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申请,为什么流行“编故事”——聚焦科技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之二
 
如何利用各种技巧申请到课题,拿到经费,似乎成了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编故事、塞项目、拿回扣……本该单纯的科研项目申请,却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科技日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管是哪个层次的科学家,大部分人对此都是一肚子苦水。
 
看起来少有人喜欢的规则,却稳固、持续地左右着课题申请的始终,这是中国科研领域独特的悖论。
 
贴上“世界先进”的标签就能成功立项?
 
“如今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建议书,目标几乎都是‘世界先进’水平,更令人惊叹的是,项目完成之后,几乎个个‘如愿’。”早在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志祥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他看来,申请人不实事求是地写,评审人不实事求是地评,“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一个标签。有了这个标签,就能顺顺当当地立项。
 
“项目建议书当然需要‘忽悠’,领导肯定喜欢专家组提出的要达到‘世界先进’的立项建议。”对此,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李毅(化名)坦言。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科研领域,写项目申请、结题报告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把意义说上天,“立地”则是要把研究工作落到实处。“现在看来,‘顶天’很多人都做到了,但‘立地’就不好说。”
 
“要拿到项目,‘编故事’是必须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学教授王东(化名)说,“对于我们这些离决策层较远的人来说,通常是你首先要在各种场合宣传你的研究有多重要,打动专家,这些人再去说服主管部门。”
 
李毅说,科研申请书的评审专家很多都是大同行而非小同行,甚至是外行,所以要想申请书让人接受,一定要学会“编故事”,有时候有些八股文的味道,既要把问题说得易懂,意义说大,又要有适量的云山雾罩的地方,体现深度,常年申请项目的资深科研人员都是个中高手。
 
“获得资助的科研重大项目数以千计,可是,究竟有多少成果真正改变了人类的困境或至少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曾专门撰文指出。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大项目,很多往往已经沦落为扼杀竞争的一种借口。
 
“故事”背后是关系
 
或真或假的“故事”,为何总能被决策层采纳?
 
记者采访中发现,靠关系拿项目,几乎已成为科研领域的“明规则”。
 
王东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拿了不少国家级科技项目,甚至还三次获得了国家大奖,但他的所有课题十几年来做的是同一个内容,只是将同样的组分用在不同载体上,从研究上来看,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之所以毫无意义的课题还能屡次获得资助,是因为“和上面的领导有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陆健健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以他熟悉的环保领域为例,“这几年每年立了不少环境公益性项目,但是大部分都是重复的,以前是直接重复,现在是可能换个题目、换个说法,但内容还是重复的。”
 
事实上,关系在重大项目中更是起到关键作用。
 
陆健健说,海洋领域某重点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项目,目标是为我国提供近海的基础数据、基本评价和“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项目金额近20亿元。
 
“这个项目最后拿出的数据都是80年代的,建成的数据库与现状不符,”陆健健说,“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主管部门下属单位承担的,到最后不得不让海洋口外的单位来为他们啃骨头。”
 
比直接靠关系拿项目更隐蔽的是,部分人在大项目中加塞课题。
 
“每个国家级科技项目都设有子课题,比如我申请到一个污水处理项目,就会有相关做设备的、其他相关技术的人要加进来。”王东说。
 
他说,能通过这一渠道拿到课题的人也是因和主管部门关系熟。“官员和项目组织单位打招呼,组织单位再找到我们申请课题的人,表示有人要加入的意思。一般没人会拒绝,毕竟,拿到国家课题很不容易”。
 
“我今年就被塞进来两个子课题,结果,我只能拿到大概一半的经费。”他说,被安插的项目没有科研价值,也就是说,那一半的经费等于白费。
 
除了和主管部门关系密切,学术“大牛”们也结成同盟。李毅说,某个专业领域有几个所谓的“大牛”,这个领域有重大课题要立项,往往这些“大牛”会参加项目的评审。如果其中一位拿到了一个重大课题,其他人会参与这些课题。
 
