新《规定》也确立了加强政府和学生对学校权力进行的监督制度。学校的管理权是一种公权，法律在赋予学校充分行使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将其纳入被管理者和政府的监督之中。为此，新《规定》要求学校将学生管理规定要及时向学生公告，并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具有一级管理规定的制订权，而是要根据新《规定》履行依法指导、检查和督促高校实施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责。(《中国教育报》2005年4月13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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