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专业转到生物专业
记者：看了您的简历，我们注意到您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来是怎么转到生物上来的呢？
Simon：那纯粹是个意外。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工作（我想应该是做博后那会儿）。一天我在帮一个朋友解决电脑问题，他那儿碰巧有个招聘广告，是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的基因组中心要招人。在美国，90年代初那会儿，美国政府打算组建几个基因组中心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其中一个就建在了达拉斯。他们需要物理专业做些数据分析以及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另外，我的大姐是搞生物的，她博士读的就是生物。为了搞懂她的工作，我之前也曾读过生物。所以，我跟他们打电话报了名，参加了面试，然后就通过了：两周之后开始工作。
记者：看上去是你的大姐把你领进生物的。
Simon：对，在我真正参加工作之前，我读了一本很受用的书，你可以从国外购买到，书名是A Cartoon Guide to Genetics，所有的信息都用图画表示出来。通过阅读这些有些傻气的图画，我对生物学有了基本的了解，能够开始理解生物学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上过正式的生物学课程。可以说，我并没有搞生物的“资格证”，因为我本行是搞物理的。
记者：在你看来，你的物理学背景在某些方面帮助了你的生物学研究了吗？
Simon：对，我想是这样的。在生命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同之处还是多过不同。技术变化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所以现在生物学里面有很多的物理的内容。比如，数据的类型，生物信息学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生物学者也要学些物理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都有这样的选择。从物理转到生物，我觉得并不容易，人们常说，哦，你有数学北京，这对你来说不难；也许有些道理吧，但是生物里面有太多的信息了，比如代谢通路，比如基因，等等。你需要做大量的阅读。人们又说，哦，你是搞物理的，你肯定很聪明吧，因为你要会搞数学。我总是很惊讶于生物学者能记住那么多信息。我想我们的大脑工作方式不一样。
我还想，搞生物的跟搞物理的、搞化学的多多交流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相互间的讨论有助于大家产生新的想法。我读博士的学校有一方面做的很好，那就是每天10：30的茶歇时间，在那半个钟头里，大家聚到一起，不干别的，就是聊天。什么都可以聊，但是往往聊的都是物理，张三碰到了一个问题，李四说，嘿，你试过这个方法了吗？对啊，太好了，我怎么没想过呢。你看，交流可是科研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呢。
我不想再旅游了，于是又回来做研究了
记者：你是一到美国就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吗？
Simon：我是先到的美国，到那儿生活了几年之后才转向生物的。刚去美国那会，我还是个学生，因为我在英国的老板要跳槽到德克萨斯州大学，他就得把他的全部实验室（其实只有仪器和我）搬到美国。所以呢，当我还读博士那会儿，就要把实验室拆分，全部海运到美国，然后再全部组装好。我花了18个月才重新弄好他的实验室；直到那会，我才开始自己的实验。
虽然我博士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在美国做的，但我实际上毕业于一所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美国，在德克萨斯州大学谋得一个位子，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是教学教授，我那会在德克萨斯州大学教物理。
记者：另外，从你的简历，我们还发现你曾参与了一个公司，bioautomation公司，对吗？可以谈谈这个经历吗？
Simon：当我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做事那会，我同时在做生物信息学和自动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他们在尝试、也必须去自动化，用自动的方式测序。因为所有的事前准备都是一样的，提取样品，然后建库，建好库之后，进行测序；得到序列之后再进行序列拼接。在引物步移当中，引物是很贵，所以我们打算自己制造DNA合成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合成自己的DNA引物了。然后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可以合成很廉价的寡核苷酸，然后其他人也想让我们帮他么合成DNA，这是我们意识到这儿有个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就注册了一个公司，我们在中国也有市场。那个公司相当成功。（还有欧洲、韩国）
对，所以我当时有很多很多机会旅游，每周我都会去世界上的不同地方。这样过了三年，我不想再旅游了，于是又回来做研究了。
我就是想来中国做科研
