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两弹一星”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许多令国人引以为傲的科研成果。然而,以往的成绩并不代表明天的辉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科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很明显,如果中科院仍沿着旧的路子走下去,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距离将越拉越大。   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为了解决国家、民族长远发展所做的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变革。那么,该怎么改才能适应世界科技潮流,赶超世界科技发展水平呢?   调整学科布局是中科院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且,此次调整是建院以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科技布局调整。   过去,中科院的学科布局主要是继承建院以来的旧底子,其中还有在五六十年代由军工所带动而建立起来的学科。因而,学科布局主要是以学科划分而建立的。而且,像“因人设庙”等问题也使得学科布局重复、不科学。   可以说,改革前号称拥有“10万大军”的中科院就像一个身材臃肿的大胖子,行动迟缓,步履蹒跚,根本无法适应世界科技潮流的发展。变革势在必行。                   “加减乘除”强身健体   为了构建出能够支撑和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科技布局,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启动阶段,中科院根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原则,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工作。首先进行了战略研究,对优先领域进行动态调整,优化选择重点发展领域和方向。   中科院成立了由200余位中青年科学家、战略专家和管理专家参加的9个战略研究组,先后召开了上千人次参加的各类研讨会,最终形成了《优先发展领域方向和重大项目战略研究》报告,引导各研究所将科技力量向重点领域方向凝聚。   在此基础上,中科院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发展信息科技与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技术、物质科学和先进材料、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与技术、天文与空间科技、数学与系统科学,加强科学技术史及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大科学工程和重大交叉学科前沿研究。并且,按照“领域前沿、重要方向和重大项目”三个层次,部署实施了一批创新项目。   同时,为保证科技布局调整顺利实施,中科院相应启动了组织结构调整,通过建设综合性创新基地、调整所际组织结构、组建非法人研究单元、进行应用开发类研究机构转制等措施,推进全院科技布局调整。   6年多来,中科院共建设了18个知识创新基地,包括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天文台、北京物质科学研究基地、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基地、上海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等,形成了在基础科学研究、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资源环境科学研究以及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等领域,优势较强、规模较大的综合研究基地。   此外,中科院还对45个研究所进行了所际调整,整合成为15个研究所(院)。例如,现在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就是由原来的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与工程计算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四所整合而成。合并之后,减少了各所原有的重复布局,集中了优势力量来解决重大数学科学问题,推进数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部署新兴和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并适时组建新的研究单元,中科院先后组建了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以及生物医药和健康研究院等。通过这些合并或新建等举措,使得中科院的科技布局不断优化。目前,中科院的学科交叉融合日趋频繁,原始科学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显著增强。从总体上看,初步实现了由单纯以学科为主进行科技布局向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态势聚焦创新目标并优选创新领域的转变,由跟踪为主向原始创新为主转变,由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与系统集成为主转变,由分散研究模式为主向加强跨学科跨所力量的组织与凝聚转变,由自我循环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社会化和规模产业化转变。   除了院层面的调整、重组和新建外,各研究所的学科布局也需要动“大手术”。   在试点以前,有人评价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更像是“维持会”,既不像搞科学的,也不像搞技术的,更不像搞开发的。很明显,要把这样的队伍调整成国家知识创新的重要“战略方面军”,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改革。   为此,中科院把科技目标凝练作为研究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首要标准,在总体设计基础上,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规范程序,严格论证,逐所审核,以研究所进入试点序列为动力,推动各研究所的科技布局调整。                   从“满汉全席”到“四菜一汤”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最早进入试点的研究所之一,它的改革颇受人关注。作为中科院久负盛名的一个老牌研究所,在进入试点之前,以学科分类为主的科研体系在建所50多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很难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形势。   实际上,当时科技部的“973”项目已打破了按学科划分研究领域的传统做法,国家基金委也正在酝酿对化学学部的学科设置进行重大改革。因此,必须打破学科框框,对相关的研究内容进行准确定位。   经过多次讨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保留原有优势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高效农药为主体的精细化工、绿色化学为目标的化工过程环境工程和生物材料为主导的生物技术以及选控化学为前瞻性基础研究的战略。这就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包信和经常提到的“四菜一汤”。包信和认为,创新工程一期所提出的“四菜一汤”比起改革前的“满汉全席”,突出了重点,更具特色。   到2002年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感到“四菜一汤”也并不是每一道菜和汤都是那么的有滋有味。