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科学发展来说,科研诚信教育,尤其是科研人员在入门阶段所接受的科研诚信教育至关重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说,目前科研诚信教育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环节。
 
7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等6部委的科研道德建设相关负责人及专家100余人共同参加了在京举行的科研诚信教育座谈会。
 
陈宜瑜表示,目前科研诚信教育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环节。目前,中国大部分高等院校还没有开设科研诚信、科研行为规范的课程,也缺乏适合的教材和读本。
 
“许多年轻人甚至有一定研究经历的科研工作者也不很清楚‘什么该为’与‘什么不该为’。”陈宜瑜说,我不赞成“科研腐败”的提法,但是科研不端行为到底是什么、产生科研诚信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
 
与会代表们谈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加强中国科研诚信建设提出迫切要求。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和监督惩处机制。但更需要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行为规范的教育。
 
 
 

继日前南京大学在安徽传出预录取“鸽子门”后,山东大学又出现了预录取失约。在生源下降、高校招生大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究竟什么是预录取?多少高校存在签订预录取协议情况?预录取协议真能给考生一个提前确定被录取的安全保障吗?
 
今年,先后出现了复旦和上海交大招生“掐架门”,以及南京大学安徽招生录取“鸽子门”,五花八“门”都与预录取有关。
 
当招生人员预计的录取分数线与最终的录取线差异较大,而学校也无法增加招生计划来兑现承诺时,就会出现爽约的情况。
 
预录取实为“圈”生源
 
据了解,由于山东省本科一批分数线随高考成绩一起公布,因此在填报志愿前接受报考咨询时,部分高校会根据一本线情况对当年该校录取线做出预估。
 
记者发现,采取签预录取协议提前“圈定”生源,在知名高校尤其是国内顶尖高校中已经成为常见的手段,几乎成为一种“潜规则”。
 
浙江大学山东招生组负责人金涛告诉记者,今年浙大在山东招生中首度推行了签订预录取协议的办法,目前,推行这一办法的主要是国内排名在前10名以内的高校。
 
在今年6月25日的2011年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上,就有复旦、浙大、南大、南开、中科大等高校的山东招生人员表态,将与符合条件的考生签订预录取协议。而在今年山东省本科一批一志愿录取中,不少签订预录取协议的高校也在投档满额的情况下追加计划,“履行承诺”。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录取线均较投档线有所下调,下调范围在1至2分。
 
既然要录取为啥还“爽约”
 
有数据显示,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在生源下降的大背景下,高校之间的招生大战愈演愈烈。今年,先后出现了复旦和上海交大招生“掐架门”,以及南京大学安徽招生录取的“鸽子门”等,五花八“门”都与预录取操作有关。
 
据媒体报道,安徽省6名考生拿到了南京大学的预录取通知,却未被录取。该校招办负责人表示,往年南京大学都会追加一些名额带走预录取的学生,但是今年分数线提高了不少,安徽省情况尤其特殊。学校已经对该省生源追加至30多名,实在是一名学生也没办法再接收。
 
高校选择签订预录取协议的对象都是预估线上目标人群,为什么还会出现爽约的情况呢?
 
金涛认为,这一方面取决于招生老师的水平,估分要准,毕竟高校可以通过向教育部申请追加计划;而估得相差太多,高校的招生计划也不是没有底,就会存在有考生“掉档”的情况。
 
另外,金涛表示,签协议可能被爽约的不仅仅是学生一方,高校也要承担被考生“爽约”的风险,因此实际上每个学校到最后签协议时都会放大一定量,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考生的风险。
 
预录取也要遵守投档规则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预录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高校抢生源行为。如果考生的分数达到该校在当地的录取线,没有这一纸协议,学校也必须按规定录取;而如果考生的分数低于该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按照投档、录取规则,即使有“预录取协议书”,也无法被这所学校录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涛也承认,签预录取协议形式本身并不规范,“这个办法不知道是哪个高校先想出来的,我们这样做是被逼无奈。”
 
金涛说,“我们对达到一定分数的学生承诺,如果你报考浙江大学,本着诚信的原则,我们就不退档。”然而,金涛越来越发现这一简单的承诺已经不能让考生下定决心报考了。“有的学校有盖着招生办公章的协议书,但我们没有,考生就认为,没有公章就不能相信你们。”
 
出了问题,咋就没人管
 
既然预录取有着较高风险,为何这一做法还被越来越多高校使用?
 
