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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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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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申明，这里的“大师”是指学术领域的大师。大学对“大师”可谓期望殷殷。梅贻琦(1931)就任清华校长时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原载：校刊341号。)陈平原(2005)指出，早在1912年严复辞职后，马相伯在短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针对大学生也有过类似的比喻：“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形式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不管怎么说，大师对于一所大学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谁可以称为大师呢？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或许相对容易判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北大前校长吴树青(1997)撰文指出，从建国以后文科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也就是说，在文史哲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培养得太少——虽然“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吴树青《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中国大学教学》)可见大师难得。 何谓“大师”？一般辞书的解释为“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这一解释不能说不对，但又不大“解渴”。因为有些大师“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却不大“为大家所尊敬”——不仅不尊敬，学界与社会甚至视其如寇仇。例如尼采——他是19世纪可以同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匹敌的少数几个大思想家之一。费希特说：“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这句话几乎就是为尼采“定制”的。伊沃。弗伦策尔指出：“尼采的生活几乎没有意义：几十年的学者生活，这种生活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怪癖的东西，具有孤独和不被人理解的特色。”(伊沃。弗伦策尔《尼采传》)但尼采之为尼采自有其合理性，他说：“哲学家不是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爱戴的，鹰从不结伴飞行，山鹑和椋鸟才这样。在高空翱翔、张牙舞爪，这才是伟大天才的一生。”(尼采《权力意志》)尽管“孤独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对这一命运他们有时会嘘唏不已，但是他们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地选择了孤独”。(阿。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约翰。杜威是远比尼采幸运得多的哲学家，在学术发展的早期即受到詹姆士等人的赏识，成为美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甚至被誉为“美国人民的顾问、导师和良心”、“美国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约翰。杜威却说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我的研究和思想有所进展时，由于一些人在学术上对我恶意诽谤，使我变得越来越忧虑”。(简。杜威《杜威传》)《释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这本著作刚出版时，受到完全的冷遇，或者受到很不好的评价，八年里只出售了第一版的600册。还好，它的重要性终于被承认，在弗洛伊德生前连续出了八版。(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从哥白尼、达尔文到伽罗华，自然科学家以献身精神开辟了自己的真理之路，人文社会科学显然有更长的路要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名言正说明大师之路是开辟之路、探索之路，甚至也是危险之路。马克思本人一生多数时间都过着奔波、劳碌、辛苦的生活，儿女甚至因贫困而死。可见大师难当，大多数人也当不了——尽管他们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造就大师呢？不同的“大师”定义意味着不同的大师诞生途径。钱穆(1940)认为：“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种专门之上而会通全部之大义者是也。”(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1940年3月1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一定义强调了大师学术“广度”基础上的“深度”。近期有识者(徐显明，2004)云：“在一级学科领域里开出一片天地，并产生跨学科影响的，便是大师。”(徐显明《我的大学理念》)具体说来，大师的标准在于：他们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这一界定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对照历史上大师的命运，恐怕会有相当一些大师不能列入其操作范围。伟大的学问无疑是服务于时代与国家的，但更超越时代与地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诚如叔本华所云：“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大众，那他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阿。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大师难得，但不是不可得，更不是不能得。个人天赋、后天努力、社会支持与学术空气对于成就大师都值得注意，但就国家与大学而言，后者尤其应该当心。陈省身说：“科学最坏的是有计划，最好的科学是没有计划的，是发现出来的。……最要紧的发现不是上边有个支持，然后跟着做就做得出来的，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虽然有些用处，但最没有价值”，而“科学发达的原因，头一个是工作的人要多，第二个要有空气”。(王卫华《陈省身：数学泰斗的世纪猜想》)事实上，罗素也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科学的进步“主要取决于新社会里知识分子获得自由的程度”。相反地，“如果所有的科学都被组织起来，并由国家统一管理，那么它很快就会变成僵死的模式，就连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取得”。(罗素《东西方文明及其比较》)哲人仙逝，言犹在耳。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科学道路及其政策吗？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5-04-06 08:53:31 作者 蓝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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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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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新鲜出炉，十五所大学入围“中国一流大学”。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争先恐后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中国一流大学”的称号无疑最吸引人们的眼球。