通过进一步凝练科技目标,大连化学物理所从国家战略需求考虑,将发展目标重新确定为“以可持续性发展的能源为主导,坚持资源优化利用和生物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将基础研究等融入到以上几个领域中。                   从“占山为王”到“协同合作”   声学研究所是知识创新工程一期进入试点的单位之一。据田静所长介绍说,在进入试点之前,一些人对创新工程认识不足,一直认为声学所做得还不错。然而,实际上,尽管声学所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有些学科已经开始落伍,已经开始吃老本了。   要想更好地科技创新,就要认清自己的不足,重新进行定位。作为一个拥有40年发展历史的研究所,声学所历经多年发展,研究方向林立。在进入试点之前,所里有20多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下面又有一系列的课题组,每个课题组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实际上有些课题组所做的与企业做的没什么区别。和不少其它所一样,“占山为王”等问题一直没法有效解决。   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为了凝练科技目标,声学所多次组织发展战略讨论,在“需求牵引,技术推动”和“有所为有所不为”两个原则的指导下,试点初期提出了六大科技目标。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声学所重新论证,进一步凝练出八大科技目标,三个应用基础性研究和五个高技术研究方向,体现了国家在近、中、远不同发展时期对声学的需求,也紧密结合了国际声学学科的研究发展前沿。其中,三个应用基础性研究是海洋中的声传播、噪声控制和复杂介质中的声传播;五个高技术研究方向为新概念声纳技术、声学微机电系统、语言和语音信号处理、声学制导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和网络技术的开发。   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之后,声学所重新组织了研究队伍,形成了现在的六个研究部,即三个基础性研究方向的作为一个研究部,五个高技术性研究方向的分别成为另外五个研究部。   声学所围绕科技目标,采取的按需设岗、公开竞聘、择优录取的措施,很快改变了过去散乱无序的局面。   对此,田静深有感触。他认为,经过学科布局调整后,声学所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到加强。   正如我国一位科技政策研究的权威人士所言,到目前为止,中科院的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式的”学科布局调整已经基本结束。变革后,中科院的学科布局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今后,经过“塑身”后的中科院将会继续做一些局部的、小的调整,让创新的活力不断增强。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本报记者 张 虹)

                        阵痛中前行   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或许是数学家陈景润使他们认识了中国科学院。一篇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燃起了国人对科学的热情。1998年,中科院的数学研究机构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不是因为出了成果,而是因为“下岗”。   就在这一年,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启动,4个与数学相关的研究所合并组成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并设立了一个创新基地,200个岗位,450人竞争。4个所原有160名研究员,但知识创新基地只设80名研究员的岗位,还要留出20%的名额用于向国外公开招聘优秀人才。竞争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媒体诸如“研究员下岗”的一些并不准确的报道更引来了轩然大波。   “创新工程做的第一件事是结构布局调整。第二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调整队伍,布局搞好后没有人干不行。”回忆起当时的过程,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长曹效业坦承队伍调整是创新工程“真正的考验”,“这么做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科学院搞知识创新工程目的是要出成果。如果不动的话,科学院10万人的群体肯定是会不断地出点成果的,只是多点少点、水平高点低点的问题。但是只要一动,有些点就会受影响。”然而,中科院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把这支队伍组好”。   5年前,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接受了美国《科学》杂志社执行主编鲁宾斯坦的采访,谈及中科院的改革时他说,“科学发展异常迅速,而我们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却难以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在过去,很少有研究所的所长鼓励科技人才流动。一旦进入研究单位,人们便只是工作,然后等待退休。研究小组一经成立,课题一经确立,研究工作便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灵活性和相应的调整来适应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对科技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科院要“咬着牙”进行队伍调整。   7年来,经过痛苦而又必要的调整,中科院初步形成了一支精干、高效的科研队伍,全院在编员工约4.4万人,与1998年相比虽然减少了30%,但由于在学研究生和流动人员的不断增加,全院实际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科研条件获得了极大改善。数学院每个研究员都获得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人均经费近20万元,这样的支持力度在国内前所未有,也为很多同行羡慕。                   终结终身制   1999年,28岁的鸿缨博士刚毕业,就以中级职称在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直接聘上了研究员,这在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科院,“研究员”不再是一种技术职称,而是一种岗位。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初级、还是中级技术职称,都可能通过公开竞聘成为“研究员”岗位上的一员。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指出:研究员要竞争上岗,而不再享受终身制。这种动态滚动的竞争上岗机制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与积极性。   有学者分析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可以分解成两个层面:一是学科战略发展方向的调整、基地建设,这是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也要定期地调整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二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即基础性科研组织结构改革和科技管理流程改革,其中包括机构调整、人员流动、分配制度、考评制度、福利货币化、后勤社会化、高技术企业转制。第二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迫切,它无疑凸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成功追赶型国家的差距,凸现了两者不同的制度土壤。”   