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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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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4月11日电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大、清华今年的招生消息刚刚发布，香港的高校也开始了今年在内地的招生攻势。今年面向内地17省市招生的8所香港高校为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多数香港院校表示他们希望招收内地性格开朗、生活独立性强的考生。

    -香港院校：希望招收独立开朗的尖子生

    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介绍，香港大学不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而是单独招生，因为有面试环节。今年的招生仍然是在一本分数线的基础上，有面试和英文笔试。黄依倩说：“我们希望招收独立、活泼开朗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将来会学得比较轻松。”

    去年港大报名约有两千多人，录取约190人。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学生占比例较多，北京地区去年招收约50人。今年人数将增加至200到250人。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招生项目主管卓燕表示，今年招收的学生约150人，北京计划招收19人。报考需要达到一本线以上，英语要求中等偏上水平，由于参加统一招生，所以不会再有面试。对于招收学生的要求，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找全国最优秀的学生”。

    -内地学生需要加强独立性

    内地学生到香港读书，得到最多的赞誉是勤奋，甚至对香港院校学生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内地学生的优势在于勤奋，注重读书，基础知识扎实，纪律性强，做事有目标，有追求，这些优点是香港学生需要学习的。香港的教育既有中国特色，又有西化特点，香港本地学生的优势在于知识面广，活跃，创意能力强，独立性强，内地学生在这些方面需要向香港学生“看齐”。

    内地学生生活上可以独立，但是思想上不那么独立。很多时候，需要父母作决定。从大学招生咨询方面就能看出来，来问问题的父母要比学生多。在香港大学读书没有人“管”你的，你可以花费十分的功夫获得95分的成绩，也可以花费一半的功夫获得90分成绩，其他的时间再学其他的东西。在这方面，内地学生作决定时，感觉会有很强的文化冲突。

    -在香港学习语言问题不大，毕业后去向多样化

    很多家长关心在香港院校毕业后，学生的去向问题。据了解，凡是在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全日制课程毕业的内地学生，可按照规定申请来港工作。

    根据香港城市大学过去几年内地毕业生统计，到海外或在香港继续深造的人数占大比例，约占64%，以美英著名大学为主；返回内地求学或工作的则有7%。香港中文大学对内地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统计，25%的学生继续在香港念书，18%的学生选择海外留学，留在香港就业的学生占29%，回内地工作的占14%，可见内地毕业生选择很多，其中选择留学的居多。

