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中国有能力创办世界一流研究院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目前,已在国际经济

    学界权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入选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担任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评选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中国有句名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这些搞经济、金融科学的,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罗伯特·蒙代尔一起,受聘为本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颇感压力,同时也非常激动。

    大学需要大师。上次我和北京某高校的人开玩笑 其实你们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请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请一个大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大师。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各国青年学生就会上中国留学了,而不会选择去美国。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类似的研究机构,办几所名符其实的高等研究院。我们也有这个财力,养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呢 我们从普林斯顿这个小城镇当初如何办起高等研究院 IAS 得到一些启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万美元,办起了日后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刚开张时,该院只请了五个人。他们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接着是戈德尔,后来是数学家亚历山大,再后来是数学家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人普林斯顿名声大噪。

    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位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年,院里要把陈省身先生留下来,让他当数学联刊主编;华罗庚先生成名于普林斯顿;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丘成桐先生在那里得的菲尔兹奖……

    长期以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只有无用知识,才是最终最有用的。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

    大连理工大学长江讲座教授崔占峰:大力激发青年科学家拼搏意识

    1984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到英国作博士后,1991 1994年先后在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作讲师。2000年起,任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化学工程学科主任、学科教授。他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教授,也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国外是非常有影响的。留学人员以能回国竞聘为长江学者为荣,受聘为长江学者也是许多年轻留学人员的努力目标。我认为这一计划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人才为本”,这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强校战略是一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我国属于“超常规举措”,其影响不仅在集聚高层次人才,也唤起和激发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年青人的奋斗和拼搏意识。

    近几年来,看到国内高校的目标已转向国际前沿,这使人振奋。我认为,加快国内大学建设,可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利用海外优质人才资源,特别是脑力资源

    一、邀请海外专家参与重大项目评审。在国际上,重大项目的评审均有国外专家参与,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学术水平,主要还在于他们能提供不同的审视角度。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在重大项目,比如说863、973计划、985工程平台建设、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等国家重大项目评审上,适当聘请海外专家参与。

    二、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比如可以请3 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某一大学某一相关学科进行“会诊”,对该学科的国际化发展提出建议。

    三、建立教育部长国际合作基金。可以促成国内外大学的交流和合作。钱不在多,但要短、平、快。具体项目专款专用,申请简便,审批迅速。

    复旦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姜波克:哲学社科学者要关注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生导师,留学英国并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回国任教。他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获得教育部及金融界的普遍赞誉,认为是国际金融第三代教材诞生的标志;《国际金融新编》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列为教育部全国推荐教材。他主讲的国际金融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改革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作为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感到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汇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优秀拔尖人才,参与研究和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认为,作为长江学者,首先要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奋斗精神,要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作出贡献。这就要求每一位长江特聘教授通过自身研究探索,不断提高扩大其全球理念和前沿视野,否则,无法领导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27个年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我国社会固有的条件和传统的习俗,还日益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和压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更要了解国情,立足改革发展实际,解决现实问题。

    1997年,我们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国内很多项目被迫停止,经济一度到了紧缩的边缘。近两年,我们又面临外资持续流入,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外部失衡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我们严重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冲击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的相互冲突。解决开放经济下的这对矛盾,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创新和发展。

    我在2000年提出创立内外均衡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这项工作现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想在长江学者计划的支持下,发展一套较完整地解决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为丰富我国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和发展一门完整的新学科———国际金融学做出贡献。