制度是持续创新的保障。知识创新工程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能否创建第一流的科研体系,做出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组织结构调整的本质是科技人事制度的深层次改革。亲历其事的曹效业说,我们了解了国际上的一些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管理队伍的情况,发现欧洲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也有点“大锅饭”,即采用tenure(在大学或某机关服务一段时间后获得的终身职位),你不辞职他不辞你。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一进了科学院大门就是国家职工,都是tenure,但是没有积极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的tenure门槛太低,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进了科学院就是tenure的人;西方国家的tenure是架在半空中,是在科研中做出成绩后获得tenure。因此,“我们就下决心改变传统的人事制度。使我们养懒汉、滥竽充数的终身制,变成激励创新的因素”。   目前,中科院已经形成一个完全开放流动式的科研机构,通过“岗位聘任”的方式,对优秀科技骨干予以稳定支持;针对各类科技项目的需要,通过“项目聘用”的方式,按不同的期限聘用有关人员;推行“研究助理”和“客座研究”制度,建立一支以在学研究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等为主体的流动人员队伍。除此之外,按规定,创新岗位每年还有5%的更新率,有的所实行末位淘汰,每年在年终评审中被评为后5%的人都将被淘汰出局,然后再从社会上招进新人,还有的所干脆就是成组撤销。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采取了温和一些的做法,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创新基地研究员,聘期4年。如果连续两届被聘为基地研究员一般可以成为终身教授。数学院方面表示,这是为了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但更多人还是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终身制的概念在中科院已经完全成为历史。                   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面向国内外全方位广纳贤才是中科院的目标。但是,传统的人事管理以人事档案为核心,档案依附于单位,人员调动受制于档案。这种传统的人事管理方式使“好的人才想进进不来,不好的想轰也轰不走”。   研究所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不在于研究人员的竞争上岗,而在于人员转岗分流。中科院人事教育局的同志表示,转岗分流人员中年轻人数量很大。既要保证改革稳步推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人推向社会不管,也不能用老的办法固化下来,那就必须采取新的机制和新的制度。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调研,中科院提出了人事代理制度,目的就是将人员的使用与人事关系脱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合同关系。   知识创新工程,给了科技人才更多的流动自由。人事代理制则对人事管理进行了专业化分工,把单位负责人从繁杂的、具体的人事工作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选好人才、用好人才上。较早尝试人事代理制的中科院植物所就尝到了甜头。该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人事代理制使研究所科研项目可根据阶段性需要和经费状况慎重用人,人员数量可随科研任务动态变化;通过聘用期内的严格考核,达到了优胜劣汰的效果,对聘用人员起到了较好的激励作用;研究所建立了开放流动的用人机制,形成了良好的人才竞争环境;解决了新进人员的出口问题,避免了富余人员在研究所内的沉淀。   2001年的人事工作会议在中科院人事制度改革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那次会议上,中科院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全面推进阶段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和发展教育行动计划纲要》总体框架下,一口气推出了6个有关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通过全面实行岗位聘任、项目聘用和人事代理及三元结构分配制度,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人事改革配套政策。   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中科院在人事聘用、工资分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干部任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   ——1999年,率先在全国科研系统中实行了“全员聘用合同制”,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开放竞争,实现了科研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重大转变,建立了科技队伍动态更新的制度基础。截至2001年3月底,中科院事业单位基本上全部实行了全员聘用合同制。   ——2001年,推出《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全面推进阶段全员岗位聘任制试行办法》,停止了各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全面实施岗位聘任制度。双聘合一,即身份聘用与岗位聘用合一。   ——2002年,规定对所有新进人员必须实行人事代理,计划到2005年全院50%的创新岗位人员实行人事代理,到2010年全部完成人事代理。   ——分配机制体现绩效优先,实行“基础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的三元结构分配制,打破分配上实际存在的平均主义。   ——对高层次的拔尖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制。积极探索知识和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陆续推出年功津贴、股票期权、技术开发收入预分配等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   ——通过建立健全新型的监督评估制度,并与领导体制、预算拨款制度、新的用人制度等相联系,共同构筑国立科研院所制度的基本框架。   经过近7年的努力,一系列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保证了中科院这艘国家自然科学研究的“旗舰”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 张其瑶)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本报讯 据8月份的《科学观察》上美国汤姆逊科学信息研究所(Thomson ISI)的一篇文章称,通过对1999年至2003年间论文引用数据的检索和分析,在11个主要学科领域论文引用次数前十位的研究机构中,中国科学院化学论文和材料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分别位居全球第二位,引用次数分别为22497和5956。   这11个领域分别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化学、微生物学、临床医学、免疫学、神经科学、药理学、材料科学和空间科学。