    排行榜的主要制作者武书连研究员在回答《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看重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真实性”，但他却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创造出了“中国一流大学”的新名词。

    毫无疑问，入选“中国一流大学”的十五所院校，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名牌大学并不止这十五所。武书连先生遴选的标准有两条：一、“在中国大学评价中，获得工学前6名，理学、医学、管理学、文学前3名，农学、经济学、法学前2名，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第1名的大学”；二、“必须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然而，这两个标准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在武先生的划分标准中，“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排行前若干名不等的学科是放在一起考虑的。这就牵涉到大学和学科的关系问题。比如我们都知道，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科，但我们不能据此而逆向推论，以为有了单个的一流学科就一定是一流的大学。这两个外延和内含不同的概念如果不加以厘清，“中国一流大学”的命名方法就难以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在2005年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与它入选“中国一流大学”之间的反差，也是一个显例。人大综合排名居排行榜的第26位，无疑是由于其文科类大学的“劣势”，但它却以“经济学第一名，法学第二名”而光荣入选“中国一流大学”。从综合势力的第26位到前十五位的“中国一流大学”，两个结果出现在同一套评价体系当中，也说明武书连等课题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暗含的冲突和抵牾。

    天津大学以“工学第六名”入选“中国一流大学”，也会引发一些争议。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与其同处一个城市的南开大学的名声也许更大一些。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名望与“一流大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当然不能排除现实中会出现名声很响的大学，因固步自封而落伍，新兴的大学由于积极进取而崭露头角的可能。但这与我们讨论武氏大学排行榜无关。一所大学的名望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建立起来，而维持声望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艰苦的努力。我所理解的“一流大学”首先是有名望，所谓众望所归；其次，则应该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上公认的高水准。“一流”并不是第一名，它不是峰谷浪尖地上下波动，它指的是在一个时间段中维持着学术的高水准。如果硬要给这个时间段定出具体指标的话，我想至少应将十年作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所大学必须在十年以上的时间里维持着学术上公认的高水准，它才可以称为“一流大学”。还是以天津大学的入选为例。2005年它以“工科第六名”而入选“中国一流大学”，那么，我们假设它下一次(2006年)不幸排到“工科第七名”，按武书连先生的标准，它岂不是成了“中国一流大学”之外的“二流大学”了吗？如果真有此结果，对天津大学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由此看来，与2005年大学排行榜配套出现的“中国一流大学”的年度指标划分方法也很成问题。