韩国是当今世界上实施平等教育制度的国家之一。然而,人人受教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成为人才。韩国政府去年底出台的精英教育计划,便是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给天资聪明的学生以特殊教育。 平等教育使聪明学生失去了迅速成才的机会 人说“居者有其屋”,韩国提倡“学者有其校”。自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推行一种教育平等化政策,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适龄学生都机会均等地接受教育。 然而,长期平等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择其大者是良莠同修,优劣难分。所有的学生,不论其能力如何,都学习相同的教材,接受相同科目和相同课时的教育,在相同的时间毕业。天资聪明的学生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快速成才的机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满足于平等化的学校教育,不惜重金为子女请家教或送子女上私立的课外学校。于是,在韩国正规教育之外,“私教育”满天飞,家长们的腰包被掏空,学生们却不见得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韩国决定推行精英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给部分好学生开小灶的英才教育机制在韩国应运而生。从2000年开始,韩国政府允许在教育界部分实施英才教育。2002年,韩国制定的《英才教育促进法》生效,英才教育走上发展轨道。这几年,韩国英才教育有所扩大,但进展不算太快。据统计,目前在英才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奥校等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开办的英才年级和英才学院(相当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等接受英才教育的学生共有2.5万人。同时,韩国有7.3万名中小学特长生在118个“特殊科目高中”学习科技、外语、艺术、体育和工业技术等。此外,韩国实施了一种移动授课的制度,即允许优秀学生跳级、提前毕业和选修大学课程。不过,受惠的学生还不多。5年来,普通小学和初中跳级和提前毕业的学生分别只有25人和30人。 吃了教育平等化的亏,有了试办英才教育的底,韩国政府才考虑推行精英教育制度。去年12月,韩国政府借鉴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出了一项精英教育综合对策。根据精英教育综合对策,韩国将从2005年至2010年逐步提高接受精英教育的中小学生比例。到2010年,韩国将使40多万名在校中小学生接受精英教育,占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5%。其中,占全国中小学在校人数1%的8万多名学生将接受英才教育。由各地教育厅和大学办的英才学院将从目前的192所增加到2010年的250所,把设在各级学校的英才班级从目前的253个增加到350个。简单地说,韩国教育平等化这座大厦犹在,但开设了更多服务于部分优秀学生的精英教育的“小屋”。 对精英教育,各界褒贬不一 韩国实施精英教育,赞成者居多。毕竟优秀学生在教育平等化下被削足适履,而精英教育可充分挖掘他们的天资和潜能。有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韩国普通中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可赶上美国的英才学生,而韩国英才学生的创造性和领导能力只及美国普通中小学生。这种状况促使韩国下决心扩大精英教育范围。有的韩国媒体感慨韩国精英教育搞晚了,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以“科教兴国”为口号的中国。 韩国的精英教育不是贵族教育,它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拥有一套完整的选拔机制。但韩国推行精英教育,也存在阻力和困难。精英教育需要精英教师,韩国缺少这样的教师。韩国的教师都是国家公务员,拿着国家的俸禄上着同样的课。培养从事精英教育的教师,以及使他们更新知识和改变教育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学生及其家长们也可能不适应精英教育。原先学生们都上同样的课,不觉得彼此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在韩国中小学大规模引进差别教育后,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校将学生们分成优劣班,优秀学生进精英班、精英年级和精英学校等,成绩超群的学生允许跳级和选修大学课程。对此,那些没有入围或被拒之门外的普通学生自然一时难以接受。 实际上,韩国实行的教育平等化不可能真正使学生受到平等教育。除教育机会对学生们相对均等外,各地教育投资的多少、学校的设备、教师的素质、教育水平的差别以及师资力量雄厚与否等因素都可能产生不平等教育的后果。与其维持名义上的平等教育,不如引进不平等教育。惟有如此,才能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2005-04-19 08:27:48 作者 华旭)

“尊敬的张××,您的论文通过评审,将在我刊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原文4500字,您应交版面费500元,见款排版……”前不久,北京某大学的张老师为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份“版面费”的交款通知单。 “收到信,我很惊喜,想不到自己的论文能在这样一家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张老师对记者说,“但是,当仔细看过用稿通知之后,顿时就像吃了苍蝇般难受。如果是花钱发论文,那简直就是对学术的一种亵渎!”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术期刊有一条“潜规则”:收取“版面费”。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助长了学术腐败,助长了权学钱“三角贸易”的不良风气;对此,政府应加大对期刊的投入和整顿,并对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与教育制度进行反省。 公开的秘密 在国内,学术期刊一般依托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记者了解到,各个科研院所以及院校基本都有论文“版面费”的收取规定,很多期刊都各自公开“版面费”的收费标准。一般发本刊所属单位科研人士的“内稿”基本上不收费,而“外稿”则收费较高,按照学术期刊的档次分类,一篇四五千字的论文,多则上千元,少则二三百元。“版面费”最后归入单位的小金库,变成了“集体”经费和奖金。 期刊收取“版面费”,在以前是“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可悲的是,现在这种事已经被视为公开的秘密,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我在审稿时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几份附信,附信者有在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有科研单位的学者以及高校的教师。”一位期刊编辑说:“这些附信内容大多相似,除谦逊之辞,就是恳求用其稿件,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若能刊用稿件,可支付一定数目的'版面费’,其中不乏财大气粗者。” 何以盛行? 有人愿意争先恐后地交费发文,自然有一些贪图私利或照顾所谓关系的学术杂志社,在正刊不足的情况下,扩充所谓的“专辑”“增刊”等容纳之,真是“只要为了钱便可以不择手段”。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旅游系教授李明伟表示,很多人愿意出钱发表文章,为的就是职称评定或获得学位。“有了职称与学位,将来这些钱是收得回来的。于是,这种做法也成为了一种投资。” 我国的很多学术刊物,发行量大多徘徊在1000份左右。在经费方面,政府提供的经费只能是保证刊物正常的出版发行;有的刊物由于经费不足甚至在出版发行上都颇为困难。 北京某大学一位学报编辑对记者说:“我们的杂志都是供院校、机关内部订阅的读物;因此,要生存就得走'收费’这条路。另外,还有一大堆的关系稿需要处理。怎么办呢?干脆明码标价,一碗水端平。” 影响学术诚信 很多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版面费”不但破坏了学术界的诚信原则,也使期刊丧失了社会大众的信任。长此以往,学术期刊的形象、信誉和质量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成言表示:“'版面费’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严重影响了学术公正、纯洁的良好形象。期刊一旦收取了'版面费’,就很容易在稿件质量的选取上打折扣,使交钱就能发文章成为可能。其次,交'版面费’容易使期刊在导向上走入误区。期刊本来承担社会导向的义务,'版面费’很容易使一些质量低下、观点错误的文章'登上’期刊。第三,使政府管理杂志的公信力受损。因为大多数期刊都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主办的,交'版面费’发表文章,会严重影响政府形象。” 需要综合治理 按照出版管理部门的规定,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出版物都是不能收“版面费”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0年12月15日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但是,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对'版面费’的治理将是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综合治理过程。”李成言建议:“首先,政府对期刊要给予一定的干预,出台相关法规,加强规范,严格规范杂志的出版。其次,有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增加相关投入。第三,学术期刊应该进行大胆探索,力争通过市场发行、广告等增加收入。第四,发动社会对期刊多方面监督,在政府的引导下,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使民众对收取'版面费’这种不良现象给予自觉抵制。”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05-04-18 记者 李松 杨钟红)