一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表示,教育部门对预录取“既没有说允许,也没有说不允许”。
 
熊丙奇认为,由于高考政策的复杂性和信息渠道的不畅通,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往往处于焦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高校招生老师,就会被视为权威的信息来源。他们容易相信高校招生人员所说的话和所做的“承诺”。
 
熊丙奇说,预录取多次被曝光,教育部门却一直没有公开表态,这让考生和家长越来越糊涂,而相关高校或许也觉得这种做法“被默许”,于是进一步大胆推进。对于各高校在招生过程中的任何不规范行为,教育考试部门都必须加以重视,以维护考生的基本权益。
 
浙江大学山东招生组负责人金涛也表示,他本人并不认同预录取这种形式。“几所顶尖大学面临的生源,就像一个水池里的鱼,再怎么捞都是那么多。690分和680分的学生差别真那么大吗?其实没有。这个想通了,你就不会为了那一两分去抢去争了。”
 
 
 

《科学时报》:高校在全国各省普遍设有“招生工作组”,请问在整个招生录取过程中,这个工作组在各地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各高校是否对其招生工作设有硬性指标?
 
北大招办负责人:招生工作组在各地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完成在当地的招生计划;二是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学校当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和学科特点等情况;三是指导考生合理填报志愿。学校对招生工作组只有一个硬性指标:完成招生计划。
 
当然,招生工作组也要为学校招收最适合各院系培养的学生,努力争取最优秀的生源。
 
《科学时报》:高校招生录取中是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现有的考试方式、志愿填报方式等,与招生制度不配套的表现有哪些?
 
北大招办负责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这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坚持目前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更为合理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
 
在目前的所谓“招生乱象”中,有一种观点将其归结为高校招办错误地制定了争取优秀生源的硬性指标,认为只要取消了这些指标,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另一种观点将其归结为考生和家长错误地向高校提条件,认为只要考生和家长道德素质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校,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
 
任何一个机构和个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受外部制度环境制约。这和道德水准无关。这些“招生乱象”主要发生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省市。在那些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省市,则没有发生。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可能出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上。它改变了考生和高校的行为方式。
 
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一方面,高校为了争取最优秀的生源,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目标学生能够填报本校。由于生源竞争关系的存在,谁也无法从这场博弈中脱身。当前,高校在招生中的所有做法都和这一方式有关。比如,和考生签订预录取协议,人为减少公布的招生计划,甚至只在某个省市投放一个招生计划等等。这是制度设计使然。
 
另一方面,考生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被某一高校的某一专业录取,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和高校谈判。由于考生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高校招生变成了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和交换。这同样是制度设计使然。如果高考志愿填报方式是考前或估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不知道考生分数的情况下,高校想去争取某个学生却没有目标;考生想去和高校进行谈判却没有资本。双方都没有对接的动力和途径。
 
《科学时报》:在招生录取过程中,高考分数是最直接体现生源质量的硬指标。在招生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评价指标来综合判断考生素质?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有没有可能突破招生的“唯分数论”?
 
北大招办负责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依据高考分数录取是导致招生乱象的原因。如果有其他替代性指标来综合判断考生素质,就可以防止高考招生中的“唯分数论”。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在西方国家,学生学业成绩也仍然是高校招生的重要依据。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高考分数仍然是老百姓公认的“硬杠杠”。突破了这个“硬杠杠”,就突破了老百姓心里的底线,就会被认为是不公平。
 
当然,我们不能把依据高考成绩录取直接等同于“唯分数论”。在高考分数之外,我们还要考察学生的理想抱负、社会责任感、好奇心和志趣等非智力因素。这也许是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所要探索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新模式。
 
《科学时报》:很多考生选择院校和专业时,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盲目性”。在您看来,高校招生部门是否能够对其进行更多的指导,以帮助他们更加合理地选择?在实际的录取过程中,招生部门是如何衡量考生专业倾向和适应性的?
 