    其实，摒弃短期的年度指标划分，从一定时段上定位“中国一流大学”的办法并不难找。我们可以学一学世界足球先生或欧洲足球先生的评选办法，将选票发给全国各大学或前一百所大学的知名教授，由这些具备专业眼光的人来给本学科投票，评选出年度的学科排名，然后，再根据十年的年度学科排名，来评选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一流大学”。一方面，这是同行评议原则在大学排行上的体现，是真正的内行评判，民主评议。这样评出的“中国一流大学”不仅会有说服力，而且也符合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原则。从另一个方面看，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也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大学领导因为要顾及本学校的年度指标、年度排名而人为地追求发展上的短期效应，使中国大学真正能够树立起扎实厚重的学风。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5-04-06 08:55:44 作者尤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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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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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认为目前大学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和凝聚机制，一方面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的院系之间、重点实验室之间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科技资源和成果相互封锁，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仅凭孤军奋战和自建的硬件研究环境很难适应当代科技攻关的要求，因此作者提出应组建大学科研创新研究平台，并进行科技资源和人才的有效整合就显得优为重要。而本文节选其中部分观点，仅对大学管理体制展开讨论。 目前大学以课题项目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以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基地的科研实体，以学科为核心的科研平台等多种形式的科研组织，其研究成员和平台的行政管理关系嵌套在某一院系下，实行“自上而下、贯彻执行”为主要内容的校、院、系纵向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学科科研创新研究平台的发展，其结果往往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大学界的人士都会有此感受。 行政管理的三种矛盾 在现行大学人事行政管理重心下移的体制下，职称评聘的指标和考核的内容设计由校人事部门管理，但具体职称的评聘指标多数下放到院系，由院系考核与评聘本部门的人员。这种考核与评聘办法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职称评聘和岗绩津贴在研究成果的考核中，过分强调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和获奖或获专利等的排名。第二，现行的研究团队或群体以项目为基础进行各自的相关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多数都是学术造诣深厚，并已获得教授职务的教师，成果申报的排名总是优先，这对大多数以科研项目通过验收、申请专利和获奖、发表论文等形成的研究成果作为申报条件的中青年教师，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参与到某研究团队和他人合作，因为项目主持人只有1名，论文的第一作者也只有1名等。第三，大多数教师还受“文人相轻”、“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等观念的影响，未能走出“单门独户”、闭关自守、急功近利的旧格局，这已成为科研创新团队有效运行的思想障碍。因此就产生了中青年科研人员各自为政，即使参加研究团队也是师徒形式的多，导致跨学科、跨学院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团队或群体难以有效运行。第四，学院或系级在考核时，对参与科研团队和研究平台项目的其他成员，不管他在团队中的贡献大小。一方面使研究成员的经济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严重打击了研究平台成员在团队从事研究的积极性，破坏了研究团队的凝聚力，给跨学科、跨学院组建创新团队带来巨大的制度障碍。 另外，在我国大学现行校、院和系的行政管理框架下，院和系主要体现对人和资源实施行政管理的职能。1984年至今我国大学的10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8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7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大都按院系进行管理，其研究领域偏窄、规模较小的问题日益显现。据教育部科技司化学化工学部对几所重点大学国家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对其本校重点学科数平均覆盖率的统计：复旦大学为1.2，北京大学为1.5，清华大学为1.2，南京大学为1.7，浙江大学为0.6，上海交通大学为1.1，西安交通大学为0.9，这说明我国目前依托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大多数是在单一学科基础上建设的研究平台硬件资源镶嵌在院系，或者镶嵌在某些集行政和学术权力为一体的个人师徒式团队中，资源分散其共享和继续建设无组织支撑。 在现行大学行政管理重心下移的体制下，实行院系人事、学科和研究平台资源管理。在“985工程”和“211工程”等重点支持下，以学科建设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建设的研究平台，在建设时行共享之名，运行时又各自为政，出现院系研究平台公共资源谁有行政权、谁就有可能占用并无偿使用和剥夺他人使用权的现象，使项目交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研究力量分散。目前当务之急通过制定政策打破公共研究平台资源由部分有权势者占用并在无偿使用资源的格局，为保障院系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利益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并且，学院是现代大学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学术管理的结合部，目前更多体现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以及学生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学术管理职能。科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提升教师的知识素养水平和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渗透在教学内容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水平。