招聘毕业研究生要问“出身”?本市重点大学不少研究生在找工作时,就遇到这样的尴尬。 一些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招聘研究生时往往会问:“你本科是在哪里读的?”当回答是本科就读于某名校时,面试官会微笑着点头;如果回答是本科就读于某不知名学校时,面试官就会面露犹豫。有学生问:“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为何'出身’不同,待遇就不同?” 用人单位有其理由。某大型企业人事主管说,经过高考进入名校的学生,应该说具备相当素质和能力,读研更是“锦上添花”。而有的学生在不知名学校读本科,毕业后进重点大学读研,有的考了两三年才考上,这些学生的基本素质往往不及前者。再说,本科4年对一个人影响很大,不同的大学办学理念、师资水平、科研力量、校园文化差距很大,都会对学生成长产生影响,比如在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就会形成差距。况且,现在有的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也难保证,有的学生甚至读研期间处于“放羊”状态。 也有企业招聘人员说,前几年重点大学研究生稀缺,而现在这些大学的研究生年年增加,企业在招聘时可以“挑挑拣拣”。企业招聘时,和应聘研究生接触时间短,很难对其作出正确判断,询问本科“出身”,自然成了其中一项评判指标。 复旦大学学生服务联合体主任许玫认为,“出身”欠佳的本科生综合素质较弱,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学生特别是男生,成熟较晚,高考时没考好,但后来潜力爆发出来,考上名校研究生,学习和科研能力都相当出色。还有的学生,虽然本科就读于普通学校,但非常刻苦,进入重点大学读研,这种精神是很宝贵的。用人单位在招聘研究生时,还是应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最大程度地展示实际能力。 不少高校教师指出,有的重点高校研究生毕业于普通本科或来自边远地区,与其他同学一比,会发生心理落差,进而产生自卑心理,独来独往,这对自身发展非常不利。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该主动与其他同学比较,找差距,好好利用三年时间为自身素质“补缺”。这样,今后才能在就业市场上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05-04-18 09:07:41 记者 徐敏)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的《二00四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超过两千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百分之十九。 白皮书说,中国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促进公民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权利保障。二00四年,中央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九百八十七亿元人民币,投入国债资金一百四十七亿元。 去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一百多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七成以上。中央财政安排西部地区教育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公共卫生的建设资金达六十八亿元,比上年增加二十七亿元,扫除文盲二百多万人,西部地区两千三百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开工建设;中西部八千一百三十所农村中小学危房得到改造,中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两千四百万贫困家庭学生获得免费教科书。 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七万余所,在校生一千七百多万人,培训机构一万多个。二00三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达到一千零九十四亿元,比一九九九年增加了一倍多,占当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八成。 去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四百四十七万三千人,比上年增加六十五万多人;研究生招生三十二点六万人,比上年增加五点七万人。目前,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超过两千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一成九。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达到了五百四十八万人,在校一千三百多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专科在校人数达五百九十五点七万人,比上年增加一百万人。 (来源:中新网 时间:2005-04-15 10: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