记者：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Simon：我很早就梦想着来中国了。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在高中那会儿，当我上历史课的时候，我就很想来中国了。那时候我大约十四五岁吧。但是我不想来中国只做一个英语教师，我想来做科学研究。在九十年代我尝试过来中国，但是没有如愿。在那时候来中国挺难的，尤其是对想做科研的人。在2003年，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位子，但后来爆发了SARS，工作也就泡汤了。我等到2004重新开始找工作，花了6个月找到一个地方（即北京农业大学）。如果你打算在中国的大学做科研，老外会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找谁说去。如果你可以找到那个人，那还算好，但是踏出这第一步非常非常困难。中国人出国的门路比较清楚了，而且很多人都走过，但是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不太寻常了。
记者：你是怎么来病毒所的？我知道，你之前肯定被问过N次了。
Simon：我当时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我排队打饭那会，前面一个哥们转过头来，说：哇，你很高啊。然后我们就聊上了，他跟我讲了很多。我当时正想换个地方，因为我当时有点不喜欢 呆在北京了，因为北京太西方化了。感觉跟西方城市差不多，而我想找一个更“中国化”的。所以我打算换个地方，他就跟我提了这个研究所，而且安排我联系胡志红老师，当时她也在北京，所以我们就在那儿见面了。
记者：看上去，你从北京来到武汉主要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你先前提到过你对中国的强烈的兴趣。我们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吸引你呢？
Simon：就是差异吧，跟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甚至包括我提到的在家庭、商界和科研当中的等级制度。从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有如此多有趣的事情，包括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文革动乱。在这儿生活跟在英国的经历完全不同。在英国，每天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
记者：但是不止北京，整个中国，包括武汉，都在经历着西方化的过程，你对此什么感觉？
Simon：我很庆幸自己在武汉变化太大之前就来了，我倒希望自己早点来这儿呢，看看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
在我来中国工作之前，因为公司的业务，我曾有很多出差的机会，我到的第一个亚洲国家是泰国，然后还去过台湾、越南。去台湾那次我至今还记得，感觉很棒。我站在一个街角，等着晚上见面的人。我当时难以相信自己终于来到亚洲了。因为，虽然之前从电视节目上看过，也读过一些书籍，但是当我真的来到这儿还是不一样，那种感觉真的难以言表。就像一个梦想竟然变成了现实。
进入病毒学领域，我才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真正正喜欢做的事情。我曾经做很多很多领域做过，我搞过物理，然后是生物，我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干过，还涉足过免疫，然后我在工业界干过。在北京，我开始做农大做生物信息学。但是直到来到这儿，我才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想这跟这儿的领导者有关系，他们有理念，我觉得他们的理念很好，这儿的工作环境也很优美。大家非常很团结，而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那就是病毒学。我觉得这种态度蛮好。
记者：你现阶段的专业目标是什么，我是说，很多研究员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发到怎样怎样的杂志上，你有类似的目标吗？
Simon：哦，当然了。我刚刚完成了两篇文章，准备投到不同的期刊去。还有另一项工作正在进行，不过很快也会完成并发表。呃，当我试图申请经费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外嘛，在中国只有极少的课题可以申请。因为中国公民才能申请。所以，我就尝试从西方申请部分经费。
记者：那么，你是用西方的钱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了？
Simon：对，这正是我的目标。（笑）
啊？他就是Watson！
记者：可以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吗，有没有什么特难忘的经历？给我们讲讲，或许能给我们些启发或者鼓舞？
Simon：哦，那是很久很久之前喽。让我想想。我曾有一个挺有趣的经历，但不是我读书那会，那是我在bioautomation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了趟冷泉港，你知道，在长岛，DNA结构就是在那儿发现的（记者按：Simon可能记错了，DNA结构其实是在剑桥发现的）。我在哪儿谈妥了DNA合成仪正要走开，这时有个哥们走过来问我，嘿，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来卖DNA合成仪的。哇，那它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跟这个哥们聊上了，他蛮友好我们聊得也挺开心。过了一会，大概15分钟吧，他说，我现在不能和你聊了。好，再见。再见。（他走之后）另一个人问我：你知道他是睡吗？我说：不知道啊。那是克里克！他人真的蛮好，但是我之前从不知道他是谁。对了，那个冷全港的头头是哪个？沃森还是克里克？克里克住在加州，我想那应该是沃森。因为他们一个在加州教书，另一个在冷全港当头头。所以，我碰到的就是就是那个冷全港的头头。不管怎么着，碰到这些大牛们还是很开心的事情。
记者：你是不是很喜欢跟不同领域的人聊天呢？
Simon：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在于，我的博士导师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对他的领域理解非常之深刻，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个物理学中简单的想法，我是说，就是那么聊两个小时，聊它是什么意思。我想，能有这样的经历，真的很幸运。他对该领域的理解、洞察力、以及激情。如果你也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想你也会觉得很兴奋。那种环境的确很鼓舞人。