在现行校院系三级管理的体制下，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教学活动、研究生招生等业绩实行院系考核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研究生评奖学金和毕业考核条件中，过分强调已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等，对研究生从事创新平台科研活动贡献重视不够，一方面使研究生急于撰写论文，持续深入研究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严重打击了研究生在创新平台团队从事科研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使研究生失去了学习、学术交流和系统科研训练的机会，给创新平台科研育人带来巨大的制度障碍；研究生行政管理关系嵌套在某一院系下，实行导师负责制管理。这样一来如果导师都不在创新平台从事科学研究，其研究生也无法利用平台资源进行科研活动，使创新平台科研育人与导师高度相关；目前随着大学各类学生的扩招、教师的教学工作任务相当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学实践中，投入到科研中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使科研训练育人无时间和精力投入保证。 育人是大学的天职，研究与育人的良性互动是高水平育人的保证。现行大学人才培养的院系管理制度与创新平台科研育人运行的主要矛盾是导师负责制和研究生的科研评价管理制度。 理顺校内管理体制 目前，在保障科研人员，院系和学校多位主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协议制”或“联盟体”的方式对创新平台和相关院系研究人员的人事关系、平台资源等进行明文规定，保证院系教学与科研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创新研究，实现大学科研创新研究平台的有效运行。 首先，需对大学的校院系职能和作用重新进行定位。学校应对研究团队和创新平台的科技项目进行科学筹划，在筛选、培育和扶新团队、树立品牌上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并制定优惠政策，争取国家科技创新基金，合理整合校内研究资源，搭建学校创新研究平台，创建多学科联合攻关，协调有效运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保障，使教师能静心致力于教学与科研活动，在事业、感情条件和待遇留人上下功夫；院系级应对学科发展及其竞争优势进行筹划，积极争取重大科研项目，合理整合院内的研究资源，搭建院级科研研究平台，筛选优秀学科带头人、培育其协调能力，将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凝练成研究群体，创造群体凝聚的文化环境和机制，建立院级创新研究团队，为校级的创新团队和平台建设提供人才和条件资源，组织好教学与科研活动，使院级的教职工都能积极行动起来为教学和科研以及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其次，创新平台成员实行固定和流动聘用制管理。创新平台在人事管理上采用固定岗位和流动岗位相结合的多元化人员准入和退出流动模式，建立统一标准和制度约束下以研究和开发为主体的科研动态联盟体系，增强平台团队研究成果分配制度的建设，在人员编制、岗位设计等方面必须权、责、利明晰，解决好分配制度问题。 创新平台的核心成员由国内外、跨院系、跨学科间聘请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构成，实行固定聘用制。平台主任和主要学科带头人需要在国际上公开招聘，吸引和选拔世界一流科研人才到平台工作，同时通过全员聘任制、任期制等组织大学内跨院系、跨学科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团队，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和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组织管理能力强的研究队伍是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内部的受聘者由创新平台和所在的院系填写协议，将聘用期内获得的课题立项、科研成果、获奖和获专利以及转化的社会经济效益等绩效计入聘用人员所在单位的科研成果中，在院职称评定和岗绩津贴发放方面体现。同时，聘用的创新平台固定研究人员，其教学活动、研究生招生等业绩由院系考核管理。创新平台在队伍建设上均实行“下聘一级”聘用合同的管理，在成员结构上建立专职秘书和实验技术人员队伍，进行平台的专门管理和维护，以保证平台的持续正常运行，确保科研人员全力专心从事创新研究。 创新平台的流动岗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制度保障，一方面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优秀研究人员，鼓励其自带课题和经费利用创新平台开展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创新平台面向科学问题设立开放研究的课题并提供经费和研究环境，支持优秀人员来平台进行学术探讨等。 最后，对大学的科研管理体系进行结构和流程再造。将现在的科研、学科建设管理部门和学校研究资源管理部门凝练成相对校、院系行政管理体系的独立科研管理部门，使其能够保障研究团队和创新平台的有效运行。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5-04-06 08:55:06 作者：席酉民 郭菊娥 李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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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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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4月4日报道】现在已到了非重视母语教育、重视母语能力不可的地步。”昨天，北京师范大学“自作主张”，在心理学院的研究生复试(笔试)中加试“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简称ZHC)”。

    　 北师大心理学院院长、著名心理学家车宏生教授对记者说，ZHC成绩将作为录取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是我国高校首次在非语言类研究生考试中涉及母语能力考察项目，也是我国首次在研究生复试阶段考核学生的母语应用能力。北师大把心理学院作为研究生考试中进行母语能力考查的试点，今年首次测试的成绩将作为研究生录取的参照成绩，最后根据试点效果决定是否进入正式成绩以及是否在全校推广。

    　 记者还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OSTA)了解到，ZHC是OSTA开发的考查应试者语言能力的国家级测试。这项测试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出的职业基础能力测试中的一个重点项目。与以往的知识考试不同，ZHC旨在对考生的综合、分析等母语运用的能力进行考查，而不需要对语言专业知识进行记忆背诵。ZHC每年春夏秋冬举办4次固定考试，在全国各地均有考点和报名点。自2004年正式实施以来，已经有数千名考生参加了ZHC测试。

    　 鉴于教育部已进一步扩大高校在研究生招生中的自主权，一些高校也酝酿在研究生考试中增加非专业知识类的综合能力考查项目。 (马丽丽 记者袁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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