“基本不是这个圈子的很难拿到,也不能说内定,因为他们实力确实很强,但是基本最后能拿到的人在申请内容正式颁布之前就早已知道并着手准备。”他说。
 
错综复杂的关系链导致科研人员对经费分配不公的抱怨。中国科协在2003年曾发布《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而这份距今已8年的《报告》却是最“新”的,因为此后再无全国范围内的类似调研。《报告》显示,随着国家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多,资金切分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当时承担了其中“科技工作者科研环境调研报告”的调研和撰写工作,他说,“因为涉及到制度和人,这类调研确实很难操作,但我感觉,《报告》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更为突出,因为经费投放机制和渠道都没有发生变化,而经费数量增长迅速。”
 
“没有完善的制度制约,人总会有贪念”
 
“大家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就自身经历而言,我觉得真正有水平的研究一般都能拿到经费,我从没有刻意和哪个部门的领导搞好关系,也能拿到国家级科技项目,”中科院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员说,“即使从政绩角度考虑,领导也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科研领域当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不能否定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也不否认中国科技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极其丑陋的一些现象在本应纯粹的科研领域存在,而同时,逐年增加的科研经费,并未产生多少激动人心的成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论人士认为,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传统学术道德底线屡屡失守,科研制度的设计成为最后一道阻止腐败的关卡。
 
一位多年留学以色列的科研人员说,我国的科研立项程序其实与大部分国家并无太大差别,即发布指南、申请、函评、会评,“最大差别是国外评审是小同行,对学科进展把握比较好,而国内有些是大同行、甚至是外行评议,需要申请人说明进展及在学科中的贡献,所以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有观点称,现在相当数量的科研、教育机构内部已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者已博弈出相对成熟的分肥机制。只有真正确立科研、教育系统的学术独立性,才有可能全面恢复其自身的学术评价体系。
 
“我们希望科技管理部门按照我国国情,减少行政对科技的非理性干预,科学立项;规范管理程序,分类分层管理,做到实事求是,公正公平。”陆健健说。
 
年轻的李毅最后感叹:“我们都想安心做科研,但要让大家能踏踏实实做好科研,制度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完善的制度制约,人总会有贪念,有贪念就要分心,这样也没有办法真正搞好科研。”
 
 
 
 
 
 
 

德国弗赖堡大学11月23日发表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最新发现,西兰花、卷心菜这类常见蔬菜可充当“肠道安全卫士”的角色。这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名为硫代葡萄糖苷的物质。
 
研究人员先用一种不含任何植物成分、也无硫代葡萄糖苷的食物喂养实验鼠,结果实验鼠肠道免疫功能减弱。研究人员随后在食物中添加了硫代葡萄糖苷,实验鼠肠道免疫功能得到了提升。这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在保卫肠道免疫细胞中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他们尚未在人体内进行验证,但硫代葡萄糖苷在人体内以及实验鼠体内的作用机制估计差别不大。这项研究成果在未来有望用于防治肠道感染和慢性肠炎。
 
硫代葡萄糖苷常见于十字花科植物中。除西兰花、卷心菜外,十字花科植物还包括甘蓝、菜花、白菜等蔬菜。
 
 
 
 
 

 
《科技日报》编者按 这是一组来自基层的声音。在“走转改”活动中,科技日报组织记者小分队深入科研工作一线,专门就科技体制改革的话题进行调研采访。很幸运,能有这样一批科学家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和我们促膝深谈。
 
我国的科技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仍存一些让人诟病的问题,比如,科技资源分散、效率不高、协同不够,等等。我们——科学家和媒体的愿望是共同的,愿意竭力推动科技体制走向更加科学的方向。这组报道呈现的,既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切身感受和真实诉求,也有深刻而务实的见解。相信倾听这样的声音,必将有益于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从今天起,科技日报将推出一组五篇系列报道,从资源共享、科研立项、经费使用、项目验收和科研评价五个方面分别作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在近日举行的一次以“空间技术对重大自然灾害机理的研究和预测”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很多专家感慨:“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但我们现在的研究都在各自为战,尚未形成灾害研究、预测和防治的系统运作机制。”
 
这样的现象,似乎不独某一个科研领域。一个大气研究项目因各课题组之间互不通气,集成成果被别国“坐享其成”;健康长寿研究因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相往来,跨学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互不通气”在现今的科研活动和项目管理中几成风气。
 
中国的科研领域,难道患上了“自闭症”?
 