国内外科研机有根多相似点
记者：就你的经历而言，英国、美国、中国的科研机构主要有哪些不同？
Simon：呃（思考中），让我想想。我想它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像了，比如要发文章，要申课题；我觉得这让人羞耻，因为大家做研究都盯着容易发文章或者拿经费的去了，而没有时间去做真正的科研。我对西方科研挺不满的一点在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参加会议。我们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不停的做PPT讲演，等等。好像这儿也正在变成那样。我想在很多方面他们是很接近的：他们有一样的目标，做研究、发文章、拿经费。我想随着经费进入中国的科研界，现在的差别微乎其微。当然，如果你能拿到经费，你可以做一些昂贵的实验，如果你想买昂贵的仪器，你的经费也会允许你这么做。
在美国，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开会。在中国很好的一点是这儿有很长的午休时间，在西方，人们通常就在办公桌旁随便吃点，然后直接回去工作。但我很怀疑他们的效率有多高。
或许研究氛围也很接近。我想，这还是跟领导者者有关系。因为大多数的研究员都曾在国外留学过，他们带来了一些东西，我想他们也在有意的鼓励这种氛围。也许北京的氛围有些不同。北京有更多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
个人兴趣爱好、文化差异问题
记者：平时你喜欢做什么来放松自己？
Simon：呃，我喜欢骑自行车。我通常早上骑它，因为夏天我经常起的很早，然后骑车绕东湖、磨山，因为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我差不多一周骑一次吧。早上骑车的好处在于周围没有汽车。如果你起的足够早，你可以骑上磨山，通常他们是不让自行车上去的，但是那儿有个后门，你可以趁没人的时候溜进去，骑上山顶，骑下来，在门卫出现之前再溜出来。非常惬意。
记者：嗯，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就是，不同国家的人之间究竟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
Simon：我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兴趣吧，比如，家庭很重要。还有，都渴望舒适的生活，都想找份好工作。所以，看上去人们的目标差不多。人们也会常常谈论，比如，哦，英国人恨法国人，法国人恨英国人，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如果你就面对单个的个人，你会发现中国人里有你喜欢的，同样也有你不喜欢的。我也曾经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生活过，我觉得法国人很不错啊，但是很多很多英国人都不喜欢法国人。
记者：你在什么时候最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差异？
Simon：每天都有啊。（笑）我想我呆的时间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差别所在。比如，作为一个老外，你永远是个局外人，你没办法融入其中。你永远是个旁观者，但是，没关系，我理解，呃，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你在中国长大，你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所有的事情，你的思考方式，你的行为方式都跟你的经历吻合。我的经历就不同了，而且，呃，随着我逐渐理解汉语，我能感到文化间的差异，即使我还不能总是理解这些差异，但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而且，我也乐于生活在存在文化差异的生活中。
采访手记： 和外籍教师Simon的谈话是我们经历的历次采访中最幽默、诙谐的一次，他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与启发，他告诉了我们对待生活要时刻怀有积极地态度、面对人生中的每一次机遇都好好好把握。中国的科研体系在日渐完善、中国的科研氛围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专家来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科研无国界”是我们在与Simon交谈中最深的体会与感悟。
Simon Rayner,男，1963年出生，博士，研究员，1985年获英国Salford University 物理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英国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固态物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赴美，曾先后在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担任高级研究科学家、助理教授，参与过人类基因组计划。1999年在Corning Photonics工作，2000年-2004年与他人共同创建了BioAutomation生物技术公司，2005年至2006年在中国农业大学任生物信息学教授，2006年至今任生物信息学学科组组长，承担多项创新工程项目。研究经历丰富，研究领域横跨物理、生物、计算机的科研及工业领域。目前的研究兴趣在于开发大规模数据分析方法，特别是通过代谢途径的分析进行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以及亚洲HIV-I序列的突变分析等。