北大招办负责人: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报志愿的省市,高校招生老师能够对考生报考志愿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更加合理的选择。但在高考后知分报志愿的省市基本上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一旦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数,当他来和你进行谈判的时候,高校就变成了弱者。你只能答应他的专业要求,否则他就转投其他高校。如果考生的专业选择是理性的,这也没有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考生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对未来的规划,他只能依据社会上普遍的看法进行选择。于是,经济管理等所谓“热门专业”的“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而一些基础学科或长线专业变得越来越无人问津。显然,这对高校学科建设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创新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科学时报》:在一些国外大学招生中,考生可以同时拿到多份录取通知,最终选择其一。这种招录方式,在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中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
 
北大招办负责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忽视了中国现阶段国情。
 
国外大学实行这样的招生制度有一个前提,就是该国的高等教育足够发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充裕,生源数量相对较少。但这些前提在中国现阶段都不存在。
 
中国目前每年的考生人数仍然有900多万,教育部部属院校招生数量只有30多万。如果实行这样的招生制度,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不公平。结果只有少数人获得了多个机会,而多数人可能连一个机会都没有。
 
《科学时报》:有学者指出,高校招生、培养和毕业应该是一体的。在您看来,招生工作应当如何更好地与学生培养相结合?目前的招生录取制度应该作哪些改革才能使人才选拔更加科学合理?
 
北大招办负责人:高校招生不是目的,对于北大来说,根本目的是要招收未来能够改变世界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我们始终强调,招生要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服务。
 
但高考招生制度不只是高校自己的事,必须考虑公平问题。事实上,我们始终在寻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促进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是一对矛盾。现在看来,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内解决这个矛盾有很大困难。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设计方案,即实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式。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探索。
 
 
 

 
在现行高考体制下,除了考试,招生环节的透明尤为重要。
 
编者按:如果说高考是千万考生“群雄逐鹿的杀场”,那么高考招生则已成为高校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今年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名校之间生源竞争之激烈越发浮出水面,“掐尖大战”、“放鸽子门”、“口水仗”……诸多“事件”引发舆论特别关注。
 
为还原“招生乱象”背后大学的境遇,了解当前高考招生录取现状,并尝试探究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本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教育专家、高校招生负责人。
 
7月初,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因争夺高分考生而爆发的“口水仗”,让“预录取协议”这一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所谓“预录取协议”,是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与高校签订的一份承诺书。在协议中,考生答应第一志愿填报某高校,而高校则会相应许下录取承诺。这种优先揽才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几所知名高校和高分考生之间。
 
一般情况下,“预录取协议”对高校和考生双方都是一剂“定心丸”,让高分考生提早确定未来学校的同时,高校也能对争取优质生源的“战果”感到安心。
 
然而,“定心丸”并不保证完全有效。日前有媒体报道,安徽无为中学的6名高分考生,与南京大学招生办签订了“预录取协议”,最终,却因高考分数没有达到最低投档分数线而被拒之门外。
 
教育主管部门、教育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均认为,“预录取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安徽无为中学的6名考生,也许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至此,由“预录取协议”引发的种种事件,在社会公众眼里呈现为“名校掐尖”、“争抢生源”和“招办放鸽子”等诸多“招生乱象”。
 
知分后填报志愿加剧“以分取人”
 
身陷“招生乱象”中的国内著名高校,对激烈的生源竞争并不隐晦。某高校招生老师向媒体表示,各高校为争取优秀生源都会有一些办法。“预录取协议”也并非今年才有,只是之前未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各高校追逐优秀生源时,高考分数是唯一标准。“高校普遍是这样一个心态,想尽一切办法夺取高分考生。”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向记者表示,各种现象表明,高校将最低录取分数线作为相互竞争的指标,是确实存在的倾向。
 
除心态和理念,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的某些制度设计,也成为高校争夺生源时“以分取人”的直接原因。
 
比如,受到质疑的“预录取协议”均出现在实行“高考知分后填报志愿”的省份。相较于知道高考分数之前进行“估分填报”,“知分填报”为高校招生办老师开展高分考生的“动员工作”提供了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郑若玲看来,“知分填报”是一种更加强调“以分取人”的方式,考生“志愿”也因此打了折扣。由此带来的更深层影响在于,这使得高校新生的录取分数更加集中而整齐,无形之中加大了高校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抹杀了新生群体的多样性。“估分报考志愿是有风险的,分数很高的考生也可能被录取到一般院校。这对希望获得高分考生的高校来讲,是一件好事。”郑若玲进一步解释道。
 