6<1的启示:小作坊对抗不了大合作
 
“小作坊生产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10年前,多个部委在大气领域支持了6个大型的有关大气的场地观测项目。执行期间每个项目内部可以共享观测数据等成果,但6个项目之间人员却是不相往来,不能享用其它项目的观测数据。
 
当时,有一个国家通过提供装备和人员参与了全部项目,因而掌握了6个项目的资料成果。项目刚结题不久,吴国雄参加国际会议,那6个项目的“集成”竟成了该国一位专家报告中大项目成果的一部分,对中国的主持单位只字未提。
 
吴国雄当场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主持的研究项目的成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是我们互不通气,让人家“坐收渔利”的。
 
“这件事值得科技界好好反思,小作坊对抗不了大生产、大合作,”吴国雄说,有些单位之间戒备心很强,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认为“人和资料都是自己的,私有的”,本位主义、“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传统狭隘思想在科研领域普遍存在。
 
“不仅是单位之间,小圈子内也很难共享。”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信息工程博士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他们学校,不仅不同学院,甚至一个学院的不同实验室都很少交流,连隔壁房间的论文答辩内容,都很难“探听”到信息。他现在养成了习惯:若想获取学术资料尽量联系国外专家。因为国外专家一般有过半的人会回复,有人还非常高兴自己的研究被人关注,乐意与其交流沟通。而如果联系国内专家,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欧美,用纳税人的钱做的东西,‘私有独占’是违法的。”吴国雄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去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工作,当时向外国同行请教问题,对方总是毫无保留、一一解答。他们会告诉你程序的计算方法,设备如何使用,查看哪些资料,会有多大误差,可谓知无不言。
 
不到半年,吴国雄觉得“欠别人太多”,于是也主动将自己的成果与他人交流。这种频繁碰撞、深入交流的文化氛围,使他获益匪浅。
 
一位科学家也向记者反映,自己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索取数据比从国内容易得多。“美国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研究课题、项目,只要不涉及保密,一般通过递交申请等程序索要资料,甚至软件、源代码都能无偿得到,最多也就是交纳复制费或刻光盘的费用。”
 
谁独占资源和设备,谁就更有竞争优势?
 
那么,国内科学家和科研单位就不明白1+1>2的道理?谁都明白。
上述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分析说,外国人比较讲究诚信,尊重知识产权,引用他人学术成果都会标注并经允许,而国内蔓延“拿来主义”风气,抄袭与剽窃等时有发生。相互不信任,是造成隔膜与封闭的原因之一。
 
美国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健认为:“国内科学家的合作,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成果最大化。”
 
“大家误认为奖励科技创新最‘公平’的标准就是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所以大家都去争第一作者了。”在韩健看来,牛人有资源(钱),但不一定有好思路;可是一般科学家怕自己的“好主意”被掠夺,有创新点子留着自己慢慢做。
 
即便合作,如何评价项目中各个团队的贡献和排名,也是难题。
 
“造成封闭的深层次原因是机制问题,即科技资助和利益分配的方式。”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说,很多科研院所过度依靠课题竞争获得资助,所以只有通过封闭的手段才能够独享信息、经费等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数据设备“私有化”,就会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说白了,就是争取更多课题,获得更多利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重大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李德威教授还认为,当前的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研活动的开放流通。他以复杂的地球系统和灾害系统研究为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这些重大交叉前沿领域通常存在非共识,风险极大,很难发表论文,更难获得项目支持。于是,许多科学家愿意从事局部的精细研究,利用先进仪器设备测试大量的数据,支持公认的理论或模式。虽易于发表文章,但难以出重大创新成果。”
 