最近5年中这11个学科领域中所发表论文引用次数最高的前10名机构中,哈佛大学出现在7个领域的排行榜中,并在其中6个领域位居第一。中国科学院在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榜上有名,是唯一出现在前10名机构中的中国研究机构。   《科学观察》的文章指出,在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中科院发表的化学类论文引用次数排行位于全球化学研究机构的第22位,材料科学论文引用次数排行位于全球材料科学研究机构的第12名,但在1999年至2003年的5年间,两个学科的排名同时跃升至第2位,这表明在最近5年中中科院化学和材料科学的论文引用次数大大增加。   《科学观察》同时也指出,按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的总数为标准进行排名更利于较大型的研究机构,因为大型机构的论文产出总量比较高。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按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即影响力来排名,则会让较小型的研究机构有更为公平的竞争机会。如果按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数次进行比较,从1999年到2003年间来看,按总数排名位居第二的中科院化学类论文的影响力为2.09,按总数排名第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类论文的影响力为9.497,而总数排名第3位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类论文的影响力则为5.58。从1999年到2003年间的材料科学类论文来看,中科院的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按总数排名第二,影响力为1.515,日本东北大学的论文按被引用总总数排名第一,影响力为2.70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按总数排名第三,论文的影响力则为5.54。 (王丹红)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去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组织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当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积极、健康、向上,主流是好的。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新的课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在教育部17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座谈会上,周济作上述表示。   据悉,包括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在内,中国在校大学生目前约有2000万人。   周济介绍说,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组织调查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胸怀远大理想,勇于自立自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周济说:“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亟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如何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引导青年学生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如何进一步弘扬主旋律,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如何准确把握当前大学生思想、生活、学习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周济强调,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造就“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 (文章来源:中新网)

  本报北京9月28日讯(记者潘锋)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第三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为期3天的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等10多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研究专题组组长将应邀在论坛上介绍专题战略研究成果,全方位展望我国科技发展前景。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的主题报告。在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徐冠华说,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综合2003年有关科技创新评价的结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徐冠华说,从综合能力评价指标看,主要差距表现为:一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60%以上的装备要靠进口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二是发明专利数量少。2001年我国发明专利总量虽然排名世界第八,但只占世界总量的1.8%。三是科学研究质量不高。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为12.2,而我国只有2.8;国家技术发明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6年中也只有2项。四是尖子人才匮乏。目前我国还缺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和世界级的科技领军人物,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把握重大发展方向。五是科技投入不足,1991~2000年,我国10年累计投入科技研发经费550亿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36,韩国的1/2;2003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只有韩国的1/7和日本的1/13,这种投入强度很难支持高水平的研发活动。   徐冠华说,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制约,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据了解,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工作自2003年启动后,组织了2000多名院士、专家和学者,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规划战略研究工作。今年8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技规划专题研究汇报时,充分肯定这项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强调规划战略研究完成后,下一步的任务是精心做好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对战略研究的成果进行充分凝练,在此基础上提出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的规划和蓝图。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