    此外，内地学生到香港读书前最担心的是语言问题，但是到了香港会发现其实没想象得那么严重。学生都是混住，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住在一起，语言不成问题。(赵媛媛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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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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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澳门五月三日电(记者黄鸿斌)由澳门大学学生会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系列活动，今天举行开幕式及专题研讨会。澳门大学校长姚伟彬教授说，我们一如既往支持同学们举办“五四运动”系列活动，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及科学精神。 姚伟彬指出，今年学生会纪念“五四”的活动形式，除了图片展览，使同学们对“五四运动”加深了解外，更有“大学生团体如何影响社会”的研讨会，讨论当代大学生组织在社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还有多项交流活动，令两岸四地大学生代表多了解澳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现况。 来自两岸四地共十八所大专院校代表参加本次纪念活动，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大学等。 主办者称，在澳门能够汇聚两岸四地的同胞，共同纪念五四运动，更希望澳门能够继续发挥联系两岸的作用，为推动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做出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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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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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曾有着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以“文化自觉”来做文化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但我们仍可体察他内心“慢慢地着急”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95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仙逝，编辑命我作文。对费先生这样一个有着时空广度和精神密度的历史人物而言，说什么都显得挂一漏万，都难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虽然，寿终正寝，盖棺论定，赞生送死不辞，小子何敢让焉？ 实际上，对费孝通先生来说，他的晚年“余热”不断，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论定”。网友们知道，用引擎搜索，可以搜索出各类百科全书、名人词典、人物传记中有关费先生的简历、介绍和纪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在种种可见的成就面前，他“桑榆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国市场的调研、出版文集、92岁讲大课、回忆他早年的师友，等等，都是“老骥伏枥”的修身惯性使然。但如果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并试图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种“慢慢地着急”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奠基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大师 费孝通先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他在社会学大师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在马氏的指导下完成《江村经济》博士论文的撰写。当年马林诺斯基为年轻的学生、一个有待完成然而功底厚实的未来大师的巨作写序说，“费孝通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是多么的扎实。书的主题是对湖泽地带平原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通过一个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系。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开始了一波新的农村调查工作，并获致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费孝通前往美国讲学一年，返回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后，他先后写出《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作，广受读者欢迎，也产生广泛影响。他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文字优美，跟任何层面的读者绝无格，有社会报道之诚而无学术僭越之霸。 可以说，费孝通在他的才学识成熟期为中国的社会学写作贡献了一种亲情的风格。《乡土中国》宏观地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乡土情结，把乡土当成一种概念，以此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费孝通研究中国文化模式如何从农村中产生出来，从而提出了包括“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极其重要的概念。 在有着巨大学术贡献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有着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有着令人弦诵不绝的公共写作。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联大和钱端升、伍启元等教授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虽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下避入使馆，但他仍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当胡适之等人都“下岗”作壁上观或站队帮闲时，费孝通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独立客观地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的储安平《观察》的撰稿人之一。 费孝通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费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费孝通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一由社会学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学者发现的时代课题，大概可以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一说并美。费孝通当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委托，自此开始活跃于政界、学界和中国社会。1980年后，费孝通还先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位。 中国知识人的咫尺未竟之憾 费先生的一生是复杂曲折的，他经历了人世间最为巨大的荣辱。他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用世之心。 实际上，每一种人类知识的新的分工独立，每一古老文明的被激活或新大陆的开发建设，不仅有着巨大的开疆拓土的远景，而且其更新的精神思维可以教化或说反哺世界。这一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在近二百年的现代转型史上屡经证实，如启蒙运动近百年之后的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仍能在生物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领域展现立言立法的创造力，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仍能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进行革命，从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国度和现实生活；而拉美的作家、苏东的诗人、发明东方学的萨伊德、思考落实于印度国情的阿玛蒂亚森，以及那些激活了非洲、印度文明的传统哲学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们，都以其言行事功让西方人或说人类知识感受到了一种“逼人的辉煌”。 毫无疑问，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钱穆、陈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个收获期，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即属于这一时期弥足珍贵的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文化或道统的重建，胡适之展望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很快被社会突变中止进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设人为地断裂，少有成为后来者的营养，这也许反证中国知识人的创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们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少有为中国的百年千年巨变进行准备、少有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资源。学来习得的中西知识未能化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训教化社会，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多有暧昧或可议之处，费先生的“长老统治”有译语的取巧而无中国气象，从中也可见一斑。 这种不配于中国罪苦的知识，其社会遭遇是屈辱的、可羞耻的，也是后来者可悲悯的、必记取的。作为一个笃爱自由的学人，费孝通先生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们的沦陷，斯文扫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惧、无告无助的痛苦、朋友失踪非命的惨烈、人神远离的绝望，他都经历了。 他活过来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走向了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后之明达君子，或可谅读、知人论世于费老乎？ 