“除了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存在矛盾,高校院所的人员考核上,以论文发表和争取课题项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也造成教学科研人员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一位科技管理人员分析说,而各管理单位难以摆脱部门利益,往往注重本系统获得多少资源,对本单位人员参与系统之外的“大兵团作战”激励不够。
 
跨学科横向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国内的所谓合作都是同行之间的‘资源分享’。”在韩健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合作,合作方不是隶属,更不是给予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合作双方都有对方需要而自己又没有的“绝活儿”。所以开创性的合作通常是跨领域,跨专业的。
 
然而,在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目前我国灾害研究、监测、预测和防治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系统运作机制。”李德威以他正在研究的灾害链举例:“为什么强震前人们普遍感到闷热,震后伴有降雨或降雪?说明地气耦合,灾害关联。”
 
李德威说,其实,各种自然灾害之间都是密切相关的,地球灾害系统是时、空、物、力有机组合的开放巨系统,自然灾害是开放地球系统中能量异常积累和突然释放的结果。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各种自然灾害的时空关系、物质关系和能量交换关系,至今仍没有取得公认的重大的理论突破,也就难以有效地开展预测预报和防灾减灾。
 
“一个灾种的监测和预防可能会涉及地质、气象、航天、海洋、地震、水文等十几个部门,而目前部门分割性强,缺乏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李德威说,开展长期稳定的综合研究和协同创新尤为重要。
 
我国环境气候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亦是如此。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做环境健康影响博士后的西北民族大学西部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于国伟教授告诉记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环境监测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以及传染病流行趋势预测等多个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基于环境气候的监测也开展了许多环境健康问题的研究。而我国在促进地理学、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方面还较薄弱,环境和卫生等部门缺乏交流与合作。
 
自然科学内部的合作尚且如此,更别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了。
 
老龄健康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领域,但中国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难以进行实质性的亲密合作。
 
“由于受到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离的管理体制局限,我国在这一可望较快见效的健康民生前沿研究领域仍然十分薄弱,与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极不适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进行跨学科交叉合作是国际老龄健康研究的主流。但我国相关研究还处在比较分割、分散的状态,跨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打破封闭需要一套“组合拳”
 
“解决封闭有个方法,那就是让所有承担财政资助课题的机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将用于科技研究的公共财物和项目,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信息公开。”王元说,如将大学、研究院所购买使用的大型公共设备实际运行/服务的小时数对外公开,国家科技计划公布课题承担者,预决算和结题成果在网上“晒一晒”。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主体科技计划管理办法的修订中,特别强调信息公开并使其制度化,规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必须进行立项公告和结题公告;同时实行公示制度,在遵守国家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对项目立项、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结果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此外,还将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科技资源汇交机制,促进科技资源社会共享。
 
其实,我国已经着手建立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社会共享机制。目前,由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共享、科学数据、科技文献、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和网络科技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已初步搭建完成;初步形成了科技资源整合共享的网络体系,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已经开通,实现了“全国、区域、省市区”三级整合共享。
 
“但是,不能否认,在现有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科技资源信息利用率仍然较低,大量宝贵的科技资源信息尚没有发挥应有的服务价值,科技资源的深度数据挖掘和综合利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玄兆辉认为,一个项目或平台,研究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很多人认为基础研究产生成果就是出版个专著、发表数篇论文,这就是公开了,后期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和评价机制尚未建立。
 
“很多国家科技项目在立项之初就签订承诺书,规定结束后都是要求资料共享公开。但是谁来管理这些信息?谁来对资料进行质量控制和加工?”吴国雄认为,有些具体的措施尚未到位,也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国外NASA的资料就有专人搜集、分类、整理建库。我国应该在建立条件平台之后,加强后期管理和评估,并进行专门的研究。
 