除此,考试和招生未能分离,也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无法突破“唯分数论”的重要原因。
 
据郑若玲介绍,美国、英国等教育发达国家,其面向高中生的大学入学考试均由民间考试机构统一组织,为考生提供考试成绩的同时,也会提供一份成绩分析报告。高校招生时,要求申请入学者提供包括考试成绩单在内的全面申请材料,考试成绩和分析报告将作为必备条件,但并不完全依据考分来决定录取与否。高中平时成绩、各种获奖证书、校长推荐信等,均可作为判断考生综合素质的依据。
 
综合素质评价有难题
 
“招考分离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经过实践检验是更科学合理的方式。”郑若玲认为,这是高校招生录取发展的趋势,我国也正朝此方向努力。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则表示,全面考察综合素质以进行录取的设想虽好,但缺乏可操作性,很难有可以量化比较的刚性标准。
 
刘海峰指出,我国高校的招生录取文件中历来都强调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但实际操作中为什么会演变成完全“以分取人”?他认为这其中有不得不然的原因,或者受到了某些规律的制约,“由于平时成绩可能作假,综合素质和表现难以量化而不具备可比性,推荐评价文字很难客观判断,因此,综合评价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理想。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验,取得成效后,综合评价才可能逐步推行”。
 
目前,高考分数被认为是最公平的竞争砝码,引入其他评价方式常常会引来对公平性的疑虑。例如北京大学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度引起热议,正是缘于对方案公平性的关注。
 
如何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推动改革?郑若玲表示,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学校加强自律、舆论加强监督、制度政策实施过程更加透明,由此而形成一个综合保障体系,那么改革就并非没有可能。
 
而在现行高考体制下,招生环节的透明尤为重要。“公开、公平、公正,无论何时都能适用。”郑若玲不无忧虑地表示,“这话说起来可能比较空,但确实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提升教育质量须“多样化”招生
 
有学者指出,高校的招生、培养和毕业应该是一体化的过程。而事实上,目前大多数高校只重视将高分考生招揽至门下,却忽视了有针对性的培养。用郑若玲的话说,就是“收进来好苗子但不重视培育,最后,好苗却结不出好果子”。
 
为做到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英美等国高校将新生的“专业性向测试”作为非常重要的招生考量因素,以帮助考生确定最为适合自身发展的专业方向。
 
可喜的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今年在云南、海南两省先行试验的“云海工程”,已开始为高考考生随成绩单提供学科能力分析报告和升学指导,除此,还通过心理测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考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在郑若玲看来,为提升教育质量,多样化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非常重要。高校不能一味以分数作为衡量标准,而另一方面,也要让公众认识到,多样化人才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英美等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能在国际上领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始终秉持着多样化的理念。为贯彻这一理念,他们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和法律加以保障。”对照我国目前的情形,郑若玲认为要让公众接受多样化的选材标准,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因为民众就怕不公平”。为了推动改革,她认为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而不能仅仅依赖于高校。
 
对此,刘海峰则表示:“如果广泛实行自主招生,打破完全以统一考试分数决定录取的模式,许多大学教师都得花精力为招生服务。以往,一般高校教师对招生考试改革不太关心,高教研究界对高考改革研究也重视不够。当自主招生、多元录取等逐渐铺开之后,招生是一件相当复杂、工作量很大的事,许多问题需要高校来研究和解决,院系教师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了。”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9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了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对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年,是推动人民教育事业不断实现历史性进步的90年。90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国之大计、民之根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

  一、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教育工作与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9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走过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光辉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与劳动相结合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宗旨。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克服各种困难创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放到重要位置,成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实现了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向工农开门”,大力开展扫盲和工农识字运动,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一位的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明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中央先后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努力建设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办人民满意教育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部署。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描绘了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

  回顾9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创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发展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条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又体现了中国国情;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教育基本原则,又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继承了我国教育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根本上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等重大问题,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