一生得失岂能与外人道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却是又一次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中国的时流在无远弗届地规范个人生活的同时，民间、体制外从来有一种清议，有一种重建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努力,中国的忧时伤国之士，因此能够在个人的不幸外获得历史和民众的赞辞。如范仲淹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他们确实并不孤独。 而费孝通晚年的荣华却在他的盟友和知识界那里有了不同的反应，笔者本人也曾论述过这一现象，“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曾经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得失固不能为外人道，但费先生一定深味过内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独，他一定有过救赎的愿望，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时，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费孝通先生在87岁高龄的时候，曾到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到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60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为他在自家文化里发现了“推己及人”、“亲亲仁民”的思想。但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样，多只是提出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那一代大师的特点，他们提供了线索，提供了路径，提供了各种立身处世的标本。 前贤已矣，有待来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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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燕园，湖光潋滟，槐花飘香。 5月4日上午10时许，两辆面包车驶进北京大学校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陪同的国务委员陈至立，轻车简从来到这里，看望青年学生，与大家共度五四青年节。 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86年前的今天，北京大学等学校师生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揭开五四运动的大幕。86年后的今天，28000多名青年学子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在这里刻苦攻读。 假日的北大图书馆内，仍然一派热烈的学习气氛。温家宝首先来到位于一楼的光盘及网络检索厅。宽敞明亮的大厅内，坐满了学生。 见到总理突然出现在身边，正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李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得知她是学地质的，温家宝笑着说：“咱们俩是一个专业。”亲切的一句话，让李晶和众人都笑了起来。 “喜欢地质学吗？”温家宝和蔼地问。 “挺喜欢的，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地质学的领域很宽广，除地球科学外，还涉及矿山、冶金、化工、石油等许多领域。我觉得在大学时，接触的知识面越宽越好，要把基础打得宽一点。”听着总理的一番话，李晶和周围的同学频频点头。 温家宝对同学们说：“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就是为了不需要教。要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社会发展就是要使人的创造性思维迸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 总理到来的消息，很快在校园里传开了。同学们争相赶到图书馆，与总理握手，向总理致意。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来看看你们。”温家宝来到图书馆二楼的人文社科图书借阅处，一边与翟淑华等几位同学握手，一边对大家说。 同学们全体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你学的什么专业？”温家宝问翟淑华。 “我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04级的。”翟淑华回答。 “搞新闻，最重要的是责任两个字，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温家宝语重心长地说，“责任感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爱得越深，责任心越强。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 “对!”同学们齐声回答。 “要想知道我们的政策对不对、效果好不好，得听老百姓的反映，得到基层去。我最近下乡有一个感触，这两年，由于实行了更直接、更有力的增产增收政策，农民开始笑了。” “去年，我曾到青海大通县支教了一年。确实像您说的，农民开始笑了。”翟淑华插话。 “现在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一定要在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是我们提高民族素质、实现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环节。公平和谐最主要是体现在教育上，要使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大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了，我们国家就大不一样了。”温家宝接着说。 “我觉得一费制很好。去年我到湘西的一个贫困县支教，经过调查发现那里推行一费制，效果挺好。”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学生王一涵告诉总理。 “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不了。那年我到甘肃靖远县，走进一个农户家，女主人双目失明，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孩子也干干净净的。她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我眼睛瞎了，没有文化，就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学，上希望小学，不要当睁眼瞎。在那么穷的地方，上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总理深情的讲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学习为了国家，爱国努力学习。我把蔡元培先生的两句话改一下，送给大家!”总理话音未落，热烈的掌声已经响起。 已经11点多钟，总理与同学们的交谈还在热烈进行。 “同学们有什么事跟我说？村里的、学校的都行。或者有什么问题问我也行，我答记者问。”总理的一句幽默话，引来一阵笑声，气氛更加活跃了。 “总理，我来自贵州，那里很多人情愿让孩子打工，也不愿让孩子上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年级学生姜力第一个提问。 “贵州我去过，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贵州要发展，首先要发展教育……”温家宝诚恳地回答。 “总理，我们那里经济现在挺好，但治安很差。我母亲被抢了三次……”一位女同学反映的情况引起温家宝的注意。 “是什么地方？”温家宝立即又对有关负责同志说，“社会治安问题要重视。这个状况如果不改变，我无法向这位同学交待，也无法向当地人民交待!”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对地方的财政压力比较大。怎样才能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 “淮河的污染治理问题，中央有什么考虑？” “怎样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同学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温家宝一一作了详尽回答。青年学生的纯真、质朴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给总理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女同学突然问道：“总理，您对大学生活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温家宝深情地说：“我上大学时，和你们一样，也经常很晚睡觉，很早就起床，发愤读书。大学8年，我学到了知识，有了接触群众的机会，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他又对即将赴青海支教的大四学生曹晓明真切地说：“青年学生要关心祖国、关心社会、关心人民。要勇于到艰苦地方去磨练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生活的艰辛，才能有勇气为全体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而奋斗!” 离开图书馆，温家宝又来到学生宿舍区。闻讯而来的学生已把楼前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热烈的掌声和“总理好”的问候，此起彼伏。 在37号楼120室，温家宝与吴海伦、杨滢莹等4位同学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她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她们学习不忘国家和人民，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在36号楼123室，温家宝与郑昊、甘泉等同学一一握手。同学们告诉总理：这几年北大不断加大教学改革力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温家宝听了十分高兴。 已是午饭时间。在农园食堂门口，温家宝与来自上海的学生母亲屠锦雯相遇。温家宝对她说：“全社会都要给青年学生更多的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灵。”屠锦雯激动地对总理说：“我一定教育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坐在整洁的餐桌旁，温家宝与同学们一起用餐。他告诉同学们，在食堂门口刚刚碰到一位学生的母亲，并问大家：“你们读过季老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吗？这两天我又看了一遍，感触很深。他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他对学习国际关系的同学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亲仁善邻”，即对内要热爱人民，对外要同邻居和睦相处。要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各项事业搞上去。 “青年人要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不务虚声，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 “不仅要学好知识和本领，而且要学会做人，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 诚挚的叮嘱，殷切的期望。温总理的一字一句，如春风化雨，撒进莘莘学子年轻的心田。 “和总理这么近的面对面交谈，感觉十分亲切。他对我们的关心和希望，让我既感到温暖，更感到一份厚望和责任。”张秋雷同学激动地说。 (来源：新华网2005年05月05日 孙承斌 李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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