“当然,开放共享本身有难度。一般情况下,企业对涉及保密、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本能有垄断倾向。” 但玄兆辉认为,用公共财政支持的高校,研究院所应该以各种方式开放,为社会分享。政府应该起推动作用,如对采购仪器设备进行财政资金投入,前期用约束性条件引导项目立项方向,后期通过以奖代补、后补助等方式鼓励开放共享。通过多方面的政策促进,形成多种方式进行考核的“组合拳”。记者获悉,科技部正在酝酿对试验验证或共享平台进行认证、评估、补贴,依据平台提供服务的数量和水平进行评价,并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鼓励平台对外提供服务,加大开放共享,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合作不是因为无私,而是因为共赢。”韩健说,合作就要去有目的地编织一个价值体系,并让这个体系成为整个健康行业价值链中间的一个环节,而自己又能在这个体系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实践将证明,越是开放的地方也越容易形成合作。
 
 
 
 

“神八”回家了,天宫一号正在太空默默地等待“神九”、“神十”的到来,而天宫一号的“妹妹”天宫二号也开始跃跃欲试。在昨天中国科协举行的科学家和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童旭东透露,作为天宫一号的备份,天宫二号正在进行测试和出厂前准备,万一天宫一号“有变”,可立即启用天宫二号。如果天宫一号圆满完成任务,天宫二号和三号还将作为小型空间实验室为未来的空间站建设验证关键性技术。
 
童旭东介绍说,在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完成后,目前,飞船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都在紧张进行任务评估,对整个飞行过程中的数据和飞行状况以及所有过程进行仔细判读和评估。评估结果将为明年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安排提供基础。目前,初步安排明年上半年发射神舟九号,下半年发射神舟十号,具体时间和状况要根据神舟八号和火箭技术评估,以及整个的工程具体规划来确定。
 
对于未来的载人航天,童旭东指出,神舟飞船主要是载人飞船,是天地往返的载人工具,但飞船上还有大量的货品要靠货运飞船来提供,目前正在开展货运飞船研究。另外,发射货运飞船和空间站的新一代运载火箭目前正在开展研制。
 
童旭东介绍说,天宫一号重8吨多,而未来空间站的基本结构是一个核心舱加两个实验舱,这三个舱分别是20吨级舱,未来要在天上对这三个舱进行组装,形成我国自己的空间站。交会对接是将来空间站建造必须掌握的技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火箭可一次性把空间站打上去,即使能行,效率也不高。未来我国空间站的三个舱都是在轨组装完成建造,如果再加上载人飞船、货运飞船,未来就要完成建设80吨级空间站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人员的邮件泄露引发人们对相关气候变化报告的质疑,这一被称为“气候门”的事件对大会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即将举行南非德班新一轮气候会议之前,情节极其相似的“气候门”再度出现。
 
本月22日,一些对气候变化问题持不同意见的网站上开始流传一个名为“FOIA2011”的压缩文件,其中是东英吉利大学等机构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与同行往来的5000多封电子邮件和其他相关文档。
 
东英吉利大学当天发表一份声明说,由于文件内容巨大,目前还难以一一检验真伪,但整个事件看起来与2009年该校电子邮件系统被非法侵入和盗窃的事件相关,事件制造者故意选择在联合国即将召开重要气候会议前公布这些材料,以扰乱联合国气候会谈。
 
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的一些数据和结论是联合国有关气候报告的重要基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前发生的“气候门”事件使许多人怀疑气候谈判的科学基础。后来的调查认定,气候研究中“操控数据”的指控不能成立。
 
东英吉利大学的声明说,和2009年一样,这次被泄露的文件中也有一些字句被故意挑出,用以攻击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但这些字句是完全脱离上下文而被曲解的。在上一次“气候门”事件之后,科学界又对气候变化相关结论进行了多次复查,相关研究人员、东英吉利大学和更广泛的学术界都继